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曼哈顿计划研发基地。
上周是原子弹爆炸80周年纪念，当年的爆炸加速了“二战”的结束。这个纪念日出现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时刻。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在纪念这个日子时，无法不提及研发原子弹的惊人计划——曼哈顿计划。
曼哈顿计划是一座高耸的丰碑，是人类努力与成就史上的伟大壮举之一。然而，特朗普政府正系统性地瓦解曼哈顿计划和“二战”留给我们的科研文化——正是这种文化推动了美国的繁荣。
在现代史上，还从未有国家如此彻底地背弃自己的核心优势。当年成就曼哈顿计划的关键要素，如今正遭受冲击。政府大幅削减科学与健康研究经费，背弃了由移民的创新精神与远见所推动并革新的历史传统。美国终将发现，我们已将曼哈顿计划最伟大的遗产挥霍殆尽——其核心并非原子弹本身，而是开辟了科学与政府协作的新范式。
曼哈顿计划本身就堪称一个小小的奇迹。在近两年的时间里，美军曾经似乎对研发原子弹毫无兴趣。
从1939年到1941年，一群主要由那些从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逃离出来的犹太难民科学家组成的群体（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政府和军方进行了接触。科学家们向他们介绍了核裂变的发现、对战争的影响，以及他们对希特勒会首先研制出原子弹的担忧。
军方对此不屑一顾。“上校们相当冷淡，”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回忆在1939年10月的一次这样的碰面时说，当时希特勒正在攻占波兰。“他们很友好，面带微笑，但他们完全不指望世上真能造出原子弹。”
其中一位上校不屑地告诉维格纳和爱德华·泰勒，只要谁能研制出死亡射线并通过杀死一只山羊来证明，他将给予1万美元的奖励——言下之意是，相比一种可以释放宇宙基本构成单元的力量的炸弹，他认为死亡射线还更现实一些。
推动力源自法西斯欧洲的难民并非偶然。“这些来自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的流亡科学家深谙独裁国家的组织模式，他们意识到科研与军事应用之间可以存在联系，在德国，所有科学研究都可能被纳入战争机器，”原子能先驱恩里科·费米的妻子劳拉·费米后来写道。“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物理学家尚未走出象牙塔：前者见识过军国体制与集权统治，后者只经历过民主制度与自由企业。"
物理学家亚瑟·霍利·康普顿（他日后将于1942年12月在芝加哥大学一个旧壁球馆里主持建造全球首个核反应堆）解释说：“当时美国政府尚未认识到新兴科学领域的研究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源泉。华盛顿没有任何个人或机构有能力充分处理一项新的科学进展，尽管有着紧迫而重大的意义，却难以界定。这完全不符合我们的传统。”
这种疏远的关系并未持续太久。到1945年，这个后来被称为曼哈顿计划的20亿美元项目，在从田纳西州橡树岭到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基地雇用了数十万美国人。像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助力雷达技术突破的辐射实验室这样的“二战”科研项目，永远改变了这个国家和世界的格局。
由此形成了政府扶持科技教育的传统。这些领域成为国家实力的源泉，可以说是80年来美国经济霸权和繁荣的主要驱动力。
曼哈顿计划衍生的橡树岭、洛斯阿拉莫斯、伯克利等国家实验室，成为战后数十年科技突飞猛进的支柱。之后陆续加入的有：1950年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1958年成立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战后转型为主要资助机构的国立卫生研究院——更不必提美国宇航局、能源部等众多机构了。
并不算高的政府投资得到了惊人的回报；仅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就催生了互联网、GPS和莫德纳的新冠疫苗。
如今，就在中国的研发事业腾飞之际，特朗普政府却在背弃这一传统。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遭受重创，政府对高校的打压已导致全美各地的科学及健康实验室经费锐减；共和党掌控的国会与特朗普政府正扼杀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等全球热门技术的发展，美国恐怕不仅会掉在后面，甚至有可能彻底出局。
就连天气预报和高质量的政府数据收集等基础服务也面临崩溃，官员们开始取消公共卫生领域的进步措施，比如在饮用水中添加氟化物和强制性儿童疫苗接种。小罗伯特·F·肯尼迪领导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正着手削减临近取得突破的研究——包括可能有助于治疗胶质母细胞瘤和胰腺癌等高致死率疾病的mRNA疗法。
此外，政府还对移民开战，对赴美开拓事业、寻求突破、创立变革性企业的外国研究人员与学生采取敌视态度。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顶尖学府的吸引力、对科学的开放态度以及民主传统，正如当年吸引费米、维格纳、泰勒以及曼哈顿计划的大多数核心成员那样，将最杰出的英才汇聚至此。
在美国最顶尖的商业俱乐部——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五家公司中——移民及其后代都扮演着核心角色。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是叙利亚移民之子；谷歌的谢尔盖·布林生于莫斯科；英伟达的黄仁勋生于台湾；甚至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的关键早期投资来自他的养父，一位古巴难民。
令人费解的是，对高校及政府资助研究的攻击竟来自特朗普政府——该政府2020年曾主导媲美曼哈顿计划的曲速行动，以惊人的速度研发出并投放新冠疫苗。同样令人困惑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却遭到了埃隆·马斯克和马克·安德里森等人的破坏，前者曾是一名移民学生，后者的财富来源于网景公司——一家以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发明为基础建立的公司。
世界正处于人工智能突破的边缘，假以时日，其变革意义或堪比“二战”期间原子能的释放。然而，我们能否保持科技优势，是一个未知数。
若中国趁我们自损之际抢占先机，赢得21世纪的未来发明主导权，我们或终将发现——我们辜负了曼哈顿计划最伟大的遗产。
