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锋2023年5月23日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锋周二（5月23日）抵美履新。一些人认为，谢锋的到来是美中关系即将“解冻”一个新迹象，而谢锋本人将为改善美中关系带来新希望。美国总统拜登上周末在日本表示，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应该很快可以解冻”。然而，分析人士认为，鉴于美中之间“信任完全瓦解”，短期内改善美中关系“任务艰巨”，但双方可以避开“原则问题”，从具体的小事着手，甚至可以是“交易性的”，一步步建立某种信任。
美中关系陷“死亡螺旋”，双方都想改善关系
谢锋在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后说，他是为了增进中美交流合作而来。在中国驻美大使的职位空缺了四个多月之后，谢锋的履新至少显示两国关系有回暖的迹象。不过，谢锋自己承认，“当前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面临严峻挑战”。
对谢锋的到来，美国表示欢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说：“我们期待与候任大使及其团队合作。正如我们多次说过的那样，我们仍然致力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沟通渠道，以负责任地管理竞争。”
此前，拜登在广岛七国集团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应该“很快”可以解冻。
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成员，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告诉美国之音，美中关系持续陷入“死亡螺旋”（a death spiral），的确有迹象显示双方都在努力试图扭转局面，因为“双方都在担心事态发展失控”。
进入5月，美中高层官员开始互动，有了“融冰”的迹象。5月8日，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会晤。5月10到11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与中国最高外交官员王毅在维也纳的会谈，双方称会谈“坦诚、深入、具有实质性和建设性”。曼宁认为，这次对话应该为两国在重大问题上重新接触打下了基础。
星期四（5月25日），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还将访问美国，和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会晤。之后，他还将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会谈，并出席在底特律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部长级会议。
现在还不清楚美中国防部长能不能在6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会晤。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希望能在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与中国新上任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会晤，中国希望美国取消2018年对李尚福实施的制裁，以此作为双方防长会晤的前提条件，但美国国务院5月22日表示，美国不考虑解除对李尚福的现有制裁。
不过，美中商务部长的对话可能开启更多美方官员的中国之旅。雷蒙多和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此前都表达了去中国访问的兴趣。美国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也曾表示，他得到北京的邀请，希望他“近期”访问中国。
美中关系今年本来应该有相对平稳的发展。去年11月，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曾指示双方官员为两国关系设立“底线”和安装“护栏”。但是，二月的“间谍气球”事件将两国关系打入谷底，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不得不取消今年早些时候原定前往中国的访问计划。
未来数月很关键，拜登行政令可能“埋雷”
然而，就在双方高层官员展示了互动的迹象后，美中关系近日还是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5月20日，美国和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在日本广岛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成员国必须通过去风险化来抵御中国的经济胁迫，同时表达了对台海局势的关切。
5月21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发布声明，以国安风险为理由，要求中国境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停止采购美光公司产品”。
接下来有两件大事可能会给未来的美中关系“埋雷”。第一件是拜登总统近期将要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这是继去年10月拜登政府实施对中国高级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后的又一项举措。
另一项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对间谍气球携带的电子设备的调查。5月24日的《华尔街日报》援引中国官员的话说，如果气球调查公开或是拜登行政令实施，中国都可能进行报复。届时，美中可能会取消两国官员之间的会晤。
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Stratfor）高级副总裁罗杰·贝克（Rodger Baker）认为，七国集团的共同声明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联合行动会让中国接下来“更合作一些，更友好一些”。
他告诉美国之音：“如果我们看看中国的利益……（北京）现在要确保它能够减缓美国建立更强大的联盟伙伴，就算不是联盟伙伴，至少也是结盟伙伴的这种明显势头。各国越来越愿意在中国技术、贸易动态和矿产资源等的某些方面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可能希望开始更加协作，更加合作，更加友好展示他们可以与美国合作的地方，这样他们就不会总是直接将其视为竞争对手。”
不过，《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文章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中国现在试图与华盛顿重新接触是因为北京觉得气球事件后，中国的地位更加强大了一些。这位官员说：“他们认为我们看起来状况不好”。
