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中国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夥伴，而是竞争对手，这一点应该没有人还会质疑。但旅美资深媒体人何频认为，北京所面臨的问题还不仅仅是美国，而是西方国家的普遍反感。而在此其中，中国的外交“战狼们”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包括冬奥会的一系列国际事务中 中国当局的自信心前所未有高涨
美国官员近日表示，没有发现中国在经济与军事上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让他们松了口气。
但是，中国官员可不会松口气。他们很清醒地知道，美国头号的对手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对于美中而言，未来的冲突是战争、意识形态，还是经济科技领域，都决定了21世纪的真正走向。
中国外交官找不到宴请的客人
美国在二战之后主导了世界秩序，从来不放过对手，即使日本、西德这种驻有美军的民主国家，也不能在经济、技术上挑战；即使俄罗斯被奥巴马鄙视为课堂角落的小痞子，但是无视北约权威的后果是严重的，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其实是给了美国削弱俄军绝佳的机会。
也就是说，今天美中的敌意在冷战之后就注定了的。中国不再是美国需要的战略伙伴，而是不断上升的对手。克林顿关于用经济推动中国民主的说法，只是为了WTO而讨好美国国会议员罢了。
从克林顿开始，围堵中国的声音只是因为911而短暂休息。能量持续上升的中国得不到美国的尊重，在美国很多政客看来，中国只不过是不知报恩的小偷。
但是，对于北京政府而言，更大的问题是，中国如今不只是美国的结构性对手，而且成为了西方世界的公敌。要知道，对于众多的西方国家而言，他们与美国的利益、雄心并不一致，他们不需要争霸。
中国外交部被许多网间声音戏称为“断交部”
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已经对中国的强势有了痛切的感受。西方诸国却在争相与中国合作，进入世上最有吸引力的市场，也期待几乎是天文数字的投资。
迎接习近平的不只是英女王的黄金马车，还有法国第五共和以来最高的礼宾规格，意大利加入了一带一路，德国总理则几乎每年都去中国。
然而，现在的形势完全变了。对于西方诸国而言，中国不再是具有魅力的国家，而是与俄罗斯紧紧地被绑在一起。
不只是疫情让中国隔离了世界，即使是身处西方的中国外交官，也找不到宴会的客人。在西方的媒体上，中国不是醒来的睡狮，而是令人厌恶、需要躲避的战狼。
正是战狼，中国外交官曾经沾沾自喜的称号，没有用外交改变中国的处境，反而不断用轻狂，甚至恶毒的方式，让文明世界对中国越来越不安。
胡锦涛将李肇星诗集重重放下
中国掉入了自己挖掘的陷阱，外交环境比六四事件时严重得多。
1989年，当解放军坦克碾过天安门广场时，中国每一个驻外的使领馆前，都挤满愤怒的民众。
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在制裁中国，
而打破孤立局面的，正是外交部长钱其琛。
钱其琛并没有派驻过西方，他与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父亲的留学经历是在苏联完成的。
但是，钱其琛超越意识形态的外交观，总是谦和的微笑，软化了充满敌意的眼光。
钱其琛的外交遗产没有人继承。自称从小挨过饿的李肇星以此认为西方没有资格谈人权，而这位驻美大使在华盛顿的争议言行，在刚刚去世的欧布莱特国务卿的回忆录中有记录。
真正造成中国外交形象难以修复的是王毅。2016年，他在加拿大出访期间对一名西方记者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问题做出严厉而又愤怒的回应：“妳没有发言权！”而记者当时的提问对象并非王毅，而是加拿大外长迪翁。
王毅以外长之身，开启了战狼外交的新时代。
中国历任外交部长一般都被排除在政治核心圈子外，不在25名政治局委员之列。这与大国地位是不相配的，使得外长需要更多的“媚骨”才能受到当上的关爱。也许，以此理解王毅的出格，更多是为了迎合习近平。
女婿：中国外交部的内循环
无论是李肇星，还是王毅，作为中国外交部长，他们最有趣的共同点，都是外交官女婿。
中国外交官也乐于讨论这个话题。在普通人看来，外交官衣著光鲜穿梭于权贵晚会。事实上，中国外交官往往是隔离于外部世界。
