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李少威
我知道，很多人根本不想结婚，却对自己能合法地生几个孩子十分在意。
没问题，有公共精神总是好的。
2016年起，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意图是明显的，一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趋势，二是给未来增添劳动者数量。
从数据上看，似乎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2017、2018、2019这三年的全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723万人、1523万人、1465万人，仍在持续下降。
当然，下降速度明显放缓，但因为统计年份太少，还不足以得出明确判断。
越贫穷的社会，人们生孩子的意愿越强烈；反之，越富裕的社会，人们的生育意愿越低迷。单就中国而言，不能说现在很富裕，现在所做的是一个纵向比较，但同样可以印证这个规律。
当下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不高，未必需要数据，诉诸经验就已足够。据此可以推断，即便放开三孩，生育堆积效应不见得会有明显差别。
不过一个矛盾的确存在：如果生二孩合法，而生三孩违法，那么政策的初衷究竟是要鼓励还是限制生育呢？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今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她主张取消生育限制。
如何理解这一主张？
计划生育
“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这是宋元之际的历史学家马端临的观点。
这个“为”字，可以解释为“决定”，“导致”。人口多少，不会直接决定国家盛衰，这是没错的。
但在古代中国，“盛世滋丁”，如果人口滋长，一般来说都反映着国家政治平稳，经济发展。
也就是说，人多，象征着好日子。
为什么？因为人多，意味着粮食充足。
我们有五千年文明，星汉灿烂，但也必须承认，那些诗词歌赋、风花雪月，基本是上层专利。盛世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底层人民而言，主要的意义在于不饿肚子，好一点的时代，粮食还有盈余。
粮食有余，做什么用？
那时没有能力把它加工成曲奇、薯片、粟一烧，做酒可以，但也没有那么大的市场，主要的消耗办法就是把它在保质期内吃掉，否则就会腐坏。所以人们就会生出更多的人来，消耗粮食。
于是人口就会增长，于是标志盛世。
盛极而衰，道家天理。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一旦发生旱涝，地震，蝗灾，黄河决口，瘟疫横行，政治阴谋，战争叛乱，往往就来到了一个王朝的拐点。这个时候，人已经有那么多了，粮食供应缩减，就得有一部分人去死，而变数的性质本身决定了死法。
后来，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总结了这种规律，被后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从常识上理解，在粮食总量有限的条件下，每一个人的生存，都是对他人生存的威胁。最终的结果，就是一部分人口的灭绝，重新达致平衡。
不过要注意，这种情况只适合于农业社会。
在农业社会里，生产力进步缓慢，几乎在可预见的时间段内不会有太大变化。那么，粮食生产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政治社会稳定程度，以及税赋政策的宽严程度。
1982年，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确定前后，我们大致上还处于农业社会。
那时候，农业是国本，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工业化的基础，迈向现代化的支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与其说是一种制度创新，不如说是回到人性常态。慢慢能吃饱肚子的功绩，归根到底还得归之于政治社会稳定。
此时，如果放任人口增长，那么就回到了数千年的历史轨道，不但会把所有产出消耗掉，还可能进一步造成饥饿问题。
而当时的中国，已经清醒过来，意识到现代化使命在继续，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农业盈余，来支持新一轮工业化的积累，以及前行。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律”。
而且，当时有许多事情是不能预见的。
一方面，不能预见杂交水稻会在科技推动下迅速进化，产量迅速增加，发展到今天的海水稻；
另一方面，不能预见工业化会如此神速进展，巨量的年轻劳动力会成为一定时期内最重要的国际竞争优势。
于是我们计划生育，原定30年，实际上持续至今。
错了吗？
很多人不喜欢计划生育国策，这是个事实，不必回避。
首先是因为，对于知识分子或者社会上比较有文化的人们而言，“计划”二字不讨喜。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的地位在国家战略中的位置越来越高，“计划”成了一个贬义词。