北京4月初以罕见礼遇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后者表示，欧洲不应该成为美国的“追随者”。四月中旬，中国接待巴西总统卢拉，卢拉呼吁印度、俄罗斯和南非“金砖国家”成员放弃美元，用本币进行贸易结算。在七国集团在日本举行峰会期间，中国也在西安招待到访的中亚五国首脑。
也有人士认为，中国此番愿意与美国进行沟通是因为中国希望为今年11月习近平来美国旧金山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铺平道路。
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3月底曾表示，未来几个月将决定是否有可能与北京重新建立建设性外交关系。他说：“我想你们会在未来几个月看到是否有可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重建有效、可预测、建设性的外交关系。”坎贝尔当时呼吁需要建立“冷战”时期的热线和其他危机机制。
美中要解冻，专家建议从小处着手
但是，对如何重建“有效、可预测和建设性的”外交关系，美中之间的互信缺乏令专家们担心。
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曼宁说：“我认为根本的挑战是信任已经完全瓦解，问题是如何重建信任？”
他建议美中“以互惠措施为基础，一小步一小步，一块砖一块砖地，建立某种程度的信任。”美中之间的交流不得不是“交易性的。”
他说，有很多小的事情可以做的，比如双方重新开放被关闭的领事馆、放宽学生和教师的签证、开展贸易技术谈判以及为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制定全区规则等。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何瑞恩（Ryan Hass）5月23日就美中如何解冻发表文章建议，美国“应停止与北京就处理两国关系的危机管理机制和原则进行谈判”。他说，“在战术层面，在当前的关系气氛下，这些问题没有取得进展的余地。现在推动这些话题将比降低风险更令人恼火。”
他建议美国官员围绕具体问题提出具体建议来降低与中国的风险。比如，美国可以就如何制定相互接受的、避免产生轨道碎片的反卫星试验进行谈判，或者就人工智能支持的武器系统的使用限制进行谈判等。
他说，这样的方法对管控两国关系可能有效，比较不会有机会让中国提出美国必须在台湾问题上改变做法，才能获得中国在其他更广泛的原则问题的合作。
他甚至建议华盛顿优先考虑与中国的直接和私下的外交。他以2021年3月美国和中国外交官在安克雷奇的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政治局委员王毅最近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期间的争吵为例说明，美中任何公开的事件都会适得其反。
他说，私人信件、电话、国家安全顾问之间的安静对话、无戏剧性的访问以及通过大使馆开展的工作，将更有可能在美国与中国的优先事项上取得进展。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指出，3月21到29日，中国其实派遣了由前驻华大使崔天凯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华盛顿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及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会谈，期间，双方还谈到北京有意促成乌克兰的和平。
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锋2023年5月23日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锋周二（5月23日）抵美履新。一些人认为，谢锋的到来是美中关系即将“解冻”一个新迹象，而谢锋本人将为改善美中关系带来新希望。美国总统拜登上周末在日本表示，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应该很快可以解冻”。然而，分析人士认为，鉴于美中之间“信任完全瓦解”，短期内改善美中关系“任务艰巨”，但双方可以避开“原则问题”，从具体的小事着手，甚至可以是“交易性的”，一步步建立某种信任。
美中关系陷“死亡螺旋”，双方都想改善关系
谢锋在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后说，他是为了增进中美交流合作而来。在中国驻美大使的职位空缺了四个多月之后，谢锋的履新至少显示两国关系有回暖的迹象。不过，谢锋自己承认，“当前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面临严峻挑战”。
对谢锋的到来，美国表示欢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说：“我们期待与候任大使及其团队合作。正如我们多次说过的那样，我们仍然致力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沟通渠道，以负责任地管理竞争。”
此前，拜登在广岛七国集团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应该“很快”可以解冻。
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成员，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告诉美国之音，美中关系持续陷入“死亡螺旋”（a death spiral），的确有迹象显示双方都在努力试图扭转局面，因为“双方都在担心事态发展失控”。
进入5月，美中高层官员开始互动，有了“融冰”的迹象。5月8日，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会晤。5月10到11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与中国最高外交官员王毅在维也纳的会谈，双方称会谈“坦诚、深入、具有实质性和建设性”。曼宁认为，这次对话应该为两国在重大问题上重新接触打下了基础。
星期四（5月25日），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还将访问美国，和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会晤。之后，他还将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会谈，并出席在底特律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部长级会议。
现在还不清楚美中国防部长能不能在6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会晤。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希望能在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与中国新上任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会晤，中国希望美国取消2018年对李尚福实施的制裁，以此作为双方防长会晤的前提条件，但美国国务院5月22日表示，美国不考虑解除对李尚福的现有制裁。
