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维华已经不间断地为妇女权益工作了超过40年。
她今年75岁。退休之后，依然在工作，一年到头各地出差。采访前她还在山东见几位失去土地的农村女性，现在她的工作精力集中在遭受家暴的女性。
家暴、失地，这是当前女性权益问题里，发生最多、最焦灼和复杂的两种情况。
在媒体的报道中，徐维华常被称为“为杀夫女性辩护的人”。如今我们多数人认同家暴不是家庭内部的私事。然而这个观点成为常识，不过是近十年的事。2015年，我国出台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次年3月生效。在这部法律出现之前的30多年，妇女权益工作者以一种肉搏的决心和姿态，在一线为受家暴女性奔走。这其中，有一种特殊又极端的情况：女性反杀家暴的丈夫。
谈起30多年前的案子和当事人，徐维华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往事的细节历历在目。当时的家暴没有独立的法律定义，民间对丈夫打妻子的态度也是默认的家庭纠纷，不少在家暴中被逼到反杀丈夫的女性，都被判了死刑。想起当年没能打赢的案子，那些没能救下反杀家暴丈夫的女性，她难掩苦涩、不甘，重复地说“我忘不掉”“接受不了”，这股愤怒持续太多年，成为她坚持为受家暴女性代理的动力。
农村婚内女性的另一种处境是失去土地。宅基地，指农村集体组织分配给成员，用来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集体土地。村里分给每户人家一块地，用来造房子，而每户人家通常会分给家里的每个孩子，然而经常会遇到的状况是，出嫁的女性会丧失分地的资格，出嫁到其他村的女性甚至会被认为不再属于这个村子。于是当离异的女性、丧偶的女性要回到家里，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土地，回不去了。在千千律师事务所受理的3000多起农村女性土地权益投诉中，胜诉的仅占一成。
2010年开始，徐维华开始接触失地女性的诉讼。她发现女性遇到的问题会叠加。比如女性受到家暴，同时她是一个农村出嫁女，因为在本村失去宅基地，考虑到离婚后她无处可去，她难以一下子就离开家暴的丈夫，容易陷入受虐的循环中。
徐维华对我说出的个人经历，是一代女性如何完成自我教育，又如何施以援手的故事，也是30多年中国女性争取权利的历史一角。
文｜老衲
编辑｜oi
15件
——“于心不忍，冤得要命”
从90年代开始，反家暴就是徐维华的工作重心，其中她经手的重大“被家暴反杀案”约有15件。
1998年，徐维华在全国妇联维权处担任处长，有一天她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说河北发生了一桩丈夫强暴妻子，妻子杀丈夫的案子。
被杀的男人是一个富二代，赌徒。半夜赌钱输了，就让对方去自己家里强奸新婚的妻子，以此抵赌债。
前面两次，女人在熟睡中，误以为和自己发生关系的是丈夫，到第三次，女人突然开灯，爬上自己床的陌生男人，翻到床下，跪在地上求饶，说这是她丈夫同意的。隔日，她准备了一把剪刀放在枕头下面。
第四次，半夜回家爬上床的是她丈夫。丈夫要跟她发生关系，她在反抗中，从枕头下摸出了剪刀，划破了他的动脉，男人因失血过多而死。
徐维华觉得这不是单纯的刑事案件。她是杀夫案的嫌疑人，也是强奸案、婚内家暴案的受害者。“如果撇开强奸案，单独审理杀夫案，就无法查明事实真相，更加不能适用死刑。”
当时的法律环境是这样的。《刑法》里将家庭暴力作为“虐待罪”规定，《妇女权益保障法》没有对家暴的定义。案子一审判故意杀人，后果严重，影响恶劣，死刑。
“我们觉得理所当然要救救这个人。”
徐维华接到女人的家属的求助信和案件材料，转给河北省高院刑庭、最高法刑庭。她认为：“死刑要最高法院核准，本着保护妇女合法人身权利的目的，分清她“以暴制暴”，是在其夫首先同意他人强奸自己妻子，他的行为事实上构成与他人共同强奸妻子的犯罪。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最高法院应当会认真对待，一定不会轻易核准对女孩的死刑。”
徐维华希望不判处死刑。最高法刑庭的庭长答应她会慎重决定死刑。等到徐维华去外地参加外会议回来，不过一周的时间，她得到的消息是，女人已被执行死刑。
