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认为，刀郎新专辑中《罗刹海市》除了批判那些知名大腕之外，也在讥讽当下的中国现实，例如美丑不分，是非颠倒， “指驴为鸡”。而中国人民对现实生活无力改变，只能集体批判一个虚幻的大罗刹国，这是一种悲哀。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音乐人刀郎新专辑中《罗刹海市》在中国社群平台点击破百亿，堪称“现象级”的歌曲。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刀郎“罗刹海市”，戳中哪些社会现实？》，作者林庭瑶指出，刀郎歌词除了批判那些盘踞中国娱乐圈已久、且垄断游戏规则的知名大腕，被网民认为影射那些昔日批他的那英、杨坤、高晓松、汪峰之外，同时也在讥讽当下的中国大陆。
歌中的罗刹国，美丑不分，是非颠倒，把假的说成真的，真的反而变成假的，歌词提到的“指驴为鸡”，则更显荒谬。例如，中国社会一旦出现了灾难事故，官方第一时间往往是隐瞒，实在瞒不住了，引发群集舆论效应，便出动警察“维稳”，不让受害者闹出乱子来。这种做法往往种下更巨大的不安因子。
文章说，刀郎创作寄托于《聊斋志异》的奇幻世界，正如同中国版的《羊男的迷宫》。《羊男的迷宫》的小女孩奥菲利雅，不想面对西班牙内战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把心灵寄托于充满幻想的地下王国，最终仍死在枪口下。当中国人民对现实生活无力改变，只能集体批判一个虚幻的大罗刹国，这难道不是身为中国人的悲哀？
“灾难降临在我们身上是如此缓慢无声“
流亡维吾尔诗人：如果镇压可以传染，那么正义也可以流亡美国的维吾尔族诗人、电影人和作家Tahir Hamut Izgil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我家乡新疆的悲剧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讲述自己在中共镇压新疆维吾尔人十多年间的经历。作者说，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了大规模拘禁计划。在此期间，估计有超过100万人——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被关进被称为“再教育中心”的集中营。但是，“灾难降临在我们身上是如此缓慢无声，以至于起初我们无法看清它的真面目。灾难往往就是这样降临的”。
文章说，“海外维吾尔人孜孜不倦地努力让世界了解我们的故乡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并要求世界采取行动。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分享我们的痛苦经历；只有我们知道每次重温这些经历的痛苦”。但是，这场灾难并没有终止于维吾尔人的社区。捍卫维吾尔人的人权就是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如果镇压可以传染，那幺正义也可以。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比任何独裁者都有更广泛的影响力。
作者呼吁：不要忽视威权主义蔓延的迹象。不要错误地认为，发生在我的人民身上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其他地方，不会发生在你们的国家。它会发生的。
历史学家余英时
悼念余英时，勿忘“残忍是首恶”台湾“上报”发表文章《余英时与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写在余英时先生逝世两周年》，
作者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说，余英时先生是享誉全球的史学家，也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份子；而尤其让我们感念的，是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大陆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的深切关怀，对中国大陆自由派学者和流亡人士的深切关怀。
文章指出，在《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1991年）一文里，余英时先生高度评价胡适对自由民主的坚定信念。余先生尤其赞同胡适把对少数人权利的宽容保护视为自由民主的精髓。余先生说，胡适从不把中国传统看成笼统的一片，胡适攻击中国传统，主要是攻击当时中国的残忍。胡适提倡民主和法治也是为了救治这种根深柢固的残忍症。余先生写道，今天西方有不少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也开始注意到“残忍”（cruelty）的问题。有人主张在社会一般恶德（ordinary vices）之中，“残忍”应该放在第一位，因为“残忍”是自由意识所最不能容忍的罪恶。”
胡平认为，余先生特地指出这一点对中国民主自由运动却有新的意义。中共建政以来，建立起远比西方中世纪更彻底的政教合一，实行了远比传统专制更严厉的专制，首先是思想专制，是对各种不同政见的残酷迫害。从平民到高干，很少人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文革浩劫则把这一切发展到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
