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计》后,她仍然会去找3千公里外的“城市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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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李勒优今年十七岁,身高一米五二,瓜子脸,头发披到肩膀上。

她现在上高三,喜欢上生物课,爱看侦探小说,梦想当一名法医。

七年前,十岁的李勒优被选中参加《变形计》。这档风行了十几年的节目,聚焦厌学、物质、冷漠的城市“问题少年”,使其与农村孩子互换生活,体验不同的人生。

屏幕中,李勒优从云南红河县的农村,飞往了3600公里外的辽宁大连。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她体会到农村与城市的差距;经历了得到又失去的恐慌;感受到了同学的羡慕与嫉妒……最重要的是,从小没有妈妈的她,找到了那份久违的母爱。

在此之前,没有人懂得她的悲伤。

早在2016年,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副教授陈博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变形计》备受关注的根本原因绝非节目本身,而是其触及到中国社会大变革时代,家庭中对爱的苛求与情感疏离、教育的疲软与困顿、社会发展差距、贫富鸿沟的日益弥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与症结。

节目自播出以来,获得大量关注,同时也备受质疑。它被指责设置刻板,对事件描述存在渲染化倾向等,“捧红了城里孩子,踩碎了农村孩子。”

李勒优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存在。

节目结束后的七年来,她依赖着那份母爱,一个人穿梭于城市和农村,从未中断过。



李勒优生活的宗腊村,群山环抱。 澎湃新闻记者 赵志远 图

“她就是我妈妈”

7月中旬,李勒优从红河县城的高中坐车返回老家——约80公里远的架车乡宗腊村。

这个中国西南角的小村庄,冬暖夏凉。第二天,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气温剧降,只有约20度。

雨越下越大,第三天,村子停电了。屋里很黑,冷气袭来。李勒优穿上棉衣,坐在堂屋的门口,呆望着远处的山坡——七年前,来自大连城里的崔晋哥哥也曾坐在这儿,像她一样遥望着远山。

命运像远山的迷雾,若隐若现。

李勒优有时想,如果她当年没有参加《变形计》,跟崔晋哥哥“互换人生”,认识了妈妈吴丽……她只是一个“孤儿”,必定会早早外出打工。

李勒优一岁多时,妈妈去世,爸爸紧接着入狱了。她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他们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让她跟大她四岁的小姑以姐妹相称,有什么东西都是两人平分。

奶奶张菊花记得,李勒优三岁前不会讲话,四岁的时候,她拉着自己问:“奶奶,我是不是你生的呀?”张菊花听后很心疼,回答她说:“是的。”

自从儿子犯事被抓,张菊花悲伤过度,身体出现了疾病。很长一段时间,她躺在床上,无法起身,靠她的母亲,即李勒优的太奶奶帮忙做饭,照顾两个小孩。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李勒优意识到了自己跟别人的不同。张菊花说,李勒优渐渐长大,懂得了父母跟爷爷奶奶的区别,也听到村里人议论她的父母,开始变得敏感、自卑。

事实上,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两姐妹”都很内向。

李勒优记得,她很小就会做家务,经常做饭、炒菜、洗碗、扫地……甚至上山砍柴。她和小姑很少买新衣服,衣服破了,缝缝补补接着又穿。那时候,一家四口全靠爷爷偶尔外出打零工维生。



节目里,李勒优穿着破洞裤子。 视频截图

六岁的时候,李勒优到架车乡中心小学上一年级,上学路上要走两个多小时。

这所乡里最好的小学,当时有七百多名学生,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在学校寄宿。李勒优星期天去学校,星期五下午回家,每周生活费约10块钱。

李勒优和小姑读书后,奶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偶尔也会外出打零工。有一段时间,爷爷奶奶都出去了,家里只剩下她和小姑。李勒优总是很害怕,她对黑夜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不敢关灯睡觉。每次,小姑睡了,她要等好久才能睡着。甚至,她在学校宿舍也必须自己打着手电筒才能睡着。

那一段黑暗时光,让她早早意识到了生命的孤独。

李勒优说,她不敢跟同学说话,走路也总是低着头。在一位同学的记忆中,那时候的李勒优很难结交,性格倔强,有一次还跟男同学打架。

没有人知道,从小敏感的她,经历了怎样的伤痛。

爷爷奶奶不懂她的悲伤,也无法给予她想要的爱。直到李勒优被选中参加《变形计》,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大连有一个妈妈在等着她。

连续几个夜晚,李勒优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妈妈已经死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大连的妈妈长什么样?她是大眼睛、长头发?……她会不会喜欢我?