没办法挽回生命，刀下留人失败，徐维华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到现在。每每提起，说的都是“她受尽侮辱”，“忘不掉，不可以接受，不能接受。”“于心不忍，冤得要命”。
136人
——“这个意识不是天上掉下来，不是地上长出来的”
这桩案子加速了徐维华的提前退休。54岁，她决定离开全国妇联，加入反家暴网络。千禧年交界，女性思潮涌动之时，反家暴网络一度名声显赫，集合了一批学者和ngo工作者，做教育的，法律的，从医学角度分析家暴的，从事农村妇女权益研究的。
徐维华在高考恢复前夕，1977年被推荐上了大学，学法律，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大学教书。1983年她进入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当时她只是本能地觉得用法律维护妇女权益是个很好的事情。在妇联工作时她获得了律师证书。
在那个年代，为性别平等努力的女性，大多数是城市中的精英女性，她们看到了不同女性群体的痛苦，想要做点什么，但她们能获得的资源并不多。缺少国际交流、没有互联网、资金支持匮乏、性别理论研究还未普及。
反家暴网络培育和影响了几代妇女权利工作者，如今活跃的女性权益组织的创始人和核心成员，许多都曾和反家暴网络有或紧或密的联系。
2012年，徐维华关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正式加入千千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身份介入反家暴个案，为弱势的，无力支付高额律师费用的女性维权。
2013年，徐维华和千千律所的创始人，她从80年在妇联就认识的好友郭建梅，在四川的看守所见到了李彦。
李彦一审被判故意杀人罪，死刑立即执行。眼前这一位戴着手铐脚铐的死囚犯，也是一个杀夫的女性。
李彦和她们讲了婚后遭受的家暴，以及婚内强奸、性虐待。
李彦和谭勇都是再婚，李彦有一段婚史，有一个女儿，谭勇有三段婚史，有一个儿子。邻居说谭勇以前的老婆都是被他打跑的，但他对李彦承诺“以前我的脾气是暴躁，说不到两句话就打人，现在我一定改”。
婚后，他很快露出了婚前隐藏的暴戾脾气。遇到一点小事就骂她，李彦还口就会被打。每个月都要被谭勇打几次，打得鼻子嘴巴都是血，扯她的头发，按住她的头往墙上撞。殴打完强迫她发生关系，甚至在她做完刮宫手术的当晚也被强迫发生性关系。用烟头烫她，白天对外让她谎称做菜被油烫伤。有时把她赶到阳台上，不许睡觉。限制她的行动，比如不能回娘家，不能出去干活。
李彦不是没有想过逃的。
她提出过离婚，商量好离婚后财产和债务分配，对方不同意，要求若离婚财产全部归他，债务全部归李彦。协议未果，提离婚成为了新一轮暴力和威胁的开始。她也不是没想过求助。妇联、社区，报过警。派出所让她找妇联反映，妇联让她找社区干部和亲戚朋友帮忙，社区说害怕谭勇找上门，去找妇联解决。
有一天凌晨，在他们住的工地小卖部里，谭勇又喝醉了，拿着气枪说：“不打你脑壳，打你屁股，看打不打得穿。”他一脚踢在她大腿上。在争执中，她拿起架在床边的火药枪管，砸向谭勇的后脑勺。随后她又打了一下。血冒出来，他倒在床上，死了。
随后她分了尸。第二天她把装在编织袋和塑料袋里的尸块丢到厕所、河里。
法庭上，李彦向法院提供安岳县中医院2010年8月4日诊断证明，其左腿、胸部多处受伤。还有自己去照相馆拍的伤口的两张，照片里她的头部、颈部受伤。安岳县妇联的接待记录，显示李彦投诉再婚后多次遭谭勇殴打。安岳县外南街派出所的接警记录，称李彦反映当晚遭谭勇殴打，“谭勇经常打她，有家庭暴力”。李彦提供给警方的日记中，多处记载被谭勇打骂的情节。
可是，法院认为这只能证明她受过伤，而无法证明伤害来自谭勇。她对社区、派出所和妇联反映过情况，但只有她一方的说辞，没有谭勇家暴情况的核实和他的说辞，家庭暴力的证据不足。法院的判决认为她不是因为“家庭暴力”杀人，而是“家庭纠纷”杀人。徐维华常常说，基层的从业人员也应该有女性权利的意识。在事态尚未到最严重的时候，是有机会干预的。可是传统的观念，阻碍了他们对李彦所面临的处境的认识。“这个意识不是天上掉下来，不是地上长出来，是靠不断地呼吁，以及不懈地学习。”
重审的庭审现场，徐维华让李彦举起她的左手。
李彦曾得知谭勇有婚外情。当她和谭勇及情人对峙完，谭勇问她，刚才用哪个手指着那个女人？李彦伸出左手中指。谭勇操起斧头，手起刀落，左手瞬间血肉模糊，她的中指被切断一节。