如果用英文来表述，计划生育就是Family planning，或者birth control，家庭成员计划，或者生育控制，好像就要容易接受得多。
事实上，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中国专利，二战以后，百业萧疏，加之民族解放运动兴起，许多殖民地独立为民族国家，拥有了自主权。
当时，全世界都在考虑人口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就世界范围看，主要表现为欧美相对宽松，而亚洲相对严格。
印度是全世界第一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它在1952年就已提出，但因为国情原因——不仅仅关乎粮食，还关乎文化，比如种姓制度、移植民主、重男轻女、宗教林立等等——导致许多政策无法落地，于是我们看到，今天它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而它的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弱，目前它正在享受人口红利，但未来会怎样，印度精英比任何人都要忧心。
除了印度，亚洲的韩国、越南、印尼、新加坡、伊朗，都实施过计划生育政策，但可能名称不一样。
欧美国家在计划生育方面很少进入我们的视野，是因为它们是工业化的先行者，单位土地可以承受更大的人口数量，更少为粮食问题和发展基础问题而担忧。
甚至，我们还经常看到以福利措施鼓励生育的例子，比如北欧国家。不过有一点总是被忽略，那就是，鼓励生育也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
在实施限制生育政策的亚洲国家里，中国是行动很迟的，比印度整整晚了30年。社会讨论经常自相矛盾，同一个人，可能会大肆鼓吹马寅初先生，为他的正确主张未被重视而惋惜，同时又极力抨击计划生育政策，为西方主张的人权、自由未能在生育方面落实而生气。
后一个情况很普遍，我们总是忽略一点——那不是根本主张的差别，而是个柴米油盐问题。
计划生育国策错了吗？
总的政策方向没有错，但执行上有可检讨之处。
生于计划生育实施当口的人，都对强制结扎、拆房牵猪有深刻印象，这是个制度文化缺陷，也是方式、手段的错误，同时也还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
所谓“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就是当时的客观现实以及主观判断，都是我们还身处农业社会，受“马尔萨斯陷阱”的规制。
今天在中国，人们还会提起“马尔萨斯陷阱”，或者叫“马尔萨斯魔咒”，但主要是作为一种历史理论去追忆了。
因为工业化，或者比工业化更具概括性的现代化，就是它的克星。
工业化、现代化让粮食可以更高效地生产、更方便地储存，以及可以转变价值形式，支持更多的人在不顾虑食物问题的前提下脱离农业，投身工业、第三产业，以及其它更高的智力追求。
而且，这个过程对于中国而言，来得太快，超乎想象。
现在的问题
2016年，放开二孩。
回到我们前面陈述的规律——生活越富裕，生育意愿越低。放开二孩，在大概率上，事实上已相当于不再限制生育。
因为可以断定，除非有性别偏执或者防护措施不足等情形，绝大多数中国夫妻不会生育第三个孩子。
当然，意愿是意愿，政策是政策。就这个意义上说，既然放开二孩，不如干脆就取消生育限制。这样就既可以解决逻辑矛盾，也可以清除一部分老百姓的顾虑。
那么今天看来，生育一个两个还是三个，已经不是一个板着脸孔的法律问题。
前段时间我在居委会听到一个对话。一位怀孕女士在计生窗口咨询生三孩的问题，工作人员说，不罚款，不强制结扎，就是现在还没有生育津贴。
如果是一孩二孩，生育津贴有数千乃至数万元。
“不罚就好。”
现在是一个经济问题。
所谓“罚款”，现在叫“社会抚养费”，这是“超生”的对价。
1980年代初，称为“超生罚款”；1992年，改称“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之后，叫做“社会抚养费”。
这个演变轨迹深藏奥秘。
“罚款”的意思是，你是错的；“计划外生育费”则不讨论对错，只看你的支付能力；“社会抚养费”所指，则是一种类市场行为，你占用了资源，就要为之付出成本。
这三个，其实是同一个东西，但从中也可以看到松动过程。这里面有社会文明进步的因素，即契约意识；也有治理现代化因素，即个人权利与社会福祉之间如何在冲突中妥协。这个过程其实很重要，至少在近20年来，我们已经很少看到令人望而生畏甚至望风而逃的计生干部形象了。
不过，也不要太过高估这个变化过程的意义。因为我们多数人还是在规制下谋生，底层建制还是制约着“对价”的实现，比如单位内连坐、所有人奖金与刻板的计生政策挂钩等问题至今依然未绝。
不过，相信未来已来。
我们现在来讨论两个情境，当我们领会了情境的意义，也就理解了问题的实质了。
第一个，1980年代，农业时代。
那时候粮食不足，还要发展工业，全社会必须“勒紧裤带过日子”。多生一个，生出来就不能让他饿死，就意味着要分薄所有人的所得，影响资源在工农业之间的分配。而多生孩子，按传统的观念，在社会保障缺失的条件下，显要的目的是为了晚年生活保障，也就是说，目的是自私的。
所以“超生”是错的，侵害了公共利益，必须惩罚，于是就有了“超生罚款”。“超生罚款”的意义，和现在一些大城市局部征收的交通拥堵费性质上是类似的。
