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的这场东盟峰会最终事与愿违，各方期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虽然获得了突破性成果，也即15个成员国决定“一鼓作气，在年底前完成少数遗留问题的磋商，尽快准备好可供签署的完整法律文本，加快国内程序，确保协定在明年（2月的）RCEP领导人会议上正式签署”。但是，印度最终决定先行退出。 至于印度退出的原因，还需看回中国。印方担心一旦签署RCEP自贸协议，中国的货物将大量涌入印度市场，令印度企业和中小供应商大受打击。这也让“龙象相争”的中印分歧论调，再次被拉回舆论场。
真实的报导谬传的逸闻
颇为诡谲的是，在10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前往印度进行非正式访问期间，中印两国本身的舆论并没有太多冲突与摩擦。
印度总理莫迪11月4日表示，“当我考虑RCEP协议时，我未能在关乎印度人民利益的问题上得到正面答复”。（Reuters）
第14届东亚峰会11月4日在曼谷举行。东亚峰会为东盟十国与中、日、韩、印、澳、新西兰六国共同举行的峰会。俄罗斯和美国通常也会列席参加。峰会一般与东盟峰会同期同地点举行。（AP）
印度国内对RCEP的反对之声颇大，主要担心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印度，致使本国企业无法竞争。图为2019年5月14日，印度联邦直辖市昌迪加尔发生反对RCEP示威，示威者遭到警方水枪驱赶。（Reuters）
RCEP最初由东盟于2012年倡议，并随后获得中国和日本的大力支持。图为中国总理李克强（左）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月4日在曼谷参加东盟峰会。（Reuters）
在那两日里，莫迪（Narendra Modi）在阿周那石雕、五战车神庙、海岸神庙前与中国客人“共话文明对话互鉴”，谈论“印中两国跨越十几个世纪的文明交流和悠久的历史联系”。遍览印度舆论，从《今日印度》到《德干先驱报》等各大媒体皆反复谈论两国千余年的交流，除了金奈的名人、中国佛教禅宗始祖菩提达摩（Bodhidharma）这种著名历史人物，印度《克什米尔时报》甚至写到“帕拉瓦王朝国王曾取得南中国的将军封号”这种轶事。
尽管这有些偏离史实：唐玄宗开元八年，南天竺国王遣使往长安，除了进献礼物，还要以“战象及兵马”为唐朝出征，借以助唐帝国平定吐蕃及大食，唐玄宗为此“甚嘉之”，给这支军队取名“怀德军”，并赠予唐朝官服。而后五代时期，后周王朝将江南降兵编为“怀德军”。《克什米尔时报》所谓“帕拉瓦王朝国王曾取得中国南方地区的将军封号”，应该也是由此而来。
这些或属实、或谬传的报导让人惊奇地发现，印度舆论在谈及中国时并非仅有疑虑，对于两国的友好往来史，印方也同样津津乐道。
印度民间舆论如是，中方亦如是。当中国人谈及中印往来时，恐怕先浮现于脑海的更多是法显、唐玄奘等高僧西行取经的故事——在漫长的中印历史上，因受喜马拉雅山脉的隔绝，两国几乎没有任何冲突与分歧。
那么，如今被全球舆论热炒的“龙象相争”究竟又是从何而起？
在10月11日和12日，莫迪带着习近平参观海岸神庙等众多古迹，在那两日里，二人单独共处了6个小时。（Reuters）
不得不说的英国
事实上，中国与印度分歧的源头就是近一百年内的事。而这，又不得不说英国。
20世纪初，由于担心沙俄影响力渗入西藏，英国于1903年出军并占领拉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蒙古，留守的噶厦政府官员拟与英军签署《拉萨条约》，承认西藏为英国保护国的地位，这受到满清政府的阻拦。1906年英国作出妥协，与清政府于北京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同意不占领西藏、不干涉西藏政治，仅保留通商权益。
随着清政府的覆灭，英军于1912年出兵藏南，占领达旺等地区。同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将西藏划为内务部管理，却招到英国的反对和警告。与此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布《告同胞书》，西藏事实独立。1914年，英方更与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召开西姆拉会议，约定若英国可促使中华民国让西藏独立，则西藏将认可“麦克马洪线”，永久割让藏南。该协议虽被袁世凯政府取消草签，但中国也未能取回藏南的控制权。
待得独立后的印度继承英国殖民遗产，包括主张按“麦克马洪线”划分国境，这就造成了中国解放军与印度在东段边境藏南和洞朗地区，以及在西段边境阿克赛钦地区的对峙。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拒绝了中方“以印度控制藏南地区换取印度承认中国对阿克赛钦拥有主权”的提议，并推行要求印军突破己方实际控制线进行地方巡逻，并建立上百个据点。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为了获取对敌心理优势，决定主动进攻。
