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得等！起诉普丁是战犯 机率只有1％
反俄示威抗议者4月13日在波兰首都华沙的俄国大使馆外，将俄罗斯总统普丁的肖像抹上红漆。 （路透）美国总统拜登看了乌克兰基辅市郊布查（Bucha）平民横尸遍野的惨况后，4月4日公开痛批，俄罗斯总统普丁是「战犯」。据乌克兰驻美国大使玛卡罗娃（Oksana Markarova）说，至今基辅已收到超过2,000宗有关战争罪的报告。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网19日指出，拜登承诺，战犯罪将被起诉。但他并未说明，要怎么确保这计画落实。而在最理想的状态下，这流程从开始到结束，得花好些年。而在这繁复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被紧急的突发事件打乱。从纪录事实到在海牙举行听证会，最后让克宫官员负责的机率并不高。
联合国乌克兰人权观察团（UN Human Rights Monitoring Mission in Ukraine）正从脸书（Facebook），Viber和Telegram等社群媒体搜集证据，但调查人员必须核实这些堆积如山的证据。
国际刑事律师海尔（Kip Hale）说，所谓的战犯证据太多，由于调查人员必须核实所有的证据，但又缺乏人手，反倒减缓了起诉的程序。而他估计，其中有95%证据都是重复的。
然而，单靠这些证据，并不能将普丁和其他俄罗斯高官绳之以法，而要取得这些克宫高层涉及战争罪的证据，却要难得多。海尔指出，要找到为这些证据负责的较高层俄罗斯指挥官员不仅困难，就算找到了，他们可能怕得要死，甚至什么也不知道，
尽管战犯罪不乏成立的实例，如联合国支持在海牙设置的「狮子山王国特别法庭」（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SCSL），就把涉及谋杀、强暴，强征儿童充军与性奴隶等11项罪名的赖比瑞亚前总统泰勒（Charles Taylor）定罪，判处50年徒刑。然而，据海尔估计，要让普丁负起全责，获判战争暴行罪的机率，只有不到1%。
普京被起诉的百分之一的机会
通往战争罪法庭的道路非常漫长，而且充满了死胡同。作者：Ellen Ioanes，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毕业生。
2022 年 2 月 24 日在纽约举行的“与乌克兰站在一起”集会期间，人们高举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肖像，戴着手铐的弗拉基米尔·普京玩偶聚集在俄罗斯使团。
4月4日，美国总统乔·拜登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为“战犯”，以回应乌克兰基辅郊区布查镇平民尸体的可怕图像。从基辅、切尔尼戈夫和哈尔科夫附近地区撤退的俄罗斯军队留下了许多关于涉嫌战争罪行的报告。据乌克兰驻美国大使奥克萨娜·马尔卡罗娃（Oksana Markarova）称，乌克兰政府已经收到了 2000 多起针对平民犯罪的报告。
拜登承诺将起诉此类罪行。但他没有评论他计划如何确保这种情况发生。可以理解的是，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个过程非常繁重，从开始到结束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并且很容易被沿途的意外事件脱轨。考虑到从文件到海牙听证会这个过程的每个阶段都面临挑战，最终让克里姆林宫官员承担责任的可能性并不高。
战争罪案件的第一个障碍是记录和报告。冲突中平民中心的欧洲主任比阿特丽斯·戈德弗罗伊说，鉴于所报告罪行的数量、种类、规模和地理分布，在积极的敌对行动中尤其是在乌克兰，这是一个特别的挑战。“你收集信息的方式——每个事件的详细程度、粒度——在 Donbas 2021 的背景下与在哈尔科夫 2022 的背景下非常不同，”她说，比较了数据收集的低水平- 强度冲突到现在正在进行的更高强度的冲突。
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多数主义国家：印度教民族主义如何改变印度》的联合编辑安加纳·查特吉通过电子邮件所说，记录战争罪案件还面临着更多的社会和政治挑战。“缺乏国内和国际政治意愿和基础设施可能会削弱或削弱调查和司法工作，”她说，并补充说这种情况“可能会破坏或损害证据”。
“获得合格的人员和技术同样重要，”Chatterji 说。
戈德弗罗伊说，乌克兰的民间社会和政治基础设施实际上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以记录俄罗斯军队据称犯下的战争罪行和冲突造成的平民伤害。“最重要的是乌克兰人在这个问题上正在做什么，”她说，并指出全国范围内正在围绕国家监察员和总检察长 Iryna Venediktova 办公室开展工作，以报告和追踪违反人道主义法和战争罪的事件. 据发言人 Tanya Tesliuchenko 称，联合国乌克兰人权监测团正在通过 Facebook、Viber 和 Telegram 等社交媒体平台收集证据，乌克兰非政府组织如乌克兰.5am 也在这样做。
