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新冠比喻成天平，阳过的人与未阳人摆放在两端，那么这个天平几乎是时刻倾斜的。 去年12月以前，未阳人以庞大的数量盘踞于天平下端。在这之后，筹码被转移，他们又成为了“少数存在的个体”，被升入空中。 5月15日，钟南山院士介绍，全国大概有15%的人尚未感染过新冠。 如今“二阳”来势汹汹，站在天平高处的未阳人，越发稀少。但成为少数的他们，此刻或许并不开心。 一些至今没有感染过新冠的人中，有人会称自己为“防疫钉子户”“未阳观察员”，依旧将生活放置于严密的“罩子”之下，全面切断一切可能感染病毒的途径。 阿杜就是其中之一，在新冠实行“乙类乙管”的135天后，他依旧没有摘下防毒面具。 每天出门前，他会戴好面具，检查一遍口罩的气密性以及头后固定带的松紧——如果带子变松，便意味着面具需要更换。 上班前，他照例在公司楼下的便利店买一大桶矿泉水，进入办公楼前喝一次，工作期间如果感到口渴，他会提着水桶到楼下再喝一次。 但在办公室，阿杜坚决不会摘下面罩。 佩戴防毒面具的阿杜 阿杜的午饭通常在户外完成。公司附近绿化好，草坪也多，他会选择一块没人的草地，摘掉防毒面具，拿出准备好的午餐。 如果期间有人突然接近，阿杜会立刻戴起面具撤离。10米，是不戴防毒面罩的阿杜，在户外与人保持的最近距离。 午餐内容也是固定的。 大部分是不需要加热的面包与蛋糕，再加上真空包装的鸡胸肉与鸡腿肉，以保证蛋白质摄入。这样吃了几个月后，阿杜又发现了一种可以加热的自热食品，口味选择更多，吃起来也接近常规午饭。 阿杜中午吃的自热食品 阿杜戴防毒面具的习惯，是在2020年养成的。 那时，阿杜的工作地点在上海虹桥火车站附近，每天都要穿过几轮人潮。为了防止感染新冠，他开始尝试佩戴防毒面具。 偶尔同事会问阿杜，长时间佩戴会不会觉得太闷，但实际上，作为使用三年的人，阿杜反而觉得相比口罩，防毒面具更加透气。 唯一的困扰是夏天，天气太热导致出汗让面罩贴到皮肤上。所以自去年6月后，阿杜开始骑自行车通勤，从他家到公司的距离往返46公里，单程要花费1个小时，骑行时，阿杜通常只佩戴普通医用口罩。 进入11月，天气越来越冷，加上感染高峰期到来，阿杜放弃了骑行，恢复了戴着防毒面具坐地铁的日常。 在地铁上，阿杜偶尔会看到有人偷拍自己，却也仅限于此——没有人会真的走上来问阿杜，头上戴的是什么。 这似乎成为了大家的某种默契，每个人都知道答案。 阿杜使用的紫外线灯 去年12月以来，周围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少，但阿杜脸上的防毒面具却戴得越来越紧。 他拒绝一切聚餐，很少见朋友，更不会去电影院与商场。除了两点一线的上班外，他只会去家附近的超市与市场，补充食材和日常用品。 阿杜今年32岁，从事数据咨询行业，如今和父母住在一起，父母已经退休，平日里，除了父亲偶尔需要去医院外，他们从不下楼，家里的购物都是阿杜完成。 作为家中唯一一个仍在接触外界环境的人，每天回家之后，阿杜会将穿过的所有衣服放到卫生间，用医用紫外线灯照射20到30分钟进行消毒。同时阿杜会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 如同一个被设计与改良过多次的程序，从疫情开放至今，阿杜的每一天都如此度过，也至今未阳。 阿杜与女友，女友也至今未阳 之所以坚持如此严密防疫，是因为特殊的家庭情况。 他的爷爷、外公与外婆都已高达90岁，或许在某个角度看，这是三代同堂的幸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在新冠面前，这个家庭需要承担着更大的考验与风险。 