编者按： 据德国媒体《商报》8月21日报道，上任不到1年的德国总理朔尔茨支持率已跌至新低。国内矛盾四起的同时，德国仍面临俄乌冲突带来的诸多影响。生逢乱世、内外交困，朔尔茨是否会被迫下台？这会对中德、中欧关系产生什么影响？目前欧盟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能否维持欧洲一体化的“领导核心”？针对这些问题，《凤凰大参考》日前专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现将访谈实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核心提要：
1. 德国朔尔茨政府支持率跌至历史新低，原因众多：初期民众预期偏高；三党联合使得政府内部博弈加剧；俄乌冲突等新情况使政府缺乏时间解决内部问题。但是，稳定仍是德国政治突出的特点，其"共识政治"的传统仍在。仅是民意支持率的下降，还不足以动摇其执政基础。
2. 默克尔的执政风格是坚持主见，但朔尔茨受制于政府结构和内外环境，因而难以施展出相应的能力。由于外界现在对朔尔茨缺乏信心，对德国政策稳定性的预期也在下降，客观上会影响德国在中德、中欧关系以及大国关系中的信誉和声望。
3. 默克尔执政时期美国内政外交混乱，使得德国一度被视为西方民主政治稳定的象征。然而拜登上台同期德国政治进入不确定时期，此消彼长之下，德国对西方和欧洲的影响力下降。除此之外，作为欧盟的"钱袋子"，如果德国经济前景不佳，也将对欧洲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4. 减少对华依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内容，德国不会、也不可能搞"一刀切"。但在一些被德国认定为关键门类或者涉及安全的领域，如医疗卫生方面，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在技术附加值比较高的领域，德国也可能会对华采取限制措施。
5. 默克尔时期留下两个主要遗产，其中之一就是《中欧投资协定》。然而在地缘政治动荡并进一步干扰经贸合作的背景下，像《中欧投资协定》这样系统性的双向开放议程，在今后一段时期可能很难回归双方的正式议程。但这也不妨碍中欧采取更技术性的方式来延续甚至加强双方的实质性合作。
朔尔茨政府“生逢乱世”
《凤凰大参考》：德国《商报》8月21日报道称，上任不到一年的德国总理朔尔茨和他的“交通灯联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三党的颜色分别为红绿黄）支持率已跌至历史新低，目前朔尔茨支持率仅有25%，而今年3月初时，他的支持率仍有46%。您认为短时间内朔尔茨的支持率大幅下跌背后是什么原因？
崔洪建：导致支持率变化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3月初正好是德国新政府刚上台不久，那时的数据更多地体现的是民众对新政府的期待，而没有经历实践的检验。但是到现在，经历了这一段时期，我认为支持率高开低走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因为民众的期待往往是偏高的。
除去这个原因外，我认为造成朔尔茨政府支持率下跌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先天不足，二是“生逢乱世”。
这届政府是德国战后史无前例的三党联合，这意味着政府内部的政治博弈加剧、政策形成和落实的难度加大。按照最初的设计是三党各擅所长，然后由社民党来居中协调。但在实际施政过程中，这种理想状态迄今没有达到，在一些政策上三党之间还是存在较大的冲突和矛盾。这就影响了朔尔茨的施政能力，很多时候显得比较犹豫和摇摆。因为他需要协调其他两党，甚至包括自己党内的冲突，这就会影响政府的施政效率。德国正经历政治转型且缺乏稳定性，我认为这是相比之前大联合政府的明显差异，也是造成支持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以及内外因素的相互交织，对朔尔茨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实效提出了严峻挑战。在新冠疫情持续的背景下，乌克兰危机实际上把德国的各种矛盾集中暴露出来。在默克尔执政后期，德国社会已经在讨论如何改革的问题，涉及产业结构、财政支出、和外交政策等领域。如果没有俄乌冲突这样紧迫且重大的外部环境变化，如果没有欧俄在能源领域制裁与反制裁之间的激烈博弈，无论德国的政治转型还是国内改革等问题可能会赢得一个更宽松的环境，各种矛盾不会如此集中地暴露并爆发出来。民众对外部环境不安全、通货膨胀和经济前景不看好的情绪积累后需要找到宣泄口，朔尔茨政府就难免成为众矢之的。
▎朔尔茨去年12月上任后面临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批评者指责他没有展现足够的领导力。图源：路透社
《凤凰大参考》：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已经实施了多轮的对俄制裁，其中德国也跟随美国对俄进行了能源方面的制裁。在能源转型和气候保护方面颇有雄心的德国，因此陷入了能源政策窘境，备受民众诟病，而且德国在北溪石油管道上的态度也未能和欧洲盟友完全一致。您如何看待德国目前的能源政策？您认为德国能源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崔洪建：德国之所以形成今天的能源结构，一方面是时代和历史的背景，另一方面是服从于经济原则和市场规律。经济原则和市场规律其实就是利益最大化，德国产业体系的形成是使用能够就近获得的且相对成本较低的俄罗斯能源，这是德国的首选，所以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另一方面就是时代和历史背景。德国开始大规模使用俄罗斯天然气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当时西方和俄罗斯正处于蜜月期，双方有意构建一个互通有无的合作体系，包括俄罗斯向欧洲提供稳定的能源供应，而欧洲帮助俄罗斯对其单一依靠能源的经济体系进行“现代化改造”。但后来的政治和政策变化使得双方逐渐脱离了这一合作轨道，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更转向了政治对立的状况。
