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开年股灾与火灾连发，对中国似乎不是一个好兆头，但“甲辰龙年”是否会成为中国的凶年，关键取决于中国的全能型政府+一人统治的治理方式是否有所改变。若中国当局执意于从“社会大局稳定”的角度去治理国家，将不可避免出现更多政策错误，实是习近平为自己的统治挖坑。
时评人邓聿文指出，所谓“社会大局稳定”，本质上指的是政权安全。这是习近平深入骨髓的对中国事务的思考和治理方式，凡事都从社会大局即政权安全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
按照中国古老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今年是“甲辰龙年”。“甲辰年”从历史来看，似乎凶年居多，所以用迷信的说法，今年可能各种灾害和异象较多。唯物主义者当然不信这个。不过，从今年开年的情况看，这个世界好像确实不太平。国外不讲，中国国内是灾祸连连，先是股市开年以来一跌再跌，沪市多次击穿2800点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口，实际可称为股灾，最近几天又发生了三起灾难事故：19日河南南阳一学校13名小学生死于宿舍之火；22日云南昭通山体滑坡，47个村民遇难；24日江西新余一临街商铺熊熊大火吞噬了39条生命。
中国人讲究开年吉利，出现股灾和死人的事总是不好的。因此外界看到，当局现在要大力救市，对死人之事更是不敢怠慢，事故发生地的政府接到报告，党政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远在北京中南海的习近平和李强也是一个指示一个批示，副总理张国清率工作组赶往云南和江西现场指导搜救工作，自然资源部、应急管理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医疗专家到这三地开展救援、调查和善后处置等事宜，省市两级政府领导也赶赴现场指导救灾，这一般是当局处理各种灾害事故的模式和流程。
习时代的特色
要说习时代和过去有什么区别，就是特别强调习的指示，对于死亡人数较多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灾难和事故，习都会下指示，习的指示就是催命符，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衔令而动，故可想而知，救灾现场，官员一定是比救援人员还多。
虽然几级政府的官员去现场救灾，只为表达一种政治姿态，以示“体恤民情、与民同苦”，但即便是作秀，去灾害现场总比呆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和指挥要好。问题在于，为什么一发生大的灾害和事故，从中央到基层，官员倾巢赶赴现场？答案在习的指示里。以最近新余火灾事故为例，习的指示是，“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关键就是“社会大局稳定”六个字。一般来讲，习的指示和总理的批示，都会有这句话，比如李强对云南昭通山体滑坡的批示，最后一句话是“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将灾害事故和“社会大局稳定”扯上关系，是习时代的特色，以前的中共领导人就事故所作指示是不会这么强调的，比如胡锦涛时期也常发生灾害，但胡的指示充其量只提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从未见要确保或维护社会稳定之类字眼。
顺便提及，胡锦涛时期总书记和总理甚至副总理对灾害事故作的文字表述，官方报道都用“指示”，而非刻意突出总书记的作用，总书记的指示称作“指示”，总理的指示就称作“批示”。将两者区隔是习时代才有的。而总理的批示用上“社会大局稳定”，亦是从李强开始的，李克强对灾害事故的批示是不见这几个字的。
为何如此强调“社会大局稳定”？
人们会问，习时代特别在他的第三任期，何以连总理的批示都要紧跟他强调“社会大局稳定”？人们很少看到有任何国家——也许社会主义国家除外——将灾害事故和社会大局稳定挂起勾来，人家就是把灾害作为一起单纯的事故来处理，虽然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情绪也要安抚，然而，不会把事故上纲到“社会大局稳定”的高度。可偏偏在中国，当局要将每起灾害事故和“社会大局稳定”连结起来，各级政府按照这个要求去处理，这是否表明习对灾害事故格外重视？表面上看似如此，当局的确是要以此凸显对事故及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视，但细究起来，实则是害怕处理不妥，会使一起生产安全或者自然灾害的事故演变成一起社会事件，危害社会稳定，冲击政权安全。习的这种提法反映了他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和处理灾害事故的。
2023年3月10日，中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2952名与会代表投票表决，一致支持69岁的习近平续任国家主席及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宣布当选之际，现场响起如雷掌声。由此，习近平打破邓小平之后中共领导人执政两届共10年的惯例，开始其第3个任期。
所谓“社会大局稳定”，本质上指的是政权安全。这是习深入骨髓的对中国事务的思考和治理方式，凡事都从社会大局即政权安全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从旁观者看来，这是一种泛安全化的思维方式，弄得草木皆兵，实无必要，但习显然不这么考虑，在他看来，这是非常必要的。中国政府本来就是个全能型政府，你服从我的领导和管束，我来安排和照顾你的一切，为你解决你解决不了的困难。这是中共构建的统治模式，虽然在实际中无法完全做到这点，但它是以这种方式去行使统治权的。所以，各种安全事故和灾害，即便看上去和政府没有直接关联，不是政府的管理不善导致的，政府也有非常之责去救灾和善后，因为这本来就是它的责任。
