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飞董袭莹事件”有了最新进展。
5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关于肖某引发舆情事件调查处置进展情况的通报》（以下简称《通报》）。
《通报》发布后，大部分人都认可调查结论，也赞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对肖飞和董袭莹开出的罚单，对中国的教育医疗事业充满信心。
但也有一些网友对《通报》的内容不太满意，他们认为，医学院的“4+4”培养模式，跟大学的“自主招生”政策一样，都是某些利益集团为自己的下一代预备的“快捷通道”，先天畸形，后天不足，应该全面取消。
黑白对错，或许没那么简单。如果“4+4”制度真的一无是处，为什么它会成为美国各大医学院的主流培养模式，为什么它会被北京协和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浙江大学医学院等顶级医学院作为“改革亮点”“创新成果”？
2025年1月17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面对记者采访时说：“4+4”选拔的是最优秀、最有悲悯之心的人，这批孩子将是中国医学界的“梦之队”。
5月1日和5月5日，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两度发文力挺“4+4”项目。饶教授坚称，协和“4+4”项目不仅完全正确，而且更加适合新时代。
院士专家大力推广的“4+4”模式，为什么会沦为“众矢之的”？
《通报》篇幅不长，但言简意赅。
有关部门先阐述了核心事实：肖飞不仅在婚内出轨，还在手术期间中断了手术，差点酿成手术事故；董袭莹为了获得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入学资格，伪造了4门课程的成绩，写博士论文大段抄袭他人的论文，明明没有出力还在别人的学术论文上挂名。
根据这些核心事实，有关部门对涉事人员和机构进行了从重处罚。董袭莹的博士学位证书和学历证书被撤销，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也被撤销；中日友好医院被要求限期改正；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在深入整改。
这些信息符合大部分人的预期，网友爆料也基本被查实。
但是，有些人觉得这份《通报》“还不够有诚意”。他们希望有关部门彻查那些帮董袭莹造假的“幕后人物”，并废除“4+4”医学博士培养制度。据传，协和医学院内部确实还在调查，这件事还没有完结。
极端者认为，“4+4”模式是万恶之源，给特殊利益集团提供了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机会，让才能平庸的“二代们”快速获得中国医疗界的顶级资源，而那些天资聪颖、热爱学习、刻苦勤奋的“寒门士子”则被排挤到了边缘。
看完董袭莹利用“4+4”模式漏洞弄虚作假的闹剧，让人想起了当年高校自主招生的各种乱象。
自主招生制度设计者追求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而实际操作中却演变为“各显神通钻空子”。某高校招生办负责人坦言：“政策赋予的自主裁量权若缺乏有效监督，必然滋生暗箱操作的空间。”
为了鼓励学生搞创新，部分高校把高中生发表的学术论文或发明专利算作加分项。于是，一些拥有强大人脉资源的家长，请教授或工程师朋友帮忙，在论文或专利上加上孩子的姓名。一些经济富裕的家长，则找中介机构帮忙，到黑市上去买论文或专利的署名权。
为了鼓励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部分高校把一些荣誉证书（如省级三好学生、省级优秀学生干部、国家二级运动员、校长推荐信）算作加分项。而这些荣誉的评选过程不够透明，很容易被中上流家庭垄断。
为了鼓励学生训练口头表达，部分高校在自招中加入面试环节，面试成绩由大学老师评定。于是，有些手眼通天的家长就买通了有打分权的老师，让自己的孩子获得高分。还有一些考生会去参加所谓的“面试培训班”，定向讨好面试官。
围绕自主招生形成了一条特殊的利益链条，里面有各种见不得光的非法交易，自主招生逐渐演变为一场“拼爹”游戏。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鲍威发现，统招生的家庭年均收入是5.8万元，而自主招生的学生家庭收入是统招生的1.8倍。