作为家中最年轻的一代，阿杜决定成为那个“守门人”。 五月过后，上海的天气越来越热，又到一年夏。 前不久，钟南山称根据模型预测显示，六月底第二波疫情将达到高峰，阿杜计划着，或许在这一轮疫情过后，自己可以在防疫上尝试慢慢放松一点。 但一切只是计划，阿杜也不知道，这个夏天会不会迎来一些终结，前方仍旧充满未知。 从去年12月24日开始，龙小轩就再也没下过楼。 家里的门缝被他用棉柔巾一点点堵住，每天起床后，他会用喷壶将棉柔巾打湿，以阻碍外部空气进入。 窗户也常是关闭状态，为了通风，龙小轩会将一扇窗户打开三厘米，贴上三层棉柔巾，用于过滤空气。 龙小轩做的窗户防护 在自我隔离的160多天中，龙小轩只开过一次窗户，为的是将需要退货的物品，从窗口丢给楼下快递员。其余时间，房间的窗户都是关闭的。 每天他的生活十分简单。7点左右睡醒，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白天看股票，晚上打游戏，饿了就用烤箱烤些食物，食物种类大多是土豆、玉米、红薯与鸡肉，晚上12点左右准时入睡。 因为龙小轩坚信，熬夜会减弱自己的免疫力。 物资通常是靠快递与外卖，每次运来，他都会穿着防护服将静置过后的东西搬进来。生活垃圾的处理，则是通过叫闪送服务，让闪送员把家门口的垃圾扔到楼下。 除此之外，每天龙小轩还要用酒精消毒十几次，并对全屋进行熏艾，从未间断。就连他的微信朋友圈，分享的也都是与疫情有关的内容。 他如今的生活，被“防疫”二字全面侵占。但很难想象的是，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每个休息日都要出门闲逛的上班族。 龙小轩的朋友圈 龙小轩今年32岁，在进行自我隔离之前，他生活在珠海。去年12月底，他辞去学校食堂的工作，打算休息一段时间，顺便去揭阳与异地女友见面。 最初，龙小轩只计划待几天，但没料想，新冠病毒开始大范围传染。看着朋友圈里一个个变阳的朋友，他开始焦虑。 同一时期，龙小轩偶然在视频软件上看到，一个生活在国外的博主，称自己因为阳过三次，被查出脑萎缩。龙小轩打开网页检索这一病症，得出结论——“他也就还能活10年”。 躲避病毒的战役正是从这一刻打响的。 坐公共交通回珠海自然是危险重重，继续住酒店又不是长久之计。思索之下，龙小轩通过中介在揭阳租下一间房子，带着仅有的一套衣服，搬进了10平米的出租房里。 房子距离女友只有5公里，但因为女友已经阳过，龙小轩害怕见面增加感染风险，便骗女友自己已回珠海。 如此之下，在一个接近陌生、没有熟人的城市，龙小轩主动开启了隔离生活。 刚住进房间时，恰好是病毒感染高峰，每天龙小轩都能听到邻居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为了防护，在住进房间里的第一周，他只吃泡面，睡觉都戴着KN95口罩，感到嗓子痛的时候就测一下抗原。 物资陆续到位，因为担心油烟机会交换外界空气，龙小轩又吃了一个多月的蒸菜。后来，蒸锅被烤箱取代，他开始沉迷于研究不同的烤箱美食。 龙小轩用烤箱制作鸡肉 对于龙小轩的行为，住在珠海的父母并不理解。 周围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少，感染的人数不再增加，父母觉得病毒早已消失，不明白儿子为何这么极端坚决不愿意走出房间，甚至觉得他脑子出了问题。 “不过他们现在不会这么说了，因为二阳来了”，龙小轩说道。 龙小轩发的朋友圈 前段日子，龙小轩终于告诉女友，从去年12月起自己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揭阳。