徐维华让李彦别放下，所有人都看到了少了一节的左手中指，还有比这更直观的痛苦吗？
在法庭之外， 正值《反家暴法》立法阶段，这起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也影响了法律的制定。有136人签名的紧急呼吁信希望刀下留人，信中写道：这是社会和法律缺乏家庭暴力对弱者有效救济途径的悲剧。终审判决结果是认定家庭暴力，死刑缓期执行。
30年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惩罚这个男的”
这几年徐维华经手的严重反家暴案件明显变少了。“《反家暴法》施行，以及社会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不断深入，极端的家庭暴力案件在我们这里求助的不多了。现在很多家暴案和这个时代的变化有关，比如离婚过程中，随着感情破裂，出现了家庭暴力。”
有一个女孩来找她，个儿很高，人也漂亮，工作体面，她网恋认识了一个男人，见了一两次面，背景都还没了解清楚，就闪婚了。婚后没几个月，对方在她的微信朋友圈里找她的朋友同学，编造桥段来骗钱。他在婚恋网站上写自己是硕士，其实初中有没有毕业都是问题。他称自己没有婚史，其实结过三次婚有孩子。
当她发现真相后想要离婚，男人不同意。只要她还想离婚，男的就不允许她回单位上班工作。将她身上所有的钱和十几个名牌包都被拿走，加起来几十万，用于工作的职业证明被藏匿（销毁），最后她被强制关在家中。他手里有管制刀具，还有手铐等器具，不停地打骂她，恐吓她，情绪到了崩溃的边缘。
女孩终于找了一个机会，逃出来了。为了一纸离婚协议，女孩花了很大的力气。警察接了报案，但是以没有证据，也没有录音录像为由，侦查工作停留不前，事实上她在经受严重人身安全恐吓、威胁的时候，她无法拍到什么照片。
“在私密环境里，怎么取得证据？”后来她无奈在抖音上实名举报，徐维华委托代理后去调资料，希望加大侦查力度。徐维华想了很多办法，发现只能先上诉离婚，不然她没有任何别的方式可以把婚离掉。“离婚是要保护她，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惩罚这个男的，这是无奈的。”
如果说30年前，在缺乏法律约束和社会认知的情况下，家暴以各种隐秘的形式存在。30年后，家暴没有消失，它以新的方式存在。徐维华希望不要到以暴制暴的时刻，我们才意识到要伸出手。
3000多起
——“这样一来，她们要去哪里呢”
2000年初开始，千千律所接到全国各地的失地女性的电话。徐维华的同事、千千律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项目负责人林丽霞估算过：“这20年来，律所受理的3000多起农村女性土地权益投诉，胜诉的占一成，更多是败诉或法院不受理。”
通俗一点来说，那些失地的农村出嫁女被排除在村集体之外，分不到本村的宅基地、拆迁补偿款，哪怕是婚前有地，婚后也会被收走。至于为什么她们被排除在外，多是基于“村规民约”。在传统的婚嫁习俗里，女性婚后从夫居，参与夫家的利益分配，在本村就是“外人”。但这条默认的规定，没有考虑离婚的女性、单身的女性，以及招了赘婿的女性。
徐维华从2010年开始接触出嫁女土地权益问题。她记得一个现在讲起来都要咬牙切齿的案子。十年前，在湖北的一个村子里，大量出嫁女的土地权利被夺走，她们用各种办法来申诉自己的权益。
徐维华和同事在湖北为出嫁女争取权益
村长原本是一个杀猪户，他对出嫁女的诉求不予理睬，说上面的领导都认为不能给她们。徐维华她们跟村干部沟通，希望他们意识到保护出嫁女权益是村干部的责任。她跟他们普及《妇女权益保障法》，女性和男性村民享有一样的权利。说一千道一万，对方只回：“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们再也不是村里的村民。”
“她们的户籍在村里，她们从出生到现在一直生活在村里，是谁不让他们成为村民？她们在不久前接到村委会发给她们的选举证，你们在需要选票的时候，将她们作为村民去给你们投票，刚刚投票结束不久，使用完了，她们就不是村民了？用这种手段剥夺她们对土地的经营承包权利，太卑鄙了。这不是出嫁女不享有土地经营承包权，而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权利和利益的掠夺、侵占，村委会成为掠夺者的撑腰工具。“
