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写的《全球化》（《反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学》Globalization against Democracy）的那本书里，我就是想解释这个问题。实际上全球资本主义，就是全球化带来的这个资本流动，使得那些有效统治的非民主国家取得一定的制度优势。就是说，一个资本在美国办工厂，工人的福利、环境的后果等等你都要付出相当高的成本；你到中国去就不必付出这么高的成本。中国的劳工也可能对福利非常不满，但是共产党会帮助你把劳工摆平；他们如果闹事，共产党会帮助你镇压他们，帮助资本家赚钱。
专访吴国光：习近平想通过新历史决议 解决其统治困境
中共将在11月初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预计将通过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为达成中共历史上毛、邓、习排序，以及习近平在明年二十大上获第三个任期奠定政治思想基础。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和历史系教授吴国光18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习近平做这个历史决议旨在解决他面临的最大统治困境，“就是他和中共党内大部分的精英在思想上有一个巨大的分歧。”
吴国光曾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他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担任过《人民日报》评论员。他在中国和西方的顶尖学术机构获深造，长期研究中共历史及其机制，在西方的大学从事政治和历史的教学工作，有多项著作。
吴国光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二、三十年中共掌权者在邓的权钱交易框架下都发财致富了，“他们担心习近平用毛的东西来否定邓的东西，所以他们都极力维护邓的那一套。可以讲他们恐惧毛的极权主义，喜欢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
因此，习近平要通过制定第三个历史决议，“把毛和邓捏到一起”，把中共高层精英的思想统一在他的框架内。
“邓的时代，他的理想就是市场经济和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捏在一起。但是那个时代中国经济力量太弱，他要促进市场经济这一面，但也绝不放松共产党一党专制垄断权力的这一面。” 吴国光说。
“到了习近平这个时候，他就是要加强共产党权力垄断、掌控一切，你们这些权贵如果只看着你们私家的经济利益，那以后我就对你不起了，我就要搞你；但你如果乖乖地听我的，你照样发财致富，跟着习近平走的那些白手套们，我相信他们以后大有发财的机会。”吴国光补充。
吴国光说：“我可以预判，如果这个历史决议涉及到1989年事件的话，他一定高度肯定1989年的镇压，因为这就是邓小平显示他以共产党一党垄断权力的这样一个决心和立场，来把市场经济控制在他的框架内的最鲜明最彻底的一个表示。习近平一定是支持这个东西的。”
吴国光说，明秋中共二十大前的权力再分配，障碍不在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2018年人大修宪，实际上习近平连任第三届、以后第四届甚至第五届的道路，已经从游戏规则的层面铺平了。”
吴国光说，根据他对中共党代会的研究经验，习近平是中共历史上对政治局委员掌控程度最高的党魁。但吴国光说，习近平的目标是在中共二十大权力再分配过程中，实现对政治局常委会更高程度的掌控。
“障碍就在这里，障碍就在于习近平要的太多，但其他人也各有各的想要，这里面怎么样摆平？”吴国光说。
“这里边不确定的因素当然很多，这些东西不一定关系到治国的各方面政策的意涵，但是习近平可以用政策行为来打击他们背后的力量，来威慑他们敢于和习近平——不说较劲儿至少是和我习近平——讨价还价的勇气。”吴国光表示。
吴国光说，如果明年夏天有一名或更多政治局委员落马，他不会觉得奇怪，“那就是习近平在敲山震虎。”
他在专访中揭示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惜牺牲经济增长也要打压高科技行业和私营企业，其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党的权力能牢牢掌控的市场经济。
吴国光表示，习近平一方面为中国老百姓画出了“共同富裕”大饼，另一方面却做好了经济滑坡后仍能把自己日子过好的准备。
最后吴国光还以一个用椰子壳抓猴子的故事，来比喻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对西方资本的引诱：猴子死死抓住椰子壳里的诱食，最后它被抓住了，“习近平就赌你资本贪婪的特性，” 他说。
以下是美国之音对吴国光教授专访的实录：