但国际刑事律师基普黑尔说，通过非政府组织和上传到社交媒体的视频提供的大量文件和报告都有一个缺点。他说：“我们有大量基于犯罪的证据，”或显示战争罪的文件证据。但是调查人员必须核实这些证据，而且他们没有人力来整理所有这些文件，Hale 估计其中 95% 是“多余的”。基于犯罪的证据不会将普京和其他俄罗斯高级官员绳之以法；将高层与战争罪联系起来的证据要难得多。
不过，黑尔说，基于犯罪的证据可以帮助产生这种联系证据。调查人员可能会采访对战争罪负责的俄罗斯士兵，这可能会导致最有罪的证据——“他的手机、他的电脑、在他身上发现的任何文件”——其中可能包括犯下战争罪的命令。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芭芭拉·斯塔尔4 月 6 日在推特上表示，美国一名高级情报官员认为，美国“将能够查明在布查犯下暴行的俄罗斯单位”，并且情报界正在优先寻找对似乎是那里大量屠杀平民。另一位国防官员说：“我只想告诉你，只要看看图像，当你看到有人双手被绑在背后，以及头部中弹的证据时，这显然是有预谋的，似乎是有计划的。”据报道告诉斯塔尔. 起诉直接犯下战争罪和暴行的士兵，即所谓的扳机者，“很容易，”黑尔说，但这不是目标。战争罪起诉的目标是追查制定政策的人，“当你实施该政策时，就会导致犯罪”。
但找到负责的单位可能会导致更高的指挥链，帮助调查人员和当局在像在布查看到的暴行和更知名的俄罗斯官员之间建立联系证据。然而，即使是那些内部证人，如果国际当局采访他们，“也会被吓得屁滚尿流……而且可能并不知道一切，”黑尔说。
3月22日，乌克兰总检察长伊琳娜·韦内迪克托娃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展示了照片。
分析 | 弗林·科尔曼
“目前有国际和国家机制对那些承担个人刑事责任的人具有管辖权，”乔治城法学院冲突后司法和问责制专家简·斯特罗姆塞斯 (Jane Stromseth) 在 3 月份的 USIP 小组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我将特别强调国际刑事法院和乌克兰和其他具有管辖权的国家的国家诉讼程序。” 正如斯特罗姆塞斯所说，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已经到过乌克兰，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小组已经开始收集证据。
但是，Stromseth 说，国际刑事法院将需要国际支持——财政和后勤——来进行有效的调查和起诉，即便如此，国际刑事法院可以起诉的内容仍存在差距。最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刑事法院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起诉侵略罪，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当事方。但是，她坚持认为，除了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带来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些方法可以绕过这些障碍，包括一个侵略特别法庭和一个涉及国家级战争罪起诉的“问责网络”。
乌克兰负责人 Tetiana Pechochyk 说，在乌克兰本身，5am 的刑法不够具体，不足以适当起诉战争罪。例如，俄罗斯士兵强奸平民不会在冲突背景下受审——“只是简单的强奸，”她说。确保乌克兰拥有适当审判战争罪的系统能力至关重要，因为 Pechochyk 估计，战争期间犯下的 90% 的战争罪和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将在乌克兰审判。
即使假设国际刑事法院或已展开刑事调查的国家对那些被认为负有责任的人发出逮捕令，他们仍然可以逃避责任。国际刑事法院签发的逮捕令没有执行机制，依赖于各国当局的合作，而且仍有许多与普京友好到可以窝藏战犯的国家。另外，他们在俄罗斯本身就足够安全了——假设普京继续掌权并决定保护他们。
如果被捕，任何责任方都可能在乌克兰（已立案的国家之一）或国际刑事法院受审，国际刑事法院“有权调查和起诉对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负责的个人承诺在乌克兰境内，”Stromseth 说。乌克兰在 2015 年重申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因此即使是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国家的国民——例如俄罗斯——也可以因俄罗斯被指控在布哈以及可能在乌克兰其他地方犯下的罪行而受到起诉。
