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万斯早年曾严厉批评过川普（二零一七年，我为万斯的畅销书《绝望者之歌》写书评时，曾质疑万斯对川普的批评），但他很快转变成川普最忠实的支持者。理解川普需要时间和智慧。万斯在得到川普的背书后，在一场激烈的选战中获胜，当选为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他几乎在所有议题上都与川普步调一致。比如，不同于曾与川普有过党内竞争并认可二零二零年民主党大选舞弊结果的其他两名副总统人选——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格姆（Doug Burgum）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Antonio Rubio），万斯坚信川普的胜利被拜登窃取。万斯也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核心成员，川普曾表示，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就去看看万斯的社交媒体吧！难怪拜登在回应万斯成为川普副手的消息后说，万斯“是川普的翻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吉米·哈利森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万斯“支持并怂恿了川普多年来最糟糕的政策”。
余杰 2024年07月18日
川普选择最年轻（三十九岁）、从政经验最少（当选参议员仅两年）、在某些议题上甚至更保守（反全球化、反科技巨头、反堕胎等）的万斯为副手。（美联社）
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五日，川普终于宣布“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副手人选——川普表示，他将与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J.D. Vance）搭档参选，他曾考虑过其他潜在人选，该决定是经过长时间思考而做出，他形容万斯是“最适合担任副总统的人”。
川普随后细数万斯的履历：万斯出身于俄亥俄州，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先后就读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其著作《绝望者之歌》讚许了勤奋的美国男男女女。万斯在科技和金融领域相当成功，现在投入竞选，将造福美国的劳工和农场主，持续捍卫美国宪法，与美军站在一起，全力让美国再次伟大。
当天下午在密尔瓦基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川普和万斯被正式确认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大会称讚万斯是美国梦的代表，是代表俄亥俄在国会战斗的骑士，是川普坚定的支持者。
川普选择最年轻（三十九岁）、从政经验最少（当选参议员仅两年）、在某些议题上甚至更保守（反全球化、反科技巨头、反堕胎等）的万斯为副手，显然有其多方面的考量。
首先，作为第一个获得主要政党提名参选的千禧一代，万斯是共和党中传承川普意识型态的最佳人选，可以在川普的第二任期结束后将“川普主义”延续下去——由于川普只能再任一届总统，作为其副总统的万斯，如果不出意外，必然是共和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
川普遇刺后，气势如虹，稳操胜券，不需要寻找一个跟他在意识形态上有所区隔的所谓共和党“温和派”和“建制派”副总统——上一次选择彭斯酿成大错，彭斯在关键时刻的退缩乃至背叛，让川普记忆犹新。所以，川普这次选择副手，以忠诚为最高原则，一定要避免彭斯式的人物，而万斯正是诸多人选中“最不像彭斯”的。
儘管万斯早年曾严厉批评过川普（二零一七年，我为万斯的畅销书《绝望者之歌》写书评时，曾质疑万斯对川普的批评），但他很快转变成川普最忠实的支持者。理解川普需要时间和智慧。万斯在得到川普的背书后，在一场激烈的选战中获胜，当选为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他几乎在所有议题上都与川普步调一致。比如，不同于曾与川普有过党内竞争并认可二零二零年民主党大选舞弊结果的其他两名副总统人选——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格姆（Doug Burgum）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Antonio Rubio），万斯坚信川普的胜利被拜登窃取。万斯也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核心成员，川普曾表示，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就去看看万斯的社交媒体吧！难怪拜登在回应万斯成为川普副手的消息后说，万斯“是川普的翻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吉米·哈利森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万斯“支持并怂恿了川普多年来最糟糕的政策”。