最后村长说，既然她们说村规民约违宪，她们去告，那他就组织村民公投，他们村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通不过。
“我们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真是求爷爷告奶奶，他们讲什么村规民约，理直气壮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当时就特别生气，你们做了工作吗？村代表大会投票的大多数是男性，你好意思说投票，他们怎么会希望有出嫁女来分自己的土地？”
她发现这十几年来，来找她们维权的女性，年龄层越来越往上，尤其是失地的中老年女性，她们的困境很深。采访之前的几天，她刚刚在山东见了两位离婚的中年失地女性。
“现在我们会遇到离婚的老年女性。结婚30、40多年，如果她没有经济能力在外面有个房子住，那很大可能是继续随前夫居。她的生产、生活得不到保障，如果有的妇女因遭受家暴导致的离婚，因住房不能离开，很可能离婚后继续遭受暴力，还不能排除会不会遭受前夫的性侵与性骚扰。受到限制的还有她的工作劳动权利，她的独立性、隐私权都得不到实现。结婚那么多年，她的孩子都有孩子了，她怎么回娘家？娘家已物是人非，如果父母不在，兄弟分别成家立业，你让她的哥哥还是弟弟接到他们家住吗？属于她的块是哪地？属于她的家又在何方？她再也回不到这个生她养她的地方。类似这样的女性活生生地存在着，确是有名有姓的人。”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失地女性为了解决自己的生存，至少有个住的地方，她就得被迫选择下一段婚姻。第一段婚姻，女性20岁左右，正是年轻能干的时候，在两性市场上有优势。到这个年纪，她被认为不再有生育功能，经济能力又衰减，在婚恋市场上是没有太多话语权的，已经没有太多选择男性的空间。徐维华知道有两个中老年出嫁女，由于土地权问题得不到解决，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嫁人，已经先后结婚7—8次了。
“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还有一些情况，第二段的婚姻实在忍受不下去，离婚，再选择第三段，越往下选择，越悲惨。出嫁女的事情，一提起来我就要泪目。”
那选择不再结婚的女性呢？她们留在夫家村，要从已经解除婚姻关系的男方的村集体中，争取她们的权利，可以想见是怎么艰难的处境。“有些村民对她们极尽歧视和排挤，侵犯她们的权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离婚女性本来已经在经受人生中的低谷，打击，有些还带着孩子，生活可想而知，生活状态和质量严重下降。她们的土地权益是被侵害、被剥夺，可见她们中许多人悲惨的命运。”
2024，第一部
——“几个女人能翻出什么浪来”
2024年6月，经过三次审议，我国第一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通过，将于明年5月1日施行。立法过程里，为失地女性奔走的律师多次提议，希望将出嫁女、离异女性、丧偶女性纳入集体成员资格，有资格获得属于自己的宅基地，土地被征用后分到征地补偿款，参与村集体的利益分配比如分红。多数立法建议被采纳，不过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依然是交给成员大会表决。
许多女性没有收入来源，支付不起律师费，徐维华她们免费提供法律援助，还自己贴差旅费。
她说自己没有画画的天赋，没有唱歌的能力，好像这辈子只会做妇女工作。她没有任何要停止工作的意思。得知某个素不相识的女人遭遇的痛苦，她依然会“气得跳脚”“忍耐不下去”“无比愤慨”，大骂施害者“思想心灵丑陋不堪”。
“还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就是说社会还需要我这方面的能力，我提供一点帮助，对个人来说能帮到她们一点，对受伤害、受委屈、受苦难的女性尽点微薄之力，也能纾解从事多年妇女权益工作，但得知还有这样的女性存在时，心里面的无比愧疚。我不是权益受侵害女性的救星，也不是救命稻草，但能帮一点是一点。我的命运与妇女结下了不解之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愿意一直做下去。”
