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酒是许多人吃饭时不可缺少的饮品（资料图）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澳大利亚政界人士对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领土侵略和侵犯人权行为对中国提出批评后，北京当局通过打击澳大利亚人的钱包作为报复。在过去两年中，中国这个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夥伴，对其大麦、煤炭、牛肉、木材、糖、棉花、海鲜和葡萄酒等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CNA）报道，对澳大利亚来说，幸运的是大多数受影响的商品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客户。例如沙特阿拉伯填补了大麦的空缺，而拉丁美洲、欧洲、东南亚和印度的需求成长，弥补了对中国煤炭出口中断的影响。但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生产商就没有这么幸运。
自2021年3月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的瓶装葡萄酒，征收116%至 218%的关税，高关税让许多中国消费者和贸易商却步，直接放弃引进澳大利亚红酒。
根据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的数据，在2022年3月的前一年，澳大利亚葡萄酒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金额下降了97%，仅有2400万澳元。这与施加关税前的出口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中国购买了大约40%的澳大利亚出口的葡萄酒，每年消费价值接近10亿澳元，使中国成为澳大利亚葡萄酒最大的市场。
根据估计，中国过去大约有5200万人会购买澳大利亚的葡萄酒。而英国和美国则排在第二、三位，英、美两国每年进口的澳大利亚葡萄酒金额，大约是中国課征关税前的一半。
美国的一个葡萄酒庄（资料图）
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的报复性作法，也冲击到葡萄种植者。从2021年开始，澳大利亚许多葡萄园传出大丰收，去年生产了创纪录的210万吨酿酒用葡萄。但现在需求减少，结果许多独立种植者无法将收成出售给酿酒厂，导致至少数千吨优质葡萄被迫放到腐烂。
大品牌与贸易商转换策略
报道说，在当前政策影响下，不少品牌与贸易商决定转换策略扭转态势，像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葡萄酒品牌奔富（Penfolds）在今年5月宣布，将推出旗下首款在中国大陆生产的葡萄酒。“对我们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奔富母公司富邑葡萄酒集团（Treasury Wine Estate）的首席执行官福特（Tim Ford）说。
福特指出，在中国大陆培养了强大的追随者后，奔富在中国本土生产是“自然而然的下一步”。
在上海从事酒类贸易的经销商阿磊（化名）向德国之声记者指出，现在除了价格较高的奔富（Penfolds）等大品牌的红酒外，已没有再出售澳大利亚生产的红酒。阿磊表示，目前“基本上都转做其他国家（业务）了，很大一部份原因确实是因为关税”。 “（除了奔富以外）其他的澳洲红酒，基本上也没有客人在问”，阿磊说。
随著澳洲红酒的进口价格高涨，阿磊也不再发展澳洲红酒的生意，就算是奔富的红酒，“买的人主要还是之前的老客户”，阿磊说。而且他态度上也变得消极起来，“若有人问起奔富，我才会去帮他看现在上游的价格”，他说。
像奔富的知名产品“407红酒”，阿磊指出，自从有了高额关税以后，他手上一瓶的价格从人民币720元，上涨到了人民币920元，相当于涨了27.78%。“以前当然更低了”，阿磊说。
澳洲的葡萄酒贸易商林先生也同意阿磊的看法，他说“中国市场还是有（澳洲的葡萄酒），但因为贸易制裁的原因，市场份额下降”，“除了奔富这种一线品牌外，其他都很难做”，他说。
华人酒庄转型困难
