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随着中国试图重塑其对冠状病毒暴发应对迟缓的叙事，它正转向一种对网上不法行为进行报复的新警种。
随着共产党努力对中国八亿网民的思想、言论甚至记忆进行控制，网络警察获得了更大权力。治理的崩溃加剧了疫情，现在，网警正成为抵挡针对前者的愤怒情绪的堡垒。
警察会出其不意地来到网上发表批评言论的人家中。他们强行拉走犯事者，进行数小时的审讯。他们强迫目标对象签署保证书，并宣布不再发表政治上不能允许的言论，即使这些言论是在相对私密的聊天群里说的。
在中部城市成都，刚从法学院毕业的李昱辰（音）说，他在2月初用古文写了一篇讽刺审查制度的文章后，被人从家中带走。警方对他的审问从下午持续到半夜，他们首先问他是否爱国，他说是。李昱辰说，他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否认自己的观点，并保证听党的话。
这次经历与李昱辰文章里的主人公、武汉医生李文亮的遭遇如出一辙，后者在聊天群里试图提醒同行注意一种神秘病毒的传播，结果却被叫到派出所，被迫在散布谣言的训诫书上签字。
李文亮因冠状病毒去世后，哀悼和愤怒的浪潮席卷了中国的互联网。
“李文亮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个声音，”李昱辰写到。后来，他又在微信上的一个帖子里写到：“我认为悼念他的最好方式是继续做一名公民”，并继续写作。
这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了平息人们的怒火——对李文亮医生之死以及许多本可以因他的警告而逃过一劫的人的死亡，当局加倍采取了最初引发这种愤怒的策略：利用网警让最直言不讳的人噤声。
人们对该组织知之甚少，它隶属于网络安全保卫局，长期以来一直是针对黑客和网络欺诈的执法者。但是政府释放的信息偶尔会提供一些线索。2016年，人口5000万的广西表示，它拥有将近1200名网警。该省的目标是在该地区达到每万人拥有一名网警，可见这一警力部门的雄心。
在早期的中国社交媒体上，对批评者极少有严厉的惩罚。Twitter和Facebook在中国被禁止，数以百万计的人使用模仿它们的替代品，而审查制度通常意味着帖子消失不见或者外国网站无法访问。现在，警察积极追捕禁文的作者，怒火被恐惧取代。
朋友和家人互相警告，在聊天群里说话要注意。这些变化发生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努力推动党在互联网上的铁腕统治之际。
习近平为维稳部队提供了新的资源。网警找人的速度非同寻常，人们本来以为在网上发表批评言论是匿名的。这种速度是新近花费数十亿美元的监视技术的结果。
网警所属的中国公安部没有回应多项置评请求，包括网警在使李文亮医生噤声事件中起的作用。但专家表示，李文亮签署并随后在网上发布的声明，与网警强迫网上的批评者签署的保证书相符。
“李文亮去世后，网上愤怒的原因是人们知道他所遭遇的只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经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School of Inform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研究科学家萧强说。“这不是当地警察的错。这种事情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习近平的错。”
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迅速采取行动协调网络监控工作。他设立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这个新机构，用于协调网络审查，打压社交媒体上那些并不总是听党的话的“大V”。
2015年网警的出现，表明习近平对压制网络的野心达到更高水平。那一年，各地警察局创建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宣传网络逮捕行动。
没过多久，网警就成了国家最严厉的工具，用来迫使网上的煽动者保持沉默。网警经常不动声色地进行监视，他们会要求当地执法部门将违法者带进来审问——他们称之为“摸底”。他们进驻越来越多的地方警局，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从电信诈骗到使用Twitter。
在冠状病毒暴发之前，他们关注的焦点是香港的抗议活动。
45岁的金融工作者波尔·程（Bole Cheng，音）去年秋天接到电话。之前他在网上就香港问题跟人发生争吵，并用意思是“小人”的双关语称呼习近平。两天后，两个警察来到他的门口。