2010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两位教授对清华学生做的研究发现，从学生的生源地来看，在231名自主招生学生中，仅有7%来自农村，而来自城市的学生大概是来自农村学生的十倍。
与高校自招制度一样，“4+4”模式也会对“寒门士子”形成挤压效应。
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的招生简章提到，招生对象是QS世界大学排名或Times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的本科毕业生。这条规则明显对家境优渥者更有利，想想也知道，如果你父母是普通工薪阶层，怎么可能承担得起四年的海外留学费用。
另外，“4+4”试点班的招录过程还缺乏监督，给申请者打多少分是由医学院的一小部分教授决定的。这些教授未必是道德完人，有可能被权势或金钱影响。
不过，自主招生和“4+4”制度也并非一无是处。
这两项制度的设计初衷，是值得肯定的。自主招生制度的出现，是为了弥补高考制度的缺陷。“4+4”项目的引入，是为了对标美国、培养更多有创新能力的医学博士。
美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创立了“4+4”培养模式。美国的医学院没有本科医学学位，医学博士由不同本科专业的毕业生申请，哈佛医学院2024级学生中，本科是社科专业的占了10%。
2018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当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从美国引进“4+4”培养模式。
王辰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网站发文说，“4＋4”学制具有以下三大堪称“妙处”的优点，可为医学的发展注入核心动力：
第一，纳多学科素养者从医。医学生由此具有多学科背景，医学界由此形成多学科素养与能力。所招录之医学生已有多学科本科教育背景，有了多学科的知识、技能、思维，注入了多学科的“DNA”，这种“DNA”将在其未来的学医从医生涯中获得表达，成为将医学与多学科结合的发端与纽带，并由此结出医学发展硕果。
第二，纳天下贤才从医。医学院由此可以广揽天下贤才。由于所从事的事业关乎人的健康性命，故对医学生、医生的素养要求极高。“4＋4”模式可以使医学院有机会在各大学、各学科已经很优秀的投考本科生中优中选优地选择医学生，充分保证对未来从医者的高素质要求。
第三，纳爱医者从医。让真正有志于医学者学医从医。经各专业本科教育后最终选择学医者，体现了其在接受本科教育期间内心经过比较后决定的未来职业取向，是青年学生心智较为成熟后的专业选择。
这些学生学医富于热情和主动性，在后来接受大量的医学教育资源投入后，未来从医的稳定度和从业水准高。医学院非常需要这种素养良好、积极求学之“成熟的受教育者”。
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北京协和医学院全科医学系副主任黄晓明等专家学者，也很认可“4+4”培养模式。
5月5日，饶毅在个人公众号发文强调：协和的“4+4”当然不是为权贵而专门设置的。院领导当然是为了改革，当然为了探索而做事。
2021年，黄晓明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八年制有很多是从高中来的，他学着学着会突然觉得我不适合当医生，我可能适合干别的，所以有很多孩子是处于一个比较迷茫，想退又退不掉的过程，但是‘4+4’（医学教育模式）的孩子就绝对没有这样的，他是非常坚决我就是想学医，我就是想当医生，所以这也是这些孩子特别努力的原因。”
根据北京协和医学院统计，2023届、2024届“4+4”试点班毕业生在医疗行业就业的比例分别为100.0%、95.7%；传统八年制学生为97.4%、97.1%，说明“4+4”试点班毕业生比八年制学生更珍惜医生身份。
“4+4”模式和自主招生制度，验证了中国教育和医疗领域的一条规律：任何非标准化的选拔机制，在实践中都可能出现由于不公正的人为因素介入，而偏离初衷的情况。
放眼人类历史，也会发现，大部分改革方案和创新举措（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维新变法、苏联休克疗法），逃不了“开局很美好、结局很惨淡”的宿命。
而当改革运动完全失控的时候，不明真相的群众就会怪罪改革运动的发起人。王安石、张居正等改革家，被很多人看作是大宋和大明王朝的“第一罪人”。