“去村里维权的时候，有人说几个女人能翻出什么浪来。我想让他们看看，我们能掀起什么样的巨浪。”
她今年75岁。退休之后，依然在工作，一年到头各地出差。采访前她还在山东见几位失去土地的农村女性，现在她的工作精力集中在遭受家暴的女性。
家暴、失地，这是当前女性权益问题里，发生最多、最焦灼和复杂的两种情况。
在媒体的报道中，徐维华常被称为“为杀夫女性辩护的人”。如今我们多数人认同家暴不是家庭内部的私事。然而这个观点成为常识，不过是近十年的事。2015年，我国出台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次年3月生效。在这部法律出现之前的30多年，妇女权益工作者以一种肉搏的决心和姿态，在一线为受家暴女性奔走。这其中，有一种特殊又极端的情况：女性反杀家暴的丈夫。
谈起30多年前的案子和当事人，徐维华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往事的细节历历在目。当时的家暴没有独立的法律定义，民间对丈夫打妻子的态度也是默认的家庭纠纷，不少在家暴中被逼到反杀丈夫的女性，都被判了死刑。想起当年没能打赢的案子，那些没能救下反杀家暴丈夫的女性，她难掩苦涩、不甘，重复地说“我忘不掉”“接受不了”，这股愤怒持续太多年，成为她坚持为受家暴女性代理的动力。
农村婚内女性的另一种处境是失去土地。宅基地，指农村集体组织分配给成员，用来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集体土地。村里分给每户人家一块地，用来造房子，而每户人家通常会分给家里的每个孩子，然而经常会遇到的状况是，出嫁的女性会丧失分地的资格，出嫁到其他村的女性甚至会被认为不再属于这个村子。于是当离异的女性、丧偶的女性要回到家里，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土地，回不去了。在千千律师事务所受理的3000多起农村女性土地权益投诉中，胜诉的仅占一成。
2010年开始，徐维华开始接触失地女性的诉讼。她发现女性遇到的问题会叠加。比如女性受到家暴，同时她是一个农村出嫁女，因为在本村失去宅基地，考虑到离婚后她无处可去，她难以一下子就离开家暴的丈夫，容易陷入受虐的循环中。
徐维华对我说出的个人经历，是一代女性如何完成自我教育，又如何施以援手的故事，也是30多年中国女性争取权利的历史一角。
文｜老衲
编辑｜oi
15件
——“于心不忍，冤得要命”
从90年代开始，反家暴就是徐维华的工作重心，其中她经手的重大“被家暴反杀案”约有15件。
1998年，徐维华在全国妇联维权处担任处长，有一天她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说河北发生了一桩丈夫强暴妻子，妻子杀丈夫的案子。
被杀的男人是一个富二代，赌徒。半夜赌钱输了，就让对方去自己家里强奸新婚的妻子，以此抵赌债。
前面两次，女人在熟睡中，误以为和自己发生关系的是丈夫，到第三次，女人突然开灯，爬上自己床的陌生男人，翻到床下，跪在地上求饶，说这是她丈夫同意的。隔日，她准备了一把剪刀放在枕头下面。
第四次，半夜回家爬上床的是她丈夫。丈夫要跟她发生关系，她在反抗中，从枕头下摸出了剪刀，划破了他的动脉，男人因失血过多而死。
徐维华觉得这不是单纯的刑事案件。她是杀夫案的嫌疑人，也是强奸案、婚内家暴案的受害者。“如果撇开强奸案，单独审理杀夫案，就无法查明事实真相，更加不能适用死刑。”
当时的法律环境是这样的。《刑法》里将家庭暴力作为“虐待罪”规定，《妇女权益保障法》没有对家暴的定义。案子一审判故意杀人，后果严重，影响恶劣，死刑。
“我们觉得理所当然要救救这个人。”
徐维华接到女人的家属的求助信和案件材料，转给河北省高院刑庭、最高法刑庭。她认为：“死刑要最高法院核准，本着保护妇女合法人身权利的目的，分清她“以暴制暴”，是在其夫首先同意他人强奸自己妻子，他的行为事实上构成与他人共同强奸妻子的犯罪。根据案件实际情况，最高法院应当会认真对待，一定不会轻易核准对女孩的死刑。”
徐维华希望不判处死刑。最高法刑庭的庭长答应她会慎重决定死刑。等到徐维华去外地参加外会议回来，不过一周的时间，她得到的消息是，女人已被执行死刑。