记者：吴国光教授，感谢你花时间接受采访。基本上是想请你就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北京出台的政策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评论。去年夏天以来北京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监管政策，尤其是过去半年，密集程度是前所未有。从对私营部门的整肃到最近调查国有金融机构与私营部门的关系，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的新口号，针对性十分明确，你怎么解读这些政策变化？是不是显示中国要走回闭关锁国的老路？文革要重演？还是要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严重不平等纠错？或是为明年召开中共20大提出新的政治路线做准备？
吴国光：我先从大的方面给一个总的轮廓的回答，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舆论，特别是中国的非官方舆论，就是大家认为他是不是又要走回毛的路线，对邓的路线作一个强烈的纠偏。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入手来看待的话，国家就是一系列的强力机构，市场就是市场经济，我觉得毛可以说是不要市场，完全实行国家计划经济、公有制的这一套。国家完全掌控经济，因此中国就陷入贫穷当中。邓小平上来以后引入了市场经济以后，由于当时的市场经济的因素非常不发达，中国非常贫穷，所以基本上的方针是用国家的力量来促进市场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就延伸出了有权力的人就迅速发财致富这么一个情况。
到了习近平，我个人的判断是他不会像毛一样完全取消市场因素。他还会保持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运行。但是这个市场经济必须要在国家，也就是国家机器、政府的这样一个全盘的、强力的、严密的控制之下。这个就是一个新的体制模式。
1980年代大家都不明白邓小平
实际上邓小平也是要把一个市场经济和一个共产党权力垄断这么一个政治体制把它捏合在一起。1980年代时候大家都不明白这一点，以为邓小平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套，以为这一套就是说给保守派听的，因为他同时不断努力地在推进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私有经济因素在中国，包括他还赞扬傻子瓜子这样的东西，都是在推进市场因素在中国的发展。所以，站在市场经济一边的人，站在中国往自由化一边的人，就以为邓小平是在迷惑保守派。那么站在毛主义——其实也不完全是毛主义——比如，陈云他们这样一些人，对对外开放有很大的疑忌，非常注重国家对经济因素的控制，那么就认为也许邓小平确实是在迷惑他们。
那么1989年天安门镇压，邓小平等于向他们表达了自己的底线，你看，我为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保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可以不惜动用军队，屠杀平民、屠杀学生。这个以后，邓小平和他们之间就达成了信任。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就开始了一个市场经济大发展，但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也在全世界共产主义垮台的危机中——不说一枝独秀吧，至少是最大的一个共产党政权——在东方、在中国坚持下来了。那么这个过程中以权谋私、以权致富、权钱交易就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我刚才讲国家与市场可能抽象了一点。我加一句，习近平我认为他会继续邓小平的用市场经济来搞经济，但是共产党的权力垄断是完全不能放弃的。但是由于历史阶段不同，邓小平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市场经济，必须下功夫去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到了习近平这时候，中国已经有了这个底气，市场经济已经相当活跃，而且融入了国际市场、全球市场，这个情况下再要加强共产党的控制力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任务，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毛：钱权对立； 邓：钱权交易；习：以权控钱
我通俗一点讲呢就是钱和权的关系。毛的时代钱权是对立的。掌握权力的人基本是要把有钱的人赶尽杀绝，这是50年代的时候。以后基本上没有有钱人了，如果按照毛的理想模式，就是张春桥70年代到红色高棉去访问，非常羡慕红色高棉完全不使用货币，“可惜我们做不到啊”，张春桥也写了文章，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货币，货币交易带来各种不公平。所以，这个是毛的理想，就是权钱对立，以权来消灭钱。