▎当地时间8月21日，朔尔茨在联邦政府开放日当天接见民众，结果遭到两名乌克兰女性脱衣抗议，要求朔尔茨“马上禁运天然气”
从2014年后欧洲就开始认真讨论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问题，但在此次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市场原则仍然在发挥巨大作用，尽管欧盟确立了减少化石能源的“碳中和”目标，但仍将俄罗斯天然气作为最为可靠的过渡能源。
为什么现在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尤其是天然气的依赖呢？因为在德国看来，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反对俄罗斯”的政治和军事安全的需要超过了继续使用俄罗斯能源的经济安全需要。最近围绕“北溪1号”天然气管道的博弈也让德国进一步认为，俄罗斯正在将能源“武器化”。如果继续在能源上依赖俄罗斯，德国和欧洲可能会长期处于俄罗斯“能源讹诈”的威胁之下。
因此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没有俄乌冲突，德国在未来20至30年内还是会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但从北溪2的命运多舛也可以看出来，德国的对俄政策和德俄关系背后的逻辑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
▎ 俄乌冲突下，“北溪 二号”（Nord Stream 2）天然气管道在政治层面上，已陷入休克状态，德国能源危机由此加剧
减少对华依赖非常复杂，
德国不能也不会搞“一刀切”
《凤凰大参考》：有外媒认为德国经济机器正在崩塌，昔日老牌的制造业强国如今正在衰落，比如其王牌汽车行业就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有评论说：“德国曾大力发展制造业并在很长时间内取得不俗成绩，主要依靠四大引擎：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中国需求的激增、高效的国内劳动力以及廉价的俄罗斯能源。现在四大引擎都有些卡壳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您认为德国制造业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崔洪建：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发达经济体中也很有代表性，在全球层面上也形成了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产业链价值链。但在发达经济体中，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最近几十年才发生的事，一定意义上说，德国现行经济体系的形成及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以制造业为主、“两头在外”是德国经济体系的主要特色。比如它依靠能源这样的原材料进口，然后在欧洲范围内通过技术加工和产业布局来实现高附加值生产，制成质量比较好的制成品，然后再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以德国经济呈现出来的基本面貌是：原材料的全球采购、发达的制造业以及巨大的贸易顺差。
▎ 德国城市克雷费尔德，一个工人在铸铁厂工作
不仅仅是因为俄乌冲突，实际上近几年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已经给德国现有的经济体系敲响了警钟。特朗普时期的中美贸易战是对德国经济的第一次冲击，夹在中美两大市场之间给德国制造业造成了困境。甚至当时德国国内在讨论，是否要在中德与美德之间构建两条平行的供应链，因为德国既不愿意放弃北美市场，也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一旦中美竞争持续加剧，其涉及到贸易、产业链和技术，德国将无所适从。
这一次俄乌冲突就把能源依赖问题摆在了德国面前，在放弃俄罗斯能源后，德国的整个经济体系需要重新塑造，原有的经济要素需要重新组合。为在能源领域实现“去俄罗斯化”目标，德国的应对策略之一是寻找能源替代以实现供应多元化。但无论是购买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还是从中东、非洲获得更多进口，德国都将承受更高价格并因此削弱其制造业的竞争力。
与上述变化同时发生的是德国正进入劳动力成本上升时期，老龄化也会加大福利和财政开支的压力。如果这时德国再盲从于内外政治压力而推行所谓“减少对华依赖”的政策，相当于几乎要同时拆除掉经济体系的所有支柱，这无异于自毁根基。
▎2015年，时任德国汉堡市长朔尔茨访问北京和上海
《凤凰大参考》：您认为短期内德国不可能减少对华依赖吗？
崔洪建：尽管德国国内有争论，但是现在德国在对华依赖这个问题上自己也有一定的认识。其实从前两年开始，尤其在疫情的背景下，当时欧洲就曾经讨论过供应链问题，认为欧洲在一些医疗卫生的设备上过度依赖亚太市场，尤其是中国，因此当时就提出要解决供应链安全的问题。
对于德国来说，现在中国市场仍然有巨大利润，而且在中国及其周边市场有较为成熟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德国很难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在所有领域减少对华依赖。比如汽车行业，中国市场仍拥有巨大潜力，德国不会轻易放弃其已有份额而且还指望在从汽油向新能源动力的转型过程中继续获益。
▎新冠疫情下，德国汽车制造商奥迪的一条生产线。图源：路透社
但在一些被德国认定为涉及“供应链安全和技术安全”的关键领域如医疗卫生以及高科技领域，德国会考虑实现供应链本地化或区域化，并通过投资审查和技术出口控制对华采取限制措施。
德国“减少对华依赖”的意图将主要通过调整产业链供应链的布局来进行，因此将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代价巨大且非常复杂的过程，德国不会、也不能搞“一刀切”。
