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确定这个问题，以前是否有人问过，问过的话，有哪些回答？
但这其实并不重要。问过了不等于就不能再问，答过了也不等于就不能再答；物事人非，时过境迁，同一个问题，不同时间、不同人的问，不同时间、不同人的答，一定是有着千差万别的。就像我们的服装，从唐装到汉服，到文革后“蓝色的海洋”，再到目前的西装革履，起一样保暖装饰的作用，变化不可谓不大。还有几千年“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到韩信的“胯下之辱”，到文革的“士可辱可杀可用”，再到现在的“士类蛆似狗”的变迁。
据说，最早的感恩节，是1578年加拿大的探险家马丁·弗罗比舍感恩自己成功撑过由英格兰至加拿大、布满风暴和冰山的危险远航。对自己感恩，以现在国人的眼光看，是否太过自私和辣眼？
当然，感恩节的在西方世界流传，一向与东方古、今之中国无关。从马丁·弗罗比舍的感恩自己，到现在的感恩上帝，都是西方人自己在折腾；虽说马丁·弗罗比舍的感恩自己稍与当时的中国情况有点相像，假如马丁·弗罗比舍是一位皇帝的话。遗憾的是，一辈子感恩上帝的美帝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于1799年 12 月 14 日去世前，被喊了一辈子“万岁”的乾隆皇帝，早在1799 年 2 月 7 日就去世了。这是否在告诉人们：懂感恩上帝的，和被喊“万岁”的，都不可能万寿无疆；倒还不如马丁·弗罗比舍的感恩自己要来的实惠。
然而，别以为在“万岁”的中国，就不存在感恩的说法了。中国向有“礼义之邦”的称谓，而一个“礼”字，就包含着感恩的必须。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出一系列行为规范，其目的就是为了教化人们乐于施恩、感恩、报恩，这个理念的集中体现，就是“礼”。即至毛魔头自喻是“无神论”者，原来也就是要把自己打造成中国的“上帝”，由此“毛xx的恩情比海深”，几代人了，这“恩情”似乎至今尚未还清，那头像依旧还挂着呐。
从我们一系列“施恩、感恩、报恩”的说法上看，仿佛远比西方国家单个的“感恩”要深奥、严肃、隆重的多。所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的“感恩”直指上帝一个；而我们的“感恩”，先得有人“施恩”，再有“感恩”的想法，然后再落实于行动上的“报恩”，有着一整套操作程序。这么看来，西方人直指上帝的“感恩”，大有敷衍之态。
只是明眼人不难看出，西人的“感恩”，即便敷衍简单，单独一个人随时随地都能做到；原因是他们心中都有一个上帝。我们的“感恩”，首先，“受恩”者不一定与“感恩”者是同一人；其次，是有“感恩”的想法与“报恩”的实施，也一样可能不是同一人；最后、也是最难的，是怎样找到当年“施恩”者完成行动上的“报恩”？如果找不到当年“施恩”者，这“感恩”的念想是否可以放弃？如果仍一味叫着喊着要“感恩”、“报恩”的，是否是在沽名钓誉？而那些依然大肆鼓吹“感恩”的，是否别有用心、另有所图？
还好，中国传统文化行为规范中，同时还警告“施恩求报是小人”，《太上感应篇》上也说：“施恩不求报 与人不追悔”，但我想这是多余的担心。排除阴谋家在外，平凡人去搀扶一位跌倒者，到时自己在跌倒时，谁会指望被自己搀扶了的那位会即时赶来把自己搀扶起？给了要饭的一碗大排面，若干年后自己落难了饥肠轆轆、口袋空空，还会指望那位曾领受大排面的乞丐即时回赠一碗兰州拉面？这种貌似善意的训导，其实都是废话，却绕过了像这样曾“施恩”过的跌倒者和落难者，应该有谁来向其“施恩”的现实问题。
由于政府一边大力提倡“施恩”，鼓吹“感恩”，现实上又缺乏需要被“感恩”的操作对象，需要被“报恩”的更是语焉不祥，于是，小人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曾国蕃有句名言：“小人专望人恩，恩过不感；君子不受人恩，受则难忘。”此言一点不虚。在我们现处的社会里，真正的君子没看到几个，到处找“施恩”者想要“报恩”的更没见着几个，“小人专望人恩，恩过不感”的事，倒时有所闻。老人碰瓷、讹诈、霸坐、“我老我有理”等现象不说了，就拿深圳歌手丛飞的惨痛教训来示人，有心行善“施恩”者，能不心有余悸、畏手畏脚、三思而后行么？倘若还有人不能醒悟，再去了解一下仿冒“国际红十字会”、不被“国际红十字会”承认的中国红十字会所做的“善”事，基本也会明白一个道理：在一个缺失法制保障体系维护下的社会，单靠一种连施恩、感恩、报恩的对象都弄不清楚、搞不明白的所谓“以德治国”，无疑就是权贵者的鬼把戏！