没办法挽回生命，刀下留人失败，徐维华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到现在。每每提起，说的都是“她受尽侮辱”，“忘不掉，不可以接受，不能接受。”“于心不忍，冤得要命”。
136人
——“这个意识不是天上掉下来，不是地上长出来的”
这桩案子加速了徐维华的提前退休。54岁，她决定离开全国妇联，加入反家暴网络。千禧年交界，女性思潮涌动之时，反家暴网络一度名声显赫，集合了一批学者和ngo工作者，做教育的，法律的，从医学角度分析家暴的，从事农村妇女权益研究的。
徐维华在高考恢复前夕，1977年被推荐上了大学，学法律，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大学教书。1983年她进入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当时她只是本能地觉得用法律维护妇女权益是个很好的事情。在妇联工作时她获得了律师证书。
在那个年代，为性别平等努力的女性，大多数是城市中的精英女性，她们看到了不同女性群体的痛苦，想要做点什么，但她们能获得的资源并不多。缺少国际交流、没有互联网、资金支持匮乏、性别理论研究还未普及。
反家暴网络培育和影响了几代妇女权利工作者，如今活跃的女性权益组织的创始人和核心成员，许多都曾和反家暴网络有或紧或密的联系。
2012年，徐维华关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正式加入千千律师事务所，以律师身份介入反家暴个案，为弱势的，无力支付高额律师费用的女性维权。
2013年，徐维华和千千律所的创始人，她从80年在妇联就认识的好友郭建梅，在四川的看守所见到了李彦。
李彦一审被判故意杀人罪，死刑立即执行。眼前这一位戴着手铐脚铐的死囚犯，也是一个杀夫的女性。
李彦和她们讲了婚后遭受的家暴，以及婚内强奸、性虐待。
李彦和谭勇都是再婚，李彦有一段婚史，有一个女儿，谭勇有三段婚史，有一个儿子。邻居说谭勇以前的老婆都是被他打跑的，但他对李彦承诺“以前我的脾气是暴躁，说不到两句话就打人，现在我一定改”。
婚后，他很快露出了婚前隐藏的暴戾脾气。遇到一点小事就骂她，李彦还口就会被打。每个月都要被谭勇打几次，打得鼻子嘴巴都是血，扯她的头发，按住她的头往墙上撞。殴打完强迫她发生关系，甚至在她做完刮宫手术的当晚也被强迫发生性关系。用烟头烫她，白天对外让她谎称做菜被油烫伤。有时把她赶到阳台上，不许睡觉。限制她的行动，比如不能回娘家，不能出去干活。
李彦不是没有想过逃的。
她提出过离婚，商量好离婚后财产和债务分配，对方不同意，要求若离婚财产全部归他，债务全部归李彦。协议未果，提离婚成为了新一轮暴力和威胁的开始。她也不是没想过求助。妇联、社区，报过警。派出所让她找妇联反映，妇联让她找社区干部和亲戚朋友帮忙，社区说害怕谭勇找上门，去找妇联解决。
有一天凌晨，在他们住的工地小卖部里，谭勇又喝醉了，拿着气枪说：“不打你脑壳，打你屁股，看打不打得穿。”他一脚踢在她大腿上。在争执中，她拿起架在床边的火药枪管，砸向谭勇的后脑勺。随后她又打了一下。血冒出来，他倒在床上，死了。
随后她分了尸。第二天她把装在编织袋和塑料袋里的尸块丢到厕所、河里。
法庭上，李彦向法院提供安岳县中医院2010年8月4日诊断证明，其左腿、胸部多处受伤。还有自己去照相馆拍的伤口的两张，照片里她的头部、颈部受伤。安岳县妇联的接待记录，显示李彦投诉再婚后多次遭谭勇殴打。安岳县外南街派出所的接警记录，称李彦反映当晚遭谭勇殴打，“谭勇经常打她，有家庭暴力”。李彦提供给警方的日记中，多处记载被谭勇打骂的情节。
可是，法院认为这只能证明她受过伤，而无法证明伤害来自谭勇。她对社区、派出所和妇联反映过情况，但只有她一方的说辞，没有谭勇家暴情况的核实和他的说辞，家庭暴力的证据不足。法院的判决认为她不是因为“家庭暴力”杀人，而是“家庭纠纷”杀人。徐维华常常说，基层的从业人员也应该有女性权利的意识。在事态尚未到最严重的时候，是有机会干预的。可是传统的观念，阻碍了他们对李彦所面临的处境的认识。“这个意识不是天上掉下来，不是地上长出来，是靠不断地呼吁，以及不懈地学习。”
重审的庭审现场，徐维华让李彦举起她的左手。
李彦曾得知谭勇有婚外情。当她和谭勇及情人对峙完，谭勇问她，刚才用哪个手指着那个女人？李彦伸出左手中指。谭勇操起斧头，手起刀落，左手瞬间血肉模糊，她的中指被切断一节。
徐维华让李彦别放下，所有人都看到了少了一节的左手中指，还有比这更直观的痛苦吗？