女朋友觉得震惊，却没有因为这件事和他吵架。 对于女友的反应，龙小轩解释为：“她阳过之后记忆力都不太好，记不清我们多久没见过面。” 进入五月，揭阳的天气越来越热，中午温度高时，常常会超过35度。 因为害怕吹进病毒，龙小轩始终拒绝开空调，他花200多块钱买回一台大风扇，放在房间中央用于散热。 至于什么时候走出房门，龙小轩还没想好。手中的存款还能撑到年底，他决定再等等看：“熬得越久，病毒越轻”。 “健康第一，钱都是身外之物。” 或许对于龙小轩而言，新冠是一个具体的敌人，但对于出生于2001年的思瑶而言，“变阳”这件事更像是一个未知的访客。 她不知道访客什么时候来，会不会来，也不知道它会选择夜晚敲门，还是白天按响门铃。 对于去年12月底参加考研的思瑶而言，新冠走近的节点，恰好是她人生中某个“黎明前的夜晚”。 思瑶今年大四，在河南许昌读大学。去年10月份，她结束实习回到学校准备考研。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她舍弃了大部分周末时光。 日子过得枯燥，但思瑶却很少抱怨，毕竟她清楚，今年的考研形势并不乐观。 2023年全国研究生报考人数达到476万，创下近10年人数新高，但扩招的学校却并不多。僧多粥少，谁能够成功上岸，需要靠努力与天分，也需要一些运气。 而新冠则成为了影响“上岸运气”的一部分。 备战考研时思瑶拍摄的学习桌面 在思瑶的记忆中，距离考研只剩不到一周时，身边的同学与朋友开始不断感染。 最开始只有几个人，渐渐教室里的咳嗽声频率逐渐密集，空着的位置越来越多，学校超市里的黄桃罐头也在一夜间，被抢购一空。 各种各样的消息开始传来，有的同学阳了，但两三天就好了；有的同学阳了却高烧不退；有的同学严重一些，出现了咳血的症状。 也正是这一时期，思瑶的担忧到达顶点： “当时觉得很恐惧，你不知道身边谁是安全的，谁带着风险，又很怕在考试前阳了，几个月的复习准备都打了水漂。” 生活在学校，思瑶能做的大多也都是基础性防护——佩戴口罩，喷酒精，尽量少去人多的地方，路过有阳性病例的宿舍时，加速走过。 临近考研那两天，学校的浴室暂停使用，食堂停止堂食，思瑶从教室搬回宿舍学习，每天都会测量三次体温，严密观察着身体的细微变化。 在阳台背书的思瑶 2022年12月24日，在“阴阳混考”的教室里，思瑶完成了长达两天的考试，之后她约了一辆顺风车，回到河南信阳的家中。 彼时，思瑶的家人都已阳过，其中，就包括思瑶的姐姐。 和思瑶相同，姐姐去年也考研，考研前两天，她测出阳性，发着烧参加完考试，回到家时还在咳嗽。 那段日子，思瑶和家人们一起吃饭，和姐姐住在一间卧室，对待变阳这件事，她心中那根紧绷的神经开始放松。 期间，她参加了村里的两次流水席——一次喜事，一次丧事，考了驾照，又在除夕夜去县城看了烟花。那时大家都已不戴口罩，不断出现在人群中的思瑶，甚至做好了变阳的准备。 出乎意料的是，她没阳。 思瑶拍摄去县城看烟花 再之后，她回到学校，去郑州参加研究生复试，又陪姐姐在杭州住了一个月，去了不少景点，过程中没有做太多防护。 但她依旧没阳。 思瑶也曾试图分析原因，但始终没有得出答案，只好归结于自己“有些运气”。 如今，思瑶已回到学校，准备毕业答辩。 临近答辩的前半个月，思瑶突然嗓子上火，严重得说不出话，彼时，有关二阳的新闻频频出现，但思瑶却没有拿出抗原进行检测。 她很清楚，这次上火只是因为吃辣过度。 对当下的思瑶而言，新冠已成为她人生中存在感极低的事情。和考研前的恐惧不同，她不再在意是否会阳：“我不太担心，阳或者不阳都顺其自然”。 毕竟在她4年大学时光中，“新冠”带来的影响，曾占据80%的时间。而如今，她想抓住那剩余不多的20%，去感受校园里，那一缕缕穿过操场，直接吹到面庞上的风。 阵营早已产生。 