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死亡不可避免，那么在它来临之前，没有比好好活更重要的事。 如果不是发了那条讨论“身后事”的视频，86岁的朱锦沁不会知道，原来聊聊死亡这件事，在别人眼里竟然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而对于身为医学工作者的她来说，死亡是再熟悉不过的事。 一个科室的同事，早上头痛，以为只是小病，上了一天班之后，晚上突然去世了。 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大多数朋友去世之前，都来不及交代什么，留下子女跑各种流程。她的一个朋友去世后后，孩子为了继承房子，为了开证明跑前跑后一个月。 为此，她和当时还在世的老伴先是把一处房产卖掉，换成现金交给一儿一女，然后再把儿女拉到自己单位的同事群里，方便双方对接。 死亡这回事离她不远。身边的同学、同事、甚至老伴一个个地走了，倒计时的钟仿佛就悬在头顶，滴答滴答。 2023年2月，她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聊“身后事”的视频，播放量很快冲上了几十万。 热评中有年轻人感叹：“奶奶是有大智慧的，我爸爸很忌讳死，我说他睡觉太死，他和我冷战了一个月，视死如生者才是勇者。” 别人的讶异在朱锦沁看来“真奇怪”，岁数到了，死不是一件必须要说的事吗？ 如果那个模糊的终点正以不可抗力渐渐走来，朱锦沁希望，至少自己要以不卑不亢的姿态，走入良宵。 用新事物抵挡衰老 朱锦沁独自生活在上海郊区的房子里，老伴走了以后，女儿和儿子不在身边，空荡的房子只剩下她一个人。这是一座独栋，加上阁楼有五层高，里里外外每个角落，都被女儿装上了监控。房子里有电梯，朱锦沁一个人在其中上上下下。 每天早上，她会喝麦片牛奶，配上涂抹着黄油的面包，外加一个鸡蛋。上午，她出门买菜，中午回来，炒上几盘青菜，吃下今天的第二个鸡蛋。把自己照顾好，是她一向的宗旨。 白天，她用两台手机、一台平板电脑处理微信上的消息，给通讯录中的每个人，发送一条早安消息。手机是2008年以后她才学着用的，之前女儿要给她买手机，她“还不乐意”。现在，她完全爱上了这个小设备，每次换手机时，还学会了自己往“一个云”上传之前的资料，进行备份。 有时，她会接到来自亲友、老同学、或者老同事的电话。她们一起回忆过去，聊聊近况，时间很快就溜走，想想还觉得挺忙乎。 剩下的一些时间，她要用来拍视频。这是女儿下达的“任务”，让她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过去，人生中的那些故事。视频录好了，由女儿制作字幕和封面，起标题，上传到她的视频账号“多肉不老松”上。 朱锦沁的网名叫“多肉不老松”，因为她养了很多多肉植物，而她自己倒像是扎根最深的那棵不老的松树。 朱锦沁在视频里讲述了自己的父母在青海治理油田，自己从青海考到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随后从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毕业，重新回到青海，建立实验室，搞科研，在上世纪90年代参与了鼠疫的国家标准制定。对于曾经的细节，她一点儿都没有忘记，生活中新奇的事物，帮她抵挡了衰老带来的一切。 刚到青海的时候，她没想到条件那么苦，说是国家实验室，结果不过是几个矮小的平房，卫生条件不算达标，甚至没有自来水。每次做实验前，她和同事们都要自己去水井挑水，再进行人工消毒和洗刷实验用品。 防治鼠疫的同时，他们还自带帐房行军床，在青海捡牛粪捡蘑菇，骑马巡回医疗，给当地藏族同胞看病。问诊过程中，她曾遇藏獒攻击摔下马，一条腿不能动，只能等待一周自行恢复……那时候，再苦也得咬着牙。 朱锦沁在青海 1978年以前，鼠疫防治是保密工作，现在讲述的故事，儿女是第一次听，老伴曾经也不了解全貌。视频做好了，不只是网友看了觉得新奇，女儿也在其中重新认识了母亲。 内容发出以后，很多曾经与她生命有过交集的人，也通过网络再一次和她建立了联系。她遇到过老伴的邻居，两个人加了微信，聊到深夜，沧海桑田，重新看到已然白发苍苍但依旧健康的彼此，她们都激动不已。 