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外媒体消息，美国时间4日下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正式被拘捕，抵达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区的曼哈顿刑事法院，出庭接受传讯。特朗普在曼哈顿刑事法院法庭内对检察官布拉格提出的指控作了“无罪辩护”。大约一个小时后，特朗普离开曼哈顿刑事法院法庭。
如果没有干扰，特朗普几可以肯定明年将再一次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而民主党这边可能胜出的候选人仍不明朗，且看起来都不是那么靠谱。如果这次指控最终能将特朗普送入监狱，理论上“最高刑期可能达136年”。
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受到刑事罪名指控的前总统，显然，无论给出什么样的指控罪名，这一事件仍然是政治性的。毕竟，以特朗普面临的指控为标准，如果单纯的法律有用，那么如克氏夫妇这样的早就该进去了。
如果特朗普被干掉，如果民主党继续执政，美国的一切就会好起来，重回巅峰吗？熟悉沉思录的老读者都知道，从16年沉思录创号开始，就以系列文章对美国面临的几个根本性危机做出过分析。如今七年过去，国内网络上无论在新冠前，还是新冠后，仍然都有一大堆不管美国发生了什么，不管谁上台，都能闭眼高喊大美”苟日赢，日日赢，又日赢“的狂信徒。然而，在七年之后，美国在我们当初所论述的几个根本性危机下显然已经越走越远，难以回头。我们以特朗普被拘捕事件为契，做一个梳理。
建制的衰落
先说说这次事件的本质。杀死特朗普的核心问题，不仅是特朗普目前依然是24年大选共和党对民主党最具威胁的候选人，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存在是对于美国建制派现有政党体系和轮换政治规则的挑战。
建制向左面临着liberal青年派别的持续冲击而转变议题结构，向右向中则更直接面对着美国衰落背景下整体生活水平下降的现实。从通俄门，到闹剧般的机密案，再到如今的商业刑事指控，与其说是真想清算特朗普，不如说民主党牵头，两边建制派默许下，对右翼民粹倾向的，在美国衰落背景下迅速聚集的非建制力量进行应激打击。（事实上特朗普的受众只会在他倒下后寻求一个新人，而目前的指控最终能给特朗普带来多少刑期也是很难说的）
美国建制派的衰落显然已非一朝一夕。政坛中建制派面临愈发严重的政治梯队断层，两党内大佬多已是耄耋之龄，新兴力量中风头正盛的多非建制出身。这不止是两党政治结构和人才选拔问题。
比如，美国政府存在广泛的企业化现象。旋转门中，游说公司，政府合同承包商，NGO和咨询公司的人员互通以及互相补充。信息技术服务公司构建的行政服务和风险的技术平台。这使得美国政府治理变成了纯粹的公共品提供方，复杂的公共治理细节又使得大量中间机构的产生，咨询公司的专家和建制派政客成了政治决策的代行人。
比如，美国食品公共政策上著名的“食物荒漠”问题，大量中西部州由于市场结构由全国性零售商统合，农业依据零售业进行产业化规制，这使得农夫市场成了一种城市中产才能享有的东西，大量低阶级聚集的社区周围甚至买不到非食品工业的新鲜食物（即使沃尔玛这种郊区选址的零售连锁，也远离这些社区），大量人的靠汉堡，高脂的熟食之类的东西度日，所谓“吃不到真正的食物”，导致肥胖率飙升。
于是，美国无论左右都广泛产生了对于建制派的反抗。所以特朗普这种路易波拿巴式人物才会被莫名被铁锈带视作救赎者。同样的还有民主党新一代风头正盛的AOC，当年是通过Facebook筹款的政治素人，干掉了民主党建制派超级大佬，总统候选人储备之一的克劳利也是一个例子。
精英政治代行人这个阶级已经开始被左中右逐渐抛弃。民粹裹挟保守政治团体上位，导致欧美主要国家纷纷右转现象已然是一个日益普遍的现实，这种现象对于由移民文化主导的，缺乏认同的当代美国来说，更为无解。
这些年间，反建制的公民行动主义对主流政治进行积极反制，甚至主流政治在主动和公共政治融合。共和党面临着取悦白右受众而导致的越来越保守的立场，而在公共舆论上被打成道德反面教材的困境。
民主党面临着青年左派的激进化和行动主义政治使得青年反建制偶像脱颖而出，越来越激进化。在民主党激进小将看来，建制派这伙人从来没住过自己代表的选区，和保守阵营其实没太多分别。
谁是美国人
在亨廷顿的《谁是美国人》中论述到，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多样性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开始在美国精英人士群体中大行其道，美国移民同化的进程开始衰退直至停止，不同族裔，国籍的移民不再只对美国保持忠诚，精英阶层更重视自己的全球身份，那些曾经使美国人保持爱国和国族身份认同的价值观，盎格鲁——新教的文化和传统被抛弃，美国认同由此被撕裂。
