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今年4月，美国制造业就业已连续第七个月收缩。过去的18个月中，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就业量有17个月在收缩区间。这样的数据，对于从10多年前就开始呼吁“美国制造”回归，并在此间极力推动该进程的美国政府而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3月7日，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中，美国总统拜登说：“哪里写着我们不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我们就是。我们将会是。”话音刚落，3月8日的数据显示：2月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4000个职位，且减势一路滑到了3月、4月。
现实让“美国制造”回归显得尤为冷酷。
▲资料图片
消失的美国工厂和工人：
从制造灯泡到制造芯片间的鸿沟
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家老灯泡厂在2022年9月倒闭，209人失业。帕特里夏·霍斯利语气有些苦涩：“这是我们工厂的第八十年。”霍斯利失去了工作，也没能找到新工作。她说，正在考虑要不要学美发。
同样在2022年9月，亚利桑那州一片曾经种着玉米大豆的农田，变成了英特尔新厂的地基。拜登在奠基仪式上，宣布“工业回来了”。这是美国40年来首次从零开始建设的“晶圆厂”（半导体制造厂）。
▲拜登在英特尔半导体制造厂奠基仪式上讲话
霍斯利的丈夫在一家注塑机制造公司的北美部门工作，而那家公司的总部，在中国广东。
对于像霍斯利这样的普通工人来说，从制造灯泡和注塑机转型到制造芯片，并非易事，再培训需要金钱和时间，而这并不是每个底层链条上的工人能轻易承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是生产之王。到1945年，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产量就超过了德国和日本两国的总和。那时，工作机会丰富，薪资待遇优厚，工会还能有效制衡企业。然而，这种辉煌并未持续太久，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制造业的光芒便逐渐黯淡。
从2000年到2010年，美国失去了近三分之一（约600万个）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对厂房、设备和信息技术的固定资本投资在21世纪出现了下降——这是自1947年开始收集相关数据以来的首次。
制造业的产出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丰厚。从2000年到2007年，产出每年仅增长0.5%，而在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更是大幅下降了10.3%。直到最近几年，制造业的产出才逐渐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
同样，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也在那个十年中跌至谷底，目前仍处于历史低位。
贸易数据证实了这些负面趋势。2015年，美国制成品贸易逆差达8320亿美元，而2017年，高科技产品贸易逆差总额达1100亿美元——这一数字自2002年以来一直在增长，这种情况令人震惊。
见证流出和回流的行业专家：
提高对华商品关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美国回流研究所执行董事罗斯玛丽·科茨，是一位拥有近40年全球供应链研究经验，上榜硅谷“2024年100位最具影响力女性”的供应链问题资深专家。
▲美国回流研究所执行董事罗斯玛丽·科茨
红星新闻记者在寻求美国制造业回流为何如此艰难的过程中，对科茨进行了专访。从这位从事供应链业务已有近40年的美国专家的叙述中，回忆起过去就像是在翻阅一本老相册。
科茨说，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许多欧美公司都对‘去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建立生产基地成为了欧美企业的主流选择。“他们会对我说‘你能带我去中国吗？你能帮我在东南亚建个工厂吗？你能帮忙寻找印度当地的资源吗？’”
从2000年前后开始，美国的生产线陆续迁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随之而来的是整个供应链的转移。“整个供应链都跟着搬离了美国，所有的供应商等也都转移到了这些新兴市场。”科茨说，“随之而来的，自然是产量大幅下降，工具制造、模具制造等技能水平也随之下降，受过专业培训的电工和焊工也减少了。”
科茨在2014年创立了美国回流研究所。她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希望助力企业重新打量、调整他们的全球供应链布局。那个时候，在美国，“回流”这个词儿还没现在这么热，但她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这个趋势。回想起当初，她笑着说：“那时候，大家对这个概念都挺感兴趣，但真正付诸行动的公司却不多。”