川普这次选择副手，以忠诚为最高原则，一定要避免彭斯式的人物，而万斯正是诸多人选中“最不像彭斯”的。（美联社）
其次，川普二零一六年胜选，重要原因之一是得到五大湖周边没落工业州对民主党失望的工人阶级的选票。万斯在其自传中对此有精准的解释：“阿帕拉契山的工人选民从原本是忠实的民主党支持者，在一个世代之内转为支持共和党，这个大转弯，重新定义了美国自尼克森总统以来的政治势力。”万斯出身于此类“穷白人”家庭（他通过个人奋斗摆脱了悲惨命运），不仅可以帮助川普巩固俄亥俄的选票，更可吸纳全美劳工阶层的选票。川普在社交媒体上指出，万斯“在科技与金融领域有著非常成功的商业生涯，如今将专注于他所奋斗的选民，即宾州、密西根州、威斯康辛州的美国工人和农民，也包括俄亥俄州、明尼苏达州和其他更远的地方”。
第三，万斯与川普一样是白人男性，但其妻子乌莎（Usha）是印度裔美国人，是万斯在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同学和带路人（她本科即在耶鲁唸书）。万斯形容妻子“如同艾因·兰德小说中的人物”——意思是坚定的保守派。作为耶鲁法学院高材生，乌莎担任过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兹及大法官卡瓦纳的书记官。其族裔身份对于争取日益增长的亚裔选票颇有助益。
全球化让美国沦为“铁鏽地带”与“无依之地”
让万斯一举成名的自传《绝望者之歌》，写的是“铁鏽地带”（Rust Belt）底层工人家庭的悲歌。Rust Belt这个英文词，指“曾经拥有大量工业，但现在处于经济困难的地区”，特指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主要包括威斯康辛、密西根、宾夕法尼亚、俄亥俄、伊利诺等州，“锈带”城市则包括“汽车之城”底特律、“钢都”匹兹堡、克利夫兰、芝加哥等。由于资源丰富，这裡繁荣的制造业曾支撑起美国的辉煌。但二十世纪中期以来，随著煤炭、钢铁行业衰退，这片地区锈迹斑斑、风光不再。雪上加霜的是，最近三十年来，美国政府与中国合作，推行经济全球化，美国制造业大量外移到中国等国，传统工业区厂房废弃，工人失业，如多米诺骨牌般引发这些地区的雪崩。
万斯出生于俄亥俄州米德镇，外祖父母辈是钢铁厂工人，一度过上不错的蓝领中产生活。但当“铁鏽潮”涌来时，这个城市无可遏止地走向衰败：“这个城镇的闹市区是美国工业荣光残存下来的遗迹，在市中心中央大道与主街交汇处，放眼所及都是玻璃被砸破的废弃店面。”个人再怎么勤劳、挣扎，也无法对抗全球化的变迁。工人阶级无法再过温饱生活，有能力的人纷纷出走，留下来的人则彷彿被困在原地。经济每况愈下，学区崩溃，商业停摆，许多家庭失和、失能，酗酒、吸毒、犯罪等情况日益严峻。万斯写道：“儘管有药物滥用、吵架大赛及家庭财务等各种恼人特质，但这群人真的需要帮助，他们在受苦。我们邻居的生活总是充满绝望与伤心，比如有些母亲明明摆出笑脸，但眼神没有笑意。”他的妈妈曾因吸毒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周遭的房子前院站满旁观者，“因此，警察载走你妈后，你还得跟邻居挥手致意，实在没有比这更尴尬的事情了”——此种情景，几乎家家户户都在上演，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绝望者之歌》出版次年，记者杰西卡·布鲁德（Jessica Bruder）将“铁鏽地带”无房可归者的故事写成《无依之地》一书。二零二零年，华裔纪录片导演赵婷将《无依之地》拍成电影；同年，《绝望者之歌》也被改编成电影。从二零零六年到二零一四年，美国有约一千万家庭失去了住房，尤其集中在“铁鏽地带”。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戴斯蒙德（Matthew Desmond）在《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一书中写道：“在美国，每年被强行驱逐的家庭不是成百上千户，也不是成千上万户，而是几百万户，这些人曾经都是光鲜的中产阶级，他们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流离失所，最后驱车上路。”
让万斯一举成名的自传《绝望者之歌》，写的是“铁鏽地带”（Rust Belt）底层工人家庭的悲歌。
研究城市经济的学者爱德华.格雷瑟（Edward Glaeser）描绘了“铁鏽地带”代表城市底特律的惨状：底特律市中心绝大部分的土地都是空地，圣经浸信会是路口唯一的一栋建筑物；窗户用木板封住，电话也打不通，显示这间教会没有多少信众。开阔的空间使这个区域看起来宛如鬼镇，底特律过去的鬼魂似乎悲叹著这座曾是美国第四大城的苦况。这些年来，底特律失去了一百万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底特律有三分之一市民生活在贫困中。底特律的衰退是极端的，但不是只有它。美国在一九五○年的前十大城市，有八座至今已丧失了至少六分之一的人口。美国的前十六大城市有六座，包括水牛城、克里夫兰、底特律、纽奥良、匹兹堡与圣路易斯，至今已丧失一半以上的人口。