亨廷顿认为左翼的普世主义和右翼的帝国主义都并非美国未来的道路，以盎格鲁——新教价值观为核心重建美国人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并将其称为美国作为世界上向善力量道义领导者的地位的源泉。
亨廷顿的担忧毫无疑问变成了现实。在特朗普上台前夕，美国社会已经广泛处于撕裂状态，从美国兴起进步主义和多元化开始，保守群体的代表红脖子们推崇的开疆拓土和政治现实主义等美国精神就已经被逐渐取代。然而，进步主义和多元化叙事构造的现代美国与美国建国史并没有多强的关联，更多的是在过长的和平时期及泛滥的消费主义文化背景下，由现代传媒主导构成种种代表性舆论话题也几乎都是价值观之争，比如平权问题，种族问题，政治正确等等，而这些议题只能争论，没有任何政治落地化的可能。
这使得美国公民对政治治理的参与变成了政治姿态表演，同时使得保守主义在意的传统问题变得没人关心。传统的美国被移民共同体所取代，显然新的移民来美国是为了寻求新的优质生活和可以融入的社会，而并不是要替红脖子们传承美国那套尚武拓殖的精神。移民共同体奉行的价值观，就是标准的中产阶级文化价值观。
然而美国社会中全是中产吗？显然不是，比如美国种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问题，黑人群体因为各种原因在犯罪文化浓厚的社区浸染，家庭状况很难保证，社区水平无法提供足够良好的社区教育供他们选择，以至于在本来阶级流动性不高的美国，绝大部分人甚至连有一点改变自己命运希望的教育资源都拿不到，各种元素使得黑人群体的阶级提升缓慢，社区文化继续恶性循环，社群家庭出身水平无法再生产，继续从事低收入工作无法得到教育投资。
然而美国左翼主导塑造的政治正确话语体系，只是在公共文化层面给少数群体进行一系列话语找补，这实际不解决任何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在2020年，由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动乱，和以前发生的那些黑人动乱一样，并且还将继续下去。当然我们也知道，阶级问题不止针对黑人群体，那些传统行业白人劳工，生存在南方州都市区外围的红脖子，铁锈带工人们在特朗普上台以前甚至长期不被主流文化当条命，难以进入舆论视野。
阶级之外，美国传统保守主义人群也要在美国族裔构成发生彻底性改变前进行最后的反扑。在16年选举后的投票收入调查反映出，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从铁锈带底层工人到中间一点的原保守主义精英都有，他们的共同期望是对于民主党现秩序求变。在主流政治选项之外，他们也有自己的操作。这几年白右（相对白左）越发保守化极端化也是一个大趋势，17年围绕南北战争时期李将军像被毁而引发的一系列冲突就是一次爆发。
南北方的白人共同构建了通过升华以李将军为首的邦联白人军人形象的舆论导向。南方的所谓“失败的伟业”（Lost Cause）叙事被造了出来，内战记忆被抽象提取出来成了一系列符号，本身在历史学界定位比较中立的罗伯特李被重塑。也成了这伙人建立松散共同体的符号。
如今，作为移民社会转型的美国，社会机器最大的问题是它不能回答——美国到底是什么，与其说美国社会在撕裂，极端势力在滋生，还不如说，美国自己的社会边界在彻底消融（从有公民民族主义国家变成多元且松散共同认同的政治组织），美国各个部分如同从漂移分离出去的各个大陆，似乎再也不会回头，而象征白右的那块大陆愈发封闭且发生极端的地质运动。
美国例外论的终结
前几天拜登发言称，美国是一个建立在观念上的国家，是唯一一个建立在例外主义理论上的国家。
很长时间以来，面对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美国，很多人都曾相信美国是最例外，最特殊的那一个，天命昭昭，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种例外认同可以等同于于一种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从联邦党人文集开始，美国精英的自我神圣化就与美国这场建国实验捆绑了起来。
“通过他们（联邦党人）的行动和示范决定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反思和抉择建立良好的政府，抑或注定要在自己的政治体制方面听任机遇和强大的力量？”显然联邦党人的自我神圣化漂亮的回答了这一话题。这也是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有很多人将美国建国先贤不断拔高吹捧的缘由之一。这种构建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之后达到了顶峰。