▎2021年11月，默克尔表示与中国完全脱钩是错误的，欧盟应继续和中国合作。图为2014年默克尔访华期间，在成都菜市场购买郫县豆瓣酱
默克尔顶得住压力，朔尔茨有点“软”
《凤凰大参考》：这也让我们想到了《中欧投资协定》，默克尔在任时曾试图推动《中欧投资协定》的落实，您认为朔尔茨之后会如何面对这个协定？您怎么看这个协定的未来？
崔洪建：在大国关系上默克尔有两个主要的遗产，一个是和俄罗斯的北溪2，另一个就是她当时极力推动的《中欧投资协定》。这两大遗产体现出德国保持其经济优势的强烈政策意图。如果没有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影响，俄罗斯的能源和中欧之间扩大的双向开放可能继续为德国和欧洲经济提供有力支撑。但目前这两大政策遗产不同程度上受阻，甚至北溪2可能已胎死腹中，这说明了德国政治和现政府的局限性。
第一，无论德国自身的利益需求有多大，它的政策空间仍然有较大局限，只能在欧洲框架或西方框架内实现，难以形成并实施完全自主的对外政策。
第二，从投资协定本身来说，以默克尔为代表的务实派想要坚持既定的和中国合作的路线，即一定程度上区分政治目标和经济利益；但与此对立的观点则从政治安全角度出发，用政治安全目标来干预和限制经贸合作。这两种观念和政策之间的斗争正进入一个非常激烈的阶段，《中欧投资协定》在欧洲议会遭“冻结”出于所谓的“人权”理由而非经济因素，就是这种斗争的体现。因此默克尔时代后期正是德国或欧洲对华观念和政策逻辑发生变化的时期。在地缘政治动荡并进一步干扰经贸合作的背景下，像《中欧投资协定》这样一个系统性的双向开放议程，在今后一段时期很难回归双方的正式议程。但这也不妨碍中欧采取更技术性的方式来延续甚至加强双方的实质性合作。
▎ 2021年1月1日，中欧班列（成渝）号首列班车在重庆团结村站等待发车。 满载电子产品、机械零件、智能家电的中欧班列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杜伊斯堡。图源： 新华社
《凤凰大参考》：面对这些“内忧外患”，如果是默克尔在任，您认为她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处理方法？
崔洪建：默克尔卸任及作为其背景的政治转型本身就是德国政治面临的一个挑战。如果默克尔仍在任且处于她执政的鼎盛时期，那么她的执政基础和声望可能会提供一幅不大一样的场景。
首先是大联合政府基本上能维持“共识政治”，因此默克尔面对的政治干扰不大，主要应对的是政策的问题，不需要花大量精力去协调政府内部的立场。尽管朔尔茨平衡施策的执政风格和默克尔相似甚至刻意模仿后者，但两者的执政基础、政治信誉不可同日而语，也可以说默克尔时期在政策上是主动平衡，而朔尔茨的平衡就有很大的被动性。
▎2018年，朔尔茨（左二）与社民党内人员聚餐。图源：AFP
而且在默克尔的平衡施策后面是坚持主见，但朔尔茨是否也是这样还展现得不多。默克尔在处理对俄罗斯、中国以及美国等大国关系上更能明确德国利益并找到德国立场，而且能顶住压力。或许朔尔茨也具有类似的能力和意愿，但他受制于政府结构和内外环境的问题更为突出，难以施展出相应的能力，使得他给人感觉比较“软”。
因此如果默克尔时代延续，北溪2或许不会这么快就“寿终正寝”，德俄、欧俄之间也就保留了更多缓和的空间。相似的情况也会体现在中德关系中，出现莫衷一是、政出多门的混乱局面的概率会更低。尽管在默克尔执政后期也出现过外长马斯和国防部长卡伦鲍尔对华不友善的现象，但外界以及中方对默克尔能最终拍板还是有很强的信心。但是现在外界对朔尔茨显然缺乏这样的信心。这意味着对德国政策稳定性的预期在下降，客观上会影响德国在中德、中欧关系以及大国关系中的信誉和声望。
《凤凰大参考》：回到民调数据，网民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朔尔茨会下台吗？德国该如何解决目前的困境？
崔洪建：尽管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但我认为稳定仍然是德国政治比较突出的特点，尤其是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由于支持率下降就导致三党联合政府改组或朔尔茨下台，在当前德国政治中仍然是小概率事件。
当然，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如果积累下去，对于朔尔茨和他所在的社民党都不是好事，会影响到下次大选的局面。同期发布的民调结果还显示，目前作为反对党的基民盟支持率最高，紧随其后的是绿党、社民党、德国选择党和自民党。由此可以看出，对朔尔茨的不信任已经影响到他的政党。但只要三党联合能维持多数支持，德国政府就不会出现重大变化。即便朔尔茨的支持率继续下降或出现重大的政策失误，相关问题也会优先在三党内部解决。这不仅是因为维持联合执政仍然是三党的首要目标，也是由于目前德国政治的碎片化状态提高了重组政府的难度。从之前的大联合到现在的“交通灯”联盟，德国各政党搞联合组阁的难度越来越大，政治成本越来越高，各政党不会轻易地去“自讨苦吃”。
▎2021年12月8日，朔尔茨当选为德国新任总理，默克尔16年执政生涯结束。图源：路透社
因此尽管德国“共识政治”的基础在动摇，但是其传统仍在。尽管现在三党之间有分歧，但仍维持合作，仅仅是民意支持率的下降，还不足以改变联合政府的结构或动摇其执政基础。
对于德国民众的期待来说，朔尔茨还有机会和时间。到明年春天执政一年之际，如果德国政府能够应对好当前的能源问题和通货膨胀，能够在乌克兰危机中发挥作用，支持率仍有可能回归。
作为欧盟的“台柱子”和“钱袋子”，
德国的变化对欧洲产生深刻影响
《凤凰大参考》：德国目前面临的很多问题也是欧洲多国普遍面临的问题。根据6月通胀数据，不少欧洲国家通胀率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物价一涨再涨，法国、德国、比利时相继出现罢工潮，民怨四起。而今“欧洲衰落论”再起，作为欧盟的支柱，德国地位的变化将对欧洲产生哪些影响？
▎ 7月27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罢工，导致超过1000个航班被取消，影响了数万名乘客