那么邓的模式就是钱权合作、钱权交易、以钱谋权、以钱固权，就这么一个模式。
那么到了习近平就是要改成，我没什么可以跟你做交易的，你就听我的，钱就在我手里，我不会回到毛那个时代把钱这个因素完全从中国驱逐出去，这个钱不能掌握在你们手里，民营企业家也好，和民营企业家有勾连的过去的政治权力的掌握者也好，从他个人来讲，要掌握在习近平手里；从整个体制来讲，要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习和毛和邓都有相同之处，也都有不同之处。这是一个基本的大的解读。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发展呢，我认为都是习近平试图用权力来牢固地控制金钱、严密地控制金钱这样的一系列作为当中的一环又一环。我相信，他的这个作为还会继续下去。
记者：外界普遍认为，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中共一直将其合法性系于经济发展上。但是新出台的监管措施，尤其是在清零政策的新冠疫情中，整顿为中国GDP做贡献最多的私营部门，已经削弱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今年第三季度中国GDP降到4.9%。习近平这么做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吴国光：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我先从4.9%谈起。确实第三季度中国的GDP远远地低于此前一般国际金融专家对它的预期，但是我想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非常高的，好像是12.7。中国政府好像为2021年设定的全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6%。也就是讲，哪怕整个下半年增长速度非常低，由于上半年已经达到了12.7%，平均6%应该没有问题。也就是讲上半年的经济增长给他带来了相当的底气，可能下半年有一系列的考虑，这个考虑有可能，比如说，中国现在煤的供应不足、电力供应不足，有些人解释还有环境保护的因素在内。我就不去纠缠这些细节了。
我想中国未来几年经济增长速度，我的判断，都不会太高。一个当然因为中国经济体的地盘已经很大了，再一个中国经过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后要进入一个相对缓慢增长阶段，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天安门（镇压）以后中国共产党把它的合法性放到了经济增长上。那么现在中共开始采用更综合、更政治化的手法来加强它的——不一定是合法性，总而言之是巩固它的统治。
毛的时代经济增长非常低，人民生活非常贫困，毛不仅当时不会被大多数的中国人质疑，为什么是你？一直到现在还被很多中国人怀念。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习近平不再顾忌群体事件的威胁
具体讲，首先过去很多年，中国要保持一个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一大考虑就是工作机会问题，就是失业问题，就是一旦经济增长率降到5%以下，大批人就可能失去工作机会。那么现在经济增长率低了以后难道就不会有大批的人失业了吗？当然会有。但是对于习近平政权来讲，这里面可能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维稳体系，建立维稳体系以来已经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手段，使得失业民众很难集体地来表达他们的意愿。也就是说，现政权可能认为，是，可能会出现失业潮，但是我不再担心失业潮给我带来的巨大的政治冲击。一旦出现，我就有能力，事先我有充分的监控，电子监控手段来知道你要干什么，一旦出现，我有充分的强力手段来镇压你，镇压以后我还有充分的信息控制手段不让这个东西扩散开去。我觉得，这是他的一张底牌。
再一个你讲到疫情，特别是第三季度在中国多个城市重现以来，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反过来，疫情也大大降低了在中国出现群体行动的可能性。你失业的人再多，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群体行动不构成对当局的威胁，不构成对他们所谓社会稳定的威胁。所以，失业问题从政治角度来讲他不太觉得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过去对高增长预期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使得仍然贫穷的人有一个预期，昨天你发了财，今天邻居又发了财，那么反正经济在增长，明天也可能就轮到我发财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长期（存在）非常严重的贫富不均，但在相当多的贫穷人口中还有这样一个预期，这就降低了对这个贫富不均的不满，而且反而增加了他要好好干活儿挣钱的动力。