偶尔，她也在网上收到些奇怪的消息，比如有人找到她说，自己有抑郁症，能不能借给他2万块钱看病。朱锦沁问他什么症状？对方答不上来，她便知道，这可能不对劲，她自己就是学医的，还不知道抑郁症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次，一个陌生人和她感叹自己生意失败了，想让她帮忙投资，一个小时之内给她的所有视频点了赞，朱锦沁刚要回对方的私信，没想到官方提示出现了，说这是违规账号。她立马打住了帮忙的心思，互联网是她的潘多拉魔盒，但她保持着多年实验时的理智，绝对不会被卷入过深。 一天下来，她总结，我的独居生活，忙忙碌碌，一点也不孤独。 死亡的无常 然而，孤独还是会在一些时刻找上门来，老伴走后，房间显得更大了些。有时深夜，朱锦沁会听到窸窸窣窣的响动声，遇到这样的情况，她就警惕地在黑暗中起身，对着空气大吼一声“你们干什么的！”等到不知名的“敌人”的声音渐渐退去，她再合身躺下，安静地睡下。 朱锦沁至今不知道，那些在深夜听到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大多数时间里，她都保持着谨慎和冷静，“我不害怕的”，她说。只有一些敏感的时候，她会把它们想象成和死亡相关的声音，但偶尔又觉得是小题大做了。 前不久，她的一个同事走了，属于非正常死亡。同事曾经来过她家，一段时间内，看到同事曾经在家里坐过的那把椅子，朱锦沁心里都觉得怪怪的。女儿关心母亲，每天晚上都会和她视频，渐渐地，她也说服了自己，不再去想多余的、没用的事情。 死亡是不可控的，没有人比她更清楚。 2020年9月的一天，朱锦沁的老伴就是前一秒还好好地站着，下一秒轰然倒地，被送到了医院。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状态有所好转，都已经可以出院了，结果没想到，出院的第二天，意外又一次发生，老伴的病情急转直下，白细胞达到了2万多，再次被送去抢救室。 老伴临终前，朱锦沁一直陪在他身边，他病得突然，没有留下什么遗嘱，也没有说完想说的话。在病房里，朱锦沁总觉得他强烈地想说些什么，但他的气息已经明显越来越微弱，为了让他再多留几分钟、几秒钟，朱锦沁用手不停地揉搓他的手指，保持血液的流动，看着他张了张嘴，又无奈地合上，最终离开。 他到底想说什么呢？是说给自己？还是说给孩子？这成了朱锦沁的心病，每每提起，都觉得无限遗憾，如果他能说出那句话来就好了。“人是应该走的，但他这个走法，我心里不痛快”，朱锦沁说。 老伴的死，让她重新开始慎重地思考，如果有一天自己也这样突然地走了，孩子们应该怎么办，关于自己的死亡，她更牵挂的是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 老伴去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不敢再看他的照片，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是身体更硬朗的他先走了，老同学打来电话慰问，“老刘身体这么好，怎么就走了？”双方说了几句，都陷入沉默。 朱锦沁曾经把两人的照片做成视频，发到平台上，但想了想还是设成了私密。他们20岁结婚，刚在一起时朱家父母不同意，朱锦沁没有听从父亲的话，坚定地选择了他，携手相濡以沫60多年，现在只剩下朱锦沁一个人。她有条不紊地处理了老伴的后事，告诉自己想不通也要想通，终于花了一年的时间，走出了阴霾。 步入老年之后，参加葬礼是常事。但就在去年，她去乡下参加一个葬礼，下大巴车时突然踩空了，摔到了腿，此后的一年内，她都不能走路。腿慢慢恢复，从不能走到拄拐，再从拄拐到如今每天走规定的五千步，她觉得，是时候说说自己的死亡了。 死亡的正常 其实，在拍“身后事”视频之前，她就写过一个“死后指南”，里面详细地记录了社保该如何操作，工资应该怎么办，财产如何分配，银行卡和手机的密码是多少等。几页纸被她放在抽屉里，没有上锁，也提前告诉了女儿，必要的时候拿出来看。两年前，她还在微信上拉了一个小群，让以前单位的后辈和女儿对接，可以更方便地办理各种手续。 为什么如此绸缪？除了老伴走得意外以外，更多的是因为朱锦沁见证了太多曾经的同事、同学，突然离世后，子女不知道怎么办理相关手续，只好找到她来一一学习。她不想子女将来也那么麻烦。 