习不过是将中共的此种全能型政权的统治机制推到极致，变成了国家政权和党的机构为他一人服务，由他一人驾驭，国家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出自他一人，这样，原来由国家来负的责任当然就要他一人来担，全部荣誉归他一人所有，各种问题和矛盾也就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把国家的问题变成了他个人的问题。此乃一人统治必然会导致的逻辑结果。习清楚这点，所以他不能出错，必须战战兢兢，每走一步都要慎之又慎。
可不出错是做不到的。大权独揽、一人统治的过程本身，就会得罪统治集团和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人为制造出许多反对派；另外，习不是上帝，他的聪明才智有限，专断最容易导致决策和政策错误。过去10年，人们已经看到习的各种大错小错不断，给人的感觉似乎遍地是狼烟，处处是陷阱。
以经济来说，中国今日经济的萎靡不振，与习有莫大关系，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将中国经济列为今年全球第六大风险，认为北京未能解决中国的成长模式不佳、金融脆弱、需求不足和信任危机等问题，这都是习造成或加剧的。前面提到的股市作为经济和市场的风向标，已经率先反映出来，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大局的稳定构成的威胁，让当局不得不去处理。
可以说，中共的全能体制和习的一人统治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制造更多的问题；或者，问题是暂时解决了，但问题产生的机制照样存在，所以过后问题会源源不断复制出来。每个问题和矛盾最后都指向政府，像上述三起灾害事故，几级政府官员都要到场，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受害者和救灾者皆不满，社会情绪也不满。这就是中国当下现状。
今年时间尚未过去一月，就有这么多灾难发生，未来11个月，有任何大的事故都不让人意外。当大众和精英都想发泄不满和谋变，而经济的困难程度又得不到明显缓解，只会加剧社会紧张态势，影响大局稳定。故而，站在习近平和当局的角度，拿枪的敌人站在明处，不拿枪的敌人躲在暗处，处处皆风险，时时有危机，他当然就要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和政权安全，不能让每起事故影响大局，然而，这怪不得别人，都是由他招来的，自己为自己制造麻烦，自己给自己挖坑。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2024开年股灾与火灾连发，对中国似乎不是一个好兆头，但“甲辰龙年”是否会成为中国的凶年，关键取决于中国的全能型政府+一人统治的治理方式是否有所改变。若中国当局执意于从“社会大局稳定”的角度去治理国家，将不可避免出现更多政策错误，实是习近平为自己的统治挖坑。
时评人邓聿文指出，所谓“社会大局稳定”，本质上指的是政权安全。这是习近平深入骨髓的对中国事务的思考和治理方式，凡事都从社会大局即政权安全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
按照中国古老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今年是“甲辰龙年”。“甲辰年”从历史来看，似乎凶年居多，所以用迷信的说法，今年可能各种灾害和异象较多。唯物主义者当然不信这个。不过，从今年开年的情况看，这个世界好像确实不太平。国外不讲，中国国内是灾祸连连，先是股市开年以来一跌再跌，沪市多次击穿2800点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口，实际可称为股灾，最近几天又发生了三起灾难事故：19日河南南阳一学校13名小学生死于宿舍之火；22日云南昭通山体滑坡，47个村民遇难；24日江西新余一临街商铺熊熊大火吞噬了39条生命。
中国人讲究开年吉利，出现股灾和死人的事总是不好的。因此外界看到，当局现在要大力救市，对死人之事更是不敢怠慢，事故发生地的政府接到报告，党政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远在北京中南海的习近平和李强也是一个指示一个批示，副总理张国清率工作组赶往云南和江西现场指导搜救工作，自然资源部、应急管理部、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医疗专家到这三地开展救援、调查和善后处置等事宜，省市两级政府领导也赶赴现场指导救灾，这一般是当局处理各种灾害事故的模式和流程。
习时代的特色
要说习时代和过去有什么区别，就是特别强调习的指示，对于死亡人数较多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灾难和事故，习都会下指示，习的指示就是催命符，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衔令而动，故可想而知，救灾现场，官员一定是比救援人员还多。
