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努力限制中国军方获得源自美国的尖端科技，一项最新研究指出，中国解放军仍在千方百计地通过中间商购买由美国设计的人工智能芯片。专家呼吁，美国必须针对中国更新出口管制战略，采取严厉措施保护人工智能芯片与核心科技，“防止美国技术落入坏人之手”。
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CSET）本周三发布的最新研究发现，中国军方通过中间商，包括美国官方授权的经销商和空壳公司来购买美国原产芯片设备，而不是直接从美国半导体供应商处购买，从而绕过美国出口管制的限制。
报告作者之一、美国明德学院“蒙特雷三方对话倡议”研究员（Monterey Trialogue Initiative）徐森凯（Karson Elmgren）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设计的芯片可能在中国军事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是目前没有切实的数据支持。
“例如，使用美国英伟达的GPU，可能会为一些人工智能AI研究进行更有经验的实验，更快地开发新功能。但更取决于解放军是否具备足够的硬件成为一种创新的现代军事力量，处于军事能力的最前沿并不断前进。一般来说，顶级芯片将使这种前景更为可能。”
徐森凯表示，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有许多潜在的非常有影响力的应用，例如自主无人机、情报分析， “但现在很难说明（美国的芯片）会如何增强解放军某种特定类型的军事能力。”
尽管中国政府已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数百亿美元，美国公司仍主导着人工智能芯片的设计市场，韩国的三星（Samsung）和台湾的台积电 (TSMC)仍然是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的巨头。
根据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去年十月发布的研究，中国军方可能继续投资人工智能、扩大自主水面和水下装置网络，以破坏美军信息系统，削弱美军水下战优势，发展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等等。
中国军方如何见缝插针获取美国芯片？
该机构获得的中国军方采购招标文件涵盖了2020年3月30日至12月1日期间发布的66321条记录，其中包括21088份授权相关公司向解放军提供设备的合同。
这份研究报告通过分析合同数据确定了97种人工智能芯片，几乎全部都是由美国公司设计，包括英伟达（Nvidia）、赛灵思（Xilinx）、英特尔（Intel）和美高森美（Microsemi）设计。 买家包括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Strategic Support Force）、海军、中国军事科学院(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CASC）、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VIC）等等。
相比之下，研究人员没有找到任何解放军或国有国防企业订购由中国公司设计的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的公开记录，如海思（华为）、中科曙光（Sugon）、海光（Hygon）或飞腾(Phytium)。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解放军的一些芯片供应商是美国官方授权经销商(officially licensed distributors of U.S. goods)，中国政府和军方也在利用幌子公司（front companies）从美国公司购买芯片。
这份研究点名了七家将美国设计的芯片转手卖给解放军的中国中间供应商（intermediary suppliers），没有一家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Entity List）或军事最终用户清单（Military End User List.）之中。
报告分析道，“美国半导体公司有时可能不知道其产品最终会为中国军方所使用。美国目前的出口管制体系之下，出售给解放军单位或国防公司的这些芯片，很可能并不需要获得美国政府或任何其他政府的出口许可证(a license for export)。”
此外，解放军订购的芯片大多由美国公司设计并在台湾和韩国制造，而美国的“军事最终用途”规则不适用于在外国制造和运输的半导体，即使它们是在美国设计的；采购文件中最常见的商品是图形处理器（GPU）芯片 ，该芯片也不属于美国商务部规定的需要出口许可证的管制商品（controlled commodity）。
防不胜防，美国是否该向中国全面禁运芯片？
由于目前基于最终用户的出口管制（end-user export controls）政策不足以限制中国军方从美国获得人工智能芯片或技术，上述报告评估了两种潜在替代方案：“打地鼠”(whack-a-mole)即有针对性地打击解放军的中间供应商（targeted crackdown)；“扣动扳机”（pull the trigger）对中国实行人工智能芯片的彻底禁运（outright embargo），但两种措施都存在一定的操作困难和经济、政治成本。
首先，鉴于追踪芯片的难度、潜在中介机构的多样性以及中国军民融合政策造成的模糊界限，“打地鼠”策略将面临较高的资源和后勤限制。
“这些芯片没有直接出售给解放军或国防公司，而是出售给这些经销商，经销商自己不是军用终端用户，不需要出口许可证。”徐森凯解释说，“很明显，我们可以去确认并专门拦截那些为解放军供货的公司。但可能很难识别所有这些公司，数量上可能有很多。而且他们不难建立一些新渠道，这些渠道更像是黑市(black market)，例如中国学术机构购买许多相同类型的科学计算芯片。他们可能购买更多，然后在类似的情况下出售给解放军。”
另一方面，该报告指出，突然对AI芯片出口实施禁运的极端政策可能将疏远韩国、台湾等地区合作伙伴，并危及美国半导体行业的长期生存能力。中国市场占全球AI芯片消费量的25%，2021年向中国出售的AI芯片价值估计在25亿至50亿美元之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年度文件表明，全面禁运将使美国芯片设计公司每年损失数十亿美元。
