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美国工人家庭
编注：在全世界最强大最富裕的美国，当疫情来临时，人们面对着更多社会不公，堪称美国折叠。美国著名媒体纽约时报长文深度报道了这一现象，全文约3000字，非常精彩。
在美国，个人支付约8万美元（约55万人民币），可以购买一份为期6个月的私人健康管理计划，帮助有严重医疗问题的人在美国复杂的医疗系统中不至于迷路，及时得到各种医疗资源。
随着冠状病毒的流行，这样的VIP服务被证明是名副其实的救星，可以帮助客户在洛杉矶安排对冠状病毒的检测，并可以为高危患者提供了供氧设备。
提供这项服务的公司执行主席莱斯利·迈克尔逊大言说：“我们了解实验室的顶尖人员、医生和护士，可以让这个过程更有效率。”
很多人以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对人是公平的，它可以像对待穷人一样折磨王子，如果希望保持健康，也没有人能躲开社会隔离。但是不同的美国人对这种病毒的反应，暴露出美国经常被掩盖的阶级分化——在医疗保健、儿童保健、教育、生活空间，甚至互联网带宽方面。
在纽约，富裕的城市居民放弃了拥挤的公寓，选择了宽敞的第二套住房。在德克萨斯州，富人正花费数十万美元建造安全屋和掩体。
在美国各地，人们逐渐意识到，尽管人们在谈论国家团结，但并非每个人在紧急时刻都是平等的。
“这是一种折叠，”迈阿密企业家、拥有一家葡萄酒公司的霍华德•巴伯内尔表示。“普通工薪阶层正在为地方政府装袋、送货、开卡车。”
一些为富人提供服务的人强调，他们是努力的好公民。迈克尔逊强调，他只对符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简称cdc)发布的指导方针的患者进行了冠状病毒检测，而没有对那些只是担心自己感染的患者进行检测。
尽管如此，大流行下的种姓制度（纽约时报原文如此，Still, a kind of pandemic caste system is rapidly developing） 仍在迅速生长：富人躲在度假酒店里；中产阶级和不安的孩子们被困在家里；而处于经济第一线的工人阶级，即使有工作可做，也会因为工作和为人父母的责任而被压到了个人极限。
曼哈顿的就业律师卡罗琳·里士满说：“我确实知道有富人也有穷人”，她在长岛的第二个家里为餐饮业的客户提供裁员建议（长岛是美国著名的富人区所在地，历史上很多纽约的大富豪，例如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都在长岛拥有大量优良地产）。
”我感到内疚吗？不。但我知道我很幸运。我知道我和那些每天一起工作的人有很大的不同。”
早在新型冠状病毒出现之前，另一种社会公正器就已经被推广了——互联网。数十年来，美国硅谷那些技术布道者们一直以互联网的民主化力量为例，他们说，互联网将为之前没有互联网的社会阶层带来高质量的服务。
其中一些预测已经成为现实。最近几天，人们花在可汗学院网站上的时间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约2.5倍。可汗学院是一项颇受好评的免费在线课程。
今年3月，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医疗保险扩大了所谓的远程医疗服务的覆盖面，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网络看病。
尽管如此，想得到这些服务而必备的技术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仍然遥不可及。尽管有关互联网接入的用户数据并不准确，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2017年的最新数据显示，30%的美国家庭甚至连慢速宽带接入都没有。
该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杰西卡·罗森沃塞尔表示，数百万美国人只有手机，而且经常对手机流量使用设置严格的上限。
她说：“想象一下，用移动设备查找课堂作业，打出一篇论文。不可能有父母会选择手机作为孩子学习的主要工具。”
与美国许多地区一样，德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独立学区（北美的公立教育按学区来分）本周关闭后，试图将大部分课程转移到网上。学校鼓励学生使用各种数字平台来跟上学习进度。
但与富人区不同的是，布朗斯维尔地区的互联网接入是出了名的不稳定。2018年，此学区将近一半的家庭没有宽带，这让它成为了由“国家数字包容联盟”(National Digital Inclusion Alliance)编制的“连接最差城市”名单中的首位。
“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当把学习转移到网络时，”该区负责人雷内古铁雷斯说，“这里不是互联网眷顾的地方。”
