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宋彬彬背后的人 才能还原文革中宋彬彬的罪与罚

【旧文重温】网易真话｜袁凌：宋彬彬身后的人们

编者按：该文发布于2014年1月16日。

宋彬彬，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用名宋要武，为中国共产党元老宋任穷之女。文革期间著名红卫兵，北京“红八月”期间曾因一张给毛泽东配戴红袖章的照片闻名全国。文革期间是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红卫兵领袖。2024年9月16日，77岁的宋彬彬逝世 。（维基百科）

了解宋彬彬背后的人，才能还原文革背景下宋彬彬的罪与罚。

1966年8月18日的那天，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伟大领袖戴上袖章，以及被领袖谕示“要武嘛”的时候，或许没有料到，她此后将再也不能从“宋要武”的十字架上下来。直到日前她第一次走出沉默，向公众道歉，仍旧引发了“洗刷罪名”的争议。

宋彬彬对媒体说，几十年来在她身上一直有两个人，一个是宋彬彬，一个是宋要武。前者是真实的她，后者是她背负的“红卫兵暴力”符号。让宋彬彬变成宋要武的，除了她本人那次给领袖戴袖章的举动，以及此前在卞仲耘之死中的某种缺少担当，还有很多来自他人的因素。在变成了红卫兵符号的宋彬彬身后，站着一系列他人的身影。

他们各自在有意无意中，将一个普通的“老红卫兵”宋彬彬一步步推到了“宋要武”的位置上。不提及这些名字，就无从还原文革背景下宋彬彬的罪与罚。

1、彭小蒙

在文革期间，彭小蒙是和“宋要武”同样著名的中学红卫兵，但她的出名并非由于戴袖章的机缘巧合，而是靠打先锋拼杀出来的。

彭小蒙是北大附中的学生。当年的老师回忆，1966年7月26日，她在中央文革冒雨接见学校1万名师生的时候，率先抡起铜头皮带抽打工作组长张承先，雨水和血水混流，震惊了在场的所有师生，包括到场的中央领导人，却得到江青的赞赏和热烈拥抱，从此开创了红卫兵暴力殴打（武斗）的风气。5天之后，毛泽东在给清华红卫兵组织的信中表扬了彭小蒙在殴打张承先的会上的讲演，以及她领导的“红旗战斗小组”。江青更称彭小蒙和她的“战友”们是“小太阳”。

此后彭小蒙在打人斗人中一直亲自上手，表现抢眼。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记载，北大附中初中一年级女学生万红，因为父亲是右派遭到男红卫兵殴打，奔进女厕所试图躲避。当时彭小蒙也在女厕所里。万红求彭小蒙，说“毛主席接见过你。你知道政策。请让他们别打我。”但彭小蒙把她从女厕所里拉了出来。万红被命令站在一个凳子上挨斗，被铜头皮带抽打，又有同学把凳子从她脚下抽走，使她重重摔在水泥地上，面青鼻肿。

王友琴还记载，彭小蒙曾经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女十二中、灯市口中学等学校进行“串联”鼓动。

8月18号的那次天安门城楼接见中，彭小蒙风光无限。她是唯一代表北京红卫兵发言的人，面向全国直播。相比之下，宋彬彬的给毛戴袖章有一定偶然性。但更重要的是，宋彬彬得以登上天安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彭小蒙。

孔丹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引述彭小蒙的回忆称，当时红卫兵上天安门由中宣部副部长雍文涛安排，雍文涛让彭小蒙推荐人选，彭小蒙推荐了师大女附中、四中、北大和清华附中等学校，每校20人。根据这份回忆，当时楼下的几十万红卫兵，谁上天安门的决定权在彭小蒙手里。如果彭小蒙没有推荐女附中，宋彬彬就得不到上城楼的机会，遑论给毛戴红卫兵袖章。当时同样在城楼下的八中陈小鲁等人，就没有机会上楼。

从彭小蒙的挑选来看，以她认为运动搞得比较好的学校为主，但并无一定标准，譬如四中的红卫兵负责人秦晓、孔丹都属于不主张乱打人的“政策派”。师大女附中激烈反工作组的“主义兵”，也没有得到上城楼的机会。这也说明，老红卫兵内部还谈不上明确的“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分野。

宋彬彬给毛戴袖章之后，她和彭小蒙就成了当天最出风头的两个红卫兵。但“宋要武”的概念性意义逐渐压过了彭小蒙。

据王友琴记载，文革以后，彭小蒙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诉说她自己和父母在文革中受了迫害，但没有提到自己当年的风光一时。