在经济全球化下，“铁鏽地带”迅速向美国南方蔓延，波及大半个美国。千千万万的美国家庭无辜受难。
然而，平民百姓的苦难没有让华尔街、高科技企业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产生丝毫同情心，这些全球化的受益者充耳不闻川普“让美国企业重回美国”的呼唤。
谁是让美国衰败、让中国崛起的罪魁祸首？
过去数十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共同推动全球化乌托邦，他们与东西两岸的资本家、媒体、NGO、大学共同形成了支持全球化的“深层政府”。与此同时，全球化却让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人付出了沉重代价。早在一九九一年，后来在柯林顿政府任劳动部长的雷奇（Robert Reich）就发现，美国出现了一个巨大并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这是一个不安全并令人焦虑和恐惧的世界，是一个威胁性的、激起人们反抗全球化的世界”。就连左派媒体旗舰《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承认此一事实。
然而，欧巴马之流的人物彷彿生活在另一个美国。他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曾洋洋得意地宣称：“自由贸易是一个致胜策略，它会减少消费者的购物成本，增加出口产业的就业机会。”当听到有白人劳工阶级反对全球化时，他居高临下地斥责说：“他们越来越充满仇恨，所以他们紧握枪支或宗教信仰，厌恶非我族类，反非法移民及反贸易情绪高涨，藉此表达心中的挫折感。”
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假惺惺地将万斯的自传列入推荐书单，说这本书让他认识了原来不知道的贫困阶层。他却不敢面此一真相：他本人正是全球化的推手，也是造成“铁鏽地带”与“无依之地”的元凶之一。
纽约市立大学客座教授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指出，从一九九八年到二零零八连，中国中产阶层的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而美国中产阶级和工薪阶级的收入却停滞不前。中国的增长是以美国中产阶级为代价才取得的。
经济学家大卫·奥特（David Autor）、大卫·多恩（David Dorn）及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在论文中指出，对于某些具体类别的美国工人而言，与中国进行贸易带来了非常痛苦的后果。在进口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中，工人“获得的累计收入更低，退出劳动力队伍、领公共伤残补助金的风险更高”。中国在二零零一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进口竞争对美国工人冲击增加了一倍多，美国自二零零零年以来减少的制造业就业岗位，有四分之一可以用进口竞争来解释。
三位作者计算了在一段为期十年的时间中，美国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遭受的收入损失，这期间来自中国的进口额增长产生的影响，平均到该行业每个工人身上达到一千美元。在傢俱、玩具、服装、鞋类和皮革制品这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较集中的州，与中国开展贸易导致的就业岗位减少幅度格外严重。它们是田纳西州、密苏里州、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印第安那州。他们的研究显示，为什么选民会对自由贸易协定持警觉的态度。
另一组经济学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亚伯拉罕·艾宾斯坦（Avraham Ebenstein）、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Margaret McMillan）、安·哈裡森（Ann Harrison）和香农·菲力浦斯(Shannon Phillips)在论文中指出：“将工作外包给低工资国家，与美国工人工资下降之间存在关联，并且受影响最严重是那些从事重複性工作的工人。”在另一篇论文中，几位作者指出：“中国就业增幅最大的行业正是美国就业下降的行业，这表明美国工人被中国工人替换了。美国从事重複性工作的工人比例下降了，而在中国对应的比例上升了，而且在不同行业里，这些变化都存在相关性。”
全球化掏空了美国。万斯的很多家人为之奉献大半生的钢铁厂被一家日本企业併购，但他的外公却并不抱怨曾与美国为敌的日本，他告诉外孙：“日本人现在是我们的朋友。如果要说非得跟谁对抗，那也是天杀的中国人。”这位蓝领工人比毕业于常春藤名校的菁英更精准地洞察了问题之所在。