如果你和美国人交流过就知道，美国人无论什么政治立场，都很喜欢强调用自己个体的常识来推广应用到全世界上，自由派能用民主神话和政治正确价值来解释全世界，保守派可能除了自己一亩三分地其他压根不关心。
赵汀阳吐槽过这种“美式天下”（Pax Americanna）观，把观点总结一下：
1.极端相信一个无外的，无排他性的的世界，那么治理这种世界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而美国的这套认同及建立的这套制度，在美国人那里被视作一种“世界宪法”。
2.但他又必须坚持美国的“个别性”（parochialism），即美国的特殊性，并且要求从美国治理的基础上去建立所谓的“和平”。
3.这种例外论其实是一种个体主义（可以理解为价值观缺位，于是想办法给给自己缺位的自我价值观做填充），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利益的保存。
这种认知模式看起来互相矛盾，美国利益优先是美国一种奉行的原则，然而他又觉得自己是世界城邦的主体。这种看起来好笑的模式成了美国的“世界”想象。正如同罗斯福关于“新秩序”演讲一样，这种新秩序是把美国自己作为民主和世界治理的主体。
然而，如我们上面分析的那样，如今的美国，“美国”意义被重构了，“公民”的结构变迁了，“宗教”的承载阶级被抛弃了。于是，“我们是谁？”就是美国人必须重新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答案对内要去适应不断变迁的移民人口结构，而不是想去恢复美国信念；对外要适应无法支撑的民主共识（威尔逊主义+罗斯福主义+冷战思维）体系，转向寻求多方共治的局面。然而，从特朗普上台到如今拜登执政渐临末期，美国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走出有益的一步，反而越陷越深。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拐了一个圈
纵观特朗普政府任期，确实在为美国的问题给出他所理解的药方，就是以流氓帝国主义的方式，进行战略收缩与”信誉出清“。罗伯特卡根曾经把特朗普上台之后的对外逻辑概括成Rogue Superpower，即流氓超级大国，出自《特朗普的美国不在乎》。
在他的分析模式中，从冷战开始美国在整个西方关系中核心的美欧关系里扮演着利维坦一样的角色——它是一个西方世界的合理霸权。
在欧洲黄金三十年结束之前，北约的军事联动和美国核心的盟友体系是欧洲依赖的保护伞。而美国本身的采取的干涉主义措施，在这一个阶段的欧洲是有合理性的，也是受欧洲人欢迎的。
经过80-90年代短暂的帝国辉煌以后，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单边主义架构的合法性开始崩解，美国作为主权机器的利益和全球治理主体的利益愈发不一致，而且使得作为主权机器的美国背上了庞大的成本。而从奥巴马开始，实际上美国应对自己的衰退，从伊拉克脱身，或者是亚太再平衡从存在到介入的退缩，都预示着美国本身政策矛盾在衰退大背景下的战略收缩。
普世主义作为一种观念输出和认同，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推广是保障西方世界领先地位的基础。但是到今天，美国作为维护者越来越无力去提供承诺和保障。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实质就是美国已经无力支持再平衡和介入形成全球治理网络，并且默认了这套体系的利益主体和作为主权机器的美国完全不一致，即：其他盟友（尤其是欧洲人）在占美国便宜，并且没有付钱。
于是特朗普必然会选择战略收缩，无非是收缩的方式吃相太难看。流氓超级大国政策的本身是既不孤立主义，也不全球主义，对全球权力有限掌握，全球责任一概不接。
说白了，流氓帝国主义已经把中左和新制度主义者建立的美国全球治理体系和战略空间，包括自由市场承诺，盟友间的国家信誉以及全球多边议事体系这个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是美国影响力的核心，当做了完全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政治遗产。
那么实际上特朗普任期内做的事情，从表面上是耍流氓找人要钱，实质上是类似于公司对于不良资产的“出清”，大约是美国治下的所谓“自由秩序”西方已经让美国不堪重负，特朗普本质是把这个国家信誉出清。