在澳大利亚拥有一座葡萄酒庄的李女士（化名）向德国之声记者表示，她过去主要的市场就是在中国大陆，而中国政府对从澳洲进口的葡萄酒施加钜额关税，确实对她的生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女士估算“成本可能上涨了10倍”。
原籍中国的李女士，10多年前与儿子来到澳洲旅游后，就爱上了澳洲的生活方式。不久之后，她买下了一个当地的酒庄，并聘用了10几名员工，成为了当地政府眼中的“成功移民故事”。
南非的一个葡萄酒庄（资料照）
李女士一开始判断，中澳关系之间的外交僵局不会维持太久，“我算是转型比较迟钝的”，“以前还是有判断上的失误”。因此，当澳洲红酒被課征高额关税之后，她仍尝试将自己酒庄的红酒销往中国，并且尽力吸收成本，“我以前的买家，都还是沿用以前的价格（收购）。”
而对于她为何在中国施加关税后，仍坚持要将自家品牌的红酒销往中国市场，她解读“中国一直卖得很好，市场很大，也比较轻车熟路”。
而除了直接的关税成本以外，中国海关的通关速度在近期也有明显变慢的趋势，关于澳洲酒类产品进到中国的通关速度，“以前的话一个月左右，最长一个半月”。但近期却变得困难不少，“现在四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才会清关”，李女士说。
但随著中澳冲突超过两年，她不得不思考其他的替代市场。目前李女士想透过在新加坡和柬埔寨等国举办品酒会等形式，“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突破口”。也考虑过要出口自家的红酒到台湾，而只对中国和澳洲市场有销售经验的她坦言，要打入其他国家市场，“还是满艰难的”。
而对于如何让自己的红酒回销到澳洲国内市场，李女士也正与澳洲最大的一些酒类零售商，例如丹墨菲（Dan Murphy）等连锁业者谈判，但至今尚未完成。
李女士指出，她的酒庄虽然较小，而且历史也不悠久，但近几年获得一些世界性的大奖，因此跟澳洲连锁业者谈判时，“前期还是比较顺利的”。
可等到后期谈判时，若考虑到价格和宣传费用上的负担，李女士认为，她们就还是不太成功。“如果加上（自行负担的）推广等费用，（连锁业者开的）有些价格，我们连成本都不够”，她说。
正在建立新酿酒车间的李女士，现在的企业转型策略，就是主攻澳洲本地的餐厅和酒吧，希望自己旗下的红酒能够进到更多的西餐厅和中餐厅，也已经取得一些成果。“后期可能会有小团观光”，这是她正在考虑的另外一个方向。
许多人吃西餐时，都会搭配红酒（资料图）
澳洲的酒谁来喝林先生指出，澳洲红酒现在主要的出口对象就是港澳，越南，新加坡这些周边国家，同时也在开发北美市场，“就连富邑这种大公司，也在美国进行产品开发。”
CNA报道称，一些人正在加大向澳大利亚本地消费者销售的力度，他们通常饮用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内生产的葡萄酒。其他人则将重点放在韩国，韩国是澳大利亚主要的葡萄酒进口国之一，2021年进口量增长了76%。
印度市场也有望有所成长，因为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新的贸易协议已经到位，印度会将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关税削减一半，降到75%。但印度只有大约300万人有定期饮用葡萄酒的习惯，这让澳洲业者的兴奋情绪有所缓和。
新加坡正成长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市场。新加坡2021年进口了1.66亿澳元的澳大利亚葡萄酒，几乎是 2020 年的2倍。新加坡在澳大利亚葡萄酒上的花费，相当于接下来的4个最大的亚洲市场，也就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台湾的总和。事实上，新加坡现在也是澳大利亚第5大葡萄酒出口市场。
日本的年轻人也喜爱喝红酒（资料图）
新加坡葡萄酒经销商Pivene的联合创始人洛纳根（Matthew Lonergan）说，新加坡的饮酒者可以“期待从更好、更高、更小众的澳大利亚生产商那里，获得更多选择”。
而对于中澳之间的葡萄酒关税能否降低，让中国5200万葡萄酒消费者重新拥抱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玛格丽特河葡萄酒协会首席执行官怀特兰 （Amanda Whiteland）则认为，“希望”，怀特兰说，“（中澳）对话可能很快就会重新开启。”
李女士则不是很乐观。“（中澳关系）现在有迹象会回暖，但实质上我们看不见这种回暖”。因此“还是不得已要去开发其他国家的市场”，李女士解读。