在法庭之外， 正值《反家暴法》立法阶段，这起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也影响了法律的制定。有136人签名的紧急呼吁信希望刀下留人，信中写道：这是社会和法律缺乏家庭暴力对弱者有效救济途径的悲剧。终审判决结果是认定家庭暴力，死刑缓期执行。
30年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惩罚这个男的”
这几年徐维华经手的严重反家暴案件明显变少了。“《反家暴法》施行，以及社会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不断深入，极端的家庭暴力案件在我们这里求助的不多了。现在很多家暴案和这个时代的变化有关，比如离婚过程中，随着感情破裂，出现了家庭暴力。”
有一个女孩来找她，个儿很高，人也漂亮，工作体面，她网恋认识了一个男人，见了一两次面，背景都还没了解清楚，就闪婚了。婚后没几个月，对方在她的微信朋友圈里找她的朋友同学，编造桥段来骗钱。他在婚恋网站上写自己是硕士，其实初中有没有毕业都是问题。他称自己没有婚史，其实结过三次婚有孩子。
当她发现真相后想要离婚，男人不同意。只要她还想离婚，男的就不允许她回单位上班工作。将她身上所有的钱和十几个名牌包都被拿走，加起来几十万，用于工作的职业证明被藏匿（销毁），最后她被强制关在家中。他手里有管制刀具，还有手铐等器具，不停地打骂她，恐吓她，情绪到了崩溃的边缘。
女孩终于找了一个机会，逃出来了。为了一纸离婚协议，女孩花了很大的力气。警察接了报案，但是以没有证据，也没有录音录像为由，侦查工作停留不前，事实上她在经受严重人身安全恐吓、威胁的时候，她无法拍到什么照片。
“在私密环境里，怎么取得证据？”后来她无奈在抖音上实名举报，徐维华委托代理后去调资料，希望加大侦查力度。徐维华想了很多办法，发现只能先上诉离婚，不然她没有任何别的方式可以把婚离掉。“离婚是要保护她，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惩罚这个男的，这是无奈的。”
如果说30年前，在缺乏法律约束和社会认知的情况下，家暴以各种隐秘的形式存在。30年后，家暴没有消失，它以新的方式存在。徐维华希望不要到以暴制暴的时刻，我们才意识到要伸出手。
3000多起
——“这样一来，她们要去哪里呢”
2000年初开始，千千律所接到全国各地的失地女性的电话。徐维华的同事、千千律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项目负责人林丽霞估算过：“这20年来，律所受理的3000多起农村女性土地权益投诉，胜诉的占一成，更多是败诉或法院不受理。”
通俗一点来说，那些失地的农村出嫁女被排除在村集体之外，分不到本村的宅基地、拆迁补偿款，哪怕是婚前有地，婚后也会被收走。至于为什么她们被排除在外，多是基于“村规民约”。在传统的婚嫁习俗里，女性婚后从夫居，参与夫家的利益分配，在本村就是“外人”。但这条默认的规定，没有考虑离婚的女性、单身的女性，以及招了赘婿的女性。
徐维华从2010年开始接触出嫁女土地权益问题。她记得一个现在讲起来都要咬牙切齿的案子。十年前，在湖北的一个村子里，大量出嫁女的土地权利被夺走，她们用各种办法来申诉自己的权益。
徐维华和同事在湖北为出嫁女争取权益
村长原本是一个杀猪户，他对出嫁女的诉求不予理睬，说上面的领导都认为不能给她们。徐维华她们跟村干部沟通，希望他们意识到保护出嫁女权益是村干部的责任。她跟他们普及《妇女权益保障法》，女性和男性村民享有一样的权利。说一千道一万，对方只回：“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们再也不是村里的村民。”
“她们的户籍在村里，她们从出生到现在一直生活在村里，是谁不让他们成为村民？她们在不久前接到村委会发给她们的选举证，你们在需要选票的时候，将她们作为村民去给你们投票，刚刚投票结束不久，使用完了，她们就不是村民了？用这种手段剥夺她们对土地的经营承包权利，太卑鄙了。这不是出嫁女不享有土地经营承包权，而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权利和利益的掠夺、侵占，村委会成为掠夺者的撑腰工具。“