吴丽至今记得,2014年的冬天,她在大连机场第一次见到李勒优时,惊呆了:对方踩着一双凉鞋,穿着破旧的粉色外套,背后是一个单薄的书包……

那时的李勒优,身高约一米三,苹果脸,很可爱。

镜头画面中,李勒优抬头望着吴丽,怯怯地叫了两声“妈妈”。吴丽内心触动,立即脱下身上的外套,披在李勒优身上,并接过了她的书包。



在机场,李勒优第一次叫吴丽“妈妈”。 视频截图

七年后,李勒优回忆起那一幕,称那是她第一次叫妈妈,当时心情复杂,但就在那一瞬间,她认定了“她就是我妈妈”。

李勒优说,最让她触动的是,有一次吴丽带她去单位,别人问李勒优是谁,对方不假思索地介绍说:“这是我女儿。”那时候,节目组并没有跟着她们一起去。李勒优发现,这不只是一场节目或表演,她们的母女情是真实的。

自那时候起,七年来,她们一直延续着这份母女情。

7月22日,回家的第六天,李勒优搭车去了昆明,一个人飞往3600公里外的大连,那里是她的第二个家乡。

“变形计”

七年前的那个中午,李勒优被老师叫到操场,见了《变形计》的两个选角导演“姐姐”。

这档生活角色互换节目,以纪录片+真人秀模式,于2006年首播,号称“新生态纪录片”。它经历停播,又卷土重来。到2014年时,节目从最开始的“变形”七天,改成“变形”一个多月;主人公的选择也具有更强的差异性和多元性。

《变形计》导演张涛说,农村主人公的挑选标准是,家里条件不好或者情况特殊的孩子,最好表达能力强的。

他们定位落后的乡镇,通过县宣传部或教体局,让学校推荐合适的孩子,他们再跟这些孩子一个个聊。“有时见了上百个孩子,也挑不中一个孩子,选角比拍摄的时间还要长。”张涛说。

那天,同时被叫到操场的,还有小姑李敏,以及其他几个小朋友,他们几乎都是孤儿或者单亲家庭的孩子。李勒优记得,她手里捧着碗筷,准备去打饭时,被导演“姐姐”拉到了一旁,问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爱好,觉得外面是什么样子……当对方问起她家里的情况,李勒优说着说着突然哭了起来。

李勒优的悲伤触动了导演“姐姐”。

那时候,李勒优只有十岁,身份证年龄比实际大两岁。因为家里没钱买电视,她偶尔会去别人家里看《仙剑奇侠》、《喜羊羊》等动画片,但从来没有看过《变形计》,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当听到老师说,被选中的学生,不仅可以参加节目拍摄,还可以去城里看汽车、飞机和高楼大厦时,李勒优很期待。

李勒优喜欢城市,对外面充满了好奇。上小学前,她曾去过一次县城,在县城的姨奶奶家里住了一个星期。那是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李勒优看见千姿百态的高楼大厦、马路上的汽车自由奔跑、家里的白炽灯照得地板明晃晃的……

她回到村子,土砖房里只有昏黄的灯光、漆黑的地板,以及随处可见的鸡屎和鸭粪。



宗腊村。视频截图

宗腊村坐落在山坡上,有41户人家,几乎全部都是哈尼族,他们有自己的节日、语言和服装。2000年以前,村子很少跟外界沟通,多数人不会说普通话。李勒优记得,小的时候,村里来过一群会说普通话的外地人,帮村里修马路。李勒优喜欢跑去跟他们说话,问他们外面的世界,她也因此学会了讲普通话。

2014年11月,车子开进了村里,节目组工作人员如约而至。

村民很惊讶,第一次看见小车开到了村里,还带来了这么多的外地人。他们纷纷围过来,用哈尼语问发生了什么事。村干部一遍一遍地解释,但他们依旧无法理解拍摄节目是什么意思。

老人们很好奇,他们跟在节目组工作人员后面,看着他们拿着摄像机、无人机,把李勒优、村民和远山都拍进了机器里——镜头里,村民围着竜树跳舞,唱着古老的哈尼族歌;李勒优在村子里奔跑,一边哭喊着寻找“妈妈”……

李勒优说,她当时没想过拍得好不好,只是真实地去感受。

一个星期后,她跟着节目组坐飞机去了大连。这里冬天很冷,晚上满街都是霓虹灯,行人穿着羽绒和貂皮大衣。李勒优发现,马路上车子太多,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像农村自由自在。