红酒是许多人吃饭时不可缺少的饮品（资料图）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澳大利亚政界人士对全球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领土侵略和侵犯人权行为对中国提出批评后，北京当局通过打击澳大利亚人的钱包作为报复。在过去两年中，中国这个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夥伴，对其大麦、煤炭、牛肉、木材、糖、棉花、海鲜和葡萄酒等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CNA）报道，对澳大利亚来说，幸运的是大多数受影响的商品很快就找到了替代客户。例如沙特阿拉伯填补了大麦的空缺，而拉丁美洲、欧洲、东南亚和印度的需求成长，弥补了对中国煤炭出口中断的影响。但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生产商就没有这么幸运。
自2021年3月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的瓶装葡萄酒，征收116%至 218%的关税，高关税让许多中国消费者和贸易商却步，直接放弃引进澳大利亚红酒。
根据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的数据，在2022年3月的前一年，澳大利亚葡萄酒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金额下降了97%，仅有2400万澳元。这与施加关税前的出口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中国购买了大约40%的澳大利亚出口的葡萄酒，每年消费价值接近10亿澳元，使中国成为澳大利亚葡萄酒最大的市场。
根据估计，中国过去大约有5200万人会购买澳大利亚的葡萄酒。而英国和美国则排在第二、三位，英、美两国每年进口的澳大利亚葡萄酒金额，大约是中国課征关税前的一半。
美国的一个葡萄酒庄（资料图）
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的报复性作法，也冲击到葡萄种植者。从2021年开始，澳大利亚许多葡萄园传出大丰收，去年生产了创纪录的210万吨酿酒用葡萄。但现在需求减少，结果许多独立种植者无法将收成出售给酿酒厂，导致至少数千吨优质葡萄被迫放到腐烂。
大品牌与贸易商转换策略
报道说，在当前政策影响下，不少品牌与贸易商决定转换策略扭转态势，像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葡萄酒品牌奔富（Penfolds）在今年5月宣布，将推出旗下首款在中国大陆生产的葡萄酒。“对我们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奔富母公司富邑葡萄酒集团（Treasury Wine Estate）的首席执行官福特（Tim Ford）说。
福特指出，在中国大陆培养了强大的追随者后，奔富在中国本土生产是“自然而然的下一步”。
在上海从事酒类贸易的经销商阿磊（化名）向德国之声记者指出，现在除了价格较高的奔富（Penfolds）等大品牌的红酒外，已没有再出售澳大利亚生产的红酒。阿磊表示，目前“基本上都转做其他国家（业务）了，很大一部份原因确实是因为关税”。 “（除了奔富以外）其他的澳洲红酒，基本上也没有客人在问”，阿磊说。
随著澳洲红酒的进口价格高涨，阿磊也不再发展澳洲红酒的生意，就算是奔富的红酒，“买的人主要还是之前的老客户”，阿磊说。而且他态度上也变得消极起来，“若有人问起奔富，我才会去帮他看现在上游的价格”，他说。
像奔富的知名产品“407红酒”，阿磊指出，自从有了高额关税以后，他手上一瓶的价格从人民币720元，上涨到了人民币920元，相当于涨了27.78%。“以前当然更低了”，阿磊说。
澳洲的葡萄酒贸易商林先生也同意阿磊的看法，他说“中国市场还是有（澳洲的葡萄酒），但因为贸易制裁的原因，市场份额下降”，“除了奔富这种一线品牌外，其他都很难做”，他说。
华人酒庄转型困难
在澳大利亚拥有一座葡萄酒庄的李女士（化名）向德国之声记者表示，她过去主要的市场就是在中国大陆，而中国政府对从澳洲进口的葡萄酒施加钜额关税，确实对她的生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女士估算“成本可能上涨了10倍”。