在没有阳过的人中，存在着两种情绪。 一种是自信。阿杜认为，自己的防护措施接近完美，百毒不侵。 另一种是无视，比如画手小鹿，她将自己的未阳归结于“过敏性鼻炎”，认为新冠与自己没有太多关系； 比如生活在北京的莫莫，从去年至今，她很少做防护，每天在早高峰时乘坐地铁且不戴口罩，一到假期就四处旅行，却始终未阳，她认为自己是医生口中那一类“不易感染人群”。 像是拥有了某种天赋，纵使身边人阳了两轮，纵使不戴口罩，纵使每天出现在人潮最为密集的地点，纵使与阳性病例同吃住，他们依旧逃过一阳。 过程中，这类人偶尔会复盘，试图找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证据”。 他们中有人认为自己未阳是因为体质好、坚持跳“帕梅拉”；有人认为是家族遗传，因为自己与父亲都没阳过；有人会归结于过敏性鼻炎；也有人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阳过。 猜测无法被论证，但这些“未阳人”的经历，构成了一条条不确定性的线索，打造出了一个确定的样本结论： 直到今天，无论是否阳过，新冠扎实影响与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无一例外。 阿杜 新冠如同一块漂浮在每个人头顶的乌云，阳过的人面对的是不同的降雨量——有的人经历的是狂风暴雨，有的人只轻轻被打湿了头发。 未阳人要面对的，则是降雨率的区别。有的人试图驱赶乌云，有的人则早已不再看天气预报。 不可否认的是，新冠确实重塑了人们的生活。 无论阳还是不阳，每个人都在尝试着进行自我分析，试图寻找出蛛丝马迹，来定义自己的相同或不同，纵使他们仅仅是在度过新冠来临之前，最普通的生活。 但，有些习惯被永远改变了，有些情绪被长久留存了，有些记忆不会消散了。
如果将新冠比喻成天平，阳过的人与未阳人摆放在两端，那么这个天平几乎是时刻倾斜的。
去年12月以前，未阳人以庞大的数量盘踞于天平下端。在这之后，筹码被转移，他们又成为了“少数存在的个体”，被升入空中。
5月15日，钟南山院士介绍，全国大概有15%的人尚未感染过新冠。
如今“二阳”来势汹汹，站在天平高处的未阳人，越发稀少。但成为少数的他们，此刻或许并不开心。
一些至今没有感染过新冠的人中，有人会称自己为“防疫钉子户”“未阳观察员”，依旧将生活放置于严密的“罩子”之下，全面切断一切可能感染病毒的途径。
阿杜就是其中之一，在新冠实行“乙类乙管”的135天后，他依旧没有摘下防毒面具。
每天出门前，他会戴好面具，检查一遍口罩的气密性以及头后固定带的松紧——如果带子变松，便意味着面具需要更换。
上班前，他照例在公司楼下的便利店买一大桶矿泉水，进入办公楼前喝一次，工作期间如果感到口渴，他会提着水桶到楼下再喝一次。
但在办公室，阿杜坚决不会摘下面罩。
佩戴防毒面具的阿杜
阿杜的午饭通常在户外完成。公司附近绿化好，草坪也多，他会选择一块没人的草地，摘掉防毒面具，拿出准备好的午餐。
如果期间有人突然接近，阿杜会立刻戴起面具撤离。10米，是不戴防毒面罩的阿杜，在户外与人保持的最近距离。
午餐内容也是固定的。
大部分是不需要加热的面包与蛋糕，再加上真空包装的鸡胸肉与鸡腿肉，以保证蛋白质摄入。这样吃了几个月后，阿杜又发现了一种可以加热的自热食品，口味选择更多，吃起来也接近常规午饭。
阿杜中午吃的自热食品
阿杜戴防毒面具的习惯，是在2020年养成的。
那时，阿杜的工作地点在上海虹桥火车站附近，每天都要穿过几轮人潮。为了防止感染新冠，他开始尝试佩戴防毒面具。
偶尔同事会问阿杜，长时间佩戴会不会觉得太闷，但实际上，作为使用三年的人，阿杜反而觉得相比口罩，防毒面具更加透气。