彭小蒙的父亲是全国红十字会领导，属于高干子弟。但显然没有宋彬彬父亲宋任穷的“上将”和政治局委员地位来得显赫。这也是她不适合充当红卫兵符号的原因。尽管是她促成了宋彬彬走向城楼的一步。

2、刘进

刘进是推动宋彬彬登上天安门的第二个关键人物。

刘进是宋彬彬的高三（3）同班同学。1966年6月2日，她听到广播中聂元梓的大字报，带头写了女附中第一张要求文革的大字报，并找到宋彬彬等签名。工作组进校后，刘进成为工作组任命的师生代表会的主席，宋彬彬等四人是副主席。

工作组撤走之后，紧跟着发生了卞仲耘之死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刘进和宋彬彬一样，没有能够有力制止低年级学生的殴打行为。事后她们将卞仲耘送到医院，和在场的李松文老师一起，在字条上留了名字。这张字条上，刘进排在倒数第二个，宋彬彬排在最后一个。当天晚上，刘进和宋彬彬一起向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汇报了情况，吴德表示“死了就死了”。第二天刘进在学校广播中讲述了汇报经过和吴德的话。刘进说：“一些同学就记住了一句‘死了就死了’。”

此后，刘进和宋彬彬等人一起成立了师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担任主任，宋彬彬等担任副主任。这个组织联络了接近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学生，继续引导学校中的“文革”。以后由于宋给领袖献袖章引起校内纷争，刘进和宋彬彬一同退出了筹委会。纵观始终，刘进和宋彬彬始终一同进退，而刘进始终处于主导。

“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当天，刘进是领队。接到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指令时，随父亲从河南赴京、一向低调的刘进对宋彬彬说：“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你从各班挑40人带队去。”宋彬彬因此带队登上天安门，刘进却留在城楼下。

事后看来，刘进的这一个决定，造成了两人在文革中角色的重大分野。宋彬彬由此走向宋要武，刘进却仍然是刘进，一个普通的高干子弟、老红卫兵。

宋彬彬登上了城楼，但她能给毛泽东戴袖章，自然也有她父亲的身份起作用。宋彬彬本人回忆，身后一个空军大院的男生鼓励她给毛主席戴袖章，而一旁站着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和宋任穷一块工作过（查阅履历，二人同授上将，解放战争时期谢富治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团政委，而宋任穷任第二纵队政委），认识宋彬彬，因而允许了宋彬彬去献袖章。

据宋彬彬本人称，毛泽东并未问起她的父亲，也不认识她，只是问了她的名字。“要武嘛”三个字也是随口说的。但这三个字的分量却不同一般，似乎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掀起了红八月的“武斗”暴力潮，文弱的宋彬彬也从此变成了“宋要武”。

宋彬彬的高干子弟身份使她有机会去向领袖献袖章，但她保工作组的立场，却使她献袖章的行为在校内引起了争议，反对工作组的“主义兵”表示她没有资格献袖章，认为这样做不利于运动方向发展。事后看来，“主义兵”可以说准确预测了领袖的心思。在戴上“红二代”宋彬彬献的袖章时，毛已在考虑对她的父辈“走资派”们开火，这或许是他不问宋彬彬父亲姓名，却亲自为她“改名”的真实原因。

当天上城楼的学生共400余人。如果刘进不是决定让宋彬彬上城楼而自己留下，这一情节或许不会发生。

2007年，改名实验中学的师大女附中评选杰出校友。起初参与评选的决定由宋彬彬自行做出。但以后对于宋彬彬出现争议，学校征求刘进的意见，刘进主张若拿下宋彬彬会对宋的负面影响更大，且宋彬彬不属于文革后受到清查的“三种人”（编者注：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地球行星科学系第一位大陆女博士，具备知名校友资格，因此建议保留。

校友们的意见影响了宋彬彬，几天后她决定继续参选。不料，参选的后果超出了她的预料，宋彬彬再次卷入漩涡中心。

近年来，刘进一直在和校友们推动还原8·5事件历史。2013年1月4日，在北京大学原禹贡学社召开的“8·5事件真相”研讨会上，刘进说自己一直想还原她和宋彬彬在卞仲耘和天安门献袖章事件中的真实角色，分担宋彬彬肩上的责任。无奈，这不取决于她。

3、男记者

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袖章之后，下午返校，接受了一位《光明日报》年轻男记者采访。他听说了领袖对宋彬彬说的两句话，还让宋写下了这两句话。

