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美国最高法院受理Plata v. Brown联邦集体民权诉讼，指控加州矫正和更生部（CDCR）。诉讼内容指出因为监狱过度壅挤，造成医疗量能不足，出现种种乱象，诸如受刑人的医疗检查不充分、延误、或未能提供医疗服务、无法及时对医疗紧急情况反应、监狱人员干扰提供医疗服务、病历不完整。控诉内容甚至宣称，由于监狱患者没有得到即时和足够的医疗照顾，导致34人死亡，此举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过度惩罚）、美国残障法案。
第47号提案虽然是”重新定义犯罪”，头痛医头的荒谬方法，但是因为2011年的Plata v. Brown诉讼案高度受到关注，使得受刑人的人权受到民众的重视和同情。加上支持者宣称比起监狱，这些受刑人能够在社区受到更好的帮助。另外许多人认为这些”小偷小盗”的罪犯中，非裔和西班牙裔比例过多，第47号提案可以让这些族群的犯罪率减少。加州政府为第47号提案举行公投，在2014年11月以约6成同意通过。
最后，当我们看到美国一些匪夷所思的法案时（如第47号提案，或是其他除罪化的法令），不应该只停留在政策的表象，浅碟认为美国的法律即代表普世价值。深究这些政策的背景和原因时，我们不难发现，由于美国联邦制所主张的地方和中央分权，美国州和地方政策制定大多是被该州的金钱和资源配置而左右，just follow the money（跟着钱走），有了这一层的理解，就能够看懂为什么有一些看似荒谬的法令通过。
作者关于加州房子继承的法律一知半解。哪有主人只要把房子让后代继承这么简单的事。一栋原来10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市场价100万美元。你如果要你的孩子继承的话，他要支付的房产税不是以10万而是以100万计价好不好。这在法律上叫做step up basis。所以很多家庭子女继承上辈的房产但无力负担房产税就只有把房子卖掉一个途径。美国法律很少漏洞的。
图／截图自Twitter、NBC News
过去几年，许多美国的连锁商店像是Target、沃尔玛（Walmart）、Apple Store、CVS药局等，出现了所谓的”零元购”（Zero-dollar Shopping）——这并非商店跳楼大拍卖，而是有人推着满满的购物车，没有结帐就大摇大摆走出店门口。更让人惊讶的是，门口明明有店员，有些时候甚至有警卫，但是都冷眼旁观，这是因为商店在员工训练时告知店员，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阻止他们，以免受伤。有时候反而是顾客看不下去想要阻止，却被店员劝退。
零元购最初是在旧金山时有所闻、现在已经蔓延到全美各大城市了。波特兰、西雅图、纽约、亚特兰大这些城市的连锁店都出现越来越多这种零元购行为。甚至旧金山有很多商店因为长期经历这样的洗劫，许多货架上的商品都上锁，有时连购买牙膏等便宜的日用品都需要店员来开锁才能拿取。
旧金山因为犯罪猖獗，当局束手无策，有些商店长期不堪洗劫，索性关门。从2020年以来，在旧金山的黄金地段联合广场至少有17家店关门，关门之后没有人敢进驻。其中当然包括疫情的影响，不过大部分的商店都是经常性地受到洗劫的受害者，如全食超市（Wholefood Market）、Amazon Go、Office Depot、Anthropologie、Crate & Barrel、Gap、H&M、Uniqlo、迪士尼等。
零售商Target的执行长克乃尔（Brian Cornell）在2023年第一季财报中表示，这些有计画的结伙打劫和窃盗，对公司已经造成不可忽略的损失 ——Target在2022年因为偷窃和结伙打劫，损失了将近8亿元美金；2023年预计损失金额会再增加大概5亿，总损失将超过10亿。庞大的营业损失，将让业者转而寻求高额保险，增多的成本势必反应在售价，最后吃亏的还是消费者。
加州零售业公会会长米西林（Rachel Michelin）将猖獗的零元购犯罪行为，归咎于2014年通过的第47号提案——《安全社区和学校法案》，这个法案将盗窃950美元以下商品等罪行从重罪降为轻罪。许多人——尤其是执法者——批评这项政策是商店扒手的”免死金牌”，只要单次偷盗金额不超过950美元的上限，就可以算是轻罪而不被追捕，即使被捉到也不会受到太大的惩罚。
零元购的模仿效应蔓延至美国其他地区，而诸如犹他州 、康乃狄克州、阿拉斯加州和奥克拉荷马州也在之后通过部分内容类似的法案，将原本被定义为重罪的罪行降低为轻罪。
监狱人太多？重新定义犯罪就好啦！
包括加州警方、检察官及受害店家在内的许多批评者，将第47号提案指为治安恶化的症结，围绕该提案的争论至今不休，而这项备受质疑的法令，源自2011年的一项诉讼。
在2011年，美国最高法院受理Plata v. Brown联邦集体民权诉讼，指控加州矫正和更生部（CDCR）。诉讼内容指出因为监狱过度壅挤，造成医疗量能不足，出现种种乱象，诸如受刑人的医疗检查不充分、延误、或未能提供医疗服务、无法及时对医疗紧急情况反应、监狱人员干扰提供医疗服务、病历不完整。控诉内容甚至宣称，由于监狱患者没有得到即时和足够的医疗照顾，导致34人死亡，此举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过度惩罚）、美国残障法案。