然后出清并不是完全抛售，那就是靠着主权机器的美国作为缔约主体来重新通过主权机器和主权机器之间的双边协定来替代多边协调体系。特朗普是在用商人的逻辑处理美国国家信誉这个东西。所以凡是新制度主义者认为能够构建美国国际信誉和可信承诺的所有多边框架，在特朗普看来几乎都是可以被贱卖的。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在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操作下，大大加速了国家信誉清出这个过程。
然而，在这个霸权信誉已经被极大清出的基础上，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以布林肯，沙利文为核心的决策层又试图重新强化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不断在各种场合反复声称其他国家要服从美国这套“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
到最近拜登又声称美国是建立在观念上的国家，是唯一建立在例外主义理论上的国家。基于谁的规则，谁的观念？在国家信誉已经持续清楚的当下，不说美国的对手们，美国的盟友和小弟们相信这种规则和观念吗？恐怕只有殖人才会相信。
回首几十年历史，苏联的倒台让冷战中同样处于危机的美国从危机中摆脱，并真正登上全球霸主的地位。08年的金融危机又靠着中国得以平稳度过。08年奥巴马上台，虽然因其形象被受推崇，但实际上在两任执政期间，并没有推动化解美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其任期的重返亚太战略和TPP构想还将中国彻底推到了对立面。
如今又过去七年，特朗普面临着不登宝座，就进监牢的境地。如果明年特朗普上台，就意味着已经衰弱的建制派又一次的溃败。美国能扔掉这个四年重新捡起来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又开始流氓式战略收缩吗？或者民主党继续在维持这套秩序的道路上走到底？确实有一个机会，只要让中国面临苏联那样的结局，再一次为美国提供庞大的红利，就可以让规则和秩序继续续命。不过在此之前，美国的盟友们显然要为这一目标的达成付出得更多。
美国在后冷战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角色到底应该是谁，同样，对于“我们到底是谁”这个问题，美国社会中的个体可能也越来越难以回答。殷鉴不远，对于我国来说，不必走也不能走美国的老路显然是一个要一再强调的共识。
据国外媒体消息，美国时间4日下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正式被拘捕，抵达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区的曼哈顿刑事法院，出庭接受传讯。特朗普在曼哈顿刑事法院法庭内对检察官布拉格提出的指控作了“无罪辩护”。大约一个小时后，特朗普离开曼哈顿刑事法院法庭。
如果没有干扰，特朗普几可以肯定明年将再一次代表共和党竞选总统，而民主党这边可能胜出的候选人仍不明朗，且看起来都不是那么靠谱。如果这次指控最终能将特朗普送入监狱，理论上“最高刑期可能达136年”。
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受到刑事罪名指控的前总统，显然，无论给出什么样的指控罪名，这一事件仍然是政治性的。毕竟，以特朗普面临的指控为标准，如果单纯的法律有用，那么如克氏夫妇这样的早就该进去了。
如果特朗普被干掉，如果民主党继续执政，美国的一切就会好起来，重回巅峰吗？熟悉沉思录的老读者都知道，从16年沉思录创号开始，就以系列文章对美国面临的几个根本性危机做出过分析。如今七年过去，国内网络上无论在新冠前，还是新冠后，仍然都有一大堆不管美国发生了什么，不管谁上台，都能闭眼高喊大美”苟日赢，日日赢，又日赢“的狂信徒。然而，在七年之后，美国在我们当初所论述的几个根本性危机下显然已经越走越远，难以回头。我们以特朗普被拘捕事件为契，做一个梳理。
建制的衰落
先说说这次事件的本质。杀死特朗普的核心问题，不仅是特朗普目前依然是24年大选共和党对民主党最具威胁的候选人，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存在是对于美国建制派现有政党体系和轮换政治规则的挑战。
建制向左面临着liberal青年派别的持续冲击而转变议题结构，向右向中则更直接面对着美国衰落背景下整体生活水平下降的现实。从通俄门，到闹剧般的机密案，再到如今的商业刑事指控，与其说是真想清算特朗普，不如说民主党牵头，两边建制派默许下，对右翼民粹倾向的，在美国衰落背景下迅速聚集的非建制力量进行应激打击。（事实上特朗普的受众只会在他倒下后寻求一个新人，而目前的指控最终能给特朗普带来多少刑期也是很难说的）