两天之后，《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这篇文章以宋彬彬自述的口吻，将她改名宋要武。《人民日报》紧跟着转载，“宋要武”的大名播于天下。

宋彬彬说，这完全出乎她意料。她从来没有要改名为“要武”。但外界已经认同这一“御名”，宋彬彬开始收到成麻袋的信件，署名“宋要武”收。由于宋彬彬和宋要武两个名字都不便再用，宋彬彬改名宋岩，一直使用到文革之后。

宋彬彬究竟有无改名宋要武，连她的朋友们都不太清楚。陈小鲁是宋彬彬丈夫的同学，他一直到本世纪初听宋彬彬本人辩白，才知道她并未改名。

宋彬彬变身“宋要武”后，并未参与抄家破四旧。但她的武汉之行，却进一步加强了“宋要武”的影响力。据宋回忆，当时王任重动员她和刘进去武汉保湖北省委。这或许含有借重“宋要武”影响力的意味。刘进没去，宋彬彬却和四位同学一起去了，她自称原因是王任重是宋任穷老部下。

在武汉，宋彬彬发表了保湖北省委的文章，据她说署名本来是宋彬彬，被省委的人改名宋要武发表，而且加上了很多谩骂词汇。当时宋很意外。这篇文章影响极大，连宋彬彬的学校都被谣传改名“要武学校”。以后，“派鬼女儿”保湖北省委之行也成为江青打倒宋任穷的一条罪状。

始作俑者的那位《光明日报》记者，并未在稿件上署名。据宋彬彬讲，文革后她曾找到《光明日报》社长穆欣，查找那位记者，却并没有找到。

如果宋彬彬之言属实，那位“年轻的男记者”，为了切合当时的政治主题，创造性地把领袖的一句话改成了“宋要武”这个具有魔力的名字。时过境迁之后，自然难以出头承担这份责任，以免染上“三种人”嫌疑。

这位颇有创造性的记者，打造了宋彬彬走向“宋要武”阶梯上的最后一级。他的报道手法，很容易让人想起建国后新闻史上的诸多“经典名篇”。

4、刘兰兰（音）

在1月4日的研讨会上，《记忆》主编吴迪说到了一个8·5参与殴打卞仲耘的人名：刘兰兰（音，或刘楠楠）。这是近年来唯一有人指名提到具体的“凶手”。

吴迪说，该女生初中在北京市第三女中，高中转入师大女附中，是军队干部子弟。根据校友们回忆，当天对卞仲耘的殴打中，一群“住在三军总部大院”的女学生是下手最重的，因为她们的学习不好，这时抓住机会表现。而刘兰兰又是其中出手最重者。据吴迪称，刘以后当了兵，文革后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她被“双开”，羁押起来准备审理，却由于赶上了孔丹给中央领导上书替“老红卫兵辩护”，一风吹从而过关。

在“谁是真凶”的问题上，先后涉及的还有数位领袖子女。但事后证明她们在8·5当天打死卞仲耘事件中并未卷入。

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围绕卞仲耘之死，师大女附中的校友们出版了多种著作，从不同立场进行了调查，譬如王友琴的《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和刘进、叶维丽、冯敬兰等人的调查。但这些著作和调查结论中，没有一个人提及当天参与动手殴打卞仲耘的人名。

在叶维丽等人的讲述中，对于出手最重者的描述，往往用“一个瘦高个，一个大胖脸，文革前很出名”来描述，据说实际谁是打手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不管是在调查结论和研讨会上，校友们仍旧不愿意讲出真名，理由是“追究真凶有多大意义”。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参与殴打的人众多，无从追究谁是祸首。冯敬兰最近发表的8·5事件综述中，也只是称其为刘某某。而吴迪提到的刘兰兰（音），就成了唯一一个若隐若现的名字。

问题是，如果一直不说出打人者的姓名，宋彬彬就一直难以卸去对“卞仲耘之死”的重负。

5、孔丹

孔丹因为近来和秦晓的“红二代骂仗”事件知名。他在文革中和宋彬彬同属于老红卫兵，同为不主张乱打人的“政策派”，8·18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但没有直接联系。

1966年8月31日，孔丹再次登上天安门，或许是模仿宋彬彬，他当时给江青和林彪戴上了“西纠”红卫兵袖章之后，也想给毛泽东去戴，被周恩来阻止了。

孔丹在文革后的一次“上书”行为，影响了整个老红卫兵群体的命运，也间接埋下了宋彬彬在当下的争议。1984年，“老红卫兵”卷入了文革后开始的“三种人”清查，孔丹借助红二代身份给陈云上书，信中提出“老红卫兵”在文革中是坚决保护以刘邓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中央文革篡党夺权的，虽然在抄家破四旧中有过，但功大于过，和以打倒各级老干部为目标的造反派根本不同。这一理由显然说中了要害，获得了陈云等批示，老红卫兵就此解脱，还别列入接班人梯队。