在中共建政之初，20位将军成为了中国的大使。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仪式上，说出了奠基之语：“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
中共“外交之父”的这番话，被简化为一句：“外交无小事。”也许周恩来最开始是给那些将军外长发出警告，却成为几十年来中国外交官的紧箍咒，使外交成中国最封闭的系统。
在使领馆并不明亮的楼房里，过去很长时间，外交官最盼望的是公共食堂开餐，乐于讨论的是购买什么免税的三大件，一些大使则在暗中为自己女儿挑选对象。
挑婿其实也是挑选干部。被挑中的这些乖巧、用功的男子，按照岳父安排的仕途，一步步爬升。
戴秉国、王光亚、李肇星、王毅、刘结一被视为“外交女婿五杰”，三个正部级，两个副国级。
这个近亲繁殖系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功能，就是拒绝外来人员进入。在中央部委中，外交部是人才交流最少的官僚机构，几乎所有的驻外大使，都是外交部挑选、确定的。即使是习近平，顶多只对几位使节人选作些过问。
大使：招待所所长的奢望
没有任何一个中国部委，比外交部拥有那么多高级官员，其中最多的是级别很高、缺乏实权的大使。
这些众多的大使，经历了数个职位的晋升，最终修练成使领馆馆长，从行政经验而言，当然是很丰富的。
但是，这些特命全权大使，很长时间扮演的只是招待所长的角色。他们最盼望的是，政治局常委的到访。
为国家级领导人提供服务，那是他们最风光的时候。依照内部惯例，每位政治局常委，每年都得安排一次国事访问，同时出访数个国家。由于一些常委，例如分管意识形态者，很难被西方国家邀请，反而给驻中小国家的大使争宠的机会。
大使比较自在的是，参加当地爱国侨领的活动。在那样的场合中，那些急迫与大使合影的华人，不少是借机可以衣锦还乡之辈，也有人是回国寻找商机。
鲜少见到如前驻法大使吴建民、驻美大使崔天凯那样，可以真正获得所驻国的接受。尤其是崔天凯，在恶劣的中美气氛中，居然能获得美国媒体的赞赏。
绝大多数大使坚守了为官低调的原则，但是，在外长王毅的影响下，还是有数码大使勇敢地跳了出来，成全了西方的政客。
这些被认为属于战狼大使者，至少包括卢沙野、桂从友、刘晓明，曾分别出使加拿大、瑞典、英国。
他们用侮辱性的语言攻击所在国，与大使身份是相违背的。他们离任时，得到的评语是：
“卢沙野是一位非常不专业的外交官。他没有试图理解加拿大立场、不与加拿大合作解决问题，而是霸凌我们，对我们下最后通牒，当然结果都适得其反。”
“桂从友让瑞典吓了一跳，会想念他的瑞典人应该不多。”
英国外交部则曾召见刘晓明，指刘的言论“不可接受、不够准确”。
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们很少发现中国驻美的大使们（包括数码大使衔的总领事）在美国放言无忌。
发言人之变：战狼是个群
在纽约，中国有三位大使衔的外交官，一位是驻纽约总领事，两位是驻联合国正副代表。
纽约是中国外交官历练之地，包括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的李肇星、吴建民、陈健、沈国放、崔天凯、章启月、耿爽等。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由情报司演变而来，但召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30年之后的1982年。
钱其琛作为首位公开亮相的发言人，获得了迅速的晋升。也因此，在内部形成了所谓“新闻系”。
钱其琛之后的几位发言人，即使他们并不能给大家惊喜，多半还是生硬的政治宣示，但是普遍得到记者的理解，甚至好评。
原因很简单，在缺乏言论自由的国度，发言人是体制的代言人，除非他们可以失去这个职业。
但是，当发言人以讥讽、嘲弄甚至攻击性的口气回答记者提问时，人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不是发言人的轻浮，而是这个国家开始轻狂。
这不只是某人的品性，这是他们共同的群像。当西方人看到中国国家的面孔，如此缺乏真诚、充满敌意、没有职业性，当然知道是这个国家已经不想掩饰暴发户的报复心态，他们已经敢于挑战西方。
大外宣与大外交，是中国起飞的双翼，是中国的形象设计师，是中国化解敌意的使者，消耗巨资，费尽心机，却让中国变成了西方的公敌。
习近平面对这样的成果，会有多大的动力改变？在很多人看来，这一切，不正是为了迎合他的复兴大梦吗？大外交正是冠上了习近平的大名。
何频曾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加拿大、美国从事媒体工作，报道、评论中美关系超过30年，接触过众多外交官。现任明镜集团董事长。