后来，随着农业科技发展、粮食问题缓解，“罚款”演变为“计划外生育费”和“社会抚养费”，前已有言。
一言以蔽之，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社会的整体风险是在持续削弱的。
第二个，2020年代，工业时代。
此时粮食不成问题，制止普遍性的浪费成了公益项目。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出生，不存在侵害公共利益问题，也几乎不存在占用公共资源问题——还是有，比如学位，但这是税收支持或者自费支付的。
这时候出生的人，从根本上说，被赋予的未来性质变了。他不是单纯消耗粮食的废物——在分工简陋的时代，人真的很容易成为废物——而是创造价值的实体。
如果国家劳动力不足，一个劳动力的出现，本身不但不仅是消耗公共资源（市场化条件下没有任何人可以单纯消耗），而且他本身就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这是事实，没有把人物化的意思。
那么，今天的年轻人多生一个孩子，就意味着为国家的未来增加了一份公共资源。
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要不要放开三孩这个事实上的伪命题的原因。
为什么说是伪命题？同样还是在2020年代这个情境下，我们来看，现在生孩子的是谁？
80后和90后。也就是说，是那些独生子女们。
一对夫妻，平均而言赡养两对父母——有的会有退休金，酌情递减——这个是硬约束。
这种情况下，生育几个孩子，就是一个软约束。80后和90后今天已经没有晚年之忧，即便有也不会寄托于子女，所以养育子女就是一个纯负担——当然，亲情的快乐不可折算，同时也不可一概而论。
软约束的意思是，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不突破法律底线。所以，有的人选择不婚，有的人愿意丁克，有的人最多只要一个。
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个人风险意识在不断提高。
生过孩子的人对此就会体会殊深。打个比方，现在有一对夫妻，妻子怀孕了，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胎停、死胎，会不会患妊娠期糖尿病，导致婴儿过大，生产过程是否危及孕妇生命，产下的孩子会不会有先天疾病，抚养教育他长大需要多大代价……这些问题，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不同的是，现在无论制度、文化还是未来保障，都不会逼迫他们生育，他们可以选择。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国家又需要更多的孩子。那么，客观上就是，宾主易位。
如果国家需要更多的孩子，就要去支付对价。至少，不应该设置障碍。
道理显明，毋庸多叙。
作者 | 南风窗常务副主编 李少威
我知道，很多人根本不想结婚，却对自己能合法地生几个孩子十分在意。
没问题，有公共精神总是好的。
2016年起，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意图是明显的，一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趋势，二是给未来增添劳动者数量。
从数据上看，似乎并未收到预期效果。
2017、2018、2019这三年的全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723万人、1523万人、1465万人，仍在持续下降。
当然，下降速度明显放缓，但因为统计年份太少，还不足以得出明确判断。
越贫穷的社会，人们生孩子的意愿越强烈；反之，越富裕的社会，人们的生育意愿越低迷。单就中国而言，不能说现在很富裕，现在所做的是一个纵向比较，但同样可以印证这个规律。
当下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不高，未必需要数据，诉诸经验就已足够。据此可以推断，即便放开三孩，生育堆积效应不见得会有明显差别。
不过一个矛盾的确存在：如果生二孩合法，而生三孩违法，那么政策的初衷究竟是要鼓励还是限制生育呢？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今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她主张取消生育限制。
如何理解这一主张？
计划生育
“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这是宋元之际的历史学家马端临的观点。
这个“为”字，可以解释为“决定”，“导致”。人口多少，不会直接决定国家盛衰，这是没错的。
但在古代中国，“盛世滋丁”，如果人口滋长，一般来说都反映着国家政治平稳，经济发展。
也就是说，人多，象征着好日子。
为什么？因为人多，意味着粮食充足。
我们有五千年文明，星汉灿烂，但也必须承认，那些诗词歌赋、风花雪月，基本是上层专利。盛世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底层人民而言，主要的意义在于不饿肚子，好一点的时代，粮食还有盈余。
粮食有余，做什么用？
那时没有能力把它加工成曲奇、薯片、粟一烧，做酒可以，但也没有那么大的市场，主要的消耗办法就是把它在保质期内吃掉，否则就会腐坏。所以人们就会生出更多的人来，消耗粮食。