但解脱老红卫兵的理由中，显然脱略了“红八月”在他们主导下的暴力伤害。前文已经说到，8·5事件中参与殴打卞仲耘的刘兰兰（音）本来可能遭遇审判，却由此过关。由于这一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清理，多数老红卫兵获得前程的同时，类似“卞仲耘之死”的心理伤害却在发酵，历史和心灵欠账一直累积下来，由“宋要武”这样的符号化人物来承担。宋彬彬因而只好避居国外，2003年回国后也讳莫如深，一直走不出“宋要武”的阴影。

一直到眼下，终于由她和陈小鲁这样的“老红卫兵”出面来道歉清偿。虽云亡羊补牢，也难免积重难返。

对于宋彬彬的遭际来说，孔丹之上书，功耶罪耶，就如他和秦晓的“饭局骂仗”，是非只能扪心自问。

参考资料：

《对‘八五事件’的记忆与反思》，师大女附中刘进等校友编，2014年1月

《文革受难者》，王友琴，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

《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王友琴，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5年八月号

《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米鹤都编，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
 

呵呵，宋彬彬已经死了，无论如何洗白，都毫无意义。 关键在于，中国人健忘。现在的中国年轻人连六四是怎么回事都闹不清，何论文革宋彬彬的是非曲直？ 反正再来一次文革，再制造宋彬彬二世，再忘记。阴阳轮回，就是中国人的宿命。

这是洗地的文章吗？只字不提她的文革成果？

宋背后的，就在广场上躺着呢。

近期《文学城》文章语法错误太多,请尽快纠正! 这篇文章除了题目出错外,还有很多错误: 1.了解宋还原彬彬背后的人才能文革中宋彬彬的罪与罚. 2.彭小蒙是和“杀宋要武”同样著名的彭红卫兵. 3.彭小蒙是北大附中的学生今年的老师回忆， 4.她在中央文革冒雨接见学校第一师生的时候， 5.最先抡起铜头抽打工作组长张承先 6.得到江青的赞赏和热烈拥戴 7.此后彭小蒙在打人斗人中一直尊贵上手 8.万红命令被站在一个凳子上挨斗，被铜头抽打， 9.使她重摔在水泥地上，面青 10.从彭小蒙的手工建造， 11.这也说明，老红卫兵内部还谈不明确的“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分野。 12.文革后来，彭小蒙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诉说她自己和父母彭文革中遭受了迫害，但并没有提及自己去年的三分之一时。 13.这也属于她不适合扮演红卫兵符号的原因。尽管是她最初 14.没有队列能够制止低年级学生的殴打行为 15.事后她们将卞仲队列送进医院 16.继续领导学校后来由于给宋领袖献袖章引起校内纷争，刘进和宋彬彬一起退出了宋彬彬的筹划。 17.而一旁站着的国防部长谢富治曾和宋任穷的功绩工作过 18.从而允许了宋彬去宋彬彬献袖章。 19.毛已在考虑对她的父辈“走资派”们火了， 20.刘进同意若拿下宋彬彬来广东清彬影响较大， 21.文革后她曾找到《光明日报》社长穆欣，找到了那位记者，却并并没有找到。 22.在“谁是真”的问题上，前置涉及的还有数位领袖山顶。但事后证明她们在8·5日打死卞仲旋转事件中感应卷入。 23.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围绕卞仲旋转之死，大女附中的校友师们进行了多项著作 24.据悉实际上谁在打手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25.就成了唯一一个若若现的名字 26.问题是，如果一直没有说出打人者的名字 27.孔丹孔丹因为近来和秦彬晓的“红二代骂仗”事件知名人士。 28.并以打倒共产党老干部为目标的造反派根本不同。 29.老红卫兵掩盖了解脱，还包括接班人梯队。 30.类似“卞仲跑步之”死”的伤害却在发酵 31.宋丹上方书