唯一的困扰是夏天，天气太热导致出汗让面罩贴到皮肤上。所以自去年6月后，阿杜开始骑自行车通勤，从他家到公司的距离往返46公里，单程要花费1个小时，骑行时，阿杜通常只佩戴普通医用口罩。
进入11月，天气越来越冷，加上感染高峰期到来，阿杜放弃了骑行，恢复了戴着防毒面具坐地铁的日常。
在地铁上，阿杜偶尔会看到有人偷拍自己，却也仅限于此——没有人会真的走上来问阿杜，头上戴的是什么。
这似乎成为了大家的某种默契，每个人都知道答案。
阿杜使用的紫外线灯
去年12月以来，周围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少，但阿杜脸上的防毒面具却戴得越来越紧。
他拒绝一切聚餐，很少见朋友，更不会去电影院与商场。除了两点一线的上班外，他只会去家附近的超市与市场，补充食材和日常用品。
阿杜今年32岁，从事数据咨询行业，如今和父母住在一起，父母已经退休，平日里，除了父亲偶尔需要去医院外，他们从不下楼，家里的购物都是阿杜完成。
作为家中唯一一个仍在接触外界环境的人，每天回家之后，阿杜会将穿过的所有衣服放到卫生间，用医用紫外线灯照射20到30分钟进行消毒。同时阿杜会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
如同一个被设计与改良过多次的程序，从疫情开放至今，阿杜的每一天都如此度过，也至今未阳。
阿杜与女友，女友也至今未阳
之所以坚持如此严密防疫，是因为特殊的家庭情况。
他的爷爷、外公与外婆都已高达90岁，或许在某个角度看，这是三代同堂的幸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在新冠面前，这个家庭需要承担着更大的考验与风险。
作为家中最年轻的一代，阿杜决定成为那个“守门人”。
五月过后，上海的天气越来越热，又到一年夏。
前不久，钟南山称根据模型预测显示，六月底第二波疫情将达到高峰，阿杜计划着，或许在这一轮疫情过后，自己可以在防疫上尝试慢慢放松一点。
但一切只是计划，阿杜也不知道，这个夏天会不会迎来一些终结，前方仍旧充满未知。
从去年12月24日开始，龙小轩就再也没下过楼。
家里的门缝被他用棉柔巾一点点堵住，每天起床后，他会用喷壶将棉柔巾打湿，以阻碍外部空气进入。
窗户也常是关闭状态，为了通风，龙小轩会将一扇窗户打开三厘米，贴上三层棉柔巾，用于过滤空气。
龙小轩做的窗户防护
在自我隔离的160多天中，龙小轩只开过一次窗户，为的是将需要退货的物品，从窗口丢给楼下快递员。其余时间，房间的窗户都是关闭的。
每天他的生活十分简单。7点左右睡醒，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白天看股票，晚上打游戏，饿了就用烤箱烤些食物，食物种类大多是土豆、玉米、红薯与鸡肉，晚上12点左右准时入睡。
因为龙小轩坚信，熬夜会减弱自己的免疫力。
物资通常是靠快递与外卖，每次运来，他都会穿着防护服将静置过后的东西搬进来。生活垃圾的处理，则是通过叫闪送服务，让闪送员把家门口的垃圾扔到楼下。
除此之外，每天龙小轩还要用酒精消毒十几次，并对全屋进行熏艾，从未间断。就连他的微信朋友圈，分享的也都是与疫情有关的内容。
他如今的生活，被“防疫”二字全面侵占。但很难想象的是，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每个休息日都要出门闲逛的上班族。
龙小轩的朋友圈
龙小轩今年32岁，在进行自我隔离之前，他生活在珠海。去年12月底，他辞去学校食堂的工作，打算休息一段时间，顺便去揭阳与异地女友见面。
最初，龙小轩只计划待几天，但没料想，新冠病毒开始大范围传染。看着朋友圈里一个个变阳的朋友，他开始焦虑。