共同富裕：一张画出来的大饼
我不是说现在贫富悬殊问题解决了。贫富悬殊在最近一些年稍有缓和，非常低程度的缓和，如果我们相信中国政府的数字的话。但是经济增长一旦放慢下来，刚才这个预期当然就消失了。但是习近平已经给他们提出了新的预期，这就是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能不能实现？这是一个大饼，先画在那里。但是我们也知道，过去中国经济30年、40年的增长，还有那么多贫穷的社会群体，他们的预期在过去的3、40年中实现了吗？没有实现。所以，画饼是政客们的好手段，特别是对相对贫穷、受教育程度因此就比较低、接受信息因此也比较单一的这样一些社会群体，画一个饼对他们还是有一定作用的，至少可以减缓原来我把未来赋予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上，现在我可以把它寄托在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政策上。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税收。中国政府是当今世界上最富的政府，虽然中国不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这个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在过去3、40年高速经济增长当中，税收财政收入的份额非常大。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放慢，中国政府是不是会变得更贫穷一些呢？我个人看法实际上你看到他现在对那些民营企业的打压，打压后很多东西是归公了；还有对很多贪官的处罚，这个钱都到哪去了？我不敢讲这个钱完全都进了政府的腰包，这里还有各种各样合法、非法的渠道把这个钱分走，但中国政府的腰包瘪了吗？我相信应该不会。
这个也是说他现在有了新的手段，就是把国企做大做强，对全球经济高度渗透乃至一定程度的掌控。中国现在和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一样，它有了很多经济的殖民地，比如，非洲的很多国家，东南亚的国家，甚至现在已经发展到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等等。“一带一路”，你不要只看到中国在大撒币，“一带一路”把钱投出去了，它也有经济上的回报。
王岐山说中国人吃草也能过，显示中共就敢下这个手
所有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看好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我想可能习近平政权是做好了在经济不那么发达、经济增长大大降低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把他自己的日子过好。至于老百姓，实际前两年经济刚刚开始滑坡的时候，不是传言王岐山讲了一句话，中国人啊吃草也能过上3年的日子，这个是对中国人人性的黑暗的认知。我想他们就是这么看中国老百姓的。中国老百姓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这么看，他们就敢对你下这个手。实际上你也可以看到毛的时代，中国老百姓不要说在几十年里都过贫穷的日子，在三年饥荒时代饿死上千万人都没有造反，所以习近平很可能这么想，咱们不知道他怎么想，咱们假设一下他这么想，就是说，你现在每家的日子比毛时代好了多少？所以我再让你过上三年、五年，乃至十年的苦日子，你这个日子也不会苦到毛那个时代，你还能怎么样呢？我觉得，他们对中国人人性的这样一个判断，也支撑了他们这样一种不惜付出相当的经济代价来把经济转型到——过去民营企业按照冯仑的说法叫做“野蛮生长”——我现在要拿着鞭子拿着棍子管教你，现在你给我乖乖地做我的儿子、孙子。这里边会有一定的经济代价，但是我想，他们可能认为，他们能够付得起这个代价吧。
记者：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提出了为什么这些监管措施现在密集地出现的问题。他们认为最可能的答案就是为明年秋天中共二十大做准备。因为习近平预计要打破邓小平25年前抛弃的领导人终身制、获第三个任期。你是研究中共党代会最权威的专家之一，你同意这种分析吗？
吴国光：我同意现在这个阶段、一直到明年秋天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确实是中国的政治敏感时期，很多的政策很多的举措如果有着眼于二十大的权力考量，那是非常正常的。但至于刚才提到的种种措施是不是每一个直接和二十大的权力考量直接相关，我对很多具体经济举措案例没有深入研究。因为中国很多的经济举措背后有政治因素，这个水很深，权钱勾结、官商交易、白手套等等，这个水很深。我们并不知道哪一家公司背后它所关联的权力人物，或者前朝的权力人物是谁。但是如果有，我想是完全不稀奇的。
你提的这个问题，习近平二十大预期要做第三个任期，是不是说这些东西是为这个铺平道路？我感觉，实际上在2018年人大修宪，实际上习近平连任第三届、以后第四届甚至第五届的道路，已经从游戏规则的层面，已经铺平了。现在只是把这个东西落实下来。所以我预期，二十大在这方面他不会遇到很大的障碍。