1944年，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曼哈顿计划研发基地。
上周是原子弹爆炸80周年纪念，当年的爆炸加速了“二战”的结束。这个纪念日出现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时刻。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在纪念这个日子时，无法不提及研发原子弹的惊人计划——曼哈顿计划。
曼哈顿计划是一座高耸的丰碑，是人类努力与成就史上的伟大壮举之一。然而，特朗普政府正系统性地瓦解曼哈顿计划和“二战”留给我们的科研文化——正是这种文化推动了美国的繁荣。
在现代史上，还从未有国家如此彻底地背弃自己的核心优势。当年成就曼哈顿计划的关键要素，如今正遭受冲击。政府大幅削减科学与健康研究经费，背弃了由移民的创新精神与远见所推动并革新的历史传统。美国终将发现，我们已将曼哈顿计划最伟大的遗产挥霍殆尽——其核心并非原子弹本身，而是开辟了科学与政府协作的新范式。
曼哈顿计划本身就堪称一个小小的奇迹。在近两年的时间里，美军曾经似乎对研发原子弹毫无兴趣。
从1939年到1941年，一群主要由那些从希特勒统治下的欧洲逃离出来的犹太难民科学家组成的群体（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政府和军方进行了接触。科学家们向他们介绍了核裂变的发现、对战争的影响，以及他们对希特勒会首先研制出原子弹的担忧。
军方对此不屑一顾。“上校们相当冷淡，”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回忆在1939年10月的一次这样的碰面时说，当时希特勒正在攻占波兰。“他们很友好，面带微笑，但他们完全不指望世上真能造出原子弹。”
其中一位上校不屑地告诉维格纳和爱德华·泰勒，只要谁能研制出死亡射线并通过杀死一只山羊来证明，他将给予1万美元的奖励——言下之意是，相比一种可以释放宇宙基本构成单元的力量的炸弹，他认为死亡射线还更现实一些。
推动力源自法西斯欧洲的难民并非偶然。“这些来自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的流亡科学家深谙独裁国家的组织模式，他们意识到科研与军事应用之间可以存在联系，在德国，所有科学研究都可能被纳入战争机器，”原子能先驱恩里科·费米的妻子劳拉·费米后来写道。“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物理学家尚未走出象牙塔：前者见识过军国体制与集权统治，后者只经历过民主制度与自由企业。"
物理学家亚瑟·霍利·康普顿（他日后将于1942年12月在芝加哥大学一个旧壁球馆里主持建造全球首个核反应堆）解释说：“当时美国政府尚未认识到新兴科学领域的研究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源泉。华盛顿没有任何个人或机构有能力充分处理一项新的科学进展，尽管有着紧迫而重大的意义，却难以界定。这完全不符合我们的传统。”
这种疏远的关系并未持续太久。到1945年，这个后来被称为曼哈顿计划的20亿美元项目，在从田纳西州橡树岭到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基地雇用了数十万美国人。像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助力雷达技术突破的辐射实验室这样的“二战”科研项目，永远改变了这个国家和世界的格局。
由此形成了政府扶持科技教育的传统。这些领域成为国家实力的源泉，可以说是80年来美国经济霸权和繁荣的主要驱动力。
曼哈顿计划衍生的橡树岭、洛斯阿拉莫斯、伯克利等国家实验室，成为战后数十年科技突飞猛进的支柱。之后陆续加入的有：1950年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1958年成立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战后转型为主要资助机构的国立卫生研究院——更不必提美国宇航局、能源部等众多机构了。
并不算高的政府投资得到了惊人的回报；仅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就催生了互联网、GPS和莫德纳的新冠疫苗。
如今，就在中国的研发事业腾飞之际，特朗普政府却在背弃这一传统。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遭受重创，政府对高校的打压已导致全美各地的科学及健康实验室经费锐减；共和党掌控的国会与特朗普政府正扼杀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等全球热门技术的发展，美国恐怕不仅会掉在后面，甚至有可能彻底出局。
就连天气预报和高质量的政府数据收集等基础服务也面临崩溃，官员们开始取消公共卫生领域的进步措施，比如在饮用水中添加氟化物和强制性儿童疫苗接种。小罗伯特·F·肯尼迪领导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正着手削减临近取得突破的研究——包括可能有助于治疗胶质母细胞瘤和胰腺癌等高致死率疾病的mRNA疗法。
此外，政府还对移民开战，对赴美开拓事业、寻求突破、创立变革性企业的外国研究人员与学生采取敌视态度。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顶尖学府的吸引力、对科学的开放态度以及民主传统，正如当年吸引费米、维格纳、泰勒以及曼哈顿计划的大多数核心成员那样，将最杰出的英才汇聚至此。
在美国最顶尖的商业俱乐部——市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五家公司中——移民及其后代都扮演着核心角色。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是叙利亚移民之子；谷歌的谢尔盖·布林生于莫斯科；英伟达的黄仁勋生于台湾；甚至亚马逊的创始人杰夫·贝佐斯的关键早期投资来自他的养父，一位古巴难民。
令人费解的是，对高校及政府资助研究的攻击竟来自特朗普政府——该政府2020年曾主导媲美曼哈顿计划的曲速行动，以惊人的速度研发出并投放新冠疫苗。同样令人困惑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却遭到了埃隆·马斯克和马克·安德里森等人的破坏，前者曾是一名移民学生，后者的财富来源于网景公司——一家以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发明为基础建立的公司。
世界正处于人工智能突破的边缘，假以时日，其变革意义或堪比“二战”期间原子能的释放。然而，我们能否保持科技优势，是一个未知数。
若中国趁我们自损之际抢占先机，赢得21世纪的未来发明主导权，我们或终将发现——我们辜负了曼哈顿计划最伟大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