李勒优第一次去大连的海边。 视频截图

她突然闯入陌生的城市,感到自卑、胆怯,害怕自己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做不好。

吴丽印象中,李勒优那时像五六岁的孩子,对城市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和新奇。有一次,吴丽带李勒优到外面买水果,发现她很多水果都不认识,香蕉、草莓、葡萄……更不要说吃过了。

那一个月,吴丽每晚都搂着李勒优睡。有一次,吴丽出差了,李勒优一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

李勒优第一次滑雪,吴丽帮她穿好鞋,一步一步教她怎么滑,但她的脚还是受伤了。吴丽看到后,很紧张,急匆匆地带着她往医院赶。



李勒优和吴丽在大连的家。 视频截图

当时参与拍摄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导演说,拍摄时,他们没有设计任何情节与台词,只是搭建了一个桥梁,双方的情感发展都是自然而然的。

不过,吴丽记得,一开始,节目组会安排她们怎么说,怎么做,包括安排她们一起吃饭、滑雪,安排李勒优进入城里的小学读书等。后来,吴丽觉得有些话很别扭,她跟节目组沟通后,去掉了一些设计和安排,让她和李勒优更自然地相处。

七年后,李勒优回忆起那些场景,点点滴滴,称妈妈的爱跟爷爷奶奶的爱不一样,它热烈、直接、缠绵,自己此前从未感受过。

吴丽说,她一直想要一个女儿,李勒优的到来弥补了这种遗憾,这是上天送给她的礼物。

但很快,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吴丽送李勒优回宗腊村,分别时,看着李勒优哭着喊“妈妈”,她的眼泪落了下来。

对于李勒优来说,这更像是一场梦。刚感受到母爱,一切戛然而止。



李勒优和吴丽分别。 视频截图

“成名”的困扰

坐大巴车回昆明的路上,吴丽突然让司机停车,说要去咨询收养孩子的政策。导演张涛记得,他们打通了当地民政部门的电话,一番沟通后,对方说吴丽有一个儿子,又是单亲母亲,不符合收养孩子的条件。

吴丽想收养李勒优,带她回大连生活、读书的希望破灭了。

但她们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被割断。李勒优回云南前,吴丽给她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告诉对方,想她的时候就给她打电话。

吴丽离开的当天,李勒优不停地拨打妈妈的电话,但对方在飞机上,电话一直打不通。第二天早上,电话终于接通了,两人哭着聊了一个多小时。吴丽叮嘱李勒优好好读书,多帮爷爷奶奶做些家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就告诉她,她会买了寄过来。

有半年的时间,李勒优因为想妈妈,经常躲在被子里哭,但她不敢跟别人说,甚至小姑都不知道。她从小就很难对别人敞开心扉。

那段时间,那种得到又失去的恐慌,让她陷入了更深的孤独。

与此同时,没有人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在学校的一个同学看来,李勒优太幸运了,参加完《变形计》后,她皮肤变白了,穿的衣服也变好看了,还有了智能手机。那个时候,学校很少有学生用智能手机。

李勒优的校友李仙恩记得,那段时间,大家都围着李勒优,问她各种奇怪的问题。李仙恩很羡慕李勒优的手机,通过它第一次知道了视频网站和追剧。

2015年3月,李勒优这期《变形计》播出。

李勒优的爷爷奶奶花五百块钱,买了一台三十英寸的彩电,专门为了看孙女的这期节目。小姑李敏说,他们守在电视机前,看了三四遍。

节目里,李勒优穿着破洞裤子,到山上砍柴;她飞到大连后,穿得光鲜亮丽,住在漂亮的大房子里,讲一口普通话。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爷爷奶奶听不懂,也跟着一时笑一时哭。

架车中心小学的两位老师记得,那一段时间,整个架车乡的大街小巷,所有电视机里都在循环播放李勒优的《变形计》。

期间,学校老师还几次组织学生在多媒体教室一起看,李仙恩记得,当时很多同学都看哭了。

李勒优火了,大街小巷都在谈论她。

很多同学围着她问:你是不是坐过飞机?飞机长什么样?城市是不是很漂亮?这个内向沉默的小姑娘,开始滔滔不绝地跟同学们介绍起美丽的城市……

村里的大人拉着她问:“你一个人去这么远(的地方),不害怕吗?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大呀?”

李勒优说,她从来没有想过怕不怕,一心只想着去看外面的世界。

很多同学发现,李勒优变得开朗、自信了,成绩也变好了,还频繁地得到老师的表扬和奖励,不少同学想跟她交朋友。李勒优说,但当时也有人表面跟她玩得好,背地里说“她很骄傲”等。

7月中旬,李勒优说起那时候,称自己确实“骄傲了”,“我有妈妈了,也有自信了,我为什么不能骄傲?难道我就只能像原来一样内心自卑吗?”