不过2018年修宪结果出来后我当时有一些惊讶。我本来以为习近平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这个事情搞定，甚至不惜采取一些相当大的动作，但是2018年好像很容易地就搞定了。不过最近我也意识到即使当年把规矩搞定了，习近平不能就是说，好了，我就按照规定连任下去了。大家然后就说，好吧，没问题，你就连任吧。好像也不是这样。
二十大障碍在政治局常委如何权力再分配
那么我就在思考，为什么当年那么容易，现在要落实下来好像里面还蛮有一点障碍。我个人感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实际上高层这些人物，各有各的算盘。当年习近平把国家主席任期制取消以后，可能很多现任的领导人自己盘算了一下，我2022年时67岁，我可以连任；不能连任这个职位，我可以换一个职位，就像当年李鹏，两届总理做完后去做人大委员长。所以，这样一个盘算可能就让他们在2018年比较容易地接受了习近平的修宪举动。那么现在进入了新一轮的权力再分配。我个人感觉这一次二十大的权力再分配，习近平连任第三届党魁应该是没有多大障碍。障碍在于其他的政治局常委如何进行权力再分配。
如果按照过去七上八下的规矩，现任的常委中只有栗战书和韩正两个人到龄了，栗战书好像是50年出生的，韩正好像是54年出生的。其实韩正也卡个边，54年明年68岁；其他人，李克强、汪洋、王沪宁都是1955年出生的，都是67岁。也就是说，如果继续七上八下的游戏规则，那么习近平重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余地非常小，只有两个位子，最多两个位子空出来。
还有可能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的严重化，随着中国民间一般退休年龄开始往后挪，我相信在共产党干部队伍中要求推迟退休年龄的呼声也会很高。你一个工人、一个职员，都已经现在60岁不退休，可能要延迟到61、62，慢慢地推下去了，那么我一个副省长为什么就要60岁退休呢？那么60岁如果副省长不退休，那么省长65岁为什么就要退休呢？再往上延，过去我们知道的最高领导层的七上八下那么为什么不能至少提高一岁呢？如果再提高一岁，那韩正也要留任，如果只有栗战书一个人出去，那我只能补充一个政治局常委进来。我就算扩容，搞上九个政治局常委，我也只能进来三个，这位子不好摆。
习对现任政治局委员掌控程度前所未有
那么对习近平来讲，我相信这不是他想要的东西。他想要的就是尽可能把你们踢出去。习近平在十九大上已经达到了对中共政治局的掌控程度——以我研究中共党代会的经验来看——超过了历届——前十八届——政治局党魁对政治局委员的掌控程度。这个数字很明显，如果看一下十大、十一大进了几个大家都公认的是党魁亲信的人，你再看十九大，进的他的人那比例是非常之高。
这次二十大对于习近平来讲我相信他的核心是政治局常委会也要是我的人来掌控，但是你们这些老木头不出去，我的新人就进不来啊。我想，如果说这次权力再分配有障碍的话，障碍就在这里，障碍就在于习近平要的太多，但其他人也各有各的想要，这里面怎么样摆平？这里边不确定的因素当然很多，这些东西不一定关系到治国的各方面政策的意涵，但是习近平可以用政策行为来打击他们背后的力量，来威慑他们敢于和习近平——不说较劲儿至少是和我习近平——讨价还价的勇气。
我相信最高层的权力再分配一定要到明年的夏天才能最后弄出一个盘子来，现在省市层面才刚刚开始。如果明年的六、七月份打掉一个现任政治局委员，甚至打掉不止一个政治局委员，那这个是习近平敲山镇虎。就是说，你们如果这是要跟我过不去的话，那好，我也可能要下杀手，这个我想可能有这个意涵。
记者：《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说，最近中纪委对25家中国金融机构的调查，某种程度是针对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因为王领导的第一波反腐没有涉及他起家的金融行业。你认为，这与之前对政法系统两位退休部级干部的整肃有关吗？
吴国光：海外舆论对孙立军、傅政华的整肃可能背后指向是孟建柱——前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接孟建柱的是郭声琨，先任政治局委员、政法委书记。这两个人和曾庆红的关系非常密切，孟建柱本来就是从上海，曾庆红个人建议他到江西，然后升到省委书记一级，然后就从这个路子上去。郭声琨据说跟曾庆红有亲戚关系，他太太好像跟曾庆红妈妈那一边有关系，但很多都是传言，不能确证。
但是，政法系统这么大规模的清洗——据中央政法委今年早些时候，夏天的一个公开的通报，说从今年二月到今年夏天，半年时间里，整个政法系统有9.7万干警在中央搞的政法系统整顿中被清洗。我相信这里边警官为多，普通警察相对较少。这么大规模的清洗，无论前任还是现任的政法委领导都很难脱干系。知道内情的人讲，实际上傅政华是在北京市起家的，王岐山做过北京市长，他们那时有交集，与王岐山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的后台与其说是周永康和孟建柱，不如说是王岐山。那么这个就更有意思了。
孟建柱会不会被查？