1962年10月20日黎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分别在东段、西段发起进攻，东段攻占藏南和达旺地区，西段则驱逐数十处据点印军，第一阶段战事结束。24日中方提出和谈被拒，印军开始集结增援力量，于11月14日（尼赫鲁生日当天）发起东段反攻，不过仅两天后即遭遇张国华部“击头、破腹、截尾”的战术打击，以大迂回包抄重创了印军精锐。为期一个月内的两阶段战斗期间，中国解放军深入原印军控制地区，以阵亡700多人的代价换取毙敌、俘虏印军超过7,000人。11月21日，中国方面宣布次日起单方面停火，一个月后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基本恢复麦克马洪线实控线。
那场战争的影响是多层面的。从现实层面看，它巩固了中国对西藏的统治，迫使印度不敢再轻易尝试在边境问题上挑战中国。另一方面，对彼时建国不久、致力于构建国民身份和民族自信的印度而言，也是颇为沉重的打击，令其蒙上了延绵至今的心理阴影。
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始于2018年莫迪的武汉之旅，续于2019年习近平金奈之行，并将于2020年再次在中国举行。图为习近平和莫迪二人2018年4月在武汉共同泛舟。（Reuters）
因此，印度之所以对中国缺乏政治信任，与英国殖民政府所导致的遗留问题，以及印度在构建民族自信的过程中遭受1962年败绩密切相关。这是中印战略分歧的源头。这也是为何印度在思索关乎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克什米尔等政治地缘安排时，一直对中国抱有战略怀疑。
北京的安抚印度的回馈
可也恰因中印矛盾实则起源于数十年前的历史纠葛，随着印度在圣雄甘地、尼赫鲁、莫迪等领导人的代代努力之下，印度已然逐渐摆脱殖民时代被强加的国民身份，构建起一个现代的、得以凝聚全国民心的国家认同感。在面对外交问题时，今日的印度不再是昔日那个“需要展示强硬对外立场”的印度。而“英国因素”纵然还有其遗留的问题，却也不再是影响中印关系的因素——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印已经有了跨越所谓“中印分歧”的政治基本盘。
在面对边界纠纷的问题上，两国已经逐渐寻找到“搁置分歧”的方法：将可能爆发的“争端”维持在“事端”层面，以撤军和对话等技术手段处理。无论是新德里还是北京，都已经认识到中印关系对两国的重要战略意义，稳定两国关系是两国政府必须面对的一项挑战。这从习近平与莫迪今年10月的非正式会晤的安排便可见一斑。
考虑到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往中国领导人出访时都十分谨慎地连带着巴基斯坦和印度一起访问，可是习近平在两次出访印度的行程中，不仅没有采用连访，还在2018年的武汉非正式会晤后，逐渐形成了与莫迪非正式及正式访问交替的互访“机制”，2020年莫迪还将再次访华，举行第三次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
放眼中国外交，除了中俄的特殊双边关系有一定可比性以外，习近平和莫迪这种定期互访的非正式会晤机制是绝无仅有的。
10月14日，印度外交部在“金奈习莫会”的声明中概括：“双方领导人在友好氛围中就全球和地区的长期战略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彼此分享各自治国理政经验和国家发展大计，以积极姿态评估双边关系走向，讨论了如何在全球舞台深化两国关系互动，彰显重要作用”，两国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实现中印两大文明伟大复兴”。
过去数十年间，中印都相互将对方视为区域性大国，而当习莫两位领导人现在共同表示中印是仅有的两个人口超过10亿的大国，相互讨论国家发展大计和全球治理之时，两国都已经将对方放在了“超级大国”的水平。
从这个维度上思索，虽然“金奈习莫会”作为一个非正式会晤，没有具体成果，但两国却获得了更重要的战略共识，并且为未来几年打下了平稳的高层意见交换机制。虽然印度此次未加入RCEP，但亦是主要出于国内政治压力考量。中印或许也已然迈过了“龙象相争”的核心阻碍。
11月初的这场东盟峰会最终事与愿违，各方期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虽然获得了突破性成果，也即15个成员国决定“一鼓作气，在年底前完成少数遗留问题的磋商，尽快准备好可供签署的完整法律文本，加快国内程序，确保协定在明年（2月的）RCEP领导人会议上正式签署”。但是，印度最终决定先行退出。 至于印度退出的原因，还需看回中国。印方担心一旦签署RCEP自贸协议，中国的货物将大量涌入印度市场，令印度企业和中小供应商大受打击。这也让“龙象相争”的中印分歧论调，再次被拉回舆论场。
真实的报导谬传的逸闻
颇为诡谲的是，在10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前往印度进行非正式访问期间，中印两国本身的舆论并没有太多冲突与摩擦。
印度总理莫迪11月4日表示，“当我考虑RCEP协议时，我未能在关乎印度人民利益的问题上得到正面答复”。（Reuters）
第14届东亚峰会11月4日在曼谷举行。东亚峰会为东盟十国与中、日、韩、印、澳、新西兰六国共同举行的峰会。俄罗斯和美国通常也会列席参加。峰会一般与东盟峰会同期同地点举行。（AP）
印度国内对RCEP的反对之声颇大，主要担心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印度，致使本国企业无法竞争。图为2019年5月14日，印度联邦直辖市昌迪加尔发生反对RCEP示威，示威者遭到警方水枪驱赶。（Reuters）