同一时期，龙小轩偶然在视频软件上看到，一个生活在国外的博主，称自己因为阳过三次，被查出脑萎缩。龙小轩打开网页检索这一病症，得出结论——“他也就还能活10年”。
躲避病毒的战役正是从这一刻打响的。
坐公共交通回珠海自然是危险重重，继续住酒店又不是长久之计。思索之下，龙小轩通过中介在揭阳租下一间房子，带着仅有的一套衣服，搬进了10平米的出租房里。
房子距离女友只有5公里，但因为女友已经阳过，龙小轩害怕见面增加感染风险，便骗女友自己已回珠海。
如此之下，在一个接近陌生、没有熟人的城市，龙小轩主动开启了隔离生活。
刚住进房间时，恰好是病毒感染高峰，每天龙小轩都能听到邻居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为了防护，在住进房间里的第一周，他只吃泡面，睡觉都戴着KN95口罩，感到嗓子痛的时候就测一下抗原。
物资陆续到位，因为担心油烟机会交换外界空气，龙小轩又吃了一个多月的蒸菜。后来，蒸锅被烤箱取代，他开始沉迷于研究不同的烤箱美食。
龙小轩用烤箱制作鸡肉
对于龙小轩的行为，住在珠海的父母并不理解。
周围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少，感染的人数不再增加，父母觉得病毒早已消失，不明白儿子为何这么极端坚决不愿意走出房间，甚至觉得他脑子出了问题。
“不过他们现在不会这么说了，因为二阳来了”，龙小轩说道。
龙小轩发的朋友圈
前段日子，龙小轩终于告诉女友，从去年12月起自己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揭阳。女朋友觉得震惊，却没有因为这件事和他吵架。
对于女友的反应，龙小轩解释为：“她阳过之后记忆力都不太好，记不清我们多久没见过面。”
进入五月，揭阳的天气越来越热，中午温度高时，常常会超过35度。
因为害怕吹进病毒，龙小轩始终拒绝开空调，他花200多块钱买回一台大风扇，放在房间中央用于散热。
至于什么时候走出房门，龙小轩还没想好。手中的存款还能撑到年底，他决定再等等看：“熬得越久，病毒越轻”。
“健康第一，钱都是身外之物。”
或许对于龙小轩而言，新冠是一个具体的敌人，但对于出生于2001年的思瑶而言，“变阳”这件事更像是一个未知的访客。
她不知道访客什么时候来，会不会来，也不知道它会选择夜晚敲门，还是白天按响门铃。
对于去年12月底参加考研的思瑶而言，新冠走近的节点，恰好是她人生中某个“黎明前的夜晚”。
思瑶今年大四，在河南许昌读大学。去年10月份，她结束实习回到学校准备考研。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她舍弃了大部分周末时光。
日子过得枯燥，但思瑶却很少抱怨，毕竟她清楚，今年的考研形势并不乐观。
2023年全国研究生报考人数达到476万，创下近10年人数新高，但扩招的学校却并不多。僧多粥少，谁能够成功上岸，需要靠努力与天分，也需要一些运气。
而新冠则成为了影响“上岸运气”的一部分。
备战考研时思瑶拍摄的学习桌面
在思瑶的记忆中，距离考研只剩不到一周时，身边的同学与朋友开始不断感染。
最开始只有几个人，渐渐教室里的咳嗽声频率逐渐密集，空着的位置越来越多，学校超市里的黄桃罐头也在一夜间，被抢购一空。
各种各样的消息开始传来，有的同学阳了，但两三天就好了；有的同学阳了却高烧不退；有的同学严重一些，出现了咳血的症状。
也正是这一时期，思瑶的担忧到达顶点：
“当时觉得很恐惧，你不知道身边谁是安全的，谁带着风险，又很怕在考试前阳了，几个月的复习准备都打了水漂。”