崔洪建：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政治和外交上，德国从默克尔到朔尔茨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或者说有一个很大的落差，这个落差不仅是因为德国政府的更替带来了不确定性，也因为同期美国政府也出现了从特朗普到拜登的更替。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内政混乱和外交失策，衬托出了默克尔时期德国的稳定，使得德国一度被视为西方民主政治稳定的象征，默克尔也成为了坚持“西方价值观的旗手”。
但是在默克尔下台、拜登上台后，美国极力想塑造出作为西方主流政治代表、精神领袖和实际主导者的“回归”姿态，而同期德国政治进入三党联合执政的不确定时期，此消彼长之下，德国对西方和欧洲的政治影响力出现下降。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后，德国所擅长的经济和外交手段未能奏效，又进一步加剧了影响力下降的趋势，因此现在对德国来说需要解决好在欧盟的领导力问题，否则欧洲可能会出现更为涣散的局面。
▎2021年2月4日，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上任后的首个外交政策演讲，并宣称“美国回来了”。图源：纽约时报
为解决这个问题，朔尔茨政府除了强调加强德美关系、重视“法德轴心”外，还提出了以加速军事化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政策转向，但效果还很难预期。德美之间的一些分歧只是暂时被掩盖，而“法德轴心”也缺乏动力。尽管朔尔茨与马克龙互动很多，但德法由于政策目标差异导致的矛盾没有减少，各执己见、各行其是的时候越来越多。法德协调难以到位会给欧洲一体化带来失去动力和失去速度的问题。
其次是经济方面。德国经济并不局限于德国领土，其产业布局遍布欧洲，欧盟国家也是它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因此德国经济被看作欧元区和欧盟经济的火车头。如果德国经济前景不佳，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和冲击会非常直接和巨大。在德国最近刚刚公布其二季度经济增长停滞的信息后，欧元汇率就再次应声而跌，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种连带关系。从长期来看，如果德国经济不能在地缘政治和能源危机的冲击下实现转型，它作为产业核心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吸引和示范效应也会下降，会直接影响到欧洲深化经货联盟的前景。
另一方面，德国的财政状况直接关系到欧盟的财政支付能力。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也是欧盟财政预算的最大贡献者，换句话说，德国是欧盟的钱袋子。如果德国在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下不得不花费更多，就意味着欧盟的钱袋子会缩水，欧盟目前和今后的大笔花销和投入要想指望靠德国来买单就会越来越不现实。
大国竞争中，
欧洲首先需要维持而非进取
《凤凰大参考》：在后默克尔时代的欧洲，俄乌战争以及多国的高通胀等问题纷至沓来。您认为在德国领导人目前表现乏力的情况下，整个欧洲未来在大国的夹缝间会有什么样的走向？
崔洪建：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欧洲正进入一个所谓“战略觉醒”的时期，欧盟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尤其是要建设“战略自主”并积极参与大国博弈。但对家门口爆发的俄乌几乎束手无策的窘境迫使欧洲重新面对现实，对生存的需求正压过进取的雄心，欧洲不得不又回到一个危机管控和应变的阶段。在乌克兰危机持续、扩大甚至可能升级的前景下，欧洲当前最需要的是维持而不是进取，需要在越来越逼仄的空间里尽量减少损失并维护其作为世界一极的基本形态和所必需的资源。
在大国关系的夹缝中，欧洲首先需要面对的考验是如何处理与同处欧洲大陆的俄罗斯的关系，在“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后是否还能建立起正常的欧俄关系。乌克兰危机前，欧俄关系处于虽有政治对立和安全博弈但还有能源合作、人员往来等共同利益的复杂状态，外交仍有较大的作用空间，即便欧洲多数国家不接受2014年克里米亚的变化，但还能够通过“诺曼底模式”和“明斯克协议”将欧俄矛盾“冻结”起来。但在俄乌陷入直接冲突后，欧洲开始质疑其外交手段的有效性，甚至有舆论将北溪2项目和明斯克协议视作“对俄绥靖”的产物。对俄政策的挫败感会加剧欧洲对俄罗斯的恐惧、不信任和敌意，双方未来关系的重新构建会经历一个更艰难曲折的过程。
同时，欧洲极力摆脱对俄罗斯依赖的后果是将加强其对美国的依赖。现在北约成了欧洲面对俄罗斯时的最大安全屏障，从美国进口更多液化天然气也会加大欧洲的能源依赖，在此趋势下，建立在“欧洲主权”基础上的战略自主构想很可能就此转向或落空。尽管欧洲多数国家尤其是大国对美国政治的稳定性和欧美关系的前景信心不足，但短期内又不得不更多地将赌注压在美国身上，欧洲的短期需求和长远目标之间的矛盾将更加尖锐。
▎2019年1月，时任德国副总理、财政部长朔尔茨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讲话，他表示，中国和德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联系和沟通越来越紧密，数字经济正是双方可以在未来进一步合作的领域
在对华关系上，我认为目前德国和欧洲还处于一个相对混乱的时期，一方面认为此前的关系结构难以持续，另一方面又还没有找到一个既符合欧洲整体和长期利益又能被中方所接受的相处模式。因此目前的欧洲对华政策进入了一种应激状态，缺乏系统性的思考和长期的政策建构，既受到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强烈的影响，又承受其他大国关系如中美、中俄关系变化的冲击，还受制于内部民粹政治和政经矛盾的影响，政策失衡的状况持续加剧。
一个最近的例子是欧洲一些国家和政治人物在推行“印太战略”的名义下，在涉台问题上开始跟风美国，但对于欧洲自身在反对单极霸权体系、捍卫国际法原则和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应当发挥何种有别于美国的作用，显然缺乏足够深入的独立思考。