其实，早在2012年起，制造业外移的话题在美国就被炒得沸沸扬扬。当时的两位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奥巴马和共和党的米特·罗姆尼都喊着要保护本土就业。
2013年3月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迈阿密港口发表演讲推广“美国制造”，结果一阵风吹落了其身后起重机上的美国国旗，露出了“振华ZPMC”的标志。这一尴尬场景至今是美国制造陷入窘境的缩影。
▲一阵大风吹落美国国旗，露出起重机上“振华ZPMC”的标志
“那时，我其实已经帮助了许多公司将制造业外包到新兴市场，这是我上个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初做的事。我在听到制造业又要回流的时候，心想，天哪，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是做什么的。”罗斯玛丽·科茨说，随着“回流”热，客户开始问她相反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把制造业再搬回美国？考虑到成本结构等因素，这是否可能？”
后来的几届政府，无论是奥巴马、特朗普还是拜登，均采取不同措施推动制造业回归，其中特朗普对包括钢铁和铝在内的中国商品施加25%关税，拜登政府则延续并升级了这些关税政策，包括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
说到这些关税，科茨却有自己的看法。她觉得，虽然这些关税确实让中国进口的东西变贵了，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制造业复兴的问题，反而营造了一种误导性的表象。“我不认为关税是正确的做法，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以合理的方式重新发展美国的经济制造业，而不是依赖关税手段，后者虽表面上抬高了进口商品价格，似乎为美国产品创造了竞争空间，但实际上是一种假象。所以，我不支持关税，也不倡导它们。”
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最大障碍：
有技能的劳动力队伍极其短缺
“疫情之后，供应链管理中暴露出了许多风险，公司开始认真考虑回流或重新思考他们的全球供应链以减少风险。”科茨向红星新闻记者解释说，“几乎所有的客户都在讨论如何重新思考他们的全球供应链——回流、近岸等。”科茨指出，美国制造商们在重新评估其全球战略布局，不仅仅是简单地迁回美国，而是琢磨怎么在全球棋盘上落子。
▲拜登2022年宣布“美国制造”政策，提振美国国内制造业
“这种趋势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现在的决策过程更加复杂，不再仅仅是关于成本，还有许多其他变量（例如军事冲突）需要考虑。”她说，“我通常鼓励客户，在亚洲保留部分产能，并探索世界其他地区的可能性，以此分散长供应链潜在的风险。”
美国制造业回归之路并不平坦，科茨列举了多重障碍。
首先，严格的环境政策提高了美国本土新建制造业的门槛；其次，立法过程因两党间经济观念的差异而变得缓慢且艰难；而全球问题，如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对供应链造成了很大干扰。
劳动力短缺是回流进程中一个显著痛点。科茨指出，从初级岗位到高层管理，美国制造业及供应链各层级均面临熟练工人的匮乏，“各行各业都有需求和机会。”
科茨指出，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当前任务不仅是创造就业岗位，更是培养“一个有技能的劳动力队伍来支持回流到美国的制造业”，将资源和重心投向教育与培训。
因熟练建筑工人不足，台积电已推迟了其在亚利桑那州的第一家工厂的生产时间表，麦肯锡高级顾问韦德·托勒警告称，“如果我们不组织起来应对这一问题，就会面临非常现实的风险。”
5月公布的麦肯锡报告显示，2023年，美国过半数半导体和电子行业员工考虑在3-6个月内离职，主要原因是职业发展受限和工作灵活度低，这类情况较2021年加剧。行业老员工满意度下滑，加之约三分之一从业者年龄超55岁，显示出人才流失危机。报告称，美国企业、大学和地方政府虽已启动新培训项目，但预计的培训成果远不足以填补预计的7万个职位空缺。缺口覆盖建造、设备安装及运营维护等多个技术工种类别。
科茨认为，劳动力短缺“问题在于熟练工人短缺”，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与培训体系未能充分满足现代制造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在制造业中，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向更高教育和技能工人的转变。传统的成本结构已不再适应当前形势，取而代之的是对具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技能的工人的需求增加。我们需要强调STEM技能来解决问题，还需要为这些技能提供资金。我们试图设立项目、资助教育、发展社区学院并使培训免费，但这需要很长的立法过程，有时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