美国建制派的衰落显然已非一朝一夕。政坛中建制派面临愈发严重的政治梯队断层，两党内大佬多已是耄耋之龄，新兴力量中风头正盛的多非建制出身。这不止是两党政治结构和人才选拔问题。
比如，美国政府存在广泛的企业化现象。旋转门中，游说公司，政府合同承包商，NGO和咨询公司的人员互通以及互相补充。信息技术服务公司构建的行政服务和风险的技术平台。这使得美国政府治理变成了纯粹的公共品提供方，复杂的公共治理细节又使得大量中间机构的产生，咨询公司的专家和建制派政客成了政治决策的代行人。
比如，美国食品公共政策上著名的“食物荒漠”问题，大量中西部州由于市场结构由全国性零售商统合，农业依据零售业进行产业化规制，这使得农夫市场成了一种城市中产才能享有的东西，大量低阶级聚集的社区周围甚至买不到非食品工业的新鲜食物（即使沃尔玛这种郊区选址的零售连锁，也远离这些社区），大量人的靠汉堡，高脂的熟食之类的东西度日，所谓“吃不到真正的食物”，导致肥胖率飙升。
于是，美国无论左右都广泛产生了对于建制派的反抗。所以特朗普这种路易波拿巴式人物才会被莫名被铁锈带视作救赎者。同样的还有民主党新一代风头正盛的AOC，当年是通过Facebook筹款的政治素人，干掉了民主党建制派超级大佬，总统候选人储备之一的克劳利也是一个例子。
精英政治代行人这个阶级已经开始被左中右逐渐抛弃。民粹裹挟保守政治团体上位，导致欧美主要国家纷纷右转现象已然是一个日益普遍的现实，这种现象对于由移民文化主导的，缺乏认同的当代美国来说，更为无解。
这些年间，反建制的公民行动主义对主流政治进行积极反制，甚至主流政治在主动和公共政治融合。共和党面临着取悦白右受众而导致的越来越保守的立场，而在公共舆论上被打成道德反面教材的困境。
民主党面临着青年左派的激进化和行动主义政治使得青年反建制偶像脱颖而出，越来越激进化。在民主党激进小将看来，建制派这伙人从来没住过自己代表的选区，和保守阵营其实没太多分别。
谁是美国人
在亨廷顿的《谁是美国人》中论述到，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多样性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开始在美国精英人士群体中大行其道，美国移民同化的进程开始衰退直至停止，不同族裔，国籍的移民不再只对美国保持忠诚，精英阶层更重视自己的全球身份，那些曾经使美国人保持爱国和国族身份认同的价值观，盎格鲁——新教的文化和传统被抛弃，美国认同由此被撕裂。
亨廷顿认为左翼的普世主义和右翼的帝国主义都并非美国未来的道路，以盎格鲁——新教价值观为核心重建美国人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并将其称为美国作为世界上向善力量道义领导者的地位的源泉。
亨廷顿的担忧毫无疑问变成了现实。在特朗普上台前夕，美国社会已经广泛处于撕裂状态，从美国兴起进步主义和多元化开始，保守群体的代表红脖子们推崇的开疆拓土和政治现实主义等美国精神就已经被逐渐取代。然而，进步主义和多元化叙事构造的现代美国与美国建国史并没有多强的关联，更多的是在过长的和平时期及泛滥的消费主义文化背景下，由现代传媒主导构成种种代表性舆论话题也几乎都是价值观之争，比如平权问题，种族问题，政治正确等等，而这些议题只能争论，没有任何政治落地化的可能。
这使得美国公民对政治治理的参与变成了政治姿态表演，同时使得保守主义在意的传统问题变得没人关心。传统的美国被移民共同体所取代，显然新的移民来美国是为了寻求新的优质生活和可以融入的社会，而并不是要替红脖子们传承美国那套尚武拓殖的精神。移民共同体奉行的价值观，就是标准的中产阶级文化价值观。
然而美国社会中全是中产吗？显然不是，比如美国种族问题的实质就是阶级问题，黑人群体因为各种原因在犯罪文化浓厚的社区浸染，家庭状况很难保证，社区水平无法提供足够良好的社区教育供他们选择，以至于在本来阶级流动性不高的美国，绝大部分人甚至连有一点改变自己命运希望的教育资源都拿不到，各种元素使得黑人群体的阶级提升缓慢，社区文化继续恶性循环，社群家庭出身水平无法再生产，继续从事低收入工作无法得到教育投资。
然而美国左翼主导塑造的政治正确话语体系，只是在公共文化层面给少数群体进行一系列话语找补，这实际不解决任何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在2020年，由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动乱，和以前发生的那些黑人动乱一样，并且还将继续下去。当然我们也知道，阶级问题不止针对黑人群体，那些传统行业白人劳工，生存在南方州都市区外围的红脖子，铁锈带工人们在特朗普上台以前甚至长期不被主流文化当条命，难以进入舆论视野。