很快,有许多村外的人看了节目后,带着玩具和礼物来村里看李勒优。

来的人接连不断,村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人要来看李勒优,导致李家陷入了尴尬的处境。

那时候,当地爱心人士朱江峰正在资助李勒优和村里其他几个小孩。有一次,朱江峰来村里看李勒优,见对方孤零零地坐在床边,床上放满大小不一的布娃娃。朱江峰觉得奇怪,问她为什么不跟小伙伴玩,李勒优没有回答。他又问她,是否愿意把布娃娃送给小伙伴,李勒优回答说“她们不要”。

朱江峰意识到,那一段时间,李勒优被孤立了。小朋友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变形计》导演)只选李勒优?为什么李勒优这么幸运?她凭什么这么幸运?

李敏也羡慕李勒优。她说,自己也想去“变形”,但如果真的选她去拍,她肯定会很害怕,不敢一个人去这么遥远的地方。“我父母(李勒优爷爷奶奶)都是农村人,不懂外面的世界和法则,也没有教过我们,所以我很佩服她(李勒优)。”

上初中后,李勒优去了县城读书,又被其他同学围观,她为此很烦恼:我为什么要像猴子一样被人围观?

城里的哥哥

吴丽有时会想,如果儿子崔晋当年没有参加那档节目,也就没有她跟李勒优之后的缘分。

2010年,吴丽跟丈夫离婚后,选择让儿子崔晋跟着自己。离婚前,他们家做生意,经济条件不错,住大房子,出门有司机接送,穿名牌……但因生意失败,加上离婚,吴丽一个人带着儿子住进了出租屋。



崔晋小时候和爸爸妈妈。 视频截图

她借钱开了一家灯具店,工作很忙,压力又大,没有时间和精力管儿子。

崔晋记得,那时候,母亲每天很忙,父亲再也没有出现过,家里总是冷冷清清,他经常一个人对着镜子说话。

与此同时,崔晋的生活也完全变了,母亲给他买40块钱的布鞋,他不肯穿,有时吃了上顿没下顿……

崔晋开始逃学,成绩一落千丈,经常跟母亲吵架。后来,为了找回曾经的生活,他自己在社交平台卖衣服、生活用品等,很快就赚到了第一笔钱。

他拿着这些钱,“挥霍无度”,甚至不回家,因为家里没有温暖。



崔晋和吴丽在家常常吵架。 视频截图

那段时间,吴丽也很苦恼,不知道怎么管教儿子。2013年的一天,吴丽看了一期《变形计》,里面的农村孩子懂事、体谅父母,母子感情非常好。她深受触动,发了一条短信给儿子,让他去看看这个节目。

吴丽没有想到,儿子会愿意参加《变形计》。

导演张涛说,城里孩子的挑选标准是12岁到18岁,个性强、叛逆,或者跟家庭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记得,崔晋报名参加节目,是希望改善跟父母的关系,一家人能好好说说话。那时候,崔晋有好几年没有见到父亲了。为此,节目组特意修改了“剧本”,让父子俩一起到农村体验生活。

2014年冬天,16岁的崔晋一个人拖着箱子走进了宗腊村,和他一起“变形”的,还有青岛少年于海。

从2012年到2018年,张涛做了六年《变形计》的导演,接触了不计其数的城市“叛逆少年”。他印象中,很多城里孩子去农村前,会把那里想象的特别美好,抓鱼、打鸟、游泳……认为自己能在乡村活出一片天。事实上,一到村里,他们就“傻眼”了。

崔晋住的李勒优家是一栋土坯房,家徒四壁,几盏昏黄的电灯布满灰尘。他们睡在地板上,下面是猪圈,掀开被子,能从缝隙里看到猪。



崔晋在村里干农活。 视频截图

第三天,崔晋拖着箱子,跑到了马路上,想要逃离这个地方,被工作人员和于海父亲拉了回去。

刚开始拍摄那几天,崔晋无法适应农村的艰苦,而看到于海有父亲陪伴,自己的父亲却没有来,让他倍感失落。吴丽记得,有一天,崔晋情绪崩溃,拿手机给她打电话,歇斯底里地哭喊:“我满腿全是包,想你想得要命,让他(于海)爸给你发短信,他说不能发,你懂那种感觉吗?我要死在这儿了……”