看看那一个被我们文化人推崇备至、把贵族项羽打败的痞子皇帝刘邦，他是怎样“感恩”的吧：彭城之战，刘邦56万大军半天之内就被项羽3万大军击溃。刘邦命悬一线，南逃时又被丁公的军队追上，两军近身厮杀。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刘邦大声对丁公说：“这两个英雄要互相迫害吗？”丁公听后就放了刘邦，刘邦才得以突围。当刘邦做了皇帝后，那天，刘邦绑了丁公在军中示众，厚颜无耻地说：“项王之臣丁公为不忠，令项王失天下者是丁公。”随后被刘邦处死，同时刘邦告诫大家：“让后世为臣的丁公无效！”
刘邦“让后世丁公无效”的告诫，不仅让今后为臣的不得不尔虞我诈、貌合神离，为民的也变的人心叵测、蝇营狗苟了起来；尤其当代的我们，在经历了第一轮文革将满一个花甲后，似第二轮文革的“枫桥经验”又将全国推行之际，小人得志，君子道消的情景势必日趋严重，此时适逢感恩节到来，对无神论者的国内韭民，出国华裔而言，将向谁感恩？
我的建议，是学习感恩自己的马丁·弗罗比舍；国内的，感恩自己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还能坚忍不拔地活着；出国的，感恩自己选对了方向，逃离了独裁专制控制下的非人领地。
最后，不得不说说被我们古人说唱了几千年、被中共搞的甚嚣尘上、沸沸扬扬的父母“养育之恩”这事。
大凡明点事理的，都十分清楚，儿女在未成年前，对其的养育，是父母的责任所在；成年之后，养育之责卸下，儿女与父母便享有同等的做人权力。这期间，政府承担起养老的责任，让前辈老有依靠，让后代无忧无虑。因此，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养育之情”，何来“养育之恩”一说？古人有此理念，是受文化、体制发展的局限；中共至今还有此下作言行，故意把“恩情”与“亲情”混淆，其目的是不言自明、有目共睹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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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确定这个问题，以前是否有人问过，问过的话，有哪些回答？
但这其实并不重要。问过了不等于就不能再问，答过了也不等于就不能再答；物事人非，时过境迁，同一个问题，不同时间、不同人的问，不同时间、不同人的答，一定是有着千差万别的。就像我们的服装，从唐装到汉服，到文革后“蓝色的海洋”，再到目前的西装革履，起一样保暖装饰的作用，变化不可谓不大。还有几千年“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到韩信的“胯下之辱”，到文革的“士可辱可杀可用”，再到现在的“士类蛆似狗”的变迁。
据说，最早的感恩节，是1578年加拿大的探险家马丁·弗罗比舍感恩自己成功撑过由英格兰至加拿大、布满风暴和冰山的危险远航。对自己感恩，以现在国人的眼光看，是否太过自私和辣眼？
当然，感恩节的在西方世界流传，一向与东方古、今之中国无关。从马丁·弗罗比舍的感恩自己，到现在的感恩上帝，都是西方人自己在折腾；虽说马丁·弗罗比舍的感恩自己稍与当时的中国情况有点相像，假如马丁·弗罗比舍是一位皇帝的话。遗憾的是，一辈子感恩上帝的美帝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于1799年 12 月 14 日去世前，被喊了一辈子“万岁”的乾隆皇帝，早在1799 年 2 月 7 日就去世了。这是否在告诉人们：懂感恩上帝的，和被喊“万岁”的，都不可能万寿无疆；倒还不如马丁·弗罗比舍的感恩自己要来的实惠。
然而，别以为在“万岁”的中国，就不存在感恩的说法了。中国向有“礼义之邦”的称谓，而一个“礼”字，就包含着感恩的必须。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出一系列行为规范，其目的就是为了教化人们乐于施恩、感恩、报恩，这个理念的集中体现，就是“礼”。即至毛魔头自喻是“无神论”者，原来也就是要把自己打造成中国的“上帝”，由此“毛xx的恩情比海深”，几代人了，这“恩情”似乎至今尚未还清，那头像依旧还挂着呐。
