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一波舆论对新闻专业的讨论，上了好几波热搜，总觉得很尴尬。新闻专业贡献“热搜”的专业方式，永远应该是通过包含着专业技术含量的“硬新闻”：独家、深度、监督性、调查性报道，等等。像这样，在没有生产出新闻的情况下，自身成为新闻，这种反身的热度和新闻，是对专业价值的消耗、消费和反讽，体现着这个专业深层次的价值危机。 在我看来，新闻专业被讨论的方式有三个层次：最高的层次，某篇报道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推进了时事进程，推动了某种看得见的进步，让公众看到了新闻专业和新闻媒体对一个社会不可替代的价值，人们以热情的讨论向这个专业致敬。次一点，是公共事件中某篇报道引发舆论讨论，或引发新闻伦理讨论（“悲痛侵扰”之类），或激起是否“舆论审判”的讨论，或因采访权受侵犯而得到舆论声援，这种讨论也是以新闻活动为中心，彰显着专业的份量或力量。最次的就是这种，以非新闻、反新闻、无新闻、蹭新闻、反身消耗的方式成为新闻。新闻因为失去存在感而成为新闻，这就是反身消耗。 是不是？现在“新闻专业”成为新闻，常常是这些场景：负面新闻当事人的新闻专业身份，志愿填报中被人劝退的身份，那个播报新闻的小姐姐好漂亮啊！台风中的那个记者好壮实！那么大的事竟然只有通报没有新闻，哈哈，那个主播讲的段子太好笑了，记者节各种自我感动、自我美颜、自我表扬的献辞。新闻只应该以新闻方式获得关注，而不是这些“偏离新闻的新闻”。 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如今的新闻专业，很多时候就是以这种反新闻化、非新闻化、去新闻化的方式别扭地存在，名不副实，这也是此次新闻专业被吐槽的背景。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过“新闻专业的致命危机”，可以总结为：学新闻的不做新闻，做新闻的不学新闻，教新闻的没做过新闻，研究新闻的不关心新闻。一个以新闻为名的专业，却总体性地“去新闻化”，课程安排、教师身份、专业定位、知识体系、就业方向、生产方式，结构性地远离新闻基因，让这个专业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这一波对新闻专业的质疑，“工作难找”是整体环境，某网红发难只是诱因，触发了长期以来这个专业内在的、结构性的别扭。外来的挑战不足为惧，致命的危机是，这个专业内在有一种巨大的离心力和分裂感，对自身所从事专业的怀疑，没有新闻之根，彼此分离，悬浮在社会之中。学新闻的缺乏专业自信，做新闻的拿不出新闻代表作，教新闻的对能不能让学生在媒体找份工作毫无信心，缺乏与其他专业进行对话的核心知识。 面对“最好别报新闻”的挑战，新闻学界、业界、教育界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论据进行反驳，内在的别扭和怀疑，可能远高于那种反驳欲。实际上，这一次讨论更多都是新闻专业内部痛定思痛的反思。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题为《学新闻的第一份工作最好别去新媒体》，在新闻学界业界引发不小讨论，后来又写了另一篇《没在传统媒体待过真不好意思说自己做过新闻》。我之所以一直建议学新闻的第一分工作最好选择去传统媒体，宁去报纸哪怕从校对做起，也不要给所谓“新媒体大伽”当助理月薪5万，是觉得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是内容的故乡，离新闻的本义更近，有更多从采写编评基本工作做起从而完成自己新闻从业原始积累过程，有了这种原始积累，以后才有机会增值和变现，让新闻成为好的“起点跳板”。而新媒体工作在当下的新闻生产分工中离核心和一线比较远，离传播和分发近，但离新闻比较远，比较难积累新闻从业资本。 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由于新闻系毕业生巨大的就业压力，“学新闻的第一份工作最好去传统媒体”成为一种奢望。就拿2017年的数据来说，2017年12月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办学科评议组工作会议上，有关专家发布了一组数据：全国有681所大学开设了1244个本科专业点（新闻学326，广播电视234，广告378，传播学71，编辑出版82，网络与新媒体140，数字出版13），本科生23万，在校教师7000人。――23万新闻毕业生要找工作，可传统媒体正处于痛苦的转型期，为基本的生存在挣扎，人才需求大幅收缩。这种现实使新闻毕业生的传统媒体之路越来越难。 多年前，一个著名的新闻学教授写过《究竟谁将谁抛弃――对传媒毕业生入职传统媒体大幅下降的思考》，让人看到了新闻毕业生就业的严峻。