那么孟建柱会不会被查呢？这个可能要看他们需不需要从孟建柱再往上挖。如果不需要从孟建柱再往上挖，那么孟建柱正式宣布被查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不然的话，为什么就需要查孟建柱呢？因为你宣布查与不查、只把你软禁起来，很大的一个不同我猜就是能不能审讯。我毕竟是前政治局委员，你让我没有自由、不让我到处乱走，但哪一个前政治局委员，就算是被认为政治可靠的政治局委员，他能到处乱走吗？朱镕基能出国访问吗？都不可能的嘛。他们都没有这么多的人身自由。
但是，如果你没有宣布被查，那你很难想象，国安系统也好，公安政保系统也好，跑到孟建柱家来审问孟建柱，“你说说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是不可能的嘛。宣布你被查，中央已经做了决定查你，那就名正言顺地来审讯你。而审讯你不是问你跟下边的人怎么样，而是要问你和上边的人怎么样。所以是不是宣布，关键可能在这里。
王岐山可以说从去年董宏被查这个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说王岐山的人马呢，就是说，毛泽东以前用的手法叫挖墙脚，开始挖王岐山的墙角。董宏是2020年10月被查的，他和王岐山的关系非常密切，海外媒体称他为王岐山的大管家应该不为过。然后就不断有包括任志强被判刑，还有一些其他一些省部级官员，最近就是海航。董宏和海航被查这两个关节点应该是直接构成了这样一个对王岐山的威胁。
15个中央巡视组进驻25家金融机构在未来的两到三个月里会有不断地有金融系统的案件被翻出来。
王岐山会不会被查？
最后。王岐山会不会宣布被查？这个可是一个很大的很难下决断的一个政治考量。其实现在也有舆论说，王岐山早就向习近平输诚了，“我是习主席的报幕员啊”。我觉得这个输诚恰恰说明他感觉到自己不安全，政治上被怀疑。那输诚有没有用呢？我认为习近平会说，你说你是我的报幕员我就相信啦？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善于搞权术的政治家会这么幼稚。那林彪对毛泽东表的忠心是那时候为止，中共历史上表的最好的，那又怎么样呢？这不是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习会不会考虑说那岐山在我的前十年的任期中给我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我把他查了以后谁还给我干活啊？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些一般的人会这么想，我们交朋友就是说你明天翻脸那谁还会给你交朋友。我觉得对于一个专制者他的思维可能不是那样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想想，如果习近平现在对张三讲，明天我就可能查你，你今天看你怎么干活吧，你说这个人是干活更积极呢？还是就怠工了呢？那很明显这个人会更积极。我现在就说明天可能查你，你今天干活会更积极。
反过来那些给习近平干了活儿、甚至干脏活儿的人被查的早就有了，鲁炜这个网信办的中国网络沙皇，他被查了以后中国的网络控制放松了吗？其他的人就不想再帮习近平控制网络了吗？这个情况完全没有发生。现在傅政华被查了，很多人就盼是不是对社会的控制、对律师、对社会组织等会不会放松一些，你看傅政华出了这个力都没有好下场，那我们也不干了，那你不干，你现在就被查。所以，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基本上来讲当然没有办法判定最后习近平会怎么做一个决断，但是习对王的疑忌，习对王的下属人马挖墙脚早就开始了。因为王手下的很多人还是蛮有一点桀骜不驯的，包括就像任志强那种发出的那些声音，这里面有个互动，这个互动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不到，我想这个互动也是决定最后查不查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记者：中共宣布了十九届六中全会11月8日到11日举行，今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习近平准备通过中共建党以来的第三份历史决议。毛邓主持或主导过前两个，习近平要做第三个，这对他有什么重要性？跟中共二十大召开又有什么关系？
吴国光：我觉得习要搞第三个历史决议，我觉得他是要统一统治阶层的思想。毛在当年七大以后，下了很大的功夫搞了第一个历史决议。他一直到了文革后期，他还惦记着这事。那个决议几十年前已经搞完了，他还把当年搞那个决议当中的一些文件又找出来看看，觉得很有意思，还可以重发一下。当他想到要控制党内干部思想的时候，他就要回到这问题上来。那一次毛的历史决议就使得毛树立了这样一个在思想上、理论上，他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么一个地位，由此奠定了他在七大上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这么一个基础。