阶级之外，美国传统保守主义人群也要在美国族裔构成发生彻底性改变前进行最后的反扑。在16年选举后的投票收入调查反映出，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从铁锈带底层工人到中间一点的原保守主义精英都有，他们的共同期望是对于民主党现秩序求变。在主流政治选项之外，他们也有自己的操作。这几年白右（相对白左）越发保守化极端化也是一个大趋势，17年围绕南北战争时期李将军像被毁而引发的一系列冲突就是一次爆发。
南北方的白人共同构建了通过升华以李将军为首的邦联白人军人形象的舆论导向。南方的所谓“失败的伟业”（Lost Cause）叙事被造了出来，内战记忆被抽象提取出来成了一系列符号，本身在历史学界定位比较中立的罗伯特李被重塑。也成了这伙人建立松散共同体的符号。
如今，作为移民社会转型的美国，社会机器最大的问题是它不能回答——美国到底是什么，与其说美国社会在撕裂，极端势力在滋生，还不如说，美国自己的社会边界在彻底消融（从有公民民族主义国家变成多元且松散共同认同的政治组织），美国各个部分如同从漂移分离出去的各个大陆，似乎再也不会回头，而象征白右的那块大陆愈发封闭且发生极端的地质运动。
美国例外论的终结
前几天拜登发言称，美国是一个建立在观念上的国家，是唯一一个建立在例外主义理论上的国家。
很长时间以来，面对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美国，很多人都曾相信美国是最例外，最特殊的那一个，天命昭昭，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种例外认同可以等同于于一种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从联邦党人文集开始，美国精英的自我神圣化就与美国这场建国实验捆绑了起来。
“通过他们（联邦党人）的行动和示范决定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反思和抉择建立良好的政府，抑或注定要在自己的政治体制方面听任机遇和强大的力量？”显然联邦党人的自我神圣化漂亮的回答了这一话题。这也是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有很多人将美国建国先贤不断拔高吹捧的缘由之一。这种构建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之后达到了顶峰。
如果你和美国人交流过就知道，美国人无论什么政治立场，都很喜欢强调用自己个体的常识来推广应用到全世界上，自由派能用民主神话和政治正确价值来解释全世界，保守派可能除了自己一亩三分地其他压根不关心。
赵汀阳吐槽过这种“美式天下”（Pax Americanna）观，把观点总结一下：
1.极端相信一个无外的，无排他性的的世界，那么治理这种世界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而美国的这套认同及建立的这套制度，在美国人那里被视作一种“世界宪法”。
2.但他又必须坚持美国的“个别性”（parochialism），即美国的特殊性，并且要求从美国治理的基础上去建立所谓的“和平”。
3.这种例外论其实是一种个体主义（可以理解为价值观缺位，于是想办法给给自己缺位的自我价值观做填充），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利益的保存。
这种认知模式看起来互相矛盾，美国利益优先是美国一种奉行的原则，然而他又觉得自己是世界城邦的主体。这种看起来好笑的模式成了美国的“世界”想象。正如同罗斯福关于“新秩序”演讲一样，这种新秩序是把美国自己作为民主和世界治理的主体。
然而，如我们上面分析的那样，如今的美国，“美国”意义被重构了，“公民”的结构变迁了，“宗教”的承载阶级被抛弃了。于是，“我们是谁？”就是美国人必须重新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答案对内要去适应不断变迁的移民人口结构，而不是想去恢复美国信念；对外要适应无法支撑的民主共识（威尔逊主义+罗斯福主义+冷战思维）体系，转向寻求多方共治的局面。然而，从特朗普上台到如今拜登执政渐临末期，美国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走出有益的一步，反而越陷越深。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拐了一个圈
纵观特朗普政府任期，确实在为美国的问题给出他所理解的药方，就是以流氓帝国主义的方式，进行战略收缩与”信誉出清“。罗伯特卡根曾经把特朗普上台之后的对外逻辑概括成Rogue Superpower，即流氓超级大国，出自《特朗普的美国不在乎》。