他分析了自己所在的新闻学院，那三年每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有200 人左右，2013 年和2014 年进入传统媒体机构的每年有40 多人，占总毕业人数20%多。2015 年有206 名硕士研究生毕业，可进入传统媒体机构的只有21 人，占总毕业人数10%左右，呈大幅下滑趋势。其他人都去哪里呢？他们毕业后的就业领域有：新媒体、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电力、烟草、公交、银行、基金、保险、能源、地产、物业、家居、贸易、信息科技，以及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等行业。 那位教授所在的新闻学院有着厚重的新闻学传统，学生有去传统媒体的路径依赖，当地媒体高层中有很多该学院毕业生，相对发达的南方媒体也给本地毕业生提供了较多的就业岗位。可有着这样传统媒体就业优势的学院毕业生都有这样的下滑，更不要说那些新闻学本就边缘、缺乏媒体就业传统、地方媒体欠发达的新闻院校了。一些新闻院系学生很少去传统媒体工作，多喜欢选择银行、大国企、房地产企业等有前途的行业，新闻学院被毕业生戏称为“房地产学院”“银行学院”“公关保险学院”。 现实就业压力下，很多学校都鼓励学生“泛新闻化就业”，虽然传统媒体在衰落，提供的岗位越来越少，但泛媒体岗位很多。比如应对舆情和舆论引导的需要，政府部门都开了政务新媒体，对政务新媒体管理有巨大的需求，还有银行、能源、地产、学校等等，越来越重视舆情和宣传，提供了很多新媒体和宣传岗位。这种泛新闻化就业，其实也在稀释着新闻学，学生就业后从事着与新闻学院专业学习无关、甚至相反的工作，离新闻越来越远，自然就失去了新闻这个专业故乡，对自己所学专业变得越来越没有归属和认同感。 而且，这种专业稀释是双向的，在两个方向上无情地稀释着新闻学的根基。一方面是就业的泛新闻化、弱新闻化甚至去新闻化；另一方面，很多媒体首选的也并非新闻系学生，甚至排斥新闻科班出生。陈力丹教授在《论市场经济对我国新闻人才的要求》一文中提到:“许多媒体需要的不是万金油式的新闻传播学毕业生，而需要各种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毕业生, 因为新闻报道变得愈来愈专门化了。杜骏飞在文章中提到一个让新闻教育界很尴尬的数字：中国三大财经报——《第一财经日报》（上海）、《经济观察报》（山东）、《21世纪经济报道》（广东）5年来只招收不到10名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其余95%均为金融、经济、法学等专业。这导致了一个让新闻教育尴尬的现实：学新闻的人不去做新闻，做新闻的很多不是学新闻的――这意味着“互相抛弃”，现实对新闻教育没有多大需求，教出来的学生又很少能找到新闻工作，那新闻教育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和必要？ 另一重尴尬在于，新闻学院的新闻基因已经被严重稀释，人们传统所认为的那种“进媒体做新闻”的新闻学，已经被挤占到一个很小的位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詹姆士•凯瑞教授《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不仅在美国新闻学界引发广泛影响，也触及中国新闻教育的痛点。凯瑞此文谈到新闻教育须遵守3条原则，尤其第一个原则赢得新闻学研究者的共鸣：新闻学和新闻教育不等同于或包含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新闻学是一门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诞生，因此不能与其他相关但彼此独立的社会实践学科相混淆。新闻学必须在教育和实践中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新闻教育必须将新闻学本身作为目标。 凯瑞主要针对的是美国新闻教育问题，可我们的新闻教育在“去新闻化”“非新闻化”上比美国还严重。传播、广告、公关、营销、舆情、设计等学科对新闻学的强势侵入，从各个方向上稀释着新闻学的传统基因。传播、公关、营销、舆情等方向虽与新闻有一定相关性，但从学科本原看，与新闻学追求目标不一致，属于价值迥异的异质学科。 学新闻的不做新闻，做新闻的不学新闻，教新闻的没做过新闻，研究新闻的不关心新闻。名为新闻专业，新闻基因却越来越稀薄——这种多重的分离和分裂，是新闻专业最根本的存在性危机。作为新闻人，我不觉得“最好别报新闻”对新闻专业是一种挑战，没有感到冒犯，而是觉得，这是社会对新闻专业投的一次不信任票、不满意票，一次严重警告，我们内心能找到多少首先能说服自己的反驳理由呢？ 从“填报志愿中多争取考生”这个角度理解新闻专业，这个格局太小了。新闻专业不怕失去考生和生源，怕的是，在失去新闻基因中失去公众的信赖，不被公众需要，不被社会需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看到这一波舆论对新闻专业的讨论，上了好几波热搜，总觉得很尴尬。新闻专业贡献“热搜”的专业方式，永远应该是通过包含着专业技术含量的“硬新闻”：独家、深度、监督性、调查性报道，等等。像这样，在没有生产出新闻的情况下，自身成为新闻，这种反身的热度和新闻，是对专业价值的消耗、消费和反讽，体现着这个专业深层次的价值危机。