不过，美中商务部长的对话可能开启更多美方官员的中国之旅。雷蒙多和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此前都表达了去中国访问的兴趣。美国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也曾表示，他得到北京的邀请，希望他“近期”访问中国。
美中关系今年本来应该有相对平稳的发展。去年11月，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曾指示双方官员为两国关系设立“底线”和安装“护栏”。但是，二月的“间谍气球”事件将两国关系打入谷底，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不得不取消今年早些时候原定前往中国的访问计划。
未来数月很关键，拜登行政令可能“埋雷”
然而，就在双方高层官员展示了互动的迹象后，美中关系近日还是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5月20日，美国和七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在日本广岛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成员国必须通过去风险化来抵御中国的经济胁迫，同时表达了对台海局势的关切。
5月21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发布声明，以国安风险为理由，要求中国境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停止采购美光公司产品”。
接下来有两件大事可能会给未来的美中关系“埋雷”。第一件是拜登总统近期将要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这是继去年10月拜登政府实施对中国高级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后的又一项举措。
另一项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对间谍气球携带的电子设备的调查。5月24日的《华尔街日报》援引中国官员的话说，如果气球调查公开或是拜登行政令实施，中国都可能进行报复。届时，美中可能会取消两国官员之间的会晤。
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Stratfor）高级副总裁罗杰·贝克（Rodger Baker）认为，七国集团的共同声明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联合行动会让中国接下来“更合作一些，更友好一些”。
他告诉美国之音：“如果我们看看中国的利益……（北京）现在要确保它能够减缓美国建立更强大的联盟伙伴，就算不是联盟伙伴，至少也是结盟伙伴的这种明显势头。各国越来越愿意在中国技术、贸易动态和矿产资源等的某些方面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可能希望开始更加协作，更加合作，更加友好展示他们可以与美国合作的地方，这样他们就不会总是直接将其视为竞争对手。”
不过，《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文章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中国现在试图与华盛顿重新接触是因为北京觉得气球事件后，中国的地位更加强大了一些。这位官员说：“他们认为我们看起来状况不好”。
北京4月初以罕见礼遇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后者表示，欧洲不应该成为美国的“追随者”。四月中旬，中国接待巴西总统卢拉，卢拉呼吁印度、俄罗斯和南非“金砖国家”成员放弃美元，用本币进行贸易结算。在七国集团在日本举行峰会期间，中国也在西安招待到访的中亚五国首脑。
也有人士认为，中国此番愿意与美国进行沟通是因为中国希望为今年11月习近平来美国旧金山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铺平道路。
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3月底曾表示，未来几个月将决定是否有可能与北京重新建立建设性外交关系。他说：“我想你们会在未来几个月看到是否有可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重建有效、可预测、建设性的外交关系。”坎贝尔当时呼吁需要建立“冷战”时期的热线和其他危机机制。
美中要解冻，专家建议从小处着手
但是，对如何重建“有效、可预测和建设性的”外交关系，美中之间的互信缺乏令专家们担心。
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曼宁说：“我认为根本的挑战是信任已经完全瓦解，问题是如何重建信任？”
他建议美中“以互惠措施为基础，一小步一小步，一块砖一块砖地，建立某种程度的信任。”美中之间的交流不得不是“交易性的。”
他说，有很多小的事情可以做的，比如双方重新开放被关闭的领事馆、放宽学生和教师的签证、开展贸易技术谈判以及为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制定全区规则等。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何瑞恩（Ryan Hass）5月23日就美中如何解冻发表文章建议，美国“应停止与北京就处理两国关系的危机管理机制和原则进行谈判”。他说，“在战术层面，在当前的关系气氛下，这些问题没有取得进展的余地。现在推动这些话题将比降低风险更令人恼火。”
他建议美国官员围绕具体问题提出具体建议来降低与中国的风险。比如，美国可以就如何制定相互接受的、避免产生轨道碎片的反卫星试验进行谈判，或者就人工智能支持的武器系统的使用限制进行谈判等。
他说，这样的方法对管控两国关系可能有效，比较不会有机会让中国提出美国必须在台湾问题上改变做法，才能获得中国在其他更广泛的原则问题的合作。
他甚至建议华盛顿优先考虑与中国的直接和私下的外交。他以2021年3月美国和中国外交官在安克雷奇的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政治局委员王毅最近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期间的争吵为例说明，美中任何公开的事件都会适得其反。
他说，私人信件、电话、国家安全顾问之间的安静对话、无戏剧性的访问以及通过大使馆开展的工作，将更有可能在美国与中国的优先事项上取得进展。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指出，3月21到29日，中国其实派遣了由前驻华大使崔天凯率领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华盛顿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及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会谈，期间，双方还谈到北京有意促成乌克兰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