这种情况使许多家庭陷入困境。11岁的阿纳西·卢比奥和她的母亲刚刚搬进一套没有互联网连接的公寓。阿纳西在她姨妈家使用笔记本电脑时，一直无法正常使用，因为她无法让视频会议应用程序Zoom正常的工作。
她的母亲贝特西·卢比奥说，“他们总是告诉你去网上学习乘法，或者在网上查找相关信息。”
“在网上，可能确实每个人都在同一个页面上。但如果不是每个人都能用上高速互联网，就像我女儿一，我担心她会落后。”
互联网接入远不是穷人面临的唯一挑战。美国食品和商业工人联合会的会长，马克·佩罗内表示，本周与纽约州约5,000名超市工人举行电话会议时，儿童保育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该联合会代表食品杂货和肉类加工业等行业的100多万名工人。
佩罗纳说：“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够大了，他们就会把他们锁在家里。”他指的是把孩子独自留在家里的选择。
几周前，达琳琳·达格林在去一家疗养院工作的路上，会顺路将她22个月大的儿子送往日托所，但该中心在大流行中暂时关闭， 她找不到朋友或亲戚照顾他时，别无选择，只能选择请假。
“这周我打了两次电话请假，”达格林周三说。“然后公司打电话给我说，不能再请假了，如果再这样，就不要干了。”她说她不知道这周剩下的时间她要怎么办。
与达格林不同，玛吉·拉塞尔-恰尔迪不必在上班和照顾年幼的孩子之间做出选择。作为纽约市的一名非营利性顾问和兼职瑜伽老师，拉塞尔-恰尔迪女士可以安排她三岁儿子的睡眠和游戏时间表——即使有时需要在凌晨醒来——只要他醒着活泼就行。
“我最好在他睡觉的时候自己练习，”她说的是她现在在网上教的瑜伽课。“但让他感觉自己是瑜伽社区的一份子是件好事，虽然现在瑜伽社区是虚拟的，这对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一课。”
中产阶级迅速把生活转移到网上的能力令人吃惊。布鲁克林音乐学院以前每周约有100名教师在学校里教授数百名学生，该校已将整个音乐教学转向视频会议。
自学校上周五开始网上课程以来，超过95%的私立学校学生已经恢复上课了。
管理人员多萝西·萨维奇说，作为对比，这所学校在25所当地公立学校开展了一个音乐教育项目，学校的很多孩子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当这个项目下周推出网络课程时，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孩子可能会参加，不过她希望最终能让60%的孩子参与。
但在这个大流行进行时，那些富裕的中产阶级并不是没有焦虑。在其他方面享有特权的人们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比起更富裕的人们，他们同样缺乏选择。
居住在曼哈顿上东区的自由电视制片人德布·休伯曼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和更富有的朋友之间的差异。”
“我非常想离开这个城市，但我租不起房子。”
休伯曼估计，住在她楼里的邻居有一半已经搬到了另外一套房子，许多人和其他富裕的纽约人一样，住在长岛人口较少的东区。
“我对没有能力离开的朋友和同事感到内疚，”乔·比尔曼说，他和家人从布鲁克林的公园坡搬到了汉普顿的度假屋。（注，汉普顿在纽约长岛的东面，有声名远扬的富人区，三面临水，以度假胜地闻名世界，滨海区域总是云集着来自纽约最顶层的富豪们。）
“我们知道，我们更容易与社会隔离开来，更容易适应这种社会隔离生活，我们有一个后院，孩子们可以骑自行车。”
汉普顿的生活便利不仅限于一个后院，除了更多的空间和海滨景观，这里的社区经常设法更新便利设施。许多在曼哈顿预备学校就读的孩子，继续由教师以传统的课堂形式授课，尽管是通过互联网授课，而公立学校则只能用网上提供的材料替代个别学习。
一家网球私教公司的广告这样说，“教练们仍在进行一对一的授课”，并列出了一些在汉普顿地区可以找到的职业教练。上西区的食品商场，将根据距离远近，提供各种各样的小吃，价格在300美元到400美元之间（在2000到3000人民币左右）。
“我甚至不加价，多出来的费用都是信息服务费用，”食品商场总经理斯科特·戈德谢恩说。
“显然，对于这个豪华社区的大多数人来说，钱不是问题。”
在玛莎葡萄园岛和泽西海岸等一些美国夏季度假胜地，由于担心使当地基础设施压力过重，当地官员已采取措施劝阻二手房主和房客。
在其他情况下，美国富人并不是去东方或西方，而是去南方。得克萨斯州安全密室和地下掩体生产商Rising S的总经理加里·林奇说，他已经增加了15名工人来加班，以应对新订单的激增，其中大部分是地下掩体的订单。Rising S的价格从4万美元到数百万美元不等（大约30万到数千万人民币）。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现在这么大的需求，”总经理林奇说。他已经习惯在晚上关掉手机，这样他就可以睡一会儿了，“需求越来越多了。”