最后村长说，既然她们说村规民约违宪，她们去告，那他就组织村民公投，他们村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通不过。
“我们去做这些工作的时候，真是求爷爷告奶奶，他们讲什么村规民约，理直气壮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当时就特别生气，你们做了工作吗？村代表大会投票的大多数是男性，你好意思说投票，他们怎么会希望有出嫁女来分自己的土地？”
她发现这十几年来，来找她们维权的女性，年龄层越来越往上，尤其是失地的中老年女性，她们的困境很深。采访之前的几天，她刚刚在山东见了两位离婚的中年失地女性。
“现在我们会遇到离婚的老年女性。结婚30、40多年，如果她没有经济能力在外面有个房子住，那很大可能是继续随前夫居。她的生产、生活得不到保障，如果有的妇女因遭受家暴导致的离婚，因住房不能离开，很可能离婚后继续遭受暴力，还不能排除会不会遭受前夫的性侵与性骚扰。受到限制的还有她的工作劳动权利，她的独立性、隐私权都得不到实现。结婚那么多年，她的孩子都有孩子了，她怎么回娘家？娘家已物是人非，如果父母不在，兄弟分别成家立业，你让她的哥哥还是弟弟接到他们家住吗？属于她的块是哪地？属于她的家又在何方？她再也回不到这个生她养她的地方。类似这样的女性活生生地存在着，确是有名有姓的人。”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失地女性为了解决自己的生存，至少有个住的地方，她就得被迫选择下一段婚姻。第一段婚姻，女性20岁左右，正是年轻能干的时候，在两性市场上有优势。到这个年纪，她被认为不再有生育功能，经济能力又衰减，在婚恋市场上是没有太多话语权的，已经没有太多选择男性的空间。徐维华知道有两个中老年出嫁女，由于土地权问题得不到解决，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嫁人，已经先后结婚7—8次了。
“这样的案例太多了，还有一些情况，第二段的婚姻实在忍受不下去，离婚，再选择第三段，越往下选择，越悲惨。出嫁女的事情，一提起来我就要泪目。”
那选择不再结婚的女性呢？她们留在夫家村，要从已经解除婚姻关系的男方的村集体中，争取她们的权利，可以想见是怎么艰难的处境。“有些村民对她们极尽歧视和排挤，侵犯她们的权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离婚女性本来已经在经受人生中的低谷，打击，有些还带着孩子，生活可想而知，生活状态和质量严重下降。她们的土地权益是被侵害、被剥夺，可见她们中许多人悲惨的命运。”
2024，第一部
——“几个女人能翻出什么浪来”
2024年6月，经过三次审议，我国第一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通过，将于明年5月1日施行。立法过程里，为失地女性奔走的律师多次提议，希望将出嫁女、离异女性、丧偶女性纳入集体成员资格，有资格获得属于自己的宅基地，土地被征用后分到征地补偿款，参与村集体的利益分配比如分红。多数立法建议被采纳，不过村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依然是交给成员大会表决。
许多女性没有收入来源，支付不起律师费，徐维华她们免费提供法律援助，还自己贴差旅费。
她说自己没有画画的天赋，没有唱歌的能力，好像这辈子只会做妇女工作。她没有任何要停止工作的意思。得知某个素不相识的女人遭遇的痛苦，她依然会“气得跳脚”“忍耐不下去”“无比愤慨”，大骂施害者“思想心灵丑陋不堪”。
“还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就是说社会还需要我这方面的能力，我提供一点帮助，对个人来说能帮到她们一点，对受伤害、受委屈、受苦难的女性尽点微薄之力，也能纾解从事多年妇女权益工作，但得知还有这样的女性存在时，心里面的无比愧疚。我不是权益受侵害女性的救星，也不是救命稻草，但能帮一点是一点。我的命运与妇女结下了不解之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愿意一直做下去。”
“去村里维权的时候，有人说几个女人能翻出什么浪来。我想让他们看看，我们能掀起什么样的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