当今世界，中国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夥伴，而是竞争对手，这一点应该没有人还会质疑。但旅美资深媒体人何频认为，北京所面臨的问题还不仅仅是美国，而是西方国家的普遍反感。而在此其中，中国的外交“战狼们”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包括冬奥会的一系列国际事务中 中国当局的自信心前所未有高涨
美国官员近日表示，没有发现中国在经济与军事上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让他们松了口气。
但是，中国官员可不会松口气。他们很清醒地知道，美国头号的对手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对于美中而言，未来的冲突是战争、意识形态，还是经济科技领域，都决定了21世纪的真正走向。
中国外交官找不到宴请的客人
美国在二战之后主导了世界秩序，从来不放过对手，即使日本、西德这种驻有美军的民主国家，也不能在经济、技术上挑战；即使俄罗斯被奥巴马鄙视为课堂角落的小痞子，但是无视北约权威的后果是严重的，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其实是给了美国削弱俄军绝佳的机会。
也就是说，今天美中的敌意在冷战之后就注定了的。中国不再是美国需要的战略伙伴，而是不断上升的对手。克林顿关于用经济推动中国民主的说法，只是为了WTO而讨好美国国会议员罢了。
从克林顿开始，围堵中国的声音只是因为911而短暂休息。能量持续上升的中国得不到美国的尊重，在美国很多政客看来，中国只不过是不知报恩的小偷。
但是，对于北京政府而言，更大的问题是，中国如今不只是美国的结构性对手，而且成为了西方世界的公敌。要知道，对于众多的西方国家而言，他们与美国的利益、雄心并不一致，他们不需要争霸。
中国外交部被许多网间声音戏称为“断交部”
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已经对中国的强势有了痛切的感受。西方诸国却在争相与中国合作，进入世上最有吸引力的市场，也期待几乎是天文数字的投资。
迎接习近平的不只是英女王的黄金马车，还有法国第五共和以来最高的礼宾规格，意大利加入了一带一路，德国总理则几乎每年都去中国。
然而，现在的形势完全变了。对于西方诸国而言，中国不再是具有魅力的国家，而是与俄罗斯紧紧地被绑在一起。
不只是疫情让中国隔离了世界，即使是身处西方的中国外交官，也找不到宴会的客人。在西方的媒体上，中国不是醒来的睡狮，而是令人厌恶、需要躲避的战狼。
正是战狼，中国外交官曾经沾沾自喜的称号，没有用外交改变中国的处境，反而不断用轻狂，甚至恶毒的方式，让文明世界对中国越来越不安。
胡锦涛将李肇星诗集重重放下
中国掉入了自己挖掘的陷阱，外交环境比六四事件时严重得多。
1989年，当解放军坦克碾过天安门广场时，中国每一个驻外的使领馆前，都挤满愤怒的民众。
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在制裁中国，
而打破孤立局面的，正是外交部长钱其琛。
钱其琛并没有派驻过西方，他与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父亲的留学经历是在苏联完成的。
但是，钱其琛超越意识形态的外交观，总是谦和的微笑，软化了充满敌意的眼光。
钱其琛的外交遗产没有人继承。自称从小挨过饿的李肇星以此认为西方没有资格谈人权，而这位驻美大使在华盛顿的争议言行，在刚刚去世的欧布莱特国务卿的回忆录中有记录。
真正造成中国外交形象难以修复的是王毅。2016年，他在加拿大出访期间对一名西方记者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问题做出严厉而又愤怒的回应：“妳没有发言权！”而记者当时的提问对象并非王毅，而是加拿大外长迪翁。
王毅以外长之身，开启了战狼外交的新时代。
中国历任外交部长一般都被排除在政治核心圈子外，不在25名政治局委员之列。这与大国地位是不相配的，使得外长需要更多的“媚骨”才能受到当上的关爱。也许，以此理解王毅的出格，更多是为了迎合习近平。
女婿：中国外交部的内循环
无论是李肇星，还是王毅，作为中国外交部长，他们最有趣的共同点，都是外交官女婿。
中国外交官也乐于讨论这个话题。在普通人看来，外交官衣著光鲜穿梭于权贵晚会。事实上，中国外交官往往是隔离于外部世界。