从我们一系列“施恩、感恩、报恩”的说法上看，仿佛远比西方国家单个的“感恩”要深奥、严肃、隆重的多。所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的“感恩”直指上帝一个；而我们的“感恩”，先得有人“施恩”，再有“感恩”的想法，然后再落实于行动上的“报恩”，有着一整套操作程序。这么看来，西方人直指上帝的“感恩”，大有敷衍之态。
只是明眼人不难看出，西人的“感恩”，即便敷衍简单，单独一个人随时随地都能做到；原因是他们心中都有一个上帝。我们的“感恩”，首先，“受恩”者不一定与“感恩”者是同一人；其次，是有“感恩”的想法与“报恩”的实施，也一样可能不是同一人；最后、也是最难的，是怎样找到当年“施恩”者完成行动上的“报恩”？如果找不到当年“施恩”者，这“感恩”的念想是否可以放弃？如果仍一味叫着喊着要“感恩”、“报恩”的，是否是在沽名钓誉？而那些依然大肆鼓吹“感恩”的，是否别有用心、另有所图？
还好，中国传统文化行为规范中，同时还警告“施恩求报是小人”，《太上感应篇》上也说：“施恩不求报 与人不追悔”，但我想这是多余的担心。排除阴谋家在外，平凡人去搀扶一位跌倒者，到时自己在跌倒时，谁会指望被自己搀扶了的那位会即时赶来把自己搀扶起？给了要饭的一碗大排面，若干年后自己落难了饥肠轆轆、口袋空空，还会指望那位曾领受大排面的乞丐即时回赠一碗兰州拉面？这种貌似善意的训导，其实都是废话，却绕过了像这样曾“施恩”过的跌倒者和落难者，应该有谁来向其“施恩”的现实问题。
由于政府一边大力提倡“施恩”，鼓吹“感恩”，现实上又缺乏需要被“感恩”的操作对象，需要被“报恩”的更是语焉不祥，于是，小人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曾国蕃有句名言：“小人专望人恩，恩过不感；君子不受人恩，受则难忘。”此言一点不虚。在我们现处的社会里，真正的君子没看到几个，到处找“施恩”者想要“报恩”的更没见着几个，“小人专望人恩，恩过不感”的事，倒时有所闻。老人碰瓷、讹诈、霸坐、“我老我有理”等现象不说了，就拿深圳歌手丛飞的惨痛教训来示人，有心行善“施恩”者，能不心有余悸、畏手畏脚、三思而后行么？倘若还有人不能醒悟，再去了解一下仿冒“国际红十字会”、不被“国际红十字会”承认的中国红十字会所做的“善”事，基本也会明白一个道理：在一个缺失法制保障体系维护下的社会，单靠一种连施恩、感恩、报恩的对象都弄不清楚、搞不明白的所谓“以德治国”，无疑就是权贵者的鬼把戏！
看看那一个被我们文化人推崇备至、把贵族项羽打败的痞子皇帝刘邦，他是怎样“感恩”的吧：彭城之战，刘邦56万大军半天之内就被项羽3万大军击溃。刘邦命悬一线，南逃时又被丁公的军队追上，两军近身厮杀。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刘邦大声对丁公说：“这两个英雄要互相迫害吗？”丁公听后就放了刘邦，刘邦才得以突围。当刘邦做了皇帝后，那天，刘邦绑了丁公在军中示众，厚颜无耻地说：“项王之臣丁公为不忠，令项王失天下者是丁公。”随后被刘邦处死，同时刘邦告诫大家：“让后世为臣的丁公无效！”
刘邦“让后世丁公无效”的告诫，不仅让今后为臣的不得不尔虞我诈、貌合神离，为民的也变的人心叵测、蝇营狗苟了起来；尤其当代的我们，在经历了第一轮文革将满一个花甲后，似第二轮文革的“枫桥经验”又将全国推行之际，小人得志，君子道消的情景势必日趋严重，此时适逢感恩节到来，对无神论者的国内韭民，出国华裔而言，将向谁感恩？
我的建议，是学习感恩自己的马丁·弗罗比舍；国内的，感恩自己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还能坚忍不拔地活着；出国的，感恩自己选对了方向，逃离了独裁专制控制下的非人领地。
最后，不得不说说被我们古人说唱了几千年、被中共搞的甚嚣尘上、沸沸扬扬的父母“养育之恩”这事。
大凡明点事理的，都十分清楚，儿女在未成年前，对其的养育，是父母的责任所在；成年之后，养育之责卸下，儿女与父母便享有同等的做人权力。这期间，政府承担起养老的责任，让前辈老有依靠，让后代无忧无虑。因此，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养育之情”，何来“养育之恩”一说？古人有此理念，是受文化、体制发展的局限；中共至今还有此下作言行，故意把“恩情”与“亲情”混淆，其目的是不言自明、有目共睹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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