正如外交政策的科伦·林奇在 3 月份指出的那样，尽管全球对俄罗斯所谓的战争罪行的关注度很高，甚至有追捕普京本人的意愿，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会被起诉。正如黑尔所说，“他们可以把书扔给普京，但你如何执行逮捕令？” 它还冒着将国际刑事法院政治化的风险，或者至少让人觉得要求起诉普京的国家这样做是为了促成俄罗斯的政权更迭。无论这种情况是否真的发生，拜登等西方政客的出现要求普京因战争罪而受到起诉——没有考虑到这一过程会有多大的挑战——使国际刑事法院陷入困境。
尽管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战争罪定罪——包括被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定罪的利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以及不是由国际刑事法院而是由德国审判的两名叙利亚安全部门前成员——黑尔估计，在任何给定的暴行罪案件中，“总问责的可能性不到 1%”；他说，对大屠杀参与者的纽伦堡审判可能是最接近的。正如 Stromseth 在 3 月份指出的那样，一些或大多数暴行罪的肇事者逃脱惩罚的可能性会激励犯罪行为持续增加。
“普京过去在乌克兰和其他地方的侵略行为和暴行只会让他更加胆大妄为。这种有罪不罚的现象必须停止，”她说，并提到了俄罗斯在车臣和叙利亚实施或促成的暴行。查特吉说，当暴行罪的肇事者没有被绳之以法时，“对被征服社区的大规模暴力和缺乏正义的记忆创造了动荡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针对那些已经被残忍对待的人的进一步暴力似乎不可避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战争罪没有诉讼时效，调查人员可能会发现足够有力的证据，将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或普京本人与乌克兰人目前遭受的恐怖联系起来。地缘政治条件也可能发生变化，使责任人容易受到国际执法机制的影响。但即使所有这些条件都一致，正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Pechochyk 说：“我们知道这将需要数年时间。”
有得等！起诉普丁是战犯 机率只有1％
反俄示威抗议者4月13日在波兰首都华沙的俄国大使馆外，将俄罗斯总统普丁的肖像抹上红漆。 （路透）美国总统拜登看了乌克兰基辅市郊布查（Bucha）平民横尸遍野的惨况后，4月4日公开痛批，俄罗斯总统普丁是「战犯」。据乌克兰驻美国大使玛卡罗娃（Oksana Markarova）说，至今基辅已收到超过2,000宗有关战争罪的报告。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网19日指出，拜登承诺，战犯罪将被起诉。但他并未说明，要怎么确保这计画落实。而在最理想的状态下，这流程从开始到结束，得花好些年。而在这繁复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被紧急的突发事件打乱。从纪录事实到在海牙举行听证会，最后让克宫官员负责的机率并不高。
联合国乌克兰人权观察团（UN Human Rights Monitoring Mission in Ukraine）正从脸书（Facebook），Viber和Telegram等社群媒体搜集证据，但调查人员必须核实这些堆积如山的证据。
国际刑事律师海尔（Kip Hale）说，所谓的战犯证据太多，由于调查人员必须核实所有的证据，但又缺乏人手，反倒减缓了起诉的程序。而他估计，其中有95%证据都是重复的。
然而，单靠这些证据，并不能将普丁和其他俄罗斯高官绳之以法，而要取得这些克宫高层涉及战争罪的证据，却要难得多。海尔指出，要找到为这些证据负责的较高层俄罗斯指挥官员不仅困难，就算找到了，他们可能怕得要死，甚至什么也不知道，
尽管战犯罪不乏成立的实例，如联合国支持在海牙设置的「狮子山王国特别法庭」（Special Court for Sierra Leone，SCSL），就把涉及谋杀、强暴，强征儿童充军与性奴隶等11项罪名的赖比瑞亚前总统泰勒（Charles Taylor）定罪，判处50年徒刑。然而，据海尔估计，要让普丁负起全责，获判战争暴行罪的机率，只有不到1%。
普京被起诉的百分之一的机会
通往战争罪法庭的道路非常漫长，而且充满了死胡同。作者：Ellen Ioanes，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毕业生。