因此对于欧洲来说，要维持住当前生存和未来发展所需的基本力量，最重要的前提是坚持欧洲特性和对多边主义的认同，不在“民主对抗专制”或“东西方对抗”这样的粗浅鄙陋的价值观陷阱中迷失自我。
编者按： 据德国媒体《商报》8月21日报道，上任不到1年的德国总理朔尔茨支持率已跌至新低。国内矛盾四起的同时，德国仍面临俄乌冲突带来的诸多影响。生逢乱世、内外交困，朔尔茨是否会被迫下台？这会对中德、中欧关系产生什么影响？目前欧盟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能否维持欧洲一体化的“领导核心”？针对这些问题，《凤凰大参考》日前专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现将访谈实录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核心提要：
1. 德国朔尔茨政府支持率跌至历史新低，原因众多：初期民众预期偏高；三党联合使得政府内部博弈加剧；俄乌冲突等新情况使政府缺乏时间解决内部问题。但是，稳定仍是德国政治突出的特点，其"共识政治"的传统仍在。仅是民意支持率的下降，还不足以动摇其执政基础。
2. 默克尔的执政风格是坚持主见，但朔尔茨受制于政府结构和内外环境，因而难以施展出相应的能力。由于外界现在对朔尔茨缺乏信心，对德国政策稳定性的预期也在下降，客观上会影响德国在中德、中欧关系以及大国关系中的信誉和声望。
3. 默克尔执政时期美国内政外交混乱，使得德国一度被视为西方民主政治稳定的象征。然而拜登上台同期德国政治进入不确定时期，此消彼长之下，德国对西方和欧洲的影响力下降。除此之外，作为欧盟的"钱袋子"，如果德国经济前景不佳，也将对欧洲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4. 减少对华依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内容，德国不会、也不可能搞"一刀切"。但在一些被德国认定为关键门类或者涉及安全的领域，如医疗卫生方面，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在技术附加值比较高的领域，德国也可能会对华采取限制措施。
5. 默克尔时期留下两个主要遗产，其中之一就是《中欧投资协定》。然而在地缘政治动荡并进一步干扰经贸合作的背景下，像《中欧投资协定》这样系统性的双向开放议程，在今后一段时期可能很难回归双方的正式议程。但这也不妨碍中欧采取更技术性的方式来延续甚至加强双方的实质性合作。
朔尔茨政府“生逢乱世”
《凤凰大参考》：德国《商报》8月21日报道称，上任不到一年的德国总理朔尔茨和他的“交通灯联盟”（德国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三党的颜色分别为红绿黄）支持率已跌至历史新低，目前朔尔茨支持率仅有25%，而今年3月初时，他的支持率仍有46%。您认为短时间内朔尔茨的支持率大幅下跌背后是什么原因？
崔洪建：导致支持率变化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3月初正好是德国新政府刚上台不久，那时的数据更多地体现的是民众对新政府的期待，而没有经历实践的检验。但是到现在，经历了这一段时期，我认为支持率高开低走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因为民众的期待往往是偏高的。
除去这个原因外，我认为造成朔尔茨政府支持率下跌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先天不足，二是“生逢乱世”。
这届政府是德国战后史无前例的三党联合，这意味着政府内部的政治博弈加剧、政策形成和落实的难度加大。按照最初的设计是三党各擅所长，然后由社民党来居中协调。但在实际施政过程中，这种理想状态迄今没有达到，在一些政策上三党之间还是存在较大的冲突和矛盾。这就影响了朔尔茨的施政能力，很多时候显得比较犹豫和摇摆。因为他需要协调其他两党，甚至包括自己党内的冲突，这就会影响政府的施政效率。德国正经历政治转型且缺乏稳定性，我认为这是相比之前大联合政府的明显差异，也是造成支持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以及内外因素的相互交织，对朔尔茨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实效提出了严峻挑战。在新冠疫情持续的背景下，乌克兰危机实际上把德国的各种矛盾集中暴露出来。在默克尔执政后期，德国社会已经在讨论如何改革的问题，涉及产业结构、财政支出、和外交政策等领域。如果没有俄乌冲突这样紧迫且重大的外部环境变化，如果没有欧俄在能源领域制裁与反制裁之间的激烈博弈，无论德国的政治转型还是国内改革等问题可能会赢得一个更宽松的环境，各种矛盾不会如此集中地暴露并爆发出来。民众对外部环境不安全、通货膨胀和经济前景不看好的情绪积累后需要找到宣泄口，朔尔茨政府就难免成为众矢之的。
▎朔尔茨去年12月上任后面临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批评者指责他没有展现足够的领导力。图源：路透社
《凤凰大参考》：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已经实施了多轮的对俄制裁，其中德国也跟随美国对俄进行了能源方面的制裁。在能源转型和气候保护方面颇有雄心的德国，因此陷入了能源政策窘境，备受民众诟病，而且德国在北溪石油管道上的态度也未能和欧洲盟友完全一致。您如何看待德国目前的能源政策？您认为德国能源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崔洪建：德国之所以形成今天的能源结构，一方面是时代和历史的背景，另一方面是服从于经济原则和市场规律。经济原则和市场规律其实就是利益最大化，德国产业体系的形成是使用能够就近获得的且相对成本较低的俄罗斯能源，这是德国的首选，所以是符合市场规律的。
另一方面就是时代和历史背景。德国开始大规模使用俄罗斯天然气是在冷战结束以后，当时西方和俄罗斯正处于蜜月期，双方有意构建一个互通有无的合作体系，包括俄罗斯向欧洲提供稳定的能源供应，而欧洲帮助俄罗斯对其单一依靠能源的经济体系进行“现代化改造”。但后来的政治和政策变化使得双方逐渐脱离了这一合作轨道，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更转向了政治对立的状况。