一开始，子女对她频繁地提及“死”这个字眼不满，和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这是一个有共识的避讳，好像只要不说，老人就不会走。但朱锦沁反而要提，还要常常提，事事提。“天有不测风云，这么大年纪了，谁知道谁什么时候就走了，不能到时候走了，让孩子们什么都不知道。” “身后事”视频发出后，朱锦沁立马收到来自哈医大同学的消息，对方说，“到了这个年纪，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你说得太对了。” 面对死亡，不留遗憾，才能给活着的人前行更大的力量。朱锦沁至今还记得自己见证过的死亡，最早是8岁的时候，父母没在身边，她和奶奶两个人，看着爷爷咽了气。当时她还小，对死亡没有明确的概念，没过多久，从小把她带到大的奶奶也走了，将近一个世纪过去，朱锦沁闭上眼睛，还是能看到奶奶临走时的样子。回忆这一切，总是夹杂了无奈和遗憾。 如果死亡不可避免，那么在它来临之前，没有比好好活更重要的事。 就像去年冬天的时候，很多人经历了一场集体的病痛，每个人都从生死的边缘把自己拽回人间。那段时间，朱锦沁也展现出比任何人都沉着的一面。生病的她自己在家中隔离，拒绝了想来照料的儿女，逼着自己多喝水，保持饮食，几天之后，病自然好了。她对自己的身体了解，对病理清楚，有充分对抗疫情的决心。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邻居时常和她走动，给她带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居委会也不时来慰问。极端的日子里，正是人和人之间的情谊，冲淡了死亡的冷漠。 朱锦沁也会对每个人回以关心，她给晚辈打电话，和每一个到访的记者聊家常，在网络上，认认真真回答网友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当然还在持续更新着一条条短视频。 春天已经来了，朱锦沁又要开始悉心照料她的花园了，花园里种着月季、牡丹、美人蕉、绣球、橘子树、茶花、仙人掌、三角梅……她相信，用不上多久，那儿就会盛放出隐忍了一个冬季的绚烂。
如果死亡不可避免，那么在它来临之前，没有比好好活更重要的事。
如果不是发了那条讨论“身后事”的视频，86岁的朱锦沁不会知道，原来聊聊死亡这件事，在别人眼里竟然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而对于身为医学工作者的她来说，死亡是再熟悉不过的事。
一个科室的同事，早上头痛，以为只是小病，上了一天班之后，晚上突然去世了。
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大多数朋友去世之前，都来不及交代什么，留下子女跑各种流程。她的一个朋友去世后后，孩子为了继承房子，为了开证明跑前跑后一个月。
为此，她和当时还在世的老伴先是把一处房产卖掉，换成现金交给一儿一女，然后再把儿女拉到自己单位的同事群里，方便双方对接。
死亡这回事离她不远。身边的同学、同事、甚至老伴一个个地走了，倒计时的钟仿佛就悬在头顶，滴答滴答。
2023年2月，她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聊“身后事”的视频，播放量很快冲上了几十万。
热评中有年轻人感叹：“奶奶是有大智慧的，我爸爸很忌讳死，我说他睡觉太死，他和我冷战了一个月，视死如生者才是勇者。”
别人的讶异在朱锦沁看来“真奇怪”，岁数到了，死不是一件必须要说的事吗？
如果那个模糊的终点正以不可抗力渐渐走来，朱锦沁希望，至少自己要以不卑不亢的姿态，走入良宵。
用新事物抵挡衰老
朱锦沁独自生活在上海郊区的房子里，老伴走了以后，女儿和儿子不在身边，空荡的房子只剩下她一个人。这是一座独栋，加上阁楼有五层高，里里外外每个角落，都被女儿装上了监控。房子里有电梯，朱锦沁一个人在其中上上下下。
每天早上，她会喝麦片牛奶，配上涂抹着黄油的面包，外加一个鸡蛋。上午，她出门买菜，中午回来，炒上几盘青菜，吃下今天的第二个鸡蛋。把自己照顾好，是她一向的宗旨。
白天，她用两台手机、一台平板电脑处理微信上的消息，给通讯录中的每个人，发送一条早安消息。手机是2008年以后她才学着用的，之前女儿要给她买手机，她“还不乐意”。现在，她完全爱上了这个小设备，每次换手机时，还学会了自己往“一个云”上传之前的资料，进行备份。