2022 年 2 月 24 日在纽约举行的“与乌克兰站在一起”集会期间，人们高举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肖像，戴着手铐的弗拉基米尔·普京玩偶聚集在俄罗斯使团。
4月4日，美国总统乔·拜登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为“战犯”，以回应乌克兰基辅郊区布查镇平民尸体的可怕图像。从基辅、切尔尼戈夫和哈尔科夫附近地区撤退的俄罗斯军队留下了许多关于涉嫌战争罪行的报告。据乌克兰驻美国大使奥克萨娜·马尔卡罗娃（Oksana Markarova）称，乌克兰政府已经收到了 2000 多起针对平民犯罪的报告。
拜登承诺将起诉此类罪行。但他没有评论他计划如何确保这种情况发生。可以理解的是，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个过程非常繁重，从开始到结束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并且很容易被沿途的意外事件脱轨。考虑到从文件到海牙听证会这个过程的每个阶段都面临挑战，最终让克里姆林宫官员承担责任的可能性并不高。
战争罪案件的第一个障碍是记录和报告。冲突中平民中心的欧洲主任比阿特丽斯·戈德弗罗伊说，鉴于所报告罪行的数量、种类、规模和地理分布，在积极的敌对行动中尤其是在乌克兰，这是一个特别的挑战。“你收集信息的方式——每个事件的详细程度、粒度——在 Donbas 2021 的背景下与在哈尔科夫 2022 的背景下非常不同，”她说，比较了数据收集的低水平- 强度冲突到现在正在进行的更高强度的冲突。
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多数主义国家：印度教民族主义如何改变印度》的联合编辑安加纳·查特吉通过电子邮件所说，记录战争罪案件还面临着更多的社会和政治挑战。“缺乏国内和国际政治意愿和基础设施可能会削弱或削弱调查和司法工作，”她说，并补充说这种情况“可能会破坏或损害证据”。
“获得合格的人员和技术同样重要，”Chatterji 说。
戈德弗罗伊说，乌克兰的民间社会和政治基础设施实际上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以记录俄罗斯军队据称犯下的战争罪行和冲突造成的平民伤害。“最重要的是乌克兰人在这个问题上正在做什么，”她说，并指出全国范围内正在围绕国家监察员和总检察长 Iryna Venediktova 办公室开展工作，以报告和追踪违反人道主义法和战争罪的事件. 据发言人 Tanya Tesliuchenko 称，联合国乌克兰人权监测团正在通过 Facebook、Viber 和 Telegram 等社交媒体平台收集证据，乌克兰非政府组织如乌克兰.5am 也在这样做。
但国际刑事律师基普黑尔说，通过非政府组织和上传到社交媒体的视频提供的大量文件和报告都有一个缺点。他说：“我们有大量基于犯罪的证据，”或显示战争罪的文件证据。但是调查人员必须核实这些证据，而且他们没有人力来整理所有这些文件，Hale 估计其中 95% 是“多余的”。基于犯罪的证据不会将普京和其他俄罗斯高级官员绳之以法；将高层与战争罪联系起来的证据要难得多。
不过，黑尔说，基于犯罪的证据可以帮助产生这种联系证据。调查人员可能会采访对战争罪负责的俄罗斯士兵，这可能会导致最有罪的证据——“他的手机、他的电脑、在他身上发现的任何文件”——其中可能包括犯下战争罪的命令。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芭芭拉·斯塔尔4 月 6 日在推特上表示，美国一名高级情报官员认为，美国“将能够查明在布查犯下暴行的俄罗斯单位”，并且情报界正在优先寻找对似乎是那里大量屠杀平民。另一位国防官员说：“我只想告诉你，只要看看图像，当你看到有人双手被绑在背后，以及头部中弹的证据时，这显然是有预谋的，似乎是有计划的。”据报道告诉斯塔尔. 起诉直接犯下战争罪和暴行的士兵，即所谓的扳机者，“很容易，”黑尔说，但这不是目标。战争罪起诉的目标是追查制定政策的人，“当你实施该政策时，就会导致犯罪”。
但找到负责的单位可能会导致更高的指挥链，帮助调查人员和当局在像在布查看到的暴行和更知名的俄罗斯官员之间建立联系证据。然而，即使是那些内部证人，如果国际当局采访他们，“也会被吓得屁滚尿流……而且可能并不知道一切，”黑尔说。
3月22日，乌克兰总检察长伊琳娜·韦内迪克托娃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展示了照片。
分析 | 弗林·科尔曼
“目前有国际和国家机制对那些承担个人刑事责任的人具有管辖权，”乔治城法学院冲突后司法和问责制专家简·斯特罗姆塞斯 (Jane Stromseth) 在 3 月份的 USIP 小组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我将特别强调国际刑事法院和乌克兰和其他具有管辖权的国家的国家诉讼程序。” 正如斯特罗姆塞斯所说，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已经到过乌克兰，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小组已经开始收集证据。