普通的美国工人家庭
编注：在全世界最强大最富裕的美国，当疫情来临时，人们面对着更多社会不公，堪称美国折叠。美国著名媒体纽约时报长文深度报道了这一现象，全文约3000字，非常精彩。
在美国，个人支付约8万美元（约55万人民币），可以购买一份为期6个月的私人健康管理计划，帮助有严重医疗问题的人在美国复杂的医疗系统中不至于迷路，及时得到各种医疗资源。
随着冠状病毒的流行，这样的VIP服务被证明是名副其实的救星，可以帮助客户在洛杉矶安排对冠状病毒的检测，并可以为高危患者提供了供氧设备。
提供这项服务的公司执行主席莱斯利·迈克尔逊大言说：“我们了解实验室的顶尖人员、医生和护士，可以让这个过程更有效率。”
很多人以为，新冠病毒大流行对人是公平的，它可以像对待穷人一样折磨王子，如果希望保持健康，也没有人能躲开社会隔离。但是不同的美国人对这种病毒的反应，暴露出美国经常被掩盖的阶级分化——在医疗保健、儿童保健、教育、生活空间，甚至互联网带宽方面。
在纽约，富裕的城市居民放弃了拥挤的公寓，选择了宽敞的第二套住房。在德克萨斯州，富人正花费数十万美元建造安全屋和掩体。
在美国各地，人们逐渐意识到，尽管人们在谈论国家团结，但并非每个人在紧急时刻都是平等的。
“这是一种折叠，”迈阿密企业家、拥有一家葡萄酒公司的霍华德•巴伯内尔表示。“普通工薪阶层正在为地方政府装袋、送货、开卡车。”
一些为富人提供服务的人强调，他们是努力的好公民。迈克尔逊强调，他只对符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简称cdc)发布的指导方针的患者进行了冠状病毒检测，而没有对那些只是担心自己感染的患者进行检测。
尽管如此，大流行下的种姓制度（纽约时报原文如此，Still, a kind of pandemic caste system is rapidly developing） 仍在迅速生长：富人躲在度假酒店里；中产阶级和不安的孩子们被困在家里；而处于经济第一线的工人阶级，即使有工作可做，也会因为工作和为人父母的责任而被压到了个人极限。
曼哈顿的就业律师卡罗琳·里士满说：“我确实知道有富人也有穷人”，她在长岛的第二个家里为餐饮业的客户提供裁员建议（长岛是美国著名的富人区所在地，历史上很多纽约的大富豪，例如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都在长岛拥有大量优良地产）。
”我感到内疚吗？不。但我知道我很幸运。我知道我和那些每天一起工作的人有很大的不同。”
早在新型冠状病毒出现之前，另一种社会公正器就已经被推广了——互联网。数十年来，美国硅谷那些技术布道者们一直以互联网的民主化力量为例，他们说，互联网将为之前没有互联网的社会阶层带来高质量的服务。
其中一些预测已经成为现实。最近几天，人们花在可汗学院网站上的时间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约2.5倍。可汗学院是一项颇受好评的免费在线课程。
今年3月，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医疗保险扩大了所谓的远程医疗服务的覆盖面，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网络看病。
尽管如此，想得到这些服务而必备的技术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仍然遥不可及。尽管有关互联网接入的用户数据并不准确，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2017年的最新数据显示，30%的美国家庭甚至连慢速宽带接入都没有。
该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杰西卡·罗森沃塞尔表示，数百万美国人只有手机，而且经常对手机流量使用设置严格的上限。
她说：“想象一下，用移动设备查找课堂作业，打出一篇论文。不可能有父母会选择手机作为孩子学习的主要工具。”
与美国许多地区一样，德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独立学区（北美的公立教育按学区来分）本周关闭后，试图将大部分课程转移到网上。学校鼓励学生使用各种数字平台来跟上学习进度。
但与富人区不同的是，布朗斯维尔地区的互联网接入是出了名的不稳定。2018年，此学区将近一半的家庭没有宽带，这让它成为了由“国家数字包容联盟”(National Digital Inclusion Alliance)编制的“连接最差城市”名单中的首位。
“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当把学习转移到网络时，”该区负责人雷内古铁雷斯说，“这里不是互联网眷顾的地方。”
这种情况使许多家庭陷入困境。11岁的阿纳西·卢比奥和她的母亲刚刚搬进一套没有互联网连接的公寓。阿纳西在她姨妈家使用笔记本电脑时，一直无法正常使用，因为她无法让视频会议应用程序Zoom正常的工作。