虽然几级政府的官员去现场救灾，只为表达一种政治姿态，以示“体恤民情、与民同苦”，但即便是作秀，去灾害现场总比呆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和指挥要好。问题在于，为什么一发生大的灾害和事故，从中央到基层，官员倾巢赶赴现场？答案在习的指示里。以最近新余火灾事故为例，习的指示是，“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关键就是“社会大局稳定”六个字。一般来讲，习的指示和总理的批示，都会有这句话，比如李强对云南昭通山体滑坡的批示，最后一句话是“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将灾害事故和“社会大局稳定”扯上关系，是习时代的特色，以前的中共领导人就事故所作指示是不会这么强调的，比如胡锦涛时期也常发生灾害，但胡的指示充其量只提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从未见要确保或维护社会稳定之类字眼。
顺便提及，胡锦涛时期总书记和总理甚至副总理对灾害事故作的文字表述，官方报道都用“指示”，而非刻意突出总书记的作用，总书记的指示称作“指示”，总理的指示就称作“批示”。将两者区隔是习时代才有的。而总理的批示用上“社会大局稳定”，亦是从李强开始的，李克强对灾害事故的批示是不见这几个字的。
为何如此强调“社会大局稳定”？
人们会问，习时代特别在他的第三任期，何以连总理的批示都要紧跟他强调“社会大局稳定”？人们很少看到有任何国家——也许社会主义国家除外——将灾害事故和社会大局稳定挂起勾来，人家就是把灾害作为一起单纯的事故来处理，虽然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情绪也要安抚，然而，不会把事故上纲到“社会大局稳定”的高度。可偏偏在中国，当局要将每起灾害事故和“社会大局稳定”连结起来，各级政府按照这个要求去处理，这是否表明习对灾害事故格外重视？表面上看似如此，当局的确是要以此凸显对事故及人民生命财产的重视，但细究起来，实则是害怕处理不妥，会使一起生产安全或者自然灾害的事故演变成一起社会事件，危害社会稳定，冲击政权安全。习的这种提法反映了他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和处理灾害事故的。
2023年3月10日，中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2952名与会代表投票表决，一致支持69岁的习近平续任国家主席及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宣布当选之际，现场响起如雷掌声。由此，习近平打破邓小平之后中共领导人执政两届共10年的惯例，开始其第3个任期。
所谓“社会大局稳定”，本质上指的是政权安全。这是习深入骨髓的对中国事务的思考和治理方式，凡事都从社会大局即政权安全的角度去看待和处理。从旁观者看来，这是一种泛安全化的思维方式，弄得草木皆兵，实无必要，但习显然不这么考虑，在他看来，这是非常必要的。中国政府本来就是个全能型政府，你服从我的领导和管束，我来安排和照顾你的一切，为你解决你解决不了的困难。这是中共构建的统治模式，虽然在实际中无法完全做到这点，但它是以这种方式去行使统治权的。所以，各种安全事故和灾害，即便看上去和政府没有直接关联，不是政府的管理不善导致的，政府也有非常之责去救灾和善后，因为这本来就是它的责任。
习不过是将中共的此种全能型政权的统治机制推到极致，变成了国家政权和党的机构为他一人服务，由他一人驾驭，国家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出自他一人，这样，原来由国家来负的责任当然就要他一人来担，全部荣誉归他一人所有，各种问题和矛盾也就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把国家的问题变成了他个人的问题。此乃一人统治必然会导致的逻辑结果。习清楚这点，所以他不能出错，必须战战兢兢，每走一步都要慎之又慎。
可不出错是做不到的。大权独揽、一人统治的过程本身，就会得罪统治集团和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人为制造出许多反对派；另外，习不是上帝，他的聪明才智有限，专断最容易导致决策和政策错误。过去10年，人们已经看到习的各种大错小错不断，给人的感觉似乎遍地是狼烟，处处是陷阱。
以经济来说，中国今日经济的萎靡不振，与习有莫大关系，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将中国经济列为今年全球第六大风险，认为北京未能解决中国的成长模式不佳、金融脆弱、需求不足和信任危机等问题，这都是习造成或加剧的。前面提到的股市作为经济和市场的风向标，已经率先反映出来，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大局的稳定构成的威胁，让当局不得不去处理。
可以说，中共的全能体制和习的一人统治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制造更多的问题；或者，问题是暂时解决了，但问题产生的机制照样存在，所以过后问题会源源不断复制出来。每个问题和矛盾最后都指向政府，像上述三起灾害事故，几级政府官员都要到场，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受害者和救灾者皆不满，社会情绪也不满。这就是中国当下现状。
今年时间尚未过去一月，就有这么多灾难发生，未来11个月，有任何大的事故都不让人意外。当大众和精英都想发泄不满和谋变，而经济的困难程度又得不到明显缓解，只会加剧社会紧张态势，影响大局稳定。故而，站在习近平和当局的角度，拿枪的敌人站在明处，不拿枪的敌人躲在暗处，处处皆风险，时时有危机，他当然就要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和政权安全，不能让每起事故影响大局，然而，这怪不得别人，都是由他招来的，自己为自己制造麻烦，自己给自己挖坑。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