徐森凯补充道，目前尚不清楚切断芯片出口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军事能力。“如果美国今天切断对中国的所有半导体出口，中国明天决定入侵台湾，那么解放军在试图维修和更换设备、升级能力时得不到新的半导体，可能会成为问题。但现在就切断的话，可能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时机的选择非常微妙。”
报告最终的建议是，美国应扩大对开源情报的收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人工智能国防工业基础；并根据高端芯片特性采取一种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基于出口到中国的芯片的物理和技术特征，而不是基于最终用户或用途（end-users or end-uses）。
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关注人工智能竞争的资深研究员迪特·恩斯特（Dieter Ernst）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中国实行芯片出口禁运，将会附带损害美国及其伙伴国家的半导体工业和学术研究、侵蚀全球半导体创新体系，而且将在执行层面面临巨大挑战。
“随着供应链复杂性的增加，对中国实施有效的供应链监控变得更加困难和昂贵。在国内，美国政府将需要创建新的流程来提高监管流程的透明度、加强机构间的协调并解决执法漏洞、招聘问题和预算要求。此外，由于半导体供应链受到多重瓶颈的限制，导致芯片严重短缺，现在是对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实施区别性供应链控制的最糟时机。”
但是，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科技与国家安全项目专注人工智能和国防科技创新的副研究员亚历珊卓·西摩（Alexandra Seymour)对美国之音强调，“美国必须确保采取最强有力的措施来限制解放军实体的获取权限，特别是对像人工智能芯片这样重要和需求旺盛的技术，这些技术可以被中国用于专制目的。”
她说，“美国最强大的战略优势之一是其创新能力。当像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可以使用美国设计的技术时，这种优势就会被削弱，因为这使中国能够加快本国的开发和采用，缩小能力差距。所以，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关键目标必须是技术保护（technology protection）。”
西摩指出，具体措施包括，改善美国及其盟国和合作伙伴之间在商业技术出口方面的沟通和协调，以确保他们能够识别并且更密切地监控潜在的“军民两用”芯片；美国公司还必须认识到与中国开展业务可能会危及国家安全，从自身做起保护关键和新兴技术，早在研发阶段就要改善公私营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防止美国技术落入坏人之手。
尽管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努力限制中国军方获得源自美国的尖端科技，一项最新研究指出，中国解放军仍在千方百计地通过中间商购买由美国设计的人工智能芯片。专家呼吁，美国必须针对中国更新出口管制战略，采取严厉措施保护人工智能芯片与核心科技，“防止美国技术落入坏人之手”。
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CSET）本周三发布的最新研究发现，中国军方通过中间商，包括美国官方授权的经销商和空壳公司来购买美国原产芯片设备，而不是直接从美国半导体供应商处购买，从而绕过美国出口管制的限制。
报告作者之一、美国明德学院“蒙特雷三方对话倡议”研究员（Monterey Trialogue Initiative）徐森凯（Karson Elmgren）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设计的芯片可能在中国军事系统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是目前没有切实的数据支持。
“例如，使用美国英伟达的GPU，可能会为一些人工智能AI研究进行更有经验的实验，更快地开发新功能。但更取决于解放军是否具备足够的硬件成为一种创新的现代军事力量，处于军事能力的最前沿并不断前进。一般来说，顶级芯片将使这种前景更为可能。”
徐森凯表示，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有许多潜在的非常有影响力的应用，例如自主无人机、情报分析， “但现在很难说明（美国的芯片）会如何增强解放军某种特定类型的军事能力。”
尽管中国政府已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数百亿美元，美国公司仍主导着人工智能芯片的设计市场，韩国的三星（Samsung）和台湾的台积电 (TSMC)仍然是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的巨头。
根据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去年十月发布的研究，中国军方可能继续投资人工智能、扩大自主水面和水下装置网络，以破坏美军信息系统，削弱美军水下战优势，发展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等等。
中国军方如何见缝插针获取美国芯片？
该机构获得的中国军方采购招标文件涵盖了2020年3月30日至12月1日期间发布的66321条记录，其中包括21088份授权相关公司向解放军提供设备的合同。
这份研究报告通过分析合同数据确定了97种人工智能芯片，几乎全部都是由美国公司设计，包括英伟达（Nvidia）、赛灵思（Xilinx）、英特尔（Intel）和美高森美（Microsemi）设计。 买家包括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Strategic Support Force）、海军、中国军事科学院(Academy of Military Sciences)、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CASC）、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VIC）等等。