在我看来，新闻专业被讨论的方式有三个层次：最高的层次，某篇报道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推进了时事进程，推动了某种看得见的进步，让公众看到了新闻专业和新闻媒体对一个社会不可替代的价值，人们以热情的讨论向这个专业致敬。次一点，是公共事件中某篇报道引发舆论讨论，或引发新闻伦理讨论（“悲痛侵扰”之类），或激起是否“舆论审判”的讨论，或因采访权受侵犯而得到舆论声援，这种讨论也是以新闻活动为中心，彰显着专业的份量或力量。最次的就是这种，以非新闻、反新闻、无新闻、蹭新闻、反身消耗的方式成为新闻。新闻因为失去存在感而成为新闻，这就是反身消耗。
是不是？现在“新闻专业”成为新闻，常常是这些场景：负面新闻当事人的新闻专业身份，志愿填报中被人劝退的身份，那个播报新闻的小姐姐好漂亮啊！台风中的那个记者好壮实！那么大的事竟然只有通报没有新闻，哈哈，那个主播讲的段子太好笑了，记者节各种自我感动、自我美颜、自我表扬的献辞。新闻只应该以新闻方式获得关注，而不是这些“偏离新闻的新闻”。
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如今的新闻专业，很多时候就是以这种反新闻化、非新闻化、去新闻化的方式别扭地存在，名不副实，这也是此次新闻专业被吐槽的背景。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过“新闻专业的致命危机”，可以总结为：学新闻的不做新闻，做新闻的不学新闻，教新闻的没做过新闻，研究新闻的不关心新闻。一个以新闻为名的专业，却总体性地“去新闻化”，课程安排、教师身份、专业定位、知识体系、就业方向、生产方式，结构性地远离新闻基因，让这个专业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这一波对新闻专业的质疑，“工作难找”是整体环境，某网红发难只是诱因，触发了长期以来这个专业内在的、结构性的别扭。外来的挑战不足为惧，致命的危机是，这个专业内在有一种巨大的离心力和分裂感，对自身所从事专业的怀疑，没有新闻之根，彼此分离，悬浮在社会之中。学新闻的缺乏专业自信，做新闻的拿不出新闻代表作，教新闻的对能不能让学生在媒体找份工作毫无信心，缺乏与其他专业进行对话的核心知识。
面对“最好别报新闻”的挑战，新闻学界、业界、教育界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论据进行反驳，内在的别扭和怀疑，可能远高于那种反驳欲。实际上，这一次讨论更多都是新闻专业内部痛定思痛的反思。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题为《学新闻的第一份工作最好别去新媒体》，在新闻学界业界引发不小讨论，后来又写了另一篇《没在传统媒体待过真不好意思说自己做过新闻》。我之所以一直建议学新闻的第一分工作最好选择去传统媒体，宁去报纸哪怕从校对做起，也不要给所谓“新媒体大伽”当助理月薪5万，是觉得传统媒体尤其是报纸是内容的故乡，离新闻的本义更近，有更多从采写编评基本工作做起从而完成自己新闻从业原始积累过程，有了这种原始积累，以后才有机会增值和变现，让新闻成为好的“起点跳板”。而新媒体工作在当下的新闻生产分工中离核心和一线比较远，离传播和分发近，但离新闻比较远，比较难积累新闻从业资本。
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由于新闻系毕业生巨大的就业压力，“学新闻的第一份工作最好去传统媒体”成为一种奢望。就拿2017年的数据来说，2017年12月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办学科评议组工作会议上，有关专家发布了一组数据：全国有681所大学开设了1244个本科专业点（新闻学326，广播电视234，广告378，传播学71，编辑出版82，网络与新媒体140，数字出版13），本科生23万，在校教师7000人。――23万新闻毕业生要找工作，可传统媒体正处于痛苦的转型期，为基本的生存在挣扎，人才需求大幅收缩。这种现实使新闻毕业生的传统媒体之路越来越难。