▎当地时间8月21日，朔尔茨在联邦政府开放日当天接见民众，结果遭到两名乌克兰女性脱衣抗议，要求朔尔茨“马上禁运天然气”
从2014年后欧洲就开始认真讨论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问题，但在此次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市场原则仍然在发挥巨大作用，尽管欧盟确立了减少化石能源的“碳中和”目标，但仍将俄罗斯天然气作为最为可靠的过渡能源。
为什么现在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尤其是天然气的依赖呢？因为在德国看来，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反对俄罗斯”的政治和军事安全的需要超过了继续使用俄罗斯能源的经济安全需要。最近围绕“北溪1号”天然气管道的博弈也让德国进一步认为，俄罗斯正在将能源“武器化”。如果继续在能源上依赖俄罗斯，德国和欧洲可能会长期处于俄罗斯“能源讹诈”的威胁之下。
因此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没有俄乌冲突，德国在未来20至30年内还是会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但从北溪2的命运多舛也可以看出来，德国的对俄政策和德俄关系背后的逻辑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
▎ 俄乌冲突下，“北溪 二号”（Nord Stream 2）天然气管道在政治层面上，已陷入休克状态，德国能源危机由此加剧
减少对华依赖非常复杂，
德国不能也不会搞“一刀切”
《凤凰大参考》：有外媒认为德国经济机器正在崩塌，昔日老牌的制造业强国如今正在衰落，比如其王牌汽车行业就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冲击。有评论说：“德国曾大力发展制造业并在很长时间内取得不俗成绩，主要依靠四大引擎：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中国需求的激增、高效的国内劳动力以及廉价的俄罗斯能源。现在四大引擎都有些卡壳了”。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您认为德国制造业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崔洪建：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发达经济体中也很有代表性，在全球层面上也形成了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产业链价值链。但在发达经济体中，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最近几十年才发生的事，一定意义上说，德国现行经济体系的形成及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以制造业为主、“两头在外”是德国经济体系的主要特色。比如它依靠能源这样的原材料进口，然后在欧洲范围内通过技术加工和产业布局来实现高附加值生产，制成质量比较好的制成品，然后再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以德国经济呈现出来的基本面貌是：原材料的全球采购、发达的制造业以及巨大的贸易顺差。
▎ 德国城市克雷费尔德，一个工人在铸铁厂工作
不仅仅是因为俄乌冲突，实际上近几年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已经给德国现有的经济体系敲响了警钟。特朗普时期的中美贸易战是对德国经济的第一次冲击，夹在中美两大市场之间给德国制造业造成了困境。甚至当时德国国内在讨论，是否要在中德与美德之间构建两条平行的供应链，因为德国既不愿意放弃北美市场，也不愿意放弃中国市场，一旦中美竞争持续加剧，其涉及到贸易、产业链和技术，德国将无所适从。
这一次俄乌冲突就把能源依赖问题摆在了德国面前，在放弃俄罗斯能源后，德国的整个经济体系需要重新塑造，原有的经济要素需要重新组合。为在能源领域实现“去俄罗斯化”目标，德国的应对策略之一是寻找能源替代以实现供应多元化。但无论是购买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还是从中东、非洲获得更多进口，德国都将承受更高价格并因此削弱其制造业的竞争力。
与上述变化同时发生的是德国正进入劳动力成本上升时期，老龄化也会加大福利和财政开支的压力。如果这时德国再盲从于内外政治压力而推行所谓“减少对华依赖”的政策，相当于几乎要同时拆除掉经济体系的所有支柱，这无异于自毁根基。
▎2015年，时任德国汉堡市长朔尔茨访问北京和上海
《凤凰大参考》：您认为短期内德国不可能减少对华依赖吗？
崔洪建：尽管德国国内有争论，但是现在德国在对华依赖这个问题上自己也有一定的认识。其实从前两年开始，尤其在疫情的背景下，当时欧洲就曾经讨论过供应链问题，认为欧洲在一些医疗卫生的设备上过度依赖亚太市场，尤其是中国，因此当时就提出要解决供应链安全的问题。
对于德国来说，现在中国市场仍然有巨大利润，而且在中国及其周边市场有较为成熟的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德国很难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在所有领域减少对华依赖。比如汽车行业，中国市场仍拥有巨大潜力，德国不会轻易放弃其已有份额而且还指望在从汽油向新能源动力的转型过程中继续获益。
▎新冠疫情下，德国汽车制造商奥迪的一条生产线。图源：路透社
但在一些被德国认定为涉及“供应链安全和技术安全”的关键领域如医疗卫生以及高科技领域，德国会考虑实现供应链本地化或区域化，并通过投资审查和技术出口控制对华采取限制措施。
德国“减少对华依赖”的意图将主要通过调整产业链供应链的布局来进行，因此将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代价巨大且非常复杂的过程，德国不会、也不能搞“一刀切”。
▎2021年11月，默克尔表示与中国完全脱钩是错误的，欧盟应继续和中国合作。图为2014年默克尔访华期间，在成都菜市场购买郫县豆瓣酱