文章说，余先生介绍的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史珂拉（Judith N.Shklar）强调的“残忍是首恶”和“恐惧的自由主义”对中国民主自由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有评论认为，刀郎新专辑中《罗刹海市》除了批判那些知名大腕之外，也在讥讽当下的中国现实，例如美丑不分，是非颠倒， “指驴为鸡”。而中国人民对现实生活无力改变，只能集体批判一个虚幻的大罗刹国，这是一种悲哀。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音乐人刀郎新专辑中《罗刹海市》在中国社群平台点击破百亿，堪称“现象级”的歌曲。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刀郎“罗刹海市”，戳中哪些社会现实？》，作者林庭瑶指出，刀郎歌词除了批判那些盘踞中国娱乐圈已久、且垄断游戏规则的知名大腕，被网民认为影射那些昔日批他的那英、杨坤、高晓松、汪峰之外，同时也在讥讽当下的中国大陆。
歌中的罗刹国，美丑不分，是非颠倒，把假的说成真的，真的反而变成假的，歌词提到的“指驴为鸡”，则更显荒谬。例如，中国社会一旦出现了灾难事故，官方第一时间往往是隐瞒，实在瞒不住了，引发群集舆论效应，便出动警察“维稳”，不让受害者闹出乱子来。这种做法往往种下更巨大的不安因子。
文章说，刀郎创作寄托于《聊斋志异》的奇幻世界，正如同中国版的《羊男的迷宫》。《羊男的迷宫》的小女孩奥菲利雅，不想面对西班牙内战的法西斯独裁统治，把心灵寄托于充满幻想的地下王国，最终仍死在枪口下。当中国人民对现实生活无力改变，只能集体批判一个虚幻的大罗刹国，这难道不是身为中国人的悲哀？
“灾难降临在我们身上是如此缓慢无声“
流亡维吾尔诗人：如果镇压可以传染，那么正义也可以流亡美国的维吾尔族诗人、电影人和作家Tahir Hamut Izgil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我家乡新疆的悲剧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讲述自己在中共镇压新疆维吾尔人十多年间的经历。作者说，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在新疆实施了大规模拘禁计划。在此期间，估计有超过100万人——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被关进被称为“再教育中心”的集中营。但是，“灾难降临在我们身上是如此缓慢无声，以至于起初我们无法看清它的真面目。灾难往往就是这样降临的”。
文章说，“海外维吾尔人孜孜不倦地努力让世界了解我们的故乡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并要求世界采取行动。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分享我们的痛苦经历；只有我们知道每次重温这些经历的痛苦”。但是，这场灾难并没有终止于维吾尔人的社区。捍卫维吾尔人的人权就是捍卫世界各地的人权。如果镇压可以传染，那幺正义也可以。人类的共同价值观比任何独裁者都有更广泛的影响力。
作者呼吁：不要忽视威权主义蔓延的迹象。不要错误地认为，发生在我的人民身上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其他地方，不会发生在你们的国家。它会发生的。
历史学家余英时
悼念余英时，勿忘“残忍是首恶”台湾“上报”发表文章《余英时与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写在余英时先生逝世两周年》，
作者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说，余英时先生是享誉全球的史学家，也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份子；而尤其让我们感念的，是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大陆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的深切关怀，对中国大陆自由派学者和流亡人士的深切关怀。
文章指出，在《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1991年）一文里，余英时先生高度评价胡适对自由民主的坚定信念。余先生尤其赞同胡适把对少数人权利的宽容保护视为自由民主的精髓。余先生说，胡适从不把中国传统看成笼统的一片，胡适攻击中国传统，主要是攻击当时中国的残忍。胡适提倡民主和法治也是为了救治这种根深柢固的残忍症。余先生写道，今天西方有不少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也开始注意到“残忍”（cruelty）的问题。有人主张在社会一般恶德（ordinary vices）之中，“残忍”应该放在第一位，因为“残忍”是自由意识所最不能容忍的罪恶。”
胡平认为，余先生特地指出这一点对中国民主自由运动却有新的意义。中共建政以来，建立起远比西方中世纪更彻底的政教合一，实行了远比传统专制更严厉的专制，首先是思想专制，是对各种不同政见的残酷迫害。从平民到高干，很少人不生活在恐惧之中。文革浩劫则把这一切发展到史无前例的登峰造极。
文章说，余先生介绍的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史珂拉（Judith N.Shklar）强调的“残忍是首恶”和“恐惧的自由主义”对中国民主自由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