“他们说我在微信上胡言乱语，有问题，所以我得和他们去警局走一趟，”他说。在五个小时的审讯中，他们告诉波尔·程，他们使用人工智能搜索引擎找到了他。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又联系了他两次。他们吹嘘自己的权力越来越大，承担了新的国家安全责任。还有一次，波尔·程与一名年轻警官讨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后者试图将自己的工作与《1984》中描述的情形区分开来。
“他想表现出他读过书，那些故事不是关于中国的。奥威尔说的不是我们，”他说。
警方威胁说要让他的儿子无法上学，波尔·程做出了让步，签署了一份保证书，承诺不再讨论香港问题，不再侮辱国家领导人。
中国互联网上对政府的抗疫努力充满了真诚的赞扬。 Thomas Peter/Reuters
伯克利的萧强说，网警在冠状病毒暴发期间更加活跃。零星的政府消息证实了这一点。在今年的头几周，广西警方调查了385名散布谣言的人。青海警方约谈了72人。宁夏警方约谈了66人。
网络审查人员也在加班加点。自李文亮去世后，他就成了受审查的话题。大量帖子和账号从社交媒体上消失。
“这是自社交媒体在中国出现以来空前的言论爆炸，”汉娜·杨 （Hannah Yeung，音）说。她经营着一个致力于保存帖子的网络组织，称其为网络墓地。最近几周审查变得异常严格，她说她担心中国人正在失去记录过去的能力。
“人们大喊大叫一通，然后他们的帖子就被删掉，不再有反对的声音。什么也留不下来，”她说。
初步迹象表明，这场运动至少取得了部分成功。中国互联网上充满了对政府应对疫情的真诚赞扬。早期失误的记录大多不复存在。
这种成功本身也构成了威胁。如果地方官员掩盖问题，中国领导人可能会错过重大危机的早期预警，就像1月初武汉医生发出的那种。
1月初，当迈尔斯·张 （Miles Zhang，音）出差到武汉时，他是为疫情暴发做好准备的少数人之一。在妻子的坚持下，他戴上了护目镜和口罩，她在新闻遭审查之前在网上看到了李文亮被训诫的消息。
“我真的很显眼，”他回忆道。这些预防措施可能使他没有患上当时正悄悄在全城蔓延的冠状病毒。
就在一年前，这种对被封锁的信息的兴趣曾让迈尔斯·张陷入麻烦。去年9月，警方将他叫去问话，就他使用一款拦截政府互联网过滤器的软件一事进行讯问。经过几个小时的审讯，他们把他扔到街上。那次经历让他大为震惊，他走了几公里的路才回到焦虑的家人身边。
他刚从加拿大旅行回来，开始计划永远离开中国。
“我曾经认为，审查是一个可以克服的技术问题，”迈尔斯·张说。“但是这一次就像当头一棒。这是国家恐怖主义。”
上海——随着中国试图重塑其对冠状病毒暴发应对迟缓的叙事，它正转向一种对网上不法行为进行报复的新警种。
随着共产党努力对中国八亿网民的思想、言论甚至记忆进行控制，网络警察获得了更大权力。治理的崩溃加剧了疫情，现在，网警正成为抵挡针对前者的愤怒情绪的堡垒。
警察会出其不意地来到网上发表批评言论的人家中。他们强行拉走犯事者，进行数小时的审讯。他们强迫目标对象签署保证书，并宣布不再发表政治上不能允许的言论，即使这些言论是在相对私密的聊天群里说的。
在中部城市成都，刚从法学院毕业的李昱辰（音）说，他在2月初用古文写了一篇讽刺审查制度的文章后，被人从家中带走。警方对他的审问从下午持续到半夜，他们首先问他是否爱国，他说是。李昱辰说，他被迫签署了一份声明，否认自己的观点，并保证听党的话。
这次经历与李昱辰文章里的主人公、武汉医生李文亮的遭遇如出一辙，后者在聊天群里试图提醒同行注意一种神秘病毒的传播，结果却被叫到派出所，被迫在散布谣言的训诫书上签字。
李文亮因冠状病毒去世后，哀悼和愤怒的浪潮席卷了中国的互联网。
“李文亮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个声音，”李昱辰写到。后来，他又在微信上的一个帖子里写到：“我认为悼念他的最好方式是继续做一名公民”，并继续写作。
这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了平息人们的怒火——对李文亮医生之死以及许多本可以因他的警告而逃过一劫的人的死亡，当局加倍采取了最初引发这种愤怒的策略：利用网警让最直言不讳的人噤声。
人们对该组织知之甚少，它隶属于网络安全保卫局，长期以来一直是针对黑客和网络欺诈的执法者。但是政府释放的信息偶尔会提供一些线索。2016年，人口5000万的广西表示，它拥有将近1200名网警。该省的目标是在该地区达到每万人拥有一名网警，可见这一警力部门的雄心。
在早期的中国社交媒体上，对批评者极少有严厉的惩罚。Twitter和Facebook在中国被禁止，数以百万计的人使用模仿它们的替代品，而审查制度通常意味着帖子消失不见或者外国网站无法访问。现在，警察积极追捕禁文的作者，怒火被恐惧取代。
朋友和家人互相警告，在聊天群里说话要注意。这些变化发生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努力推动党在互联网上的铁腕统治之际。