原籍中国的李女士，10多年前与儿子来到澳洲旅游后，就爱上了澳洲的生活方式。不久之后，她买下了一个当地的酒庄，并聘用了10几名员工，成为了当地政府眼中的“成功移民故事”。
南非的一个葡萄酒庄（资料照）
李女士一开始判断，中澳关系之间的外交僵局不会维持太久，“我算是转型比较迟钝的”，“以前还是有判断上的失误”。因此，当澳洲红酒被課征高额关税之后，她仍尝试将自己酒庄的红酒销往中国，并且尽力吸收成本，“我以前的买家，都还是沿用以前的价格（收购）。”
而对于她为何在中国施加关税后，仍坚持要将自家品牌的红酒销往中国市场，她解读“中国一直卖得很好，市场很大，也比较轻车熟路”。
而除了直接的关税成本以外，中国海关的通关速度在近期也有明显变慢的趋势，关于澳洲酒类产品进到中国的通关速度，“以前的话一个月左右，最长一个半月”。但近期却变得困难不少，“现在四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才会清关”，李女士说。
但随著中澳冲突超过两年，她不得不思考其他的替代市场。目前李女士想透过在新加坡和柬埔寨等国举办品酒会等形式，“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突破口”。也考虑过要出口自家的红酒到台湾，而只对中国和澳洲市场有销售经验的她坦言，要打入其他国家市场，“还是满艰难的”。
而对于如何让自己的红酒回销到澳洲国内市场，李女士也正与澳洲最大的一些酒类零售商，例如丹墨菲（Dan Murphy）等连锁业者谈判，但至今尚未完成。
李女士指出，她的酒庄虽然较小，而且历史也不悠久，但近几年获得一些世界性的大奖，因此跟澳洲连锁业者谈判时，“前期还是比较顺利的”。
可等到后期谈判时，若考虑到价格和宣传费用上的负担，李女士认为，她们就还是不太成功。“如果加上（自行负担的）推广等费用，（连锁业者开的）有些价格，我们连成本都不够”，她说。
正在建立新酿酒车间的李女士，现在的企业转型策略，就是主攻澳洲本地的餐厅和酒吧，希望自己旗下的红酒能够进到更多的西餐厅和中餐厅，也已经取得一些成果。“后期可能会有小团观光”，这是她正在考虑的另外一个方向。
许多人吃西餐时，都会搭配红酒（资料图）
澳洲的酒谁来喝林先生指出，澳洲红酒现在主要的出口对象就是港澳，越南，新加坡这些周边国家，同时也在开发北美市场，“就连富邑这种大公司，也在美国进行产品开发。”
CNA报道称，一些人正在加大向澳大利亚本地消费者销售的力度，他们通常饮用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内生产的葡萄酒。其他人则将重点放在韩国，韩国是澳大利亚主要的葡萄酒进口国之一，2021年进口量增长了76%。
印度市场也有望有所成长，因为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新的贸易协议已经到位，印度会将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关税削减一半，降到75%。但印度只有大约300万人有定期饮用葡萄酒的习惯，这让澳洲业者的兴奋情绪有所缓和。
新加坡正成长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市场。新加坡2021年进口了1.66亿澳元的澳大利亚葡萄酒，几乎是 2020 年的2倍。新加坡在澳大利亚葡萄酒上的花费，相当于接下来的4个最大的亚洲市场，也就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台湾的总和。事实上，新加坡现在也是澳大利亚第5大葡萄酒出口市场。
日本的年轻人也喜爱喝红酒（资料图）
新加坡葡萄酒经销商Pivene的联合创始人洛纳根（Matthew Lonergan）说，新加坡的饮酒者可以“期待从更好、更高、更小众的澳大利亚生产商那里，获得更多选择”。
而对于中澳之间的葡萄酒关税能否降低，让中国5200万葡萄酒消费者重新拥抱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玛格丽特河葡萄酒协会首席执行官怀特兰 （Amanda Whiteland）则认为，“希望”，怀特兰说，“（中澳）对话可能很快就会重新开启。”
李女士则不是很乐观。“（中澳关系）现在有迹象会回暖，但实质上我们看不见这种回暖”。因此“还是不得已要去开发其他国家的市场”，李女士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