但是，Stromseth 说，国际刑事法院将需要国际支持——财政和后勤——来进行有效的调查和起诉，即便如此，国际刑事法院可以起诉的内容仍存在差距。最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刑事法院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起诉侵略罪，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当事方。但是，她坚持认为，除了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带来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些方法可以绕过这些障碍，包括一个侵略特别法庭和一个涉及国家级战争罪起诉的“问责网络”。
乌克兰负责人 Tetiana Pechochyk 说，在乌克兰本身，5am 的刑法不够具体，不足以适当起诉战争罪。例如，俄罗斯士兵强奸平民不会在冲突背景下受审——“只是简单的强奸，”她说。确保乌克兰拥有适当审判战争罪的系统能力至关重要，因为 Pechochyk 估计，战争期间犯下的 90% 的战争罪和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行为将在乌克兰审判。
即使假设国际刑事法院或已展开刑事调查的国家对那些被认为负有责任的人发出逮捕令，他们仍然可以逃避责任。国际刑事法院签发的逮捕令没有执行机制，依赖于各国当局的合作，而且仍有许多与普京友好到可以窝藏战犯的国家。另外，他们在俄罗斯本身就足够安全了——假设普京继续掌权并决定保护他们。
如果被捕，任何责任方都可能在乌克兰（已立案的国家之一）或国际刑事法院受审，国际刑事法院“有权调查和起诉对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负责的个人承诺在乌克兰境内，”Stromseth 说。乌克兰在 2015 年重申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因此即使是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国家的国民——例如俄罗斯——也可以因俄罗斯被指控在布哈以及可能在乌克兰其他地方犯下的罪行而受到起诉。
正如外交政策的科伦·林奇在 3 月份指出的那样，尽管全球对俄罗斯所谓的战争罪行的关注度很高，甚至有追捕普京本人的意愿，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会被起诉。正如黑尔所说，“他们可以把书扔给普京，但你如何执行逮捕令？” 它还冒着将国际刑事法院政治化的风险，或者至少让人觉得要求起诉普京的国家这样做是为了促成俄罗斯的政权更迭。无论这种情况是否真的发生，拜登等西方政客的出现要求普京因战争罪而受到起诉——没有考虑到这一过程会有多大的挑战——使国际刑事法院陷入困境。
尽管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战争罪定罪——包括被塞拉利昂特别法庭定罪的利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以及不是由国际刑事法院而是由德国审判的两名叙利亚安全部门前成员——黑尔估计，在任何给定的暴行罪案件中，“总问责的可能性不到 1%”；他说，对大屠杀参与者的纽伦堡审判可能是最接近的。正如 Stromseth 在 3 月份指出的那样，一些或大多数暴行罪的肇事者逃脱惩罚的可能性会激励犯罪行为持续增加。
“普京过去在乌克兰和其他地方的侵略行为和暴行只会让他更加胆大妄为。这种有罪不罚的现象必须停止，”她说，并提到了俄罗斯在车臣和叙利亚实施或促成的暴行。查特吉说，当暴行罪的肇事者没有被绳之以法时，“对被征服社区的大规模暴力和缺乏正义的记忆创造了动荡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针对那些已经被残忍对待的人的进一步暴力似乎不可避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战争罪没有诉讼时效，调查人员可能会发现足够有力的证据，将克里姆林宫的高级官员或普京本人与乌克兰人目前遭受的恐怖联系起来。地缘政治条件也可能发生变化，使责任人容易受到国际执法机制的影响。但即使所有这些条件都一致，正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Pechochyk 说：“我们知道这将需要数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