多年以后,崔晋回想起宗腊村,明白那个偏僻、贫穷和古老的村子,有着跟他过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让崔晋欣慰的是,没过多久,父亲来了。

这是自父母离异后,崔晋第一次见到父亲,他甚至觉得有些尴尬。镜头里,崔晋想跟父亲亲近,父亲也想跟他亲近,但中间总像隔着什么。很快,镜头记录下了他们当时发生的“冲突”——崔晋怪父亲,不给他一个完整的家,让他生活在冰冷的家中;父亲说崔晋虚荣、花钱如流水,不懂得体谅父母。



崔晋和父亲在村里谈心。 视频截图

七年后,崔晋再看自己的节目,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很幼稚,“好丢人。”

崔晋对这档节目有一种复杂的情绪。他说,节目70%左右是真实的,同时节目组有时制造冲突、故意激怒他们,比如拿走他们的手机、烟、钱,激化他们跟学校老师的矛盾。

事实上,他们从城市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变形”,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和冲突。

但节目到了最后,所有的矛盾似乎都会得到化解:老师与学生、城市与农村、父母与子女……

在最后的镜头里,崔晋变了,他跟父亲、母亲坐在山头聊天,仿佛又找回了从前的温馨。



节目最后,崔晋和父母坐在山头聊天。 视频截图

不过,在张涛看来,对崔晋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很难说这样的体验能真正改变他们,只能让他们去感受,发现之前被忽视的东西,特别是父母对他们的爱。

吴丽记得,节目拍摄完后,她接儿子回家,在长沙中转时,崔晋想吃牛肉面,当时还问了价格。“他以前从不问多少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不管你有没有钱。”吴丽觉得,儿子开始懂得节约,理解父母的不易。

而在崔晋看来,他参加《变形计》的最大意义是见到了父亲,并跟他相处了近一个月时间。

自那之后,崔晋跟父亲经常沟通,也不再和母亲吵架,慢慢接受了父母的离异。

西南到东北,3600公里

离开宗腊村时,崔晋第一次见到李勒优,对方穿粉色棉衣,头戴一顶金色皇冠,喊自己的母亲“妈妈”,几次哭着与他们分别。

崔晋记得,他跟着掉落了眼泪,他说不清楚为什么。

李勒优如今回想,假如此后妈妈不再理她,可能会对她产生更深的打击。庆幸的是,吴丽并没有放弃她。

《变形计》播出没多久,吴丽就把李勒优接回了大连,让其在大连读书与生活。这样后续的联系,在《变形计》的众多农村主人公中很少见。

此前,作为单亲母亲的吴丽曾询问过儿子的意见,对方支持她接李勒优回来。7月下旬,崔晋谈论此事称,自己那时已经长大了,能理解母亲的感受,因为经历过“得到又失去”的伤害,他不希望李勒优也经历一次。

拍完节目后,崔晋去了美国一所大学读书,他只待了几个月,因为不适应等原因,很快就回国了。彼时,他们的《变形计》正在湖南卫视热播。



现在的崔晋。 澎湃新闻记者 赵志远 图

与此同时,李勒优进入吴丽家附近的一所小学读书。

李勒优发现,在大连,自己成绩跟不上,特别是英语,完全听不懂。大连的小学从一年级开始上英语,她在老家读书,到五年级还没有学过英语。除了学习跟不上之外,李勒优还觉得,跟城里孩子相比,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对方说什么都听不懂。当时,她陷入了惊慌。

她在大连的小学读了两个月,就选择再次回到老家架车中心小学。那时,她已经看淡了同学对她的过度关注。

回来后,李勒优从最初成绩在班上中等,突然窜到了班上的前几名。她说,参加完《变形计》后,自己就对未来进行了规划:初中去县城读;高中去市里读;大学去大连读医学院……李勒优向往繁华的城市,希望能跟妈妈在一起,为此,她一步步地朝那个方向努力。

2015年的暑假,李勒优想到大连看妈妈,吴丽也想接她来大连玩。但云南到大连有三千多公里,对于一个单亲母亲来说,时间和金钱都是不小的压力。

那时候,吴丽联系上了朱江峰,对方愿意帮忙接送李勒优。

朱江峰至今记得,他第一次去李勒优家时,开车从架车乡到宗腊村,七公里的土路,开了足足两个多小时。那天正好下雨,路上泥土很深,又有泥石流,他至今感到后怕。

到家后,爷爷奶奶听不懂普通话,无法跟他沟通,不敢把孙女交付给他,直到他去派出所打了证明,他才顺利接走李勒优,并把她送到机场,找一位同行的女性帮忙一路照看。

进入机场后,李勒优每走一步,都会发信息告诉妈妈吴丽:我到机场了;我进安检了;我上飞机了;我找到座位了……

昆明到大连,没有直达的飞机,李勒优会跟着大人下机,再转机……至少要四五个小时,有时飞机晚点,要一整天才能抵达大连。她一下飞机,就往机场出口跑,妈妈吴丽会在那里等她。