了解宋彬彬背后的人 才能还原文革中宋彬彬的罪与罚 那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么

共产党本身才是罪恶之源，他们只是打手，主子要不要办这些奴才，怎么办，都是一念之间的事。

毛澤東還在天安門呢，臘肉腐爛了還有有毒。

臘肉貓就是一切罪惡的的後台老闆。

臭长的洗地文。感情她文革中出的所有风头都是被别人推上去的，就是个木偶吗？所有罪恶都不清不楚，人都打死了，只有一个模棱两可的嫌犯？这篇文章把她描述成一个身不由己的牺牲品，那么全体老红卫兵就都清清白白了吧？赵家人内定的说辞，就别拿出来侮辱屁民的智商了

在“谁是真凶”的问题上，先后涉及的还有数位领袖子女。但事后证明她们在8·5当天打死卞仲耘事件中并未卷入。 哪里有这方面材料？

@世道： 宋彬彬47年的，66年已经成年，而且是师大女附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党员之一。 5-16后，校领导都被打倒了，学生会是学生们的直接领导，宋是副主席（刘进是主席）。8-5开批斗会是她们先吹风的：要整整那几个（原）校领导。 真正搞批斗会并打死人的是高一的学生，属于未成年人。宋确实没有参与批斗会也没有直接参与打人。 但谁能说她跟打死人这件事无关？注意她是成年人，党员，并且是这些未成年学生的领导！

卞仲耘1941年入党，1945年和丈夫王晶垚一起去了解放区。1947年，卞仲耘在华北晋冀鲁豫边区参与武安县土改工作团，进驻十里店。在土改工作队的组织下，由村委会执行，将四名地主押到河滩上，用石头砸死后，丢进河里冲走尸体。 1947年，正是宋彬彬出生的那一年。1966年宋彬彬率红卫兵打死了中学校长的卞仲耘。 卞仲耘是土改中的宋彬彬，宋彬彬是文革中的卞仲耘，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都是报应！

都是夜壶，被人利用的角色。可悲又可恨。这养的人在中国人里非常多。能远离还是远离吧

又来了，看来不爆点猛料，对不起城里的吃瓜群众呀。 卞仲耘为何被打？一个学校的女工作人员在当时批斗大会上的发言是直接导火索。这个女工作人员姓袁，这个袁某某控诉卞仲耘利用职权让她在学校加班工作，然后卞仲耘自己偷偷跑去袁某某的家里和袁某某的丈夫（一个30多岁的帅哥，卞仲耘自己当时50来岁）鬼混，被袁某某的母亲和孩子多次撞见。最后袁某某的丈夫主动和袁某某离婚了。袁某某和自己的母亲和孩子当时在批斗会上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了卞仲耘利用职权破坏自己的家庭还对自己打击报复的行为。这才使得当时的红卫兵极为愤怒，这才一窝蜂地跑到主席台上去殴打卞仲耘，但是主要是一群初二的女学生下手最重。 由于场面极度混乱，主持批斗大会的工作组无法控制局面，只好叫人去找宋彬彬。宋彬彬来了后便立刻安排人把卞仲耘送去了医院，但由于医生了解到卞仲耘是打击报复下属才被打的，便拒绝为她治疗，结果导致卞仲耘死亡。 卞仲耘死亡后，1972年，当时的北京教育局经过调查，做出了给卞仲耘平反的决定：“卞仲耘虽然犯有错误，但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死的。因此给于恢复名誉的决定。” 文革后，北京教育局又一次给卞仲耘平了反，但这次说她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的。 对这两次平反决定，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都不满意，但他从来就没有要求追究打他妻子的红卫兵的责任，也从来没有说什么：“不接受宋彬彬的道歉”，这些都是谣传，因为他完全知道，宋彬彬与他妻子的死亡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当时打他妻子的主要是14、5岁的孩子，也无法得到处罚。 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追究袁某某的刑事责任，因为他认为就是袁某某在大会上的发言导致他妻子被殴打致死，而且这个发言严重损害了他妻子的名誉。他要求北京公安局追究袁某某诽谤卞仲耘的刑事责任。 北京公安局还真的立案调查了，并且详细地进行了调查，主要就是阅读袁某某的当时在批斗会上的书面发言，并约谈了袁某某，她的母亲和孩子，特别是袁某某当时的丈夫，要求他写出书面材料，交代他与卞仲耘到底是什么关系，并保证内容的真实性。 然后，北京公安局把所有的材料递交给了北京检察院，在审视了这些材料后，北京检察院作出结论：终结对于袁某某的刑事调查，不于立案。并致函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袁某某的发言没有对卞仲耘的名誉造成损害，没有构成对卞仲耘的诽谤。” 卞仲耘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应该很明白了。

all China Chinese are part of that culture. Unless all are changed, then there is no hope of killing each other because of different 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