邓的时代，我们一般的理解，认为邓比较开放，不大搞思想控制。实际上我们都经过这个1980年代的中国，这个1980年代共产党当局也是不断地试图控制你思想：83年反精神污染，86年、87年反自由化，这是两波最高的，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试图控制思想。所以，四个坚持，其中一项坚持的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个思想控制嘛。但是那个时候，他在进行思想控制的同时，他不能不为市场经济留出一定的成长空间。这就是前面讲到的邓小平面临的局势。
现在习近平面临的可能是他的统治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他和中国共产党党内大部分的精英在思想上有一个巨大的分歧。这个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过去二、三十年中掌权的那些人，在那个时代，在邓的那种权钱交易的框架下，这些人都发了财致了富，这些人都得到私人很大的好处。他们担心习近平用毛的东西来否定邓的东西，所以他们是极力维护邓的那一套。可以讲他们恐惧毛的极权主义，喜欢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
习近平是要用极权主义来掌控权贵资本主义。就是说你权贵资本主义没有问题，但是你资本主义必须要做共产党的孙子和儿子，然后你得听我的，完全听我的。
但是我觉得中国一般大众或干部的思路是一种非毛即邓的思路，这也是中国走不出新的道路的一个原因，要么就搞毛的一套，要么就搞邓的一套。搞邓的那套，干部们因为手里有权，得到了很多的好处，习近平这个历史决议里可能就是要统一这个思想。
第三个历史决议：前后三十年打通 毛邓捏到一起
习近平实际上从上台以来不断地讲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统一起来，他就是要把毛和邓捏到一起。也是我开始讲到的，就是邓的时代他的理想就是市场经济和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捏在一起，但是那个时代中国经济力量太弱，他要促进市场经济的这一面，但是绝不放松共产党一党专制垄断权力的这一面。到了习近平这个时候，他就是要加强共产党权力垄断、掌控一切，你们这些权贵如果只看着你们私家的经济利益，那以后我就对你不起了，我就要搞你；但你如果乖乖地听我的，你照样发财致富，跟着习近平走的那些白手套们，我相信他们以后大有发财的机会。还是这样，权贵资本主义的模式是不会被放弃的，中国只要是一个权力垄断，必定是一个腐败的权钱交易的政权，问题就是谁掌控谁，那么现在习近平就是要掌控他们。我可以预判，如果这个历史决议涉及到1989年事件的话，他一定高度肯定1989年的镇压，因为这就是邓小平显示他以共产党一党垄断权力的这样一个决心和立场来把市场经济控制在他的框架内的最鲜明最彻底的一个表示。习近平一定是支持这个东西的。
以前的历史毛已经做了历史决议，1980年代以前的历史邓也已经做了历史决议了，我不相信这第三个历史决议会推翻前两个历史决议当中任何一条。因为第二个历史决议邓要害就在于肯定毛的历史地位，那么习会继承这一切，同时可能把邓以来这些，最大的事件当然就是1989年的事件，当然也包括世界共产主义垮台，当然也包括市场经济的引入，我相信习近平会按照刚才这样一个思路，就是共产党掌控一切这样一个思路，把这个历史的问题厘清以后，那么党内的精英你要认清，只要你死心塌地地跟着习近平、跟着共产党走，你发财的机会还有的是。要不然，就别怨习近平不客气了。我想这是一个新的模式，如果习近平有什么新模式的话，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吧。
记者：为什么权力控制与市场供需关系这两个完全矛盾的驱动力可以在中共领导的模式里被结合在一起？
吴国光：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写的《全球化》（《反民主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胜利后的政治经济学》Globalization against Democracy）的那本书里，我就是想解释这个问题。实际上全球资本主义，就是全球化带来的这个资本流动，使得那些有效统治的非民主国家取得一定的制度优势。就是说，一个资本在美国办工厂，工人的福利、环境的后果等等你都要付出相当高的成本；你到中国去就不必付出这么高的成本。中国的劳工也可能对福利非常不满，但是共产党会帮助你把劳工摆平；他们如果闹事，共产党会帮助你镇压他们，帮助资本家赚钱。
环境的问题，当然不能说最近这些年共产党没有在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环境的成本在中国要比在美国低得多，所以使得这样一些有效统治的非民主政权取得了很多的制度优势，这个优势的代价就是在一般人生活迅速改善的同时，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环境的成本越来越高，这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秘密。
习近平可能最害怕脱钩