于是人口就会增长，于是标志盛世。
盛极而衰，道家天理。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一旦发生旱涝，地震，蝗灾，黄河决口，瘟疫横行，政治阴谋，战争叛乱，往往就来到了一个王朝的拐点。这个时候，人已经有那么多了，粮食供应缩减，就得有一部分人去死，而变数的性质本身决定了死法。
后来，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总结了这种规律，被后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从常识上理解，在粮食总量有限的条件下，每一个人的生存，都是对他人生存的威胁。最终的结果，就是一部分人口的灭绝，重新达致平衡。
不过要注意，这种情况只适合于农业社会。
在农业社会里，生产力进步缓慢，几乎在可预见的时间段内不会有太大变化。那么，粮食生产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政治社会稳定程度，以及税赋政策的宽严程度。
1982年，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确定前后，我们大致上还处于农业社会。
那时候，农业是国本，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工业化的基础，迈向现代化的支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与其说是一种制度创新，不如说是回到人性常态。慢慢能吃饱肚子的功绩，归根到底还得归之于政治社会稳定。
此时，如果放任人口增长，那么就回到了数千年的历史轨道，不但会把所有产出消耗掉，还可能进一步造成饥饿问题。
而当时的中国，已经清醒过来，意识到现代化使命在继续，我们必须有足够的农业盈余，来支持新一轮工业化的积累，以及前行。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律”。
而且，当时有许多事情是不能预见的。
一方面，不能预见杂交水稻会在科技推动下迅速进化，产量迅速增加，发展到今天的海水稻；
另一方面，不能预见工业化会如此神速进展，巨量的年轻劳动力会成为一定时期内最重要的国际竞争优势。
于是我们计划生育，原定30年，实际上持续至今。
错了吗？
很多人不喜欢计划生育国策，这是个事实，不必回避。
首先是因为，对于知识分子或者社会上比较有文化的人们而言，“计划”二字不讨喜。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的地位在国家战略中的位置越来越高，“计划”成了一个贬义词。
如果用英文来表述，计划生育就是Family planning，或者birth control，家庭成员计划，或者生育控制，好像就要容易接受得多。
事实上，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中国专利，二战以后，百业萧疏，加之民族解放运动兴起，许多殖民地独立为民族国家，拥有了自主权。
当时，全世界都在考虑人口问题，采取不同的措施。就世界范围看，主要表现为欧美相对宽松，而亚洲相对严格。
印度是全世界第一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它在1952年就已提出，但因为国情原因——不仅仅关乎粮食，还关乎文化，比如种姓制度、移植民主、重男轻女、宗教林立等等——导致许多政策无法落地，于是我们看到，今天它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而它的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弱，目前它正在享受人口红利，但未来会怎样，印度精英比任何人都要忧心。
除了印度，亚洲的韩国、越南、印尼、新加坡、伊朗，都实施过计划生育政策，但可能名称不一样。
欧美国家在计划生育方面很少进入我们的视野，是因为它们是工业化的先行者，单位土地可以承受更大的人口数量，更少为粮食问题和发展基础问题而担忧。
甚至，我们还经常看到以福利措施鼓励生育的例子，比如北欧国家。不过有一点总是被忽略，那就是，鼓励生育也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种。
在实施限制生育政策的亚洲国家里，中国是行动很迟的，比印度整整晚了30年。社会讨论经常自相矛盾，同一个人，可能会大肆鼓吹马寅初先生，为他的正确主张未被重视而惋惜，同时又极力抨击计划生育政策，为西方主张的人权、自由未能在生育方面落实而生气。
后一个情况很普遍，我们总是忽略一点——那不是根本主张的差别，而是个柴米油盐问题。
计划生育国策错了吗？
总的政策方向没有错，但执行上有可检讨之处。
生于计划生育实施当口的人，都对强制结扎、拆房牵猪有深刻印象，这是个制度文化缺陷，也是方式、手段的错误，同时也还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
所谓“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就是当时的客观现实以及主观判断，都是我们还身处农业社会，受“马尔萨斯陷阱”的规制。
今天在中国，人们还会提起“马尔萨斯陷阱”，或者叫“马尔萨斯魔咒”，但主要是作为一种历史理论去追忆了。
因为工业化，或者比工业化更具概括性的现代化，就是它的克星。