每次接机,吴丽总是很担心,直到看见李勒优,她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此后,整个暑假,李勒优都待在大连,跟着妈妈玩、买东西、吃海鲜,见她的亲戚朋友等。吴丽说,亲戚朋友都知道她有一个女儿,他们都很喜欢她。不过,崔晋记得,刚开始时,母亲吴丽觉得李勒优木讷、不喜欢叫人,会说她,教她怎么跟人打招呼、相处等。

暑假结束后,李勒优返回云南。朱江峰会去接她,再把她送回宗腊村。李勒优第一次返回时,朱江峰发现,她变得大方了,说话不像以前那样畏畏缩缩,跟人交流也非常有礼貌。

六年级毕业考试,李勒优考了年级第五,被红河县民族中学录取,如愿地去了县城读初中。



李勒优在做卷子。 澎湃新闻记者 赵志远 图

那年暑假,李勒优学会了一个人坐飞机。自此之后,她从云南到大连,一个人来回十几次,自称从来没有害怕过。

李勒优觉得,只要能见到妈妈,就是一种幸福。

“变形”的意义与纷争

2014年冬天,崔晋和于海走进架车中心小学。

他们身高一米七、八,染着头发,打了耳钉,穿戴时髦,成为小学五年级三班的学生,当时在学校引起轰动。

同班的李黎记得,他们住一个寝室,一起上体育课、打篮球,一起玩耍……大家对他们很好奇,围着他们叫哥哥,问他们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

同学李景旭说,有一次,两人在寝室用摩丝帮同学打造发型,同学们都觉得很有意思,但他们却因此被老师批评。

那时候,他们不懂城市和农村的差距,但能感觉到对方跟他们有代沟,年龄和心理上有距离。

七年后,李黎回想起那时,觉得崔晋、于海的到来,让班里的孩子对外面充满了想象,激发了他们内心的渴望与努力。他们这一届同学,有一半以上上了高中和中专。

《变形计》前后持续了十几年,号称“使城里叛逆小子蜕变为勇于承担的少年,同时为农村学子搭建通往梦想的桥梁”,早期好评如潮。但很快,它引发了争议,被指责从选角、拍摄,到制作过程都存在问题。

2015年,暨南大学硕士生周嘉雯在论文中对2014年节目中55名城市和农村主人公进行分析,发现节目选取的城市孩子通常富裕、叛逆、暴躁,有各种不良行为,与父母不和;而农村孩子一般贫困、勤劳、坚强。“城市的问题少年和农村中的淳朴少年被人为地定性……造成一种城市青少年问题严峻的假环境。”

同时,周嘉雯分析发现,在2014年的节目中,77.6%的节目看点名称以城市主人公为表述的唯一主体;6.1%兼具城市和农村主人公,但城市主人公居前;16.3%以农村主人公为表述主体。

此前,节目制片人谢涤葵曾在文章《变形计——一份来自远山深处的力量》中写道:“《变形计》是我们在偏远山区挖到的一剂良药,专治让很多家长失去信心的城市独生子女病。”

这正是这档节目长期以来被诟病的地方:聚焦城市孩子,把农村孩子当成陪衬,构成了对农村的一种消费。

此外,有网友还认为,《变形计》体现差距,制造冲突,只是为了博收视率。它24小时的摄像侵犯了小孩的隐私,对城市和农村小孩都是一种伤害。

中央电视台记者刘奕杉则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对节目不同的看法:《变形计》的社会功能在于反映社会问题,如城市子女教育问题、城乡二元化带来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均问题、严峻的留守儿童问题,还有对主流价值的传播,包括勤奋、珍惜亲情和友情等。此外,湖南卫视设立“变形计励志帮扶金”,对节目中农村主人公和乡村学校进行公益帮扶。截至2014年,对41位孩子和17所农村学校实施了151.23万元的公益捐赠。

李勒优称,节目播出后,湖南卫视每个月补助她500元,一直到她初中毕业。除此之外,很多爱心人士到架车中心小学捐款、捐物。副校长王建荣说,前几年断断续续有人来,他们捐赠和李勒优一样的孤儿或者单亲家庭的孩子。