有时，她会接到来自亲友、老同学、或者老同事的电话。她们一起回忆过去，聊聊近况，时间很快就溜走，想想还觉得挺忙乎。
剩下的一些时间，她要用来拍视频。这是女儿下达的“任务”，让她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过去，人生中的那些故事。视频录好了，由女儿制作字幕和封面，起标题，上传到她的视频账号“多肉不老松”上。
朱锦沁的网名叫“多肉不老松”，因为她养了很多多肉植物，而她自己倒像是扎根最深的那棵不老的松树。
朱锦沁在视频里讲述了自己的父母在青海治理油田，自己从青海考到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随后从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毕业，重新回到青海，建立实验室，搞科研，在上世纪90年代参与了鼠疫的国家标准制定。对于曾经的细节，她一点儿都没有忘记，生活中新奇的事物，帮她抵挡了衰老带来的一切。
刚到青海的时候，她没想到条件那么苦，说是国家实验室，结果不过是几个矮小的平房，卫生条件不算达标，甚至没有自来水。每次做实验前，她和同事们都要自己去水井挑水，再进行人工消毒和洗刷实验用品。
防治鼠疫的同时，他们还自带帐房行军床，在青海捡牛粪捡蘑菇，骑马巡回医疗，给当地藏族同胞看病。问诊过程中，她曾遇藏獒攻击摔下马，一条腿不能动，只能等待一周自行恢复……那时候，再苦也得咬着牙。
朱锦沁在青海
1978年以前，鼠疫防治是保密工作，现在讲述的故事，儿女是第一次听，老伴曾经也不了解全貌。视频做好了，不只是网友看了觉得新奇，女儿也在其中重新认识了母亲。
内容发出以后，很多曾经与她生命有过交集的人，也通过网络再一次和她建立了联系。她遇到过老伴的邻居，两个人加了微信，聊到深夜，沧海桑田，重新看到已然白发苍苍但依旧健康的彼此，她们都激动不已。
偶尔，她也在网上收到些奇怪的消息，比如有人找到她说，自己有抑郁症，能不能借给他2万块钱看病。朱锦沁问他什么症状？对方答不上来，她便知道，这可能不对劲，她自己就是学医的，还不知道抑郁症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次，一个陌生人和她感叹自己生意失败了，想让她帮忙投资，一个小时之内给她的所有视频点了赞，朱锦沁刚要回对方的私信，没想到官方提示出现了，说这是违规账号。她立马打住了帮忙的心思，互联网是她的潘多拉魔盒，但她保持着多年实验时的理智，绝对不会被卷入过深。
一天下来，她总结，我的独居生活，忙忙碌碌，一点也不孤独。
死亡的无常
然而，孤独还是会在一些时刻找上门来，老伴走后，房间显得更大了些。有时深夜，朱锦沁会听到窸窸窣窣的响动声，遇到这样的情况，她就警惕地在黑暗中起身，对着空气大吼一声“你们干什么的！”等到不知名的“敌人”的声音渐渐退去，她再合身躺下，安静地睡下。
朱锦沁至今不知道，那些在深夜听到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大多数时间里，她都保持着谨慎和冷静，“我不害怕的”，她说。只有一些敏感的时候，她会把它们想象成和死亡相关的声音，但偶尔又觉得是小题大做了。
前不久，她的一个同事走了，属于非正常死亡。同事曾经来过她家，一段时间内，看到同事曾经在家里坐过的那把椅子，朱锦沁心里都觉得怪怪的。女儿关心母亲，每天晚上都会和她视频，渐渐地，她也说服了自己，不再去想多余的、没用的事情。
死亡是不可控的，没有人比她更清楚。
2020年9月的一天，朱锦沁的老伴就是前一秒还好好地站着，下一秒轰然倒地，被送到了医院。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状态有所好转，都已经可以出院了，结果没想到，出院的第二天，意外又一次发生，老伴的病情急转直下，白细胞达到了2万多，再次被送去抢救室。
老伴临终前，朱锦沁一直陪在他身边，他病得突然，没有留下什么遗嘱，也没有说完想说的话。在病房里，朱锦沁总觉得他强烈地想说些什么，但他的气息已经明显越来越微弱，为了让他再多留几分钟、几秒钟，朱锦沁用手不停地揉搓他的手指，保持血液的流动，看着他张了张嘴，又无奈地合上，最终离开。