习近平为维稳部队提供了新的资源。网警找人的速度非同寻常，人们本来以为在网上发表批评言论是匿名的。这种速度是新近花费数十亿美元的监视技术的结果。
网警所属的中国公安部没有回应多项置评请求，包括网警在使李文亮医生噤声事件中起的作用。但专家表示，李文亮签署并随后在网上发布的声明，与网警强迫网上的批评者签署的保证书相符。
“李文亮去世后，网上愤怒的原因是人们知道他所遭遇的只是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经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School of Inform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研究科学家萧强说。“这不是当地警察的错。这种事情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习近平的错。”
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迅速采取行动协调网络监控工作。他设立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这个新机构，用于协调网络审查，打压社交媒体上那些并不总是听党的话的“大V”。
2015年网警的出现，表明习近平对压制网络的野心达到更高水平。那一年，各地警察局创建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宣传网络逮捕行动。
没过多久，网警就成了国家最严厉的工具，用来迫使网上的煽动者保持沉默。网警经常不动声色地进行监视，他们会要求当地执法部门将违法者带进来审问——他们称之为“摸底”。他们进驻越来越多的地方警局，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从电信诈骗到使用Twitter。
在冠状病毒暴发之前，他们关注的焦点是香港的抗议活动。
45岁的金融工作者波尔·程（Bole Cheng，音）去年秋天接到电话。之前他在网上就香港问题跟人发生争吵，并用意思是“小人”的双关语称呼习近平。两天后，两个警察来到他的门口。
“他们说我在微信上胡言乱语，有问题，所以我得和他们去警局走一趟，”他说。在五个小时的审讯中，他们告诉波尔·程，他们使用人工智能搜索引擎找到了他。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又联系了他两次。他们吹嘘自己的权力越来越大，承担了新的国家安全责任。还有一次，波尔·程与一名年轻警官讨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后者试图将自己的工作与《1984》中描述的情形区分开来。
“他想表现出他读过书，那些故事不是关于中国的。奥威尔说的不是我们，”他说。
警方威胁说要让他的儿子无法上学，波尔·程做出了让步，签署了一份保证书，承诺不再讨论香港问题，不再侮辱国家领导人。
中国互联网上对政府的抗疫努力充满了真诚的赞扬。 Thomas Peter/Reuters
伯克利的萧强说，网警在冠状病毒暴发期间更加活跃。零星的政府消息证实了这一点。在今年的头几周，广西警方调查了385名散布谣言的人。青海警方约谈了72人。宁夏警方约谈了66人。
网络审查人员也在加班加点。自李文亮去世后，他就成了受审查的话题。大量帖子和账号从社交媒体上消失。
“这是自社交媒体在中国出现以来空前的言论爆炸，”汉娜·杨 （Hannah Yeung，音）说。她经营着一个致力于保存帖子的网络组织，称其为网络墓地。最近几周审查变得异常严格，她说她担心中国人正在失去记录过去的能力。
“人们大喊大叫一通，然后他们的帖子就被删掉，不再有反对的声音。什么也留不下来，”她说。
初步迹象表明，这场运动至少取得了部分成功。中国互联网上充满了对政府应对疫情的真诚赞扬。早期失误的记录大多不复存在。
这种成功本身也构成了威胁。如果地方官员掩盖问题，中国领导人可能会错过重大危机的早期预警，就像1月初武汉医生发出的那种。
1月初，当迈尔斯·张 （Miles Zhang，音）出差到武汉时，他是为疫情暴发做好准备的少数人之一。在妻子的坚持下，他戴上了护目镜和口罩，她在新闻遭审查之前在网上看到了李文亮被训诫的消息。
“我真的很显眼，”他回忆道。这些预防措施可能使他没有患上当时正悄悄在全城蔓延的冠状病毒。
就在一年前，这种对被封锁的信息的兴趣曾让迈尔斯·张陷入麻烦。去年9月，警方将他叫去问话，就他使用一款拦截政府互联网过滤器的软件一事进行讯问。经过几个小时的审讯，他们把他扔到街上。那次经历让他大为震惊，他走了几公里的路才回到焦虑的家人身边。
他刚从加拿大旅行回来，开始计划永远离开中国。
“我曾经认为，审查是一个可以克服的技术问题，”迈尔斯·张说。“但是这一次就像当头一棒。这是国家恐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