更显而易见的,是节目播出后城市孩子的改变。

周嘉雯指出,不少城市主人公利用自身名气,走上网红、演艺这一条路,也让人质疑《变形计》选角是否受利益驱使,假借关注社会热点之名炮制平民偶像。

参加节目之前,崔晋就喜欢玩微博,有十几万的粉丝。《变形计》播出后,他的微博粉丝涨到了上百万。

从美国回来后,崔晋没有选择继续读书。那时候,他觉得自己“红了,飘了”,走在路上经常被人认出,拉去拍合照。为了增加曝光度,他开始拍短视频、发“无聊的日常”“我‘哈喽大家好’,都有好几万人双击(点赞)。”

半年后,他开始觉得这不再是自己,渐渐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他拍一些搞笑段子以及穿搭视频,发在微博、快手上,走网络达人这一条路。



崔晋在拍摄穿搭视频。 澎湃新闻记者 赵志远 图

张涛解释,城市孩子在节目之后的选择,并非《变形计》的本意,而是受他们所处社会、家庭环境的影响。

与城市主人公相比,农村主人公很难成为网红,也很少能找到其他出路。朱江峰觉得,对于城里的孩子来说,体验农村生活,让他们看到了城市的背面,能促进他们心智上的成长。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看到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让他们体会到落差,却难以变成积极的意义。他的这种想法或许代表了许多人对《变形计》的质疑。

对此,架车乡的一位村小老师康远雄说:“(农村主人公)遇到这种情况时,如何调节,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变形计》制片人刘茜此前接受采访时说:“因为外面五光十色的世界可能对他造成伤害,你就把他封闭起来,这才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此前就考虑到这个问题,让心理专家进行一个把关和评估。此外,我们会挑选心理状态健康、承受能力较好的孩子,让他们既看到城市美好的一面,同时领略到城市生活的艰辛。”

事实上,农村情况复杂,一档节目无法改变整个家庭,以及乡村教育的环境。

张涛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农村主人公想改变命运只能靠自己,考上大学才能真正改写他们的人生。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魏金梅曾在一篇分析论文中写道:《变形计》制造了一团和气改过自新的大团圆式结局,这是虚假的想象。它以人为替罪羊,忽视了时代的通病,对社会生活的批判停留在事件的层面,无法真正达成每一个人对时代精神和自身命运的深层次反思。

王建荣认为,《变形计》不只是《变形计》的问题,更多的是农村整体教育的问题,特别是农村小孩家庭教育的缺失。

很多农村家庭处于生存的边缘,父母没有时间和精力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

此前,朱江峰资助了20几个架车乡的孩子,每年都会去学生家里走访。他发现,这些偏僻的地方,很多家庭孩子多,负担重,女孩经常早早外出打工,或者辍学嫁人了。



宗腊村的孩子们。 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图

这些年,农村的情况在好转。据王建荣介绍,2013年开始,一方面是家长的认识提高了,一方面是教育局紧抓辍学问题,辍学的孩子越来越少,现在红河县的初中,毕业升学率达75%。农村里九零后父母比六零、七零后父母更注重孩子的教育。康远雄说,一代人的改变要靠一代人的努力。

即便如此,城乡差距依旧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李黎说,他原来小,不懂事,如果是现在,他看到崔晋他们就会自卑,因为觉得“自己很难达到他们的地步,哪怕对方只是城里一个普通的小孩”。

两个世界和一座桥梁

2018年,《变形计》历经13年后,戛然而止。

张涛说,湖南电视台几乎所有的团队都拍过《变形计》,它是真人秀的鼻祖,是湖南广电的黄埔军校。但到后来,全面脱贫后,很难再找到真正贫困落后的村子和家庭,很多农村的房子修得比城市的还漂亮。

张涛觉得,《变形计》不做了,是时代的进步。

不过,在李勒优看来,农村和城市依旧是两个世界,一个是她的现实,一个是她的理想。



李勒优在家里烧饭。 澎湃新闻记者 赵志远 图

7月下旬,张菊花想看孙女李勒优的视频,让记者在网上找七年前的那一期《变形计》。

音乐声响起后,张菊花放下手中的活,目不转睛盯着手机屏幕,看见了七年前的李勒优:小小的身子,穿一身破旧的衣服,在村子里奔跑,一边哭着说:“我不相信妈妈会忍心离开我,我一直找,一直找,翻到床底下,还有箱子里面有没有……”

