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许成钢昨日指出，中国4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原因，和过去10年走向倒退的原因一样，都是为了挽救中共的极权统治。当前经济不佳，中共应对策略会有所变化，但其和民企冲突的本质不会变。
美国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教授许成钢29日在台北“2024当代中国研究国际研讨会”中，以“制度基因：中国经济改革和倒退的制度基础”为题发表演讲，内容取自他近期在台出版的新书“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
许成钢1950年出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曾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多年。身为中共体制下的亲历者，他长期研究中共制度。在昨天的演讲中，他聚焦在：“1980年代苏联、东欧、中国的共产国家阵营的经济改革风潮中，何以只有中国成功；而中国在曾经出现高速经济发展之后，为何出现许多打击经济的措施？”
许成钢指出，中共“区域管理式极权主义制度”和苏联极权制最大的不同在于，苏联一切由中央部门规划，但中国早在1957年“大跃进”和其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在保证极权主义统治下，大规模地向地方下放行政权、经济权，这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带来非常强的发展动力，也让此种极权制度适应力更强。
尽管主导改革开放的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从未给出发展私有企业的蓝图，但中国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地方之间竞争GDP成长，出现了大批私有企业，也连带出现了私有产权的观念、民间组织、公民社会、集体维权行动、民间媒体等，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出现了“有限的多元化”。
但中共从来都对私有产权和外来影响都保持高度警惕。许成钢指出，中共不允许倾向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发展，并在2005年前后已意识到，预防“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比发展经济更重要。“为挽救极权制而发动的改革，在挽救极权制中结束。”
许成钢会后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对于当下中国经济情况不好，是否会使其走向更开放、以及给予民营企业更多发展空间，他表示，中共手段可能改变，但基本原则不变。
许成钢说，香港就是最具体的例子。在任何一个中共领导人任内，发生2019年“反送中”的情况，他们都不会对香港人让步，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只是在具体手段上可能有所不同，“直接去镇压是一种手段，先表面上让步、然后再用比较软的方式去镇压也是另一种手段”。
他认为，中共给予民营企业一些空间是为了挽救经济，挽救经济是为了挽救政权，但中共的性质决定了它和私有企业带来的社会变化是冲突的，除非是改变政权的性质，也就是共产党的权力要被削弱、地位要被动摇，而这是它不能接受的。
许成钢在演讲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无论是毛泽东说过的“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或是被称作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在1979年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都是如此。
他说，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设计过要发展私有企业，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基本的意识形态，“中国今天的倒退，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来讲，完全是前后一致的”。
许成钢说，中共“区域管理式极权主义制度”在经济改革上能够成功，有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地方之间的竞争目标只能有一个，且忽略了这个目标之外的东西，不会带来严重的结果。曾经，GDP增速就是这唯一的目标，在中国非常穷、不改革可能会搞垮中共统治的情况下，这个机制让中国得以经济快速发展。
但是许成钢认为，这已无法适用在达到中等收入后的中国，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可以只关心经济，极权政府亦然”。中共也在2007年前后发现，“维稳比经济发展更重要”。习近平上台后希望全面控制这个社会，也需要各级政府帮他全面控制社会；中央下达的指标不再只是单纯的只看经济成长，也出现外界眼中许多倒退的的做法。
经济学者许成钢昨日指出，中国4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原因，和过去10年走向倒退的原因一样，都是为了挽救中共的极权统治。当前经济不佳，中共应对策略会有所变化，但其和民企冲突的本质不会变。
美国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中心教授许成钢29日在台北“2024当代中国研究国际研讨会”中，以“制度基因：中国经济改革和倒退的制度基础”为题发表演讲，内容取自他近期在台出版的新书“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
许成钢1950年出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曾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多年。身为中共体制下的亲历者，他长期研究中共制度。在昨天的演讲中，他聚焦在：“1980年代苏联、东欧、中国的共产国家阵营的经济改革风潮中，何以只有中国成功；而中国在曾经出现高速经济发展之后，为何出现许多打击经济的措施？”
许成钢指出，中共“区域管理式极权主义制度”和苏联极权制最大的不同在于，苏联一切由中央部门规划，但中国早在1957年“大跃进”和其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就在保证极权主义统治下，大规模地向地方下放行政权、经济权，这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带来非常强的发展动力，也让此种极权制度适应力更强。
尽管主导改革开放的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从未给出发展私有企业的蓝图，但中国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由于地方之间竞争GDP成长，出现了大批私有企业，也连带出现了私有产权的观念、民间组织、公民社会、集体维权行动、民间媒体等，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出现了“有限的多元化”。
但中共从来都对私有产权和外来影响都保持高度警惕。许成钢指出，中共不允许倾向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发展，并在2005年前后已意识到，预防“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比发展经济更重要。“为挽救极权制而发动的改革，在挽救极权制中结束。”
许成钢会后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对于当下中国经济情况不好，是否会使其走向更开放、以及给予民营企业更多发展空间，他表示，中共手段可能改变，但基本原则不变。
许成钢说，香港就是最具体的例子。在任何一个中共领导人任内，发生2019年“反送中”的情况，他们都不会对香港人让步，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只是在具体手段上可能有所不同，“直接去镇压是一种手段，先表面上让步、然后再用比较软的方式去镇压也是另一种手段”。
他认为，中共给予民营企业一些空间是为了挽救经济，挽救经济是为了挽救政权，但中共的性质决定了它和私有企业带来的社会变化是冲突的，除非是改变政权的性质，也就是共产党的权力要被削弱、地位要被动摇，而这是它不能接受的。
许成钢在演讲中强调，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放弃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无论是毛泽东说过的“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或是被称作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在1979年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都是如此。
他说，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设计过要发展私有企业，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基本的意识形态，“中国今天的倒退，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来讲，完全是前后一致的”。
许成钢说，中共“区域管理式极权主义制度”在经济改革上能够成功，有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地方之间的竞争目标只能有一个，且忽略了这个目标之外的东西，不会带来严重的结果。曾经，GDP增速就是这唯一的目标，在中国非常穷、不改革可能会搞垮中共统治的情况下，这个机制让中国得以经济快速发展。
但是许成钢认为，这已无法适用在达到中等收入后的中国，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可以只关心经济，极权政府亦然”。中共也在2007年前后发现，“维稳比经济发展更重要”。习近平上台后希望全面控制这个社会，也需要各级政府帮他全面控制社会；中央下达的指标不再只是单纯的只看经济成长，也出现外界眼中许多倒退的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