多年前，一个著名的新闻学教授写过《究竟谁将谁抛弃――对传媒毕业生入职传统媒体大幅下降的思考》，让人看到了新闻毕业生就业的严峻。他分析了自己所在的新闻学院，那三年每年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有200 人左右，2013 年和2014 年进入传统媒体机构的每年有40 多人，占总毕业人数20%多。2015 年有206 名硕士研究生毕业，可进入传统媒体机构的只有21 人，占总毕业人数10%左右，呈大幅下滑趋势。其他人都去哪里呢？他们毕业后的就业领域有：新媒体、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电力、烟草、公交、银行、基金、保险、能源、地产、物业、家居、贸易、信息科技，以及移动、电信、联通三大运营商等行业。
那位教授所在的新闻学院有着厚重的新闻学传统，学生有去传统媒体的路径依赖，当地媒体高层中有很多该学院毕业生，相对发达的南方媒体也给本地毕业生提供了较多的就业岗位。可有着这样传统媒体就业优势的学院毕业生都有这样的下滑，更不要说那些新闻学本就边缘、缺乏媒体就业传统、地方媒体欠发达的新闻院校了。一些新闻院系学生很少去传统媒体工作，多喜欢选择银行、大国企、房地产企业等有前途的行业，新闻学院被毕业生戏称为“房地产学院”“银行学院”“公关保险学院”。
现实就业压力下，很多学校都鼓励学生“泛新闻化就业”，虽然传统媒体在衰落，提供的岗位越来越少，但泛媒体岗位很多。比如应对舆情和舆论引导的需要，政府部门都开了政务新媒体，对政务新媒体管理有巨大的需求，还有银行、能源、地产、学校等等，越来越重视舆情和宣传，提供了很多新媒体和宣传岗位。这种泛新闻化就业，其实也在稀释着新闻学，学生就业后从事着与新闻学院专业学习无关、甚至相反的工作，离新闻越来越远，自然就失去了新闻这个专业故乡，对自己所学专业变得越来越没有归属和认同感。
而且，这种专业稀释是双向的，在两个方向上无情地稀释着新闻学的根基。一方面是就业的泛新闻化、弱新闻化甚至去新闻化；另一方面，很多媒体首选的也并非新闻系学生，甚至排斥新闻科班出生。陈力丹教授在《论市场经济对我国新闻人才的要求》一文中提到:“许多媒体需要的不是万金油式的新闻传播学毕业生，而需要各种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毕业生, 因为新闻报道变得愈来愈专门化了。杜骏飞在文章中提到一个让新闻教育界很尴尬的数字：中国三大财经报——《第一财经日报》（上海）、《经济观察报》（山东）、《21世纪经济报道》（广东）5年来只招收不到10名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其余95%均为金融、经济、法学等专业。这导致了一个让新闻教育尴尬的现实：学新闻的人不去做新闻，做新闻的很多不是学新闻的――这意味着“互相抛弃”，现实对新闻教育没有多大需求，教出来的学生又很少能找到新闻工作，那新闻教育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和必要？
另一重尴尬在于，新闻学院的新闻基因已经被严重稀释，人们传统所认为的那种“进媒体做新闻”的新闻学，已经被挤占到一个很小的位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詹姆士•凯瑞教授《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不仅在美国新闻学界引发广泛影响，也触及中国新闻教育的痛点。凯瑞此文谈到新闻教育须遵守3条原则，尤其第一个原则赢得新闻学研究者的共鸣：新闻学和新闻教育不等同于或包含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新闻学是一门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诞生，因此不能与其他相关但彼此独立的社会实践学科相混淆。新闻学必须在教育和实践中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新闻教育必须将新闻学本身作为目标。
凯瑞主要针对的是美国新闻教育问题，可我们的新闻教育在“去新闻化”“非新闻化”上比美国还严重。传播、广告、公关、营销、舆情、设计等学科对新闻学的强势侵入，从各个方向上稀释着新闻学的传统基因。传播、公关、营销、舆情等方向虽与新闻有一定相关性，但从学科本原看，与新闻学追求目标不一致，属于价值迥异的异质学科。
学新闻的不做新闻，做新闻的不学新闻，教新闻的没做过新闻，研究新闻的不关心新闻。名为新闻专业，新闻基因却越来越稀薄——这种多重的分离和分裂，是新闻专业最根本的存在性危机。作为新闻人，我不觉得“最好别报新闻”对新闻专业是一种挑战，没有感到冒犯，而是觉得，这是社会对新闻专业投的一次不信任票、不满意票，一次严重警告，我们内心能找到多少首先能说服自己的反驳理由呢？
从“填报志愿中多争取考生”这个角度理解新闻专业，这个格局太小了。新闻专业不怕失去考生和生源，怕的是，在失去新闻基因中失去公众的信赖，不被公众需要，不被社会需要，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