很快,镜头切到了大连,李勒优见到了妈妈吴丽。“崔晋妈妈人好,她对勒优很好……”张菊花一边看一边嘀咕。

看到节目最后,李勒优跟妈妈分别时,她跟着也抹起眼泪来。

七年过去了,张菊花经常回想起那一幕幕,如果没有参加《变形计》,孙女不会像今天这样既懂事又听话。

《变形计》架起了一座桥梁,此后,每次李勒优从大连回来,都会开心地跟同学分享自己在城里的所见所闻。

村里跟李勒优同龄的人,一个个外出打工,有的已经结婚生子。

李勒优到红河县上初中后,回家的时间不多;上了高中后,回家的时间更少了。但是,她每次回村里,都会帮爷爷奶奶洗衣、做饭,去菜地里帮忙等。她喜欢跟奶奶聊天,说学校的见闻,聊村子的变化。



李勒优和奶奶、小姑一起吃饭。 澎湃新闻记者 赵志远 图

几年前,村里修通了水泥路,很多人买了摩托车,到乡里只要十几分钟。紧接着,一栋栋楼房拔地而起,干净、明亮。

李家依旧住在土房子里,只是楼下不再养猪,门口铺了水泥,家里的墙壁两年前由政府统一刷白了。

他们家有两亩多地,一半种水稻,一半种玉米,偶尔能卖一些赚点钱。收完粮食后,六十多岁的爷爷会到周边打一两个月零工,也能挣上几千块钱。除此之外,家里是低保户,一年有近一万元的补贴。

但家里依旧拮据。三年前,李敏去了昆明读卫校,一年光学费就要八千多块钱,另外每个月还要生活费。

李勒优说,妈妈吴丽经常给她买衣服、鞋子、生活用品等,负担她的学费和生活费,减轻了爷爷奶奶的经济压力。

吴丽从来没有算过自己给李勒优花了多少钱。她觉得,李勒优就是她的女儿,对方需要什么,她就买什么,“妈妈给女儿花钱也要算吗?”

7月23日凌晨,李勒优一下飞机,就看到哥哥和妈妈在机场出口等她。

几年前,吴丽从灯具厂转行做美容。刚有起色时,去年遭遇了疫情。今年夏天,她开了一家面馆,打算跟儿子一起经营。23岁的崔晋,现在是一名时尚达人,在网上卖自己的产品,有衣服、饰品、纹身贴等。

两年前,崔晋回宗腊村看望爷爷奶奶,发现村子变了,修了水泥路,也盖起来白色的小洋楼,但村里的留守儿童依旧很多。



现在的宗腊村。 澎湃新闻记者 赵志远 图

崔晋说,他曾在村里找到温暖,也希望给这些孩子带去温暖,于是,他开始关注留守儿童,也希望妹妹李勒优的故事能激励更多人。

从机场回家的车上,吴丽跟李勒优聊起最近的见闻,家长里短,包括李勒优脸上的青春痘……没有丝毫的生疏感。

吴丽记得,刚开始那几年,李勒优来大连时,说话小声、谨慎,似乎总有一丝不自在。

在李勒优眼里,妈妈吴丽是一个要强的人,会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去努力争取,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她。

似乎是突然之间,当年的小女孩长大了,变得越来越自信,会自己挑衣服,也慢慢有自己的主见了。

吴丽说,李勒优高二分班时,她建议对方报文科班。李勒优喜欢生物,故意电话关机,坚持报了理科班。

这两年,李勒优除了暑假,寒假也会来大连。他们一起在家做饭,去玩,或者买东西,但崔晋很少跟妹妹李勒优谈心,只是会告诫她不要早恋。他说,自己吃过亏,不希望妹妹也为此吃亏。



李勒优和哥哥、妈妈在大连的家里吃饭。 澎湃新闻记者 赵志远 图

上高中后,李勒优感到迷失,觉得现实到理想距离太遥远。有一段时间失眠,她成绩迅速下降,陷入了抑郁状态。

朱江峰觉得,李勒优学习压力很大,因为很多人帮助过她,她觉得自己成绩不好,万一考不上大学,就是辜负了那些曾经帮助她的人。

跟李勒优同一个年级的李景旭介绍,他们学校今年有一千多人参加高考,考上一本的只有十几人,二本上线率有百分之二三十。宗腊村村长李克斗说,村里至今没有一个人考上本科。

李勒优想考大连的大学,又担心自己考不上。

但张菊花始终觉得,孙女每年去城里,见到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跟村里其他人不一样。她能走出大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应受访者要求,张菊花、张涛、李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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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
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应该如何处理?让其自生自灭?还是帮扶?前者是西方式的冷漠残忍,后者是中国式的种族灭绝。怎么做都会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