改革者注定孤独，也注定要审慎行事，否则改革再有价值，也有夭折的可能
“肖飞董袭莹事件”有了最新进展。
5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关于肖某引发舆情事件调查处置进展情况的通报》（以下简称《通报》）。
《通报》发布后，大部分人都认可调查结论，也赞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对肖飞和董袭莹开出的罚单，对中国的教育医疗事业充满信心。
但也有一些网友对《通报》的内容不太满意，他们认为，医学院的“4+4”培养模式，跟大学的“自主招生”政策一样，都是某些利益集团为自己的下一代预备的“快捷通道”，先天畸形，后天不足，应该全面取消。
黑白对错，或许没那么简单。如果“4+4”制度真的一无是处，为什么它会成为美国各大医学院的主流培养模式，为什么它会被北京协和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浙江大学医学院等顶级医学院作为“改革亮点”“创新成果”？
2025年1月17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面对记者采访时说：“4+4”选拔的是最优秀、最有悲悯之心的人，这批孩子将是中国医学界的“梦之队”。
5月1日和5月5日，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两度发文力挺“4+4”项目。饶教授坚称，协和“4+4”项目不仅完全正确，而且更加适合新时代。
院士专家大力推广的“4+4”模式，为什么会沦为“众矢之的”？
《通报》篇幅不长，但言简意赅。
有关部门先阐述了核心事实：肖飞不仅在婚内出轨，还在手术期间中断了手术，差点酿成手术事故；董袭莹为了获得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入学资格，伪造了4门课程的成绩，写博士论文大段抄袭他人的论文，明明没有出力还在别人的学术论文上挂名。
根据这些核心事实，有关部门对涉事人员和机构进行了从重处罚。董袭莹的博士学位证书和学历证书被撤销，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也被撤销；中日友好医院被要求限期改正；北京协和医学院正在深入整改。
这些信息符合大部分人的预期，网友爆料也基本被查实。
但是，有些人觉得这份《通报》“还不够有诚意”。他们希望有关部门彻查那些帮董袭莹造假的“幕后人物”，并废除“4+4”医学博士培养制度。据传，协和医学院内部确实还在调查，这件事还没有完结。
极端者认为，“4+4”模式是万恶之源，给特殊利益集团提供了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机会，让才能平庸的“二代们”快速获得中国医疗界的顶级资源，而那些天资聪颖、热爱学习、刻苦勤奋的“寒门士子”则被排挤到了边缘。
看完董袭莹利用“4+4”模式漏洞弄虚作假的闹剧，让人想起了当年高校自主招生的各种乱象。
自主招生制度设计者追求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而实际操作中却演变为“各显神通钻空子”。某高校招生办负责人坦言：“政策赋予的自主裁量权若缺乏有效监督，必然滋生暗箱操作的空间。”
为了鼓励学生搞创新，部分高校把高中生发表的学术论文或发明专利算作加分项。于是，一些拥有强大人脉资源的家长，请教授或工程师朋友帮忙，在论文或专利上加上孩子的姓名。一些经济富裕的家长，则找中介机构帮忙，到黑市上去买论文或专利的署名权。
为了鼓励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部分高校把一些荣誉证书（如省级三好学生、省级优秀学生干部、国家二级运动员、校长推荐信）算作加分项。而这些荣誉的评选过程不够透明，很容易被中上流家庭垄断。
为了鼓励学生训练口头表达，部分高校在自招中加入面试环节，面试成绩由大学老师评定。于是，有些手眼通天的家长就买通了有打分权的老师，让自己的孩子获得高分。还有一些考生会去参加所谓的“面试培训班”，定向讨好面试官。
围绕自主招生形成了一条特殊的利益链条，里面有各种见不得光的非法交易，自主招生逐渐演变为一场“拼爹”游戏。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鲍威发现，统招生的家庭年均收入是5.8万元，而自主招生的学生家庭收入是统招生的1.8倍。