她的母亲贝特西·卢比奥说，“他们总是告诉你去网上学习乘法，或者在网上查找相关信息。”
“在网上，可能确实每个人都在同一个页面上。但如果不是每个人都能用上高速互联网，就像我女儿一，我担心她会落后。”
互联网接入远不是穷人面临的唯一挑战。美国食品和商业工人联合会的会长，马克·佩罗内表示，本周与纽约州约5,000名超市工人举行电话会议时，儿童保育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该联合会代表食品杂货和肉类加工业等行业的100多万名工人。
佩罗纳说：“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够大了，他们就会把他们锁在家里。”他指的是把孩子独自留在家里的选择。
几周前，达琳琳·达格林在去一家疗养院工作的路上，会顺路将她22个月大的儿子送往日托所，但该中心在大流行中暂时关闭， 她找不到朋友或亲戚照顾他时，别无选择，只能选择请假。
“这周我打了两次电话请假，”达格林周三说。“然后公司打电话给我说，不能再请假了，如果再这样，就不要干了。”她说她不知道这周剩下的时间她要怎么办。
与达格林不同，玛吉·拉塞尔-恰尔迪不必在上班和照顾年幼的孩子之间做出选择。作为纽约市的一名非营利性顾问和兼职瑜伽老师，拉塞尔-恰尔迪女士可以安排她三岁儿子的睡眠和游戏时间表——即使有时需要在凌晨醒来——只要他醒着活泼就行。
“我最好在他睡觉的时候自己练习，”她说的是她现在在网上教的瑜伽课。“但让他感觉自己是瑜伽社区的一份子是件好事，虽然现在瑜伽社区是虚拟的，这对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一课。”
中产阶级迅速把生活转移到网上的能力令人吃惊。布鲁克林音乐学院以前每周约有100名教师在学校里教授数百名学生，该校已将整个音乐教学转向视频会议。
自学校上周五开始网上课程以来，超过95%的私立学校学生已经恢复上课了。
管理人员多萝西·萨维奇说，作为对比，这所学校在25所当地公立学校开展了一个音乐教育项目，学校的很多孩子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当这个项目下周推出网络课程时，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孩子可能会参加，不过她希望最终能让60%的孩子参与。
但在这个大流行进行时，那些富裕的中产阶级并不是没有焦虑。在其他方面享有特权的人们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比起更富裕的人们，他们同样缺乏选择。
居住在曼哈顿上东区的自由电视制片人德布·休伯曼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和更富有的朋友之间的差异。”
“我非常想离开这个城市，但我租不起房子。”
休伯曼估计，住在她楼里的邻居有一半已经搬到了另外一套房子，许多人和其他富裕的纽约人一样，住在长岛人口较少的东区。
“我对没有能力离开的朋友和同事感到内疚，”乔·比尔曼说，他和家人从布鲁克林的公园坡搬到了汉普顿的度假屋。（注，汉普顿在纽约长岛的东面，有声名远扬的富人区，三面临水，以度假胜地闻名世界，滨海区域总是云集着来自纽约最顶层的富豪们。）
“我们知道，我们更容易与社会隔离开来，更容易适应这种社会隔离生活，我们有一个后院，孩子们可以骑自行车。”
汉普顿的生活便利不仅限于一个后院，除了更多的空间和海滨景观，这里的社区经常设法更新便利设施。许多在曼哈顿预备学校就读的孩子，继续由教师以传统的课堂形式授课，尽管是通过互联网授课，而公立学校则只能用网上提供的材料替代个别学习。
一家网球私教公司的广告这样说，“教练们仍在进行一对一的授课”，并列出了一些在汉普顿地区可以找到的职业教练。上西区的食品商场，将根据距离远近，提供各种各样的小吃，价格在300美元到400美元之间（在2000到3000人民币左右）。
“我甚至不加价，多出来的费用都是信息服务费用，”食品商场总经理斯科特·戈德谢恩说。
“显然，对于这个豪华社区的大多数人来说，钱不是问题。”
在玛莎葡萄园岛和泽西海岸等一些美国夏季度假胜地，由于担心使当地基础设施压力过重，当地官员已采取措施劝阻二手房主和房客。
在其他情况下，美国富人并不是去东方或西方，而是去南方。得克萨斯州安全密室和地下掩体生产商Rising S的总经理加里·林奇说，他已经增加了15名工人来加班，以应对新订单的激增，其中大部分是地下掩体的订单。Rising S的价格从4万美元到数百万美元不等（大约30万到数千万人民币）。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现在这么大的需求，”总经理林奇说。他已经习惯在晚上关掉手机，这样他就可以睡一会儿了，“需求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