联邦法院判决加州政府败诉，判决案指出，全加州的受刑人约15万6,000人，是州内所有监狱最大容量总和的2倍，这种过度壅挤的情况必须要立即解决。最高法院命令加州政府限期将其监狱人口减少4万6,000人，并且要求加州确保犯人的人格尊严。
为了在限期内解决监狱过度壅挤的最高法院要求，立法者脑袋一拍，在2014年的选票上提出了第47号提案，倡议对6项犯罪从重罪（felony）降为轻罪（misdemeanor）。
其中包括被盗财产的价值不超过950美元的”入店行窃罪”、价值不超过950美元的”接收赃物罪”、牵涉金额不超过950美元的”伪造支票、债券或票据罪”、以及许多的非法药物的个人使用。倡议者宣称该提案每年将节省数亿美元，此经费可以用来资助学校、犯罪受害者、心理健康和药物治疗。
第47号提案虽然是”重新定义犯罪”，头痛医头的荒谬方法，但是因为2011年的Plata v. Brown诉讼案高度受到关注，使得受刑人的人权受到民众的重视和同情。加上支持者宣称比起监狱，这些受刑人能够在社区受到更好的帮助。另外许多人认为这些”小偷小盗”的罪犯中，非裔和西班牙裔比例过多，第47号提案可以让这些族群的犯罪率减少。加州政府为第47号提案举行公投，在2014年11月以约6成同意通过。
影响和反弹
第47号提案通过后，加州释放了大量犯人，成功减少了监狱人口。隔年（2015）初的1月，加州的监狱人口首次低于法院规定的上限，此后一直保持低于该数字。县监狱（County Jails）因第47号提案，监禁的人数减少了50%。据CDCR估计，因为第47号提案，每年入狱人数减少3,300人。
虽然监狱过度壅挤的问题解决，但却创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犯罪泛滥。
因为”轻罪”会被法官驳回，警察自然就不管了。所以在第47号提案通过后，加州出现越来越泛滥的零售商店抢劫、住宅区包裹小偷、砸车窗偷窃等。即使屋主或是商店有清楚的影片证据，但是警察依然不受理，因为受害人的财物损失大多都不超过950美元。
除了民众叫苦连天之外，媒体也毫不留情地批评。 《华盛顿邮报》报导，第47号提案产生了利用该法案减刑的屡犯者，戏称这些人为”犯罪常客”（frequent fliers）。 《旧金山纪事报》称第47号提案是一项”鲁莽的实验”（reckless experiment），导致了犯罪更加猖獗、甚至导向更严重的劫车事件。加州警察局长协会同样批评了第47号提案，认为第47号提案是刑事司法改革的失败实验。
万万没想到（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在公共政策中，意想不到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最经常进入的误区。以第47号提案为例，最初为了改善监狱的壅挤情况，所以将重罪的门槛上调，幻想着可以一石二鸟：在减少监狱人数的同时，又可以省下州政府一大笔经费。
但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立法者没有想到这样的决策所造成的后果和滑坡效应：商店经常性地被洗劫、都市犯罪蔓延、偷盗变成结伙打劫、致使一家又一家商店关门与城市逐渐萧条，对居民、商店老板、执法者来说都是一场公共安全灾难。
几年来随着Black Lives Matter的声浪, 许多激进的抗议者甚至要求大砍警察部门预算，如此一来窃盗变得更加胆大妄为。不只是大城市，在郊区社区中，民众也亲身感受到了这项有缺陷立法的影响：小偷小盗从偷门口包裹，到入室抢劫、偷车，甚至更严重的犯罪，像是随街无差别开枪劫车等。
第47号提案只是众多公共政策错误实验的一个例子。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公共政策不胜枚举，以下举列2项案例：
第13号提案：
1978年通过的第13号提案（Proposition 13）限制了每年财产税的上限，同时也规定房屋税的计算基准是以当初买价，而不是市价计算，只有在买卖房屋时才会重新以市价计算。
当初第13号提案的立意是为了鼓励居民置产，所以降低房屋税的增长速度。举例来说，一栋1960年10万美元买的房子，到了2023年价值可能已经超过百万美元，但是只要不转手，房屋税还是用10万美元来算，顶多参照通膨微调。
第13号提案通过后的确鼓励许多人置产，住宅自有率在接下来几年也微幅上升，但是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很快浮现，那就是屋主不愿意卖房子，因为每当卖房子，就失去了低廉房屋税的计算方式。因此许多屋主宁可过继给自己的小孩或家人，让房屋继续维持低税，而不愿意投入房地产市场。
这也造成了加州房屋严重短缺的问题，房屋短缺又导向加州房价居高不下。加州独栋房屋（平均大小53坪上下，有三至四个房间）的房价中位数在2022年底达到一户90万美元，将近全美独栋房屋的房价中位数48万美元的两倍左右。这也是间接造成加州人口外移、无家者增加的结构性原因之一。