2010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两位教授对清华学生做的研究发现，从学生的生源地来看，在231名自主招生学生中，仅有7%来自农村，而来自城市的学生大概是来自农村学生的十倍。
与高校自招制度一样，“4+4”模式也会对“寒门士子”形成挤压效应。
北京协和医学院“4+4”试点班的招生简章提到，招生对象是QS世界大学排名或Times世界大学排名前50名的本科毕业生。这条规则明显对家境优渥者更有利，想想也知道，如果你父母是普通工薪阶层，怎么可能承担得起四年的海外留学费用。
另外，“4+4”试点班的招录过程还缺乏监督，给申请者打多少分是由医学院的一小部分教授决定的。这些教授未必是道德完人，有可能被权势或金钱影响。
不过，自主招生和“4+4”制度也并非一无是处。
这两项制度的设计初衷，是值得肯定的。自主招生制度的出现，是为了弥补高考制度的缺陷。“4+4”项目的引入，是为了对标美国、培养更多有创新能力的医学博士。
美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创立了“4+4”培养模式。美国的医学院没有本科医学学位，医学博士由不同本科专业的毕业生申请，哈佛医学院2024级学生中，本科是社科专业的占了10%。
2018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当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从美国引进“4+4”培养模式。
王辰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网站发文说，“4＋4”学制具有以下三大堪称“妙处”的优点，可为医学的发展注入核心动力：
第一，纳多学科素养者从医。医学生由此具有多学科背景，医学界由此形成多学科素养与能力。所招录之医学生已有多学科本科教育背景，有了多学科的知识、技能、思维，注入了多学科的“DNA”，这种“DNA”将在其未来的学医从医生涯中获得表达，成为将医学与多学科结合的发端与纽带，并由此结出医学发展硕果。
第二，纳天下贤才从医。医学院由此可以广揽天下贤才。由于所从事的事业关乎人的健康性命，故对医学生、医生的素养要求极高。“4＋4”模式可以使医学院有机会在各大学、各学科已经很优秀的投考本科生中优中选优地选择医学生，充分保证对未来从医者的高素质要求。
第三，纳爱医者从医。让真正有志于医学者学医从医。经各专业本科教育后最终选择学医者，体现了其在接受本科教育期间内心经过比较后决定的未来职业取向，是青年学生心智较为成熟后的专业选择。
这些学生学医富于热情和主动性，在后来接受大量的医学教育资源投入后，未来从医的稳定度和从业水准高。医学院非常需要这种素养良好、积极求学之“成熟的受教育者”。
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饶毅、北京协和医学院全科医学系副主任黄晓明等专家学者，也很认可“4+4”培养模式。
5月5日，饶毅在个人公众号发文强调：协和的“4+4”当然不是为权贵而专门设置的。院领导当然是为了改革，当然为了探索而做事。
2021年，黄晓明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八年制有很多是从高中来的，他学着学着会突然觉得我不适合当医生，我可能适合干别的，所以有很多孩子是处于一个比较迷茫，想退又退不掉的过程，但是‘4+4’（医学教育模式）的孩子就绝对没有这样的，他是非常坚决我就是想学医，我就是想当医生，所以这也是这些孩子特别努力的原因。”
根据北京协和医学院统计，2023届、2024届“4+4”试点班毕业生在医疗行业就业的比例分别为100.0%、95.7%；传统八年制学生为97.4%、97.1%，说明“4+4”试点班毕业生比八年制学生更珍惜医生身份。
“4+4”模式和自主招生制度，验证了中国教育和医疗领域的一条规律：任何非标准化的选拔机制，在实践中都可能出现由于不公正的人为因素介入，而偏离初衷的情况。
放眼人类历史，也会发现，大部分改革方案和创新举措（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维新变法、苏联休克疗法），逃不了“开局很美好、结局很惨淡”的宿命。
而当改革运动完全失控的时候，不明真相的群众就会怪罪改革运动的发起人。王安石、张居正等改革家，被很多人看作是大宋和大明王朝的“第一罪人”。
改革者注定孤独，也注定要审慎行事，否则改革再有价值，也有夭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