生活在学校，思瑶能做的大多也都是基础性防护——佩戴口罩，喷酒精，尽量少去人多的地方，路过有阳性病例的宿舍时，加速走过。
临近考研那两天，学校的浴室暂停使用，食堂停止堂食，思瑶从教室搬回宿舍学习，每天都会测量三次体温，严密观察着身体的细微变化。
在阳台背书的思瑶
2022年12月24日，在“阴阳混考”的教室里，思瑶完成了长达两天的考试，之后她约了一辆顺风车，回到河南信阳的家中。
彼时，思瑶的家人都已阳过，其中，就包括思瑶的姐姐。
和思瑶相同，姐姐去年也考研，考研前两天，她测出阳性，发着烧参加完考试，回到家时还在咳嗽。
那段日子，思瑶和家人们一起吃饭，和姐姐住在一间卧室，对待变阳这件事，她心中那根紧绷的神经开始放松。
期间，她参加了村里的两次流水席——一次喜事，一次丧事，考了驾照，又在除夕夜去县城看了烟花。那时大家都已不戴口罩，不断出现在人群中的思瑶，甚至做好了变阳的准备。
出乎意料的是，她没阳。
思瑶拍摄去县城看烟花
再之后，她回到学校，去郑州参加研究生复试，又陪姐姐在杭州住了一个月，去了不少景点，过程中没有做太多防护。
但她依旧没阳。
思瑶也曾试图分析原因，但始终没有得出答案，只好归结于自己“有些运气”。
如今，思瑶已回到学校，准备毕业答辩。
临近答辩的前半个月，思瑶突然嗓子上火，严重得说不出话，彼时，有关二阳的新闻频频出现，但思瑶却没有拿出抗原进行检测。
她很清楚，这次上火只是因为吃辣过度。
对当下的思瑶而言，新冠已成为她人生中存在感极低的事情。和考研前的恐惧不同，她不再在意是否会阳：“我不太担心，阳或者不阳都顺其自然”。
毕竟在她4年大学时光中，“新冠”带来的影响，曾占据80%的时间。而如今，她想抓住那剩余不多的20%，去感受校园里，那一缕缕穿过操场，直接吹到面庞上的风。
阵营早已产生。
在没有阳过的人中，存在着两种情绪。
一种是自信。阿杜认为，自己的防护措施接近完美，百毒不侵。
另一种是无视，比如画手小鹿，她将自己的未阳归结于“过敏性鼻炎”，认为新冠与自己没有太多关系；
比如生活在北京的莫莫，从去年至今，她很少做防护，每天在早高峰时乘坐地铁且不戴口罩，一到假期就四处旅行，却始终未阳，她认为自己是医生口中那一类“不易感染人群”。
像是拥有了某种天赋，纵使身边人阳了两轮，纵使不戴口罩，纵使每天出现在人潮最为密集的地点，纵使与阳性病例同吃住，他们依旧逃过一阳。
过程中，这类人偶尔会复盘，试图找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证据”。
他们中有人认为自己未阳是因为体质好、坚持跳“帕梅拉”；有人认为是家族遗传，因为自己与父亲都没阳过；有人会归结于过敏性鼻炎；也有人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阳过。
猜测无法被论证，但这些“未阳人”的经历，构成了一条条不确定性的线索，打造出了一个确定的样本结论：
直到今天，无论是否阳过，新冠扎实影响与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无一例外。
阿杜
新冠如同一块漂浮在每个人头顶的乌云，阳过的人面对的是不同的降雨量——有的人经历的是狂风暴雨，有的人只轻轻被打湿了头发。
未阳人要面对的，则是降雨率的区别。有的人试图驱赶乌云，有的人则早已不再看天气预报。
不可否认的是，新冠确实重塑了人们的生活。
无论阳还是不阳，每个人都在尝试着进行自我分析，试图寻找出蛛丝马迹，来定义自己的相同或不同，纵使他们仅仅是在度过新冠来临之前，最普通的生活。
但，有些习惯被永远改变了，有些情绪被长久留存了，有些记忆不会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