川普选择万斯为他的副手和潜在的接班人，意味著“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事业取代了反民主的全球化，（美联社）
万斯被外公的这句话惊醒。同时，万斯基于自身惨痛的经验——若不是遇到坚韧的外婆、敬业的启蒙老师、勇敢的军中同袍以及体贴入微的妻子，他可能深陷童年创伤，与吸毒的母亲一起沉沦——成为毁灭美国“乡巴佬”生活的、反民主的全球化的坚定反对者。
反民主的、中国化的全球化，必须被立刻终结
美国领导层和菁英群体不加保留地拥抱全球化，却没有料到经过三十年的演变，全球化不仅没有让中国民主化，反倒成了反民主的、中国化的全球化。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全球化矛盾》一书中反问说：“在一个主要成员都是民主国家的全球经济当中，我们要怎样将一个庞大的专制政体整合进来？”他曾相信，贸易本身不是目的，而是用来追求目的的手段。全球化应该是一种工具，用来达成社会所追求的目标：繁荣、稳定、自由，以及生活品质。然而，一切事与愿违，他不得不承认：“中国可能在未来的二十五年间成为全球化崩解的原因。”
经济的全球化还会引发政治的全球化。政治经济学家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和赫格拉罕·汤普森（Grahame Thompson）在《全球化迷思》一书中指出，全球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国际政治体系从根本上改变，发展到最后，迄今仍独霸一方的国家权力，不再能够在自己的领土或其他任何地方，遂行独有的管制目标。于是，层级较低的机构或团体趁虚而入，它们利用全球市场和全球媒体，跨越国界，直接诉诸消费大众或公民，并藉此取得正当性。民族国家独有的管制力量随之衰退。近年来，美国逐渐尝到了这一苦果：原本民主制度稳固的美国，因全球化的副产品——全球移民——带来的社会、族群、文化和宗教分裂，造成身份认同紊乱乃至国家认同分裂，成为虚弱的巨人。与此同时，中国的专制模式却成为输出全球的“拳头产品”。
学者吴国光在《反民主的全球化》一书中指出，正是反民主的全球化，导致政治威权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中长驱直入，甚至显示出某种“制度优势”，并让民主遭到严重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挑战。他由此发出屈原式的天问：“全球资本主义不仅帮助中国这样的有效威权主意大利家繁荣并强大，并同时使哪怕是成熟的民主国家也深陷泥潭，而且还在更根本的层面上，即关于制度作为博弈规则的层面上，使威权主义因素在几乎所有的人类组织、活动、战略和价值观中与资本主义共同盛行或引人嚮往。……人们是不是宁愿生活中在物质繁荣和政治压迫的结合之下，而不在乎尊严、自由和正义呢？”
在全球化独佔话语权的时代，吴国光的追问似乎无解。但是，川普和万斯斩钉截铁地给出了否定性的回答。万斯在国会严厉批评脸书、苹果与谷歌等科技巨头，向中国低头，对美国毫无责任感，窃取消费者资讯，更霸佔了可以用于其他生产的资金与资源。二零二四年三月，他在国会提案，如果中国政府不遵守国际贸易法，应切断中国政府与美国资本市场的联繫。
万斯在获得提名后首次接受福克斯採访时表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未来二十年到三十年中美国“最重要的竞争对手”，美国必须“专注于这个问题”。万斯坦言，他的观点并不是“普京优先”，“一个多极世界裡，我们需要盟国大胆行动起来，将我们的关注点集中在东亚”。台湾比乌克兰重要得多，美国不能将武器给乌克兰而不给台湾（尤其是台湾是自己花钱购买美国的武器），“我认为我们应该首先尽可能增加中国佔领台湾的难度，诚实的回答是我们要搞清楚如果中国攻击台湾，我们具体要做什么。我们现在能控制的就是，让中国为入侵台湾付出高昂的代价。”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具有鲜明的川普特徵的纲领，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题，指名“献给被遗忘的美国男女”（包括万斯的家人），并以“回到一般常识”的简单文字来说明十大章节。经贸部分集中在第五章，以保护工人、农人与避免不公平贸易竞争为重点，坚持“美国优先”的经济政策，包括取消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剔除进口项目中的必需品项、防止中国汽车出口到美国、禁止中国购买美国房地产及各项产业，同时停止外包、把供应链迁回美国、把工作移出美国的业者不得做联邦政府的生意、将美国变成制造业超级大国。国防及外交部分集中在第十章“透过实力回到和平”，计划透过重建军事力量和盟友关係以对抗中国，推进美国价值，保护国土边界，重振国防工业基础。
川普选择万斯为他的副手和潜在的接班人，意味著“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事业取代了反民主的全球化，未来数十年将成为贯穿美国内政和外交的基本国策。
※作者余杰，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