默克尔顶得住压力，朔尔茨有点“软”
《凤凰大参考》：这也让我们想到了《中欧投资协定》，默克尔在任时曾试图推动《中欧投资协定》的落实，您认为朔尔茨之后会如何面对这个协定？您怎么看这个协定的未来？
崔洪建：在大国关系上默克尔有两个主要的遗产，一个是和俄罗斯的北溪2，另一个就是她当时极力推动的《中欧投资协定》。这两大遗产体现出德国保持其经济优势的强烈政策意图。如果没有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影响，俄罗斯的能源和中欧之间扩大的双向开放可能继续为德国和欧洲经济提供有力支撑。但目前这两大政策遗产不同程度上受阻，甚至北溪2可能已胎死腹中，这说明了德国政治和现政府的局限性。
第一，无论德国自身的利益需求有多大，它的政策空间仍然有较大局限，只能在欧洲框架或西方框架内实现，难以形成并实施完全自主的对外政策。
第二，从投资协定本身来说，以默克尔为代表的务实派想要坚持既定的和中国合作的路线，即一定程度上区分政治目标和经济利益；但与此对立的观点则从政治安全角度出发，用政治安全目标来干预和限制经贸合作。这两种观念和政策之间的斗争正进入一个非常激烈的阶段，《中欧投资协定》在欧洲议会遭“冻结”出于所谓的“人权”理由而非经济因素，就是这种斗争的体现。因此默克尔时代后期正是德国或欧洲对华观念和政策逻辑发生变化的时期。在地缘政治动荡并进一步干扰经贸合作的背景下，像《中欧投资协定》这样一个系统性的双向开放议程，在今后一段时期很难回归双方的正式议程。但这也不妨碍中欧采取更技术性的方式来延续甚至加强双方的实质性合作。
▎ 2021年1月1日，中欧班列（成渝）号首列班车在重庆团结村站等待发车。 满载电子产品、机械零件、智能家电的中欧班列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杜伊斯堡。图源： 新华社
《凤凰大参考》：面对这些“内忧外患”，如果是默克尔在任，您认为她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处理方法？
崔洪建：默克尔卸任及作为其背景的政治转型本身就是德国政治面临的一个挑战。如果默克尔仍在任且处于她执政的鼎盛时期，那么她的执政基础和声望可能会提供一幅不大一样的场景。
首先是大联合政府基本上能维持“共识政治”，因此默克尔面对的政治干扰不大，主要应对的是政策的问题，不需要花大量精力去协调政府内部的立场。尽管朔尔茨平衡施策的执政风格和默克尔相似甚至刻意模仿后者，但两者的执政基础、政治信誉不可同日而语，也可以说默克尔时期在政策上是主动平衡，而朔尔茨的平衡就有很大的被动性。
▎2018年，朔尔茨（左二）与社民党内人员聚餐。图源：AFP
而且在默克尔的平衡施策后面是坚持主见，但朔尔茨是否也是这样还展现得不多。默克尔在处理对俄罗斯、中国以及美国等大国关系上更能明确德国利益并找到德国立场，而且能顶住压力。或许朔尔茨也具有类似的能力和意愿，但他受制于政府结构和内外环境的问题更为突出，难以施展出相应的能力，使得他给人感觉比较“软”。
因此如果默克尔时代延续，北溪2或许不会这么快就“寿终正寝”，德俄、欧俄之间也就保留了更多缓和的空间。相似的情况也会体现在中德关系中，出现莫衷一是、政出多门的混乱局面的概率会更低。尽管在默克尔执政后期也出现过外长马斯和国防部长卡伦鲍尔对华不友善的现象，但外界以及中方对默克尔能最终拍板还是有很强的信心。但是现在外界对朔尔茨显然缺乏这样的信心。这意味着对德国政策稳定性的预期在下降，客观上会影响德国在中德、中欧关系以及大国关系中的信誉和声望。
《凤凰大参考》：回到民调数据，网民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朔尔茨会下台吗？德国该如何解决目前的困境？
崔洪建：尽管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但我认为稳定仍然是德国政治比较突出的特点，尤其是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由于支持率下降就导致三党联合政府改组或朔尔茨下台，在当前德国政治中仍然是小概率事件。
当然，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如果积累下去，对于朔尔茨和他所在的社民党都不是好事，会影响到下次大选的局面。同期发布的民调结果还显示，目前作为反对党的基民盟支持率最高，紧随其后的是绿党、社民党、德国选择党和自民党。由此可以看出，对朔尔茨的不信任已经影响到他的政党。但只要三党联合能维持多数支持，德国政府就不会出现重大变化。即便朔尔茨的支持率继续下降或出现重大的政策失误，相关问题也会优先在三党内部解决。这不仅是因为维持联合执政仍然是三党的首要目标，也是由于目前德国政治的碎片化状态提高了重组政府的难度。从之前的大联合到现在的“交通灯”联盟，德国各政党搞联合组阁的难度越来越大，政治成本越来越高，各政党不会轻易地去“自讨苦吃”。
▎2021年12月8日，朔尔茨当选为德国新任总理，默克尔16年执政生涯结束。图源：路透社
因此尽管德国“共识政治”的基础在动摇，但是其传统仍在。尽管现在三党之间有分歧，但仍维持合作，仅仅是民意支持率的下降，还不足以改变联合政府的结构或动摇其执政基础。
对于德国民众的期待来说，朔尔茨还有机会和时间。到明年春天执政一年之际，如果德国政府能够应对好当前的能源问题和通货膨胀，能够在乌克兰危机中发挥作用，支持率仍有可能回归。
作为欧盟的“台柱子”和“钱袋子”，
德国的变化对欧洲产生深刻影响
《凤凰大参考》：德国目前面临的很多问题也是欧洲多国普遍面临的问题。根据6月通胀数据，不少欧洲国家通胀率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物价一涨再涨，法国、德国、比利时相继出现罢工潮，民怨四起。而今“欧洲衰落论”再起，作为欧盟的支柱，德国地位的变化将对欧洲产生哪些影响？
▎ 7月27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罢工，导致超过1000个航班被取消，影响了数万名乘客
崔洪建：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政治和外交上，德国从默克尔到朔尔茨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或者说有一个很大的落差，这个落差不仅是因为德国政府的更替带来了不确定性，也因为同期美国政府也出现了从特朗普到拜登的更替。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内政混乱和外交失策，衬托出了默克尔时期德国的稳定，使得德国一度被视为西方民主政治稳定的象征，默克尔也成为了坚持“西方价值观的旗手”。