现在习近平由于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成为占美国经济总量的70%以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习近平开始用这样一个东西反过来对付国际资本。我不认为习近平真的想跟西方经济、美国经济脱钩，我认为他最害怕脱钩，因为我们看到过去几十年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他为什么要脱钩呢？我的看法，这个脱钩是一个战略，这个战略就是要逼使美国资本和国际资本向中国共产党低头，你要在中国发财，那你就向我低头。过去当然也受我控制，这个跟对付国内资本是一样的，我要加强这个控制。因为这个钩已经很深很深了，你要想脱，我叫你脱，那你就失去非常大的经济利益，那你就不愿意脱，那我就有了谈判资本，那好，不仅你在中国听我的，你们要影响美国政府听我的。这是个全球大战略。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我是中国北方人，我听说南方有一个抓猴子的办法，你把一个椰子，里面的水弄光了，你在椰子壳上挖一个洞，不是很大的洞，猴子的爪子能伸进去，在里面放一些猴子爱吃的爆米花，猴子就把手伸进椰子壳里面去抓爆米花，但抓满了以后手就拿不出来了。这时也许这个椰子壳事先拴上了一根绳子，就到了人来打猴子、捉猴子的时候了。所以，这个猴子的贪婪就在于它就是不肯松开手，然后把手拿出去，猴子可以跑掉。而它一定是死死地抓住在椰子壳里得到这些利益不放，因此那个椰子壳就被拖住，最后这个猴子就被抓住了。
我觉得现在习近平的战略，对待西方资本，就是这么一个捉猴子的战略。你如果不那么贪婪，松手跑掉了，你就赚不到钱了。习近平就赌你资本贪婪的这样一个特性。习近平肯定是相信马克思的嘛，马克思讲过，资本为了十倍的利润可以怎么样，为了百倍的利润可以怎么样，我就赌你不愿意跟我脱钩，你就想要更大的利益，好，那我就把你这猴子抓住了。
这个涉及中国的对外关系，习近平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国际战略。当然他要先把内部资本掌控了，因为中国卷入了全球化，中国国内资本跟国际资本相互之间有很多关联，实际上往国际往全球走的这步棋也已经开始了。
记者：在中国权力干预和对不听话的国家和企业进行经济胁迫之下，一方面我们看到有些外资纷纷撤离，另一方面，如《纽约时报》报道，华尔街一些大公司还是认为中国的投资前景好，甚至要投资人增加对华投资3倍。这种矛盾现象反映了什么？为什么中国的这种控制型市场经济模式仍有吸引力？
吴国光：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非常大，很多经济学家预计10年内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国民经济总量的人均量比美国还是低非常多，不过是美国的十分之一。这当然一方面说明从中国国民收入来讲还是个穷国；另一方面也说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还很大，很多国际资本看到了这个东西。中国的策略也很清楚，首先就是放你进来。你不进来，我如果不把椰子壳挖个洞，里面没有放上猴子愿意吃的东西，你不进来，我是掌控不了你、抓不住你的。
所以市场的开放，甚至是优惠地开放，给你甜头让你进来这是第一步。同时加强监管、加强控制，甚至威胁要脱钩，这样使得你不得不反过头去。我认为就是反过头去利用这些资本，反过头去影响美国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从舆论到决策。因为不管习近平也好，中国的领导人也好，不管他们是不是信马克思主义，毕竟他们的思想资源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读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还有中国传统的，比如法家。他们会相信西方国家的政府是被资本控制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的一个看法。就是说，等于反过来这些资本，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私有的利益，必然会反过来影响西方的政府。这也是西方政府在与中国脱钩的过程中会听到西方商界等经济领域有非常强烈的反对声音。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已经不仅在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也不仅在政治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包括在研究机构、大学，包括在舆论、在媒体，它的这个垄断性的地位，比三十年前大大地增加了。所以这样呢，舆论、媒体、研究单位，甚至大学的学术人员，也都同样的是一个游戏规则，反过来不愿意和中国脱钩，反过来要求美国政府、权力机构来搞一个不能和中国脱钩的政策。那么中国说要脱钩，美国说不要脱钩，如果这个格局形成，那么中国在两国关系中讨价还价的谈判地位当然会大大加强。我想基本这个游戏还是那个捉猴子的游戏。
记者：谢谢吴国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