红星新闻记者 邓纾怡
截至今年4月，美国制造业就业已连续第七个月收缩。过去的18个月中，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就业量有17个月在收缩区间。这样的数据，对于从10多年前就开始呼吁“美国制造”回归，并在此间极力推动该进程的美国政府而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3月7日，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中，美国总统拜登说：“哪里写着我们不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我们就是。我们将会是。”话音刚落，3月8日的数据显示：2月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了4000个职位，且减势一路滑到了3月、4月。
现实让“美国制造”回归显得尤为冷酷。
▲资料图片
消失的美国工厂和工人：
从制造灯泡到制造芯片间的鸿沟
美国俄亥俄州的一家老灯泡厂在2022年9月倒闭，209人失业。帕特里夏·霍斯利语气有些苦涩：“这是我们工厂的第八十年。”霍斯利失去了工作，也没能找到新工作。她说，正在考虑要不要学美发。
同样在2022年9月，亚利桑那州一片曾经种着玉米大豆的农田，变成了英特尔新厂的地基。拜登在奠基仪式上，宣布“工业回来了”。这是美国40年来首次从零开始建设的“晶圆厂”（半导体制造厂）。
▲拜登在英特尔半导体制造厂奠基仪式上讲话
霍斯利的丈夫在一家注塑机制造公司的北美部门工作，而那家公司的总部，在中国广东。
对于像霍斯利这样的普通工人来说，从制造灯泡和注塑机转型到制造芯片，并非易事，再培训需要金钱和时间，而这并不是每个底层链条上的工人能轻易承担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是生产之王。到1945年，仅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产量就超过了德国和日本两国的总和。那时，工作机会丰富，薪资待遇优厚，工会还能有效制衡企业。然而，这种辉煌并未持续太久，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制造业的光芒便逐渐黯淡。
从2000年到2010年，美国失去了近三分之一（约600万个）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对厂房、设备和信息技术的固定资本投资在21世纪出现了下降——这是自1947年开始收集相关数据以来的首次。
制造业的产出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丰厚。从2000年到2007年，产出每年仅增长0.5%，而在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更是大幅下降了10.3%。直到最近几年，制造业的产出才逐渐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
同样，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也在那个十年中跌至谷底，目前仍处于历史低位。
贸易数据证实了这些负面趋势。2015年，美国制成品贸易逆差达8320亿美元，而2017年，高科技产品贸易逆差总额达1100亿美元——这一数字自2002年以来一直在增长，这种情况令人震惊。
见证流出和回流的行业专家：
提高对华商品关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美国回流研究所执行董事罗斯玛丽·科茨，是一位拥有近40年全球供应链研究经验，上榜硅谷“2024年100位最具影响力女性”的供应链问题资深专家。
▲美国回流研究所执行董事罗斯玛丽·科茨
红星新闻记者在寻求美国制造业回流为何如此艰难的过程中，对科茨进行了专访。从这位从事供应链业务已有近40年的美国专家的叙述中，回忆起过去就像是在翻阅一本老相册。
科茨说，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许多欧美公司都对‘去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建立生产基地成为了欧美企业的主流选择。“他们会对我说‘你能带我去中国吗？你能帮我在东南亚建个工厂吗？你能帮忙寻找印度当地的资源吗？’”
从2000年前后开始，美国的生产线陆续迁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随之而来的是整个供应链的转移。“整个供应链都跟着搬离了美国，所有的供应商等也都转移到了这些新兴市场。”科茨说，“随之而来的，自然是产量大幅下降，工具制造、模具制造等技能水平也随之下降，受过专业培训的电工和焊工也减少了。”
科茨在2014年创立了美国回流研究所。她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希望助力企业重新打量、调整他们的全球供应链布局。那个时候，在美国，“回流”这个词儿还没现在这么热，但她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这个趋势。回想起当初，她笑着说：“那时候，大家对这个概念都挺感兴趣，但真正付诸行动的公司却不多。”