但是在默克尔下台、拜登上台后，美国极力想塑造出作为西方主流政治代表、精神领袖和实际主导者的“回归”姿态，而同期德国政治进入三党联合执政的不确定时期，此消彼长之下，德国对西方和欧洲的政治影响力出现下降。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后，德国所擅长的经济和外交手段未能奏效，又进一步加剧了影响力下降的趋势，因此现在对德国来说需要解决好在欧盟的领导力问题，否则欧洲可能会出现更为涣散的局面。
▎2021年2月4日，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了上任后的首个外交政策演讲，并宣称“美国回来了”。图源：纽约时报
为解决这个问题，朔尔茨政府除了强调加强德美关系、重视“法德轴心”外，还提出了以加速军事化为主要内容的安全政策转向，但效果还很难预期。德美之间的一些分歧只是暂时被掩盖，而“法德轴心”也缺乏动力。尽管朔尔茨与马克龙互动很多，但德法由于政策目标差异导致的矛盾没有减少，各执己见、各行其是的时候越来越多。法德协调难以到位会给欧洲一体化带来失去动力和失去速度的问题。
其次是经济方面。德国经济并不局限于德国领土，其产业布局遍布欧洲，欧盟国家也是它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因此德国经济被看作欧元区和欧盟经济的火车头。如果德国经济前景不佳，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和冲击会非常直接和巨大。在德国最近刚刚公布其二季度经济增长停滞的信息后，欧元汇率就再次应声而跌，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种连带关系。从长期来看，如果德国经济不能在地缘政治和能源危机的冲击下实现转型，它作为产业核心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吸引和示范效应也会下降，会直接影响到欧洲深化经货联盟的前景。
另一方面，德国的财政状况直接关系到欧盟的财政支付能力。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也是欧盟财政预算的最大贡献者，换句话说，德国是欧盟的钱袋子。如果德国在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下不得不花费更多，就意味着欧盟的钱袋子会缩水，欧盟目前和今后的大笔花销和投入要想指望靠德国来买单就会越来越不现实。
大国竞争中，
欧洲首先需要维持而非进取
《凤凰大参考》：在后默克尔时代的欧洲，俄乌战争以及多国的高通胀等问题纷至沓来。您认为在德国领导人目前表现乏力的情况下，整个欧洲未来在大国的夹缝间会有什么样的走向？
崔洪建：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欧洲正进入一个所谓“战略觉醒”的时期，欧盟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尤其是要建设“战略自主”并积极参与大国博弈。但对家门口爆发的俄乌几乎束手无策的窘境迫使欧洲重新面对现实，对生存的需求正压过进取的雄心，欧洲不得不又回到一个危机管控和应变的阶段。在乌克兰危机持续、扩大甚至可能升级的前景下，欧洲当前最需要的是维持而不是进取，需要在越来越逼仄的空间里尽量减少损失并维护其作为世界一极的基本形态和所必需的资源。
在大国关系的夹缝中，欧洲首先需要面对的考验是如何处理与同处欧洲大陆的俄罗斯的关系，在“摆脱对俄能源依赖”后是否还能建立起正常的欧俄关系。乌克兰危机前，欧俄关系处于虽有政治对立和安全博弈但还有能源合作、人员往来等共同利益的复杂状态，外交仍有较大的作用空间，即便欧洲多数国家不接受2014年克里米亚的变化，但还能够通过“诺曼底模式”和“明斯克协议”将欧俄矛盾“冻结”起来。但在俄乌陷入直接冲突后，欧洲开始质疑其外交手段的有效性，甚至有舆论将北溪2项目和明斯克协议视作“对俄绥靖”的产物。对俄政策的挫败感会加剧欧洲对俄罗斯的恐惧、不信任和敌意，双方未来关系的重新构建会经历一个更艰难曲折的过程。
同时，欧洲极力摆脱对俄罗斯依赖的后果是将加强其对美国的依赖。现在北约成了欧洲面对俄罗斯时的最大安全屏障，从美国进口更多液化天然气也会加大欧洲的能源依赖，在此趋势下，建立在“欧洲主权”基础上的战略自主构想很可能就此转向或落空。尽管欧洲多数国家尤其是大国对美国政治的稳定性和欧美关系的前景信心不足，但短期内又不得不更多地将赌注压在美国身上，欧洲的短期需求和长远目标之间的矛盾将更加尖锐。
▎2019年1月，时任德国副总理、财政部长朔尔茨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讲话，他表示，中国和德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联系和沟通越来越紧密，数字经济正是双方可以在未来进一步合作的领域
在对华关系上，我认为目前德国和欧洲还处于一个相对混乱的时期，一方面认为此前的关系结构难以持续，另一方面又还没有找到一个既符合欧洲整体和长期利益又能被中方所接受的相处模式。因此目前的欧洲对华政策进入了一种应激状态，缺乏系统性的思考和长期的政策建构，既受到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强烈的影响，又承受其他大国关系如中美、中俄关系变化的冲击，还受制于内部民粹政治和政经矛盾的影响，政策失衡的状况持续加剧。
一个最近的例子是欧洲一些国家和政治人物在推行“印太战略”的名义下，在涉台问题上开始跟风美国，但对于欧洲自身在反对单极霸权体系、捍卫国际法原则和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应当发挥何种有别于美国的作用，显然缺乏足够深入的独立思考。
因此对于欧洲来说，要维持住当前生存和未来发展所需的基本力量，最重要的前提是坚持欧洲特性和对多边主义的认同，不在“民主对抗专制”或“东西方对抗”这样的粗浅鄙陋的价值观陷阱中迷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