相比之下，研究人员没有找到任何解放军或国有国防企业订购由中国公司设计的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的公开记录，如海思（华为）、中科曙光（Sugon）、海光（Hygon）或飞腾(Phytium)。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解放军的一些芯片供应商是美国官方授权经销商(officially licensed distributors of U.S. goods)，中国政府和军方也在利用幌子公司（front companies）从美国公司购买芯片。
这份研究点名了七家将美国设计的芯片转手卖给解放军的中国中间供应商（intermediary suppliers），没有一家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Entity List）或军事最终用户清单（Military End User List.）之中。
报告分析道，“美国半导体公司有时可能不知道其产品最终会为中国军方所使用。美国目前的出口管制体系之下，出售给解放军单位或国防公司的这些芯片，很可能并不需要获得美国政府或任何其他政府的出口许可证(a license for export)。”
此外，解放军订购的芯片大多由美国公司设计并在台湾和韩国制造，而美国的“军事最终用途”规则不适用于在外国制造和运输的半导体，即使它们是在美国设计的；采购文件中最常见的商品是图形处理器（GPU）芯片 ，该芯片也不属于美国商务部规定的需要出口许可证的管制商品（controlled commodity）。
防不胜防，美国是否该向中国全面禁运芯片？
由于目前基于最终用户的出口管制（end-user export controls）政策不足以限制中国军方从美国获得人工智能芯片或技术，上述报告评估了两种潜在替代方案：“打地鼠”(whack-a-mole)即有针对性地打击解放军的中间供应商（targeted crackdown)；“扣动扳机”（pull the trigger）对中国实行人工智能芯片的彻底禁运（outright embargo），但两种措施都存在一定的操作困难和经济、政治成本。
首先，鉴于追踪芯片的难度、潜在中介机构的多样性以及中国军民融合政策造成的模糊界限，“打地鼠”策略将面临较高的资源和后勤限制。
“这些芯片没有直接出售给解放军或国防公司，而是出售给这些经销商，经销商自己不是军用终端用户，不需要出口许可证。”徐森凯解释说，“很明显，我们可以去确认并专门拦截那些为解放军供货的公司。但可能很难识别所有这些公司，数量上可能有很多。而且他们不难建立一些新渠道，这些渠道更像是黑市(black market)，例如中国学术机构购买许多相同类型的科学计算芯片。他们可能购买更多，然后在类似的情况下出售给解放军。”
另一方面，该报告指出，突然对AI芯片出口实施禁运的极端政策可能将疏远韩国、台湾等地区合作伙伴，并危及美国半导体行业的长期生存能力。中国市场占全球AI芯片消费量的25%，2021年向中国出售的AI芯片价值估计在25亿至50亿美元之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年度文件表明，全面禁运将使美国芯片设计公司每年损失数十亿美元。
徐森凯补充道，目前尚不清楚切断芯片出口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军事能力。“如果美国今天切断对中国的所有半导体出口，中国明天决定入侵台湾，那么解放军在试图维修和更换设备、升级能力时得不到新的半导体，可能会成为问题。但现在就切断的话，可能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时机的选择非常微妙。”
报告最终的建议是，美国应扩大对开源情报的收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人工智能国防工业基础；并根据高端芯片特性采取一种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基于出口到中国的芯片的物理和技术特征，而不是基于最终用户或用途（end-users or end-uses）。
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关注人工智能竞争的资深研究员迪特·恩斯特（Dieter Ernst）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中国实行芯片出口禁运，将会附带损害美国及其伙伴国家的半导体工业和学术研究、侵蚀全球半导体创新体系，而且将在执行层面面临巨大挑战。
“随着供应链复杂性的增加，对中国实施有效的供应链监控变得更加困难和昂贵。在国内，美国政府将需要创建新的流程来提高监管流程的透明度、加强机构间的协调并解决执法漏洞、招聘问题和预算要求。此外，由于半导体供应链受到多重瓶颈的限制，导致芯片严重短缺，现在是对地缘政治竞争对手实施区别性供应链控制的最糟时机。”
但是，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科技与国家安全项目专注人工智能和国防科技创新的副研究员亚历珊卓·西摩（Alexandra Seymour)对美国之音强调，“美国必须确保采取最强有力的措施来限制解放军实体的获取权限，特别是对像人工智能芯片这样重要和需求旺盛的技术，这些技术可以被中国用于专制目的。”
她说，“美国最强大的战略优势之一是其创新能力。当像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可以使用美国设计的技术时，这种优势就会被削弱，因为这使中国能够加快本国的开发和采用，缩小能力差距。所以，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关键目标必须是技术保护（technology protection）。”
西摩指出，具体措施包括，改善美国及其盟国和合作伙伴之间在商业技术出口方面的沟通和协调，以确保他们能够识别并且更密切地监控潜在的“军民两用”芯片；美国公司还必须认识到与中国开展业务可能会危及国家安全，从自身做起保护关键和新兴技术，早在研发阶段就要改善公私营机构之间的伙伴关系和信息共享，防止美国技术落入坏人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