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北京时间1月4日，北京任命现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骆惠宁接任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卸任，这样的“换帅”举动一方面因应于香港变局本身，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北京对于香港的长远布局。而在“换帅”之外，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挨骂”潮，以及港台之间形成的“反中共同体”，究竟该如何认识与反思。围绕此话题，多维新闻记者日前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田飞龙。本次访谈共分为三个部分，此为第三部分。第一篇为《两大“杀手”裹挟三大亏欠 如何建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第二篇为《新冷战加速 习近平如何终结二元对立世界》。
多维：很快就要进行2020台湾大选，民进党一直在吃香港的豆腐，港台之间好像已经在心理层面凝结成了“反中共同体”。你怎么看港台之间的这种互动？又会如何影响香港、台湾局势？
田飞龙：这恰恰是我真正担心的，经过香港2019年的反修例之后，香港会快速的台湾化。随着香港本土化加深，谋求完全自治的力量会越来越变得组织化、行动化，这也会裹挟一代代的青年人朝向一个与“一国两制”相背离的政治方向，甚至成为台湾谋求台独的棋子。
举着自由民主大旗的香港激进示威者，其实内在的诉求是公平正义。（AP）
原来内地与香港之间靠“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又得到英美的背书，反修例意味着原来的“一国两制”处于危机之中。两岸之间以往的脆弱平衡是靠“九二共识”，可现在这一共识也没有“共识”了。加上美国在全世界的冷战动员，香港和台湾都不同程度地跳上这一“战车”。如果美国评估之后认为用贸易协议无法遏制中国，那么基于“不能给中国喘息机会”的极端冷战考虑，就会更大力度地使用香港和台湾这两枚棋子。对北京来说，这是大变局中很大的挑战，也是必然会到来的。
多维：现在中国就像一个“政治提款机”，好像什么问题都可以归咎于中国。过去因为落后，所以中国只能“挨打”。今天崛起了，强大了，又不得不面临“挨骂”。
田飞龙：没错。“政治提款机”的意思就是出什么问题责任都是中国的，美国的问题责任是中国的，香港的问题责任也是内地的，台湾问题责任也是大陆的。可退一步来看，当所有人都把责任归咎于中国身上时，说明中国举足轻重了。为什么美国不把责任归到印度身上？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反思，当体量和影响力举足轻重的时候，软实力如何才能跟得上。如果中国没有办法很好地解释自身发展进步的正向意义及与世界的兼容性，也就是不能很好地解释自身强大的原因、性质与远期影响，必然会被误解，也不可避免“挨骂”。
多维：面对这股“挨骂”潮，中国国内有个极端，一个是带着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自大主义”，一个是很悲观的“投降主义”。中国在对外解释的过程中，民族主义会不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阻碍？
田飞龙：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第一，随着中国强大，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谁也挡不住，而且民族主义的复燃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土壤，回避或者在政治上抑制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利的；第二，民族主义也有好的一面，是实现政治团结的一种有效动员机制，也是很好的政治粘合剂。
最后，就是要在政治和政策引导上做好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利益之间的沟通解释工作，将民族主义限定在适当的范围内，不要把民族主义变成一种排外主义和唯我独尊主义。十九大报告其实有很好的政治平衡性，寻求建立一种将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结合的文明正义观，理想的未来中国应当是这一框架内的自我实现与外化表达。
导语：北京时间1月4日，北京任命现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骆惠宁接任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卸任，这样的“换帅”举动一方面因应于香港变局本身，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北京对于香港的长远布局。而在“换帅”之外，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挨骂”潮，以及港台之间形成的“反中共同体”，究竟该如何认识与反思。围绕此话题，多维新闻记者日前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田飞龙。本次访谈共分为三个部分，此为第三部分。第一篇为《两大“杀手”裹挟三大亏欠 如何建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第二篇为《新冷战加速 习近平如何终结二元对立世界》。
多维：很快就要进行2020台湾大选，民进党一直在吃香港的豆腐，港台之间好像已经在心理层面凝结成了“反中共同体”。你怎么看港台之间的这种互动？又会如何影响香港、台湾局势？
田飞龙：这恰恰是我真正担心的，经过香港2019年的反修例之后，香港会快速的台湾化。随着香港本土化加深，谋求完全自治的力量会越来越变得组织化、行动化，这也会裹挟一代代的青年人朝向一个与“一国两制”相背离的政治方向，甚至成为台湾谋求台独的棋子。
举着自由民主大旗的香港激进示威者，其实内在的诉求是公平正义。（AP）
原来内地与香港之间靠“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又得到英美的背书，反修例意味着原来的“一国两制”处于危机之中。两岸之间以往的脆弱平衡是靠“九二共识”，可现在这一共识也没有“共识”了。加上美国在全世界的冷战动员，香港和台湾都不同程度地跳上这一“战车”。如果美国评估之后认为用贸易协议无法遏制中国，那么基于“不能给中国喘息机会”的极端冷战考虑，就会更大力度地使用香港和台湾这两枚棋子。对北京来说，这是大变局中很大的挑战，也是必然会到来的。
多维：现在中国就像一个“政治提款机”，好像什么问题都可以归咎于中国。过去因为落后，所以中国只能“挨打”。今天崛起了，强大了，又不得不面临“挨骂”。
田飞龙：没错。“政治提款机”的意思就是出什么问题责任都是中国的，美国的问题责任是中国的，香港的问题责任也是内地的，台湾问题责任也是大陆的。可退一步来看，当所有人都把责任归咎于中国身上时，说明中国举足轻重了。为什么美国不把责任归到印度身上？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反思，当体量和影响力举足轻重的时候，软实力如何才能跟得上。如果中国没有办法很好地解释自身发展进步的正向意义及与世界的兼容性，也就是不能很好地解释自身强大的原因、性质与远期影响，必然会被误解，也不可避免“挨骂”。
多维：面对这股“挨骂”潮，中国国内有个极端，一个是带着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自大主义”，一个是很悲观的“投降主义”。中国在对外解释的过程中，民族主义会不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阻碍？
田飞龙：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第一，随着中国强大，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谁也挡不住，而且民族主义的复燃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土壤，回避或者在政治上抑制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利的；第二，民族主义也有好的一面，是实现政治团结的一种有效动员机制，也是很好的政治粘合剂。
最后，就是要在政治和政策引导上做好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利益之间的沟通解释工作，将民族主义限定在适当的范围内，不要把民族主义变成一种排外主义和唯我独尊主义。十九大报告其实有很好的政治平衡性，寻求建立一种将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结合的文明正义观，理想的未来中国应当是这一框架内的自我实现与外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