他到底想说什么呢？是说给自己？还是说给孩子？这成了朱锦沁的心病，每每提起，都觉得无限遗憾，如果他能说出那句话来就好了。“人是应该走的，但他这个走法，我心里不痛快”，朱锦沁说。
老伴的死，让她重新开始慎重地思考，如果有一天自己也这样突然地走了，孩子们应该怎么办，关于自己的死亡，她更牵挂的是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
老伴去世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不敢再看他的照片，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是身体更硬朗的他先走了，老同学打来电话慰问，“老刘身体这么好，怎么就走了？”双方说了几句，都陷入沉默。
朱锦沁曾经把两人的照片做成视频，发到平台上，但想了想还是设成了私密。他们20岁结婚，刚在一起时朱家父母不同意，朱锦沁没有听从父亲的话，坚定地选择了他，携手相濡以沫60多年，现在只剩下朱锦沁一个人。她有条不紊地处理了老伴的后事，告诉自己想不通也要想通，终于花了一年的时间，走出了阴霾。
步入老年之后，参加葬礼是常事。但就在去年，她去乡下参加一个葬礼，下大巴车时突然踩空了，摔到了腿，此后的一年内，她都不能走路。腿慢慢恢复，从不能走到拄拐，再从拄拐到如今每天走规定的五千步，她觉得，是时候说说自己的死亡了。
死亡的正常
其实，在拍“身后事”视频之前，她就写过一个“死后指南”，里面详细地记录了社保该如何操作，工资应该怎么办，财产如何分配，银行卡和手机的密码是多少等。几页纸被她放在抽屉里，没有上锁，也提前告诉了女儿，必要的时候拿出来看。两年前，她还在微信上拉了一个小群，让以前单位的后辈和女儿对接，可以更方便地办理各种手续。
为什么如此绸缪？除了老伴走得意外以外，更多的是因为朱锦沁见证了太多曾经的同事、同学，突然离世后，子女不知道怎么办理相关手续，只好找到她来一一学习。她不想子女将来也那么麻烦。
一开始，子女对她频繁地提及“死”这个字眼不满，和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这是一个有共识的避讳，好像只要不说，老人就不会走。但朱锦沁反而要提，还要常常提，事事提。“天有不测风云，这么大年纪了，谁知道谁什么时候就走了，不能到时候走了，让孩子们什么都不知道。”
“身后事”视频发出后，朱锦沁立马收到来自哈医大同学的消息，对方说，“到了这个年纪，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你说得太对了。”
面对死亡，不留遗憾，才能给活着的人前行更大的力量。朱锦沁至今还记得自己见证过的死亡，最早是8岁的时候，父母没在身边，她和奶奶两个人，看着爷爷咽了气。当时她还小，对死亡没有明确的概念，没过多久，从小把她带到大的奶奶也走了，将近一个世纪过去，朱锦沁闭上眼睛，还是能看到奶奶临走时的样子。回忆这一切，总是夹杂了无奈和遗憾。
如果死亡不可避免，那么在它来临之前，没有比好好活更重要的事。
就像去年冬天的时候，很多人经历了一场集体的病痛，每个人都从生死的边缘把自己拽回人间。那段时间，朱锦沁也展现出比任何人都沉着的一面。生病的她自己在家中隔离，拒绝了想来照料的儿女，逼着自己多喝水，保持饮食，几天之后，病自然好了。她对自己的身体了解，对病理清楚，有充分对抗疫情的决心。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邻居时常和她走动，给她带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居委会也不时来慰问。极端的日子里，正是人和人之间的情谊，冲淡了死亡的冷漠。
朱锦沁也会对每个人回以关心，她给晚辈打电话，和每一个到访的记者聊家常，在网络上，认认真真回答网友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当然还在持续更新着一条条短视频。
春天已经来了，朱锦沁又要开始悉心照料她的花园了，花园里种着月季、牡丹、美人蕉、绣球、橘子树、茶花、仙人掌、三角梅……她相信，用不上多久，那儿就会盛放出隐忍了一个冬季的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