加州环境品质法案：
加州环境品质法案（CEQA）是另一个著名的”万万没想到”案例。这个在1970年代通过的法案，原本目的是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民众的居住品质，因此要求任何的建案、工程计画皆必须在施工前通过详细的环境影响评估，受繁琐的步骤规范，以求减低环境影响和维持周边居民的生活品质。 CEQA当时的立意良好，也让加州成为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环保先驱。
然而，通过法案后半个多世纪以来，CEQA经常性地被当作诉讼工具滥用。有许多恶名昭彰的学者或律师熟稔CEQA，专门收钱后在公听会或是建案审查期间阻碍建案通过。建案动工的难度被大幅增高，这也造成加州长期住宅供不应求，同样是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例如，在2019年，加州建筑工人工会为了工资和建商争论不休，工会宣称建商不遵守CEQA，但是整个协商过程与环境品质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争点所在反而是工会要求建商为工会会员提供独家工作机会。
除了增加兴讼的空间致使建案延宕之外，CEQA也对住宅公设比有一定的要求，法案内容出于考量环境影响，不允许住宅与住宅之间过度壅挤，这项规定被批评是导致加州无法兴建足够住房的原因之一——尤其针对中低收入客群的集合住宅，其兴建更易受限。
最近的著名例子，发生在2021年的柏克莱，市政府和一个名为”拯救柏克莱街区” （Save Berkeley's Neighborhoods）的组织起诉并阻止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扩大招生计划。阿拉米达县（Alameda County）法官认为柏克莱大学对新教学大楼和教职工住房计划没有完整规划，也特别指出柏克莱的CEQA研究不充分，并且没有充分考虑对噪音、住房和无家者的影响。
柏克莱大学抗辩无效后，被勒令将其招生冻结在2020-21年的新生数——约莫少了超过3,000个招生名额，这不但让学生权益受到影响，也对于加州大学系统造成冲击。
结语
粗糙的公共政策所造成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其社会成本通常远超过原本要解决的问题。有些错误在几个月后被发现，有些苦果则是花了数十年后才慢慢出现，届时政策已经根深蒂固了。要纠正或扭转这些后果通常需要漫长的过程和有魄力的政策来弥补，但遗憾的是，大部分时候，即使知道政策错误的事实，却受限于既得利益者的势力或是影响力过大，只能无奈地让民众和社会持续承受这个后果，直到民众忍无可忍，用选票来教训掌权者和民意代表为止。
但最重要的是，有办法预先避免这些粗糙的公共政策落地执行吗？
笔者于州政府服务多年，目睹许多粗糙的公共政策，有些在谏言后成功被阻挡下来，但很多时候只能无奈地看着错误政策通过，像是目睹慢动作的火车相撞。如果要避免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笔者建议有以下几个作法：
首先立法者要抗拒并避免一味选择最低压力的解决捷径。公共政策大多时候是多方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所关注的议题：有民众诉求、利益团体游说、企业家金主要求、法令的规定等。在各种利益冲撞之下，立法者不免迫于压力而倾向选择最简单、最快捷、压力最小的解决方法，但往往压力最小的方法是牺牲了没有发言权的人群，像是一般的消费者、或是弱势族群。因此有勇气承担各方的压力，多方考量、多面俱陈是一位负责任立法者的担当。
另外，对于施行的政策需要即时评估，如此一来才能够知道政策是否有达到当初所预期的目标。
对于民众而言，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连署、出席公听会、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是参与民主的过程之一。在美国的亚裔群体，从过去的沉默、对政治冷感，到近年来越来越多参加公共决策的制定过程，争取自己的权益，是个可喜可贺的情形。
最后，当我们看到美国一些匪夷所思的法案时（如第47号提案，或是其他除罪化的法令），不应该只停留在政策的表象，浅碟认为美国的法律即代表普世价值。深究这些政策的背景和原因时，我们不难发现，由于美国联邦制所主张的地方和中央分权，美国州和地方政策制定大多是被该州的金钱和资源配置而左右，just follow the money（跟着钱走），有了这一层的理解，就能够看懂为什么有一些看似荒谬的法令通过。
国情不同，立法程序不同，台湾的立法单位较少看到如此”富有创意”或是仓促的提案，不过也有一个教训，就是不要把美国政策和法规内容生搬硬套，以免水土不服，上演台湾版的”万万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