在中共建政之初，20位将军成为了中国的大使。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仪式上，说出了奠基之语：“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
中共“外交之父”的这番话，被简化为一句：“外交无小事。”也许周恩来最开始是给那些将军外长发出警告，却成为几十年来中国外交官的紧箍咒，使外交成中国最封闭的系统。
在使领馆并不明亮的楼房里，过去很长时间，外交官最盼望的是公共食堂开餐，乐于讨论的是购买什么免税的三大件，一些大使则在暗中为自己女儿挑选对象。
挑婿其实也是挑选干部。被挑中的这些乖巧、用功的男子，按照岳父安排的仕途，一步步爬升。
戴秉国、王光亚、李肇星、王毅、刘结一被视为“外交女婿五杰”，三个正部级，两个副国级。
这个近亲繁殖系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功能，就是拒绝外来人员进入。在中央部委中，外交部是人才交流最少的官僚机构，几乎所有的驻外大使，都是外交部挑选、确定的。即使是习近平，顶多只对几位使节人选作些过问。
大使：招待所所长的奢望
没有任何一个中国部委，比外交部拥有那么多高级官员，其中最多的是级别很高、缺乏实权的大使。
这些众多的大使，经历了数个职位的晋升，最终修练成使领馆馆长，从行政经验而言，当然是很丰富的。
但是，这些特命全权大使，很长时间扮演的只是招待所长的角色。他们最盼望的是，政治局常委的到访。
为国家级领导人提供服务，那是他们最风光的时候。依照内部惯例，每位政治局常委，每年都得安排一次国事访问，同时出访数个国家。由于一些常委，例如分管意识形态者，很难被西方国家邀请，反而给驻中小国家的大使争宠的机会。
大使比较自在的是，参加当地爱国侨领的活动。在那样的场合中，那些急迫与大使合影的华人，不少是借机可以衣锦还乡之辈，也有人是回国寻找商机。
鲜少见到如前驻法大使吴建民、驻美大使崔天凯那样，可以真正获得所驻国的接受。尤其是崔天凯，在恶劣的中美气氛中，居然能获得美国媒体的赞赏。
绝大多数大使坚守了为官低调的原则，但是，在外长王毅的影响下，还是有数码大使勇敢地跳了出来，成全了西方的政客。
这些被认为属于战狼大使者，至少包括卢沙野、桂从友、刘晓明，曾分别出使加拿大、瑞典、英国。
他们用侮辱性的语言攻击所在国，与大使身份是相违背的。他们离任时，得到的评语是：
“卢沙野是一位非常不专业的外交官。他没有试图理解加拿大立场、不与加拿大合作解决问题，而是霸凌我们，对我们下最后通牒，当然结果都适得其反。”
“桂从友让瑞典吓了一跳，会想念他的瑞典人应该不多。”
英国外交部则曾召见刘晓明，指刘的言论“不可接受、不够准确”。
不过，有意思的是，我们很少发现中国驻美的大使们（包括数码大使衔的总领事）在美国放言无忌。
发言人之变：战狼是个群
在纽约，中国有三位大使衔的外交官，一位是驻纽约总领事，两位是驻联合国正副代表。
纽约是中国外交官历练之地，包括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的李肇星、吴建民、陈健、沈国放、崔天凯、章启月、耿爽等。
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由情报司演变而来，但召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30年之后的1982年。
钱其琛作为首位公开亮相的发言人，获得了迅速的晋升。也因此，在内部形成了所谓“新闻系”。
钱其琛之后的几位发言人，即使他们并不能给大家惊喜，多半还是生硬的政治宣示，但是普遍得到记者的理解，甚至好评。
原因很简单，在缺乏言论自由的国度，发言人是体制的代言人，除非他们可以失去这个职业。
但是，当发言人以讥讽、嘲弄甚至攻击性的口气回答记者提问时，人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不是发言人的轻浮，而是这个国家开始轻狂。
这不只是某人的品性，这是他们共同的群像。当西方人看到中国国家的面孔，如此缺乏真诚、充满敌意、没有职业性，当然知道是这个国家已经不想掩饰暴发户的报复心态，他们已经敢于挑战西方。
大外宣与大外交，是中国起飞的双翼，是中国的形象设计师，是中国化解敌意的使者，消耗巨资，费尽心机，却让中国变成了西方的公敌。
习近平面对这样的成果，会有多大的动力改变？在很多人看来，这一切，不正是为了迎合他的复兴大梦吗？大外交正是冠上了习近平的大名。
何频曾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加拿大、美国从事媒体工作，报道、评论中美关系超过30年，接触过众多外交官。现任明镜集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