工业化、现代化让粮食可以更高效地生产、更方便地储存，以及可以转变价值形式，支持更多的人在不顾虑食物问题的前提下脱离农业，投身工业、第三产业，以及其它更高的智力追求。
而且，这个过程对于中国而言，来得太快，超乎想象。
现在的问题
2016年，放开二孩。
回到我们前面陈述的规律——生活越富裕，生育意愿越低。放开二孩，在大概率上，事实上已相当于不再限制生育。
因为可以断定，除非有性别偏执或者防护措施不足等情形，绝大多数中国夫妻不会生育第三个孩子。
当然，意愿是意愿，政策是政策。就这个意义上说，既然放开二孩，不如干脆就取消生育限制。这样就既可以解决逻辑矛盾，也可以清除一部分老百姓的顾虑。
那么今天看来，生育一个两个还是三个，已经不是一个板着脸孔的法律问题。
前段时间我在居委会听到一个对话。一位怀孕女士在计生窗口咨询生三孩的问题，工作人员说，不罚款，不强制结扎，就是现在还没有生育津贴。
如果是一孩二孩，生育津贴有数千乃至数万元。
“不罚就好。”
现在是一个经济问题。
所谓“罚款”，现在叫“社会抚养费”，这是“超生”的对价。
1980年代初，称为“超生罚款”；1992年，改称“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之后，叫做“社会抚养费”。
这个演变轨迹深藏奥秘。
“罚款”的意思是，你是错的；“计划外生育费”则不讨论对错，只看你的支付能力；“社会抚养费”所指，则是一种类市场行为，你占用了资源，就要为之付出成本。
这三个，其实是同一个东西，但从中也可以看到松动过程。这里面有社会文明进步的因素，即契约意识；也有治理现代化因素，即个人权利与社会福祉之间如何在冲突中妥协。这个过程其实很重要，至少在近20年来，我们已经很少看到令人望而生畏甚至望风而逃的计生干部形象了。
不过，也不要太过高估这个变化过程的意义。因为我们多数人还是在规制下谋生，底层建制还是制约着“对价”的实现，比如单位内连坐、所有人奖金与刻板的计生政策挂钩等问题至今依然未绝。
不过，相信未来已来。
我们现在来讨论两个情境，当我们领会了情境的意义，也就理解了问题的实质了。
第一个，1980年代，农业时代。
那时候粮食不足，还要发展工业，全社会必须“勒紧裤带过日子”。多生一个，生出来就不能让他饿死，就意味着要分薄所有人的所得，影响资源在工农业之间的分配。而多生孩子，按传统的观念，在社会保障缺失的条件下，显要的目的是为了晚年生活保障，也就是说，目的是自私的。
所以“超生”是错的，侵害了公共利益，必须惩罚，于是就有了“超生罚款”。“超生罚款”的意义，和现在一些大城市局部征收的交通拥堵费性质上是类似的。
后来，随着农业科技发展、粮食问题缓解，“罚款”演变为“计划外生育费”和“社会抚养费”，前已有言。
一言以蔽之，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社会的整体风险是在持续削弱的。
第二个，2020年代，工业时代。
此时粮食不成问题，制止普遍性的浪费成了公益项目。这就意味着，一个人的出生，不存在侵害公共利益问题，也几乎不存在占用公共资源问题——还是有，比如学位，但这是税收支持或者自费支付的。
这时候出生的人，从根本上说，被赋予的未来性质变了。他不是单纯消耗粮食的废物——在分工简陋的时代，人真的很容易成为废物——而是创造价值的实体。
如果国家劳动力不足，一个劳动力的出现，本身不但不仅是消耗公共资源（市场化条件下没有任何人可以单纯消耗），而且他本身就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这是事实，没有把人物化的意思。
那么，今天的年轻人多生一个孩子，就意味着为国家的未来增加了一份公共资源。
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要不要放开三孩这个事实上的伪命题的原因。
为什么说是伪命题？同样还是在2020年代这个情境下，我们来看，现在生孩子的是谁？
80后和90后。也就是说，是那些独生子女们。
一对夫妻，平均而言赡养两对父母——有的会有退休金，酌情递减——这个是硬约束。
这种情况下，生育几个孩子，就是一个软约束。80后和90后今天已经没有晚年之忧，即便有也不会寄托于子女，所以养育子女就是一个纯负担——当然，亲情的快乐不可折算，同时也不可一概而论。
软约束的意思是，我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不突破法律底线。所以，有的人选择不婚，有的人愿意丁克，有的人最多只要一个。
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个人风险意识在不断提高。
生过孩子的人对此就会体会殊深。打个比方，现在有一对夫妻，妻子怀孕了，他们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胎停、死胎，会不会患妊娠期糖尿病，导致婴儿过大，生产过程是否危及孕妇生命，产下的孩子会不会有先天疾病，抚养教育他长大需要多大代价……这些问题，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的，不同的是，现在无论制度、文化还是未来保障，都不会逼迫他们生育，他们可以选择。
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国家又需要更多的孩子。那么，客观上就是，宾主易位。
如果国家需要更多的孩子，就要去支付对价。至少，不应该设置障碍。
道理显明，毋庸多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