在他的分析模式中，从冷战开始美国在整个西方关系中核心的美欧关系里扮演着利维坦一样的角色——它是一个西方世界的合理霸权。
在欧洲黄金三十年结束之前，北约的军事联动和美国核心的盟友体系是欧洲依赖的保护伞。而美国本身的采取的干涉主义措施，在这一个阶段的欧洲是有合理性的，也是受欧洲人欢迎的。
经过80-90年代短暂的帝国辉煌以后，进入后冷战时代，美国单边主义架构的合法性开始崩解，美国作为主权机器的利益和全球治理主体的利益愈发不一致，而且使得作为主权机器的美国背上了庞大的成本。而从奥巴马开始，实际上美国应对自己的衰退，从伊拉克脱身，或者是亚太再平衡从存在到介入的退缩，都预示着美国本身政策矛盾在衰退大背景下的战略收缩。
普世主义作为一种观念输出和认同，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推广是保障西方世界领先地位的基础。但是到今天，美国作为维护者越来越无力去提供承诺和保障。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实质就是美国已经无力支持再平衡和介入形成全球治理网络，并且默认了这套体系的利益主体和作为主权机器的美国完全不一致，即：其他盟友（尤其是欧洲人）在占美国便宜，并且没有付钱。
于是特朗普必然会选择战略收缩，无非是收缩的方式吃相太难看。流氓超级大国政策的本身是既不孤立主义，也不全球主义，对全球权力有限掌握，全球责任一概不接。
说白了，流氓帝国主义已经把中左和新制度主义者建立的美国全球治理体系和战略空间，包括自由市场承诺，盟友间的国家信誉以及全球多边议事体系这个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是美国影响力的核心，当做了完全没有意义和价值的政治遗产。
那么实际上特朗普任期内做的事情，从表面上是耍流氓找人要钱，实质上是类似于公司对于不良资产的“出清”，大约是美国治下的所谓“自由秩序”西方已经让美国不堪重负，特朗普本质是把这个国家信誉出清。
然后出清并不是完全抛售，那就是靠着主权机器的美国作为缔约主体来重新通过主权机器和主权机器之间的双边协定来替代多边协调体系。特朗普是在用商人的逻辑处理美国国家信誉这个东西。所以凡是新制度主义者认为能够构建美国国际信誉和可信承诺的所有多边框架，在特朗普看来几乎都是可以被贱卖的。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在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操作下，大大加速了国家信誉清出这个过程。
然而，在这个霸权信誉已经被极大清出的基础上，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以布林肯，沙利文为核心的决策层又试图重新强化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不断在各种场合反复声称其他国家要服从美国这套“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
到最近拜登又声称美国是建立在观念上的国家，是唯一建立在例外主义理论上的国家。基于谁的规则，谁的观念？在国家信誉已经持续清楚的当下，不说美国的对手们，美国的盟友和小弟们相信这种规则和观念吗？恐怕只有殖人才会相信。
回首几十年历史，苏联的倒台让冷战中同样处于危机的美国从危机中摆脱，并真正登上全球霸主的地位。08年的金融危机又靠着中国得以平稳度过。08年奥巴马上台，虽然因其形象被受推崇，但实际上在两任执政期间，并没有推动化解美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其任期的重返亚太战略和TPP构想还将中国彻底推到了对立面。
如今又过去七年，特朗普面临着不登宝座，就进监牢的境地。如果明年特朗普上台，就意味着已经衰弱的建制派又一次的溃败。美国能扔掉这个四年重新捡起来的“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又开始流氓式战略收缩吗？或者民主党继续在维持这套秩序的道路上走到底？确实有一个机会，只要让中国面临苏联那样的结局，再一次为美国提供庞大的红利，就可以让规则和秩序继续续命。不过在此之前，美国的盟友们显然要为这一目标的达成付出得更多。
美国在后冷战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角色到底应该是谁，同样，对于“我们到底是谁”这个问题，美国社会中的个体可能也越来越难以回答。殷鉴不远，对于我国来说，不必走也不能走美国的老路显然是一个要一再强调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