其实，早在2012年起，制造业外移的话题在美国就被炒得沸沸扬扬。当时的两位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奥巴马和共和党的米特·罗姆尼都喊着要保护本土就业。
2013年3月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迈阿密港口发表演讲推广“美国制造”，结果一阵风吹落了其身后起重机上的美国国旗，露出了“振华ZPMC”的标志。这一尴尬场景至今是美国制造陷入窘境的缩影。
▲一阵大风吹落美国国旗，露出起重机上“振华ZPMC”的标志
“那时，我其实已经帮助了许多公司将制造业外包到新兴市场，这是我上个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初做的事。我在听到制造业又要回流的时候，心想，天哪，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是做什么的。”罗斯玛丽·科茨说，随着“回流”热，客户开始问她相反的问题：“我们能不能把制造业再搬回美国？考虑到成本结构等因素，这是否可能？”
后来的几届政府，无论是奥巴马、特朗普还是拜登，均采取不同措施推动制造业回归，其中特朗普对包括钢铁和铝在内的中国商品施加25%关税，拜登政府则延续并升级了这些关税政策，包括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
说到这些关税，科茨却有自己的看法。她觉得，虽然这些关税确实让中国进口的东西变贵了，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制造业复兴的问题，反而营造了一种误导性的表象。“我不认为关税是正确的做法，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以合理的方式重新发展美国的经济制造业，而不是依赖关税手段，后者虽表面上抬高了进口商品价格，似乎为美国产品创造了竞争空间，但实际上是一种假象。所以，我不支持关税，也不倡导它们。”
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最大障碍：
有技能的劳动力队伍极其短缺
“疫情之后，供应链管理中暴露出了许多风险，公司开始认真考虑回流或重新思考他们的全球供应链以减少风险。”科茨向红星新闻记者解释说，“几乎所有的客户都在讨论如何重新思考他们的全球供应链——回流、近岸等。”科茨指出，美国制造商们在重新评估其全球战略布局，不仅仅是简单地迁回美国，而是琢磨怎么在全球棋盘上落子。
▲拜登2022年宣布“美国制造”政策，提振美国国内制造业
“这种趋势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现在的决策过程更加复杂，不再仅仅是关于成本，还有许多其他变量（例如军事冲突）需要考虑。”她说，“我通常鼓励客户，在亚洲保留部分产能，并探索世界其他地区的可能性，以此分散长供应链潜在的风险。”
美国制造业回归之路并不平坦，科茨列举了多重障碍。
首先，严格的环境政策提高了美国本土新建制造业的门槛；其次，立法过程因两党间经济观念的差异而变得缓慢且艰难；而全球问题，如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对供应链造成了很大干扰。
劳动力短缺是回流进程中一个显著痛点。科茨指出，从初级岗位到高层管理，美国制造业及供应链各层级均面临熟练工人的匮乏，“各行各业都有需求和机会。”
科茨指出，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当前任务不仅是创造就业岗位，更是培养“一个有技能的劳动力队伍来支持回流到美国的制造业”，将资源和重心投向教育与培训。
因熟练建筑工人不足，台积电已推迟了其在亚利桑那州的第一家工厂的生产时间表，麦肯锡高级顾问韦德·托勒警告称，“如果我们不组织起来应对这一问题，就会面临非常现实的风险。”
5月公布的麦肯锡报告显示，2023年，美国过半数半导体和电子行业员工考虑在3-6个月内离职，主要原因是职业发展受限和工作灵活度低，这类情况较2021年加剧。行业老员工满意度下滑，加之约三分之一从业者年龄超55岁，显示出人才流失危机。报告称，美国企业、大学和地方政府虽已启动新培训项目，但预计的培训成果远不足以填补预计的7万个职位空缺。缺口覆盖建造、设备安装及运营维护等多个技术工种类别。
科茨认为，劳动力短缺“问题在于熟练工人短缺”，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与培训体系未能充分满足现代制造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在制造业中，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向更高教育和技能工人的转变。传统的成本结构已不再适应当前形势，取而代之的是对具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技能的工人的需求增加。我们需要强调STEM技能来解决问题，还需要为这些技能提供资金。我们试图设立项目、资助教育、发展社区学院并使培训免费，但这需要很长的立法过程，有时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
红星新闻记者 邓纾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