RCEP最初由东盟于2012年倡议，并随后获得中国和日本的大力支持。图为中国总理李克强（左）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月4日在曼谷参加东盟峰会。（Reuters）
在那两日里，莫迪（Narendra Modi）在阿周那石雕、五战车神庙、海岸神庙前与中国客人“共话文明对话互鉴”，谈论“印中两国跨越十几个世纪的文明交流和悠久的历史联系”。遍览印度舆论，从《今日印度》到《德干先驱报》等各大媒体皆反复谈论两国千余年的交流，除了金奈的名人、中国佛教禅宗始祖菩提达摩（Bodhidharma）这种著名历史人物，印度《克什米尔时报》甚至写到“帕拉瓦王朝国王曾取得南中国的将军封号”这种轶事。
尽管这有些偏离史实：唐玄宗开元八年，南天竺国王遣使往长安，除了进献礼物，还要以“战象及兵马”为唐朝出征，借以助唐帝国平定吐蕃及大食，唐玄宗为此“甚嘉之”，给这支军队取名“怀德军”，并赠予唐朝官服。而后五代时期，后周王朝将江南降兵编为“怀德军”。《克什米尔时报》所谓“帕拉瓦王朝国王曾取得中国南方地区的将军封号”，应该也是由此而来。
这些或属实、或谬传的报导让人惊奇地发现，印度舆论在谈及中国时并非仅有疑虑，对于两国的友好往来史，印方也同样津津乐道。
印度民间舆论如是，中方亦如是。当中国人谈及中印往来时，恐怕先浮现于脑海的更多是法显、唐玄奘等高僧西行取经的故事——在漫长的中印历史上，因受喜马拉雅山脉的隔绝，两国几乎没有任何冲突与分歧。
那么，如今被全球舆论热炒的“龙象相争”究竟又是从何而起？
在10月11日和12日，莫迪带着习近平参观海岸神庙等众多古迹，在那两日里，二人单独共处了6个小时。（Reuters）
不得不说的英国
事实上，中国与印度分歧的源头就是近一百年内的事。而这，又不得不说英国。
20世纪初，由于担心沙俄影响力渗入西藏，英国于1903年出军并占领拉萨，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出逃蒙古，留守的噶厦政府官员拟与英军签署《拉萨条约》，承认西藏为英国保护国的地位，这受到满清政府的阻拦。1906年英国作出妥协，与清政府于北京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同意不占领西藏、不干涉西藏政治，仅保留通商权益。
随着清政府的覆灭，英军于1912年出兵藏南，占领达旺等地区。同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将西藏划为内务部管理，却招到英国的反对和警告。与此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发布《告同胞书》，西藏事实独立。1914年，英方更与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召开西姆拉会议，约定若英国可促使中华民国让西藏独立，则西藏将认可“麦克马洪线”，永久割让藏南。该协议虽被袁世凯政府取消草签，但中国也未能取回藏南的控制权。
待得独立后的印度继承英国殖民遗产，包括主张按“麦克马洪线”划分国境，这就造成了中国解放军与印度在东段边境藏南和洞朗地区，以及在西段边境阿克赛钦地区的对峙。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拒绝了中方“以印度控制藏南地区换取印度承认中国对阿克赛钦拥有主权”的提议，并推行要求印军突破己方实际控制线进行地方巡逻，并建立上百个据点。时任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为了获取对敌心理优势，决定主动进攻。
1962年10月20日黎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分别在东段、西段发起进攻，东段攻占藏南和达旺地区，西段则驱逐数十处据点印军，第一阶段战事结束。24日中方提出和谈被拒，印军开始集结增援力量，于11月14日（尼赫鲁生日当天）发起东段反攻，不过仅两天后即遭遇张国华部“击头、破腹、截尾”的战术打击，以大迂回包抄重创了印军精锐。为期一个月内的两阶段战斗期间，中国解放军深入原印军控制地区，以阵亡700多人的代价换取毙敌、俘虏印军超过7,000人。11月21日，中国方面宣布次日起单方面停火，一个月后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与印军脱离接触，基本恢复麦克马洪线实控线。
那场战争的影响是多层面的。从现实层面看，它巩固了中国对西藏的统治，迫使印度不敢再轻易尝试在边境问题上挑战中国。另一方面，对彼时建国不久、致力于构建国民身份和民族自信的印度而言，也是颇为沉重的打击，令其蒙上了延绵至今的心理阴影。
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始于2018年莫迪的武汉之旅，续于2019年习近平金奈之行，并将于2020年再次在中国举行。图为习近平和莫迪二人2018年4月在武汉共同泛舟。（Reuters）
因此，印度之所以对中国缺乏政治信任，与英国殖民政府所导致的遗留问题，以及印度在构建民族自信的过程中遭受1962年败绩密切相关。这是中印战略分歧的源头。这也是为何印度在思索关乎尼泊尔、不丹、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克什米尔等政治地缘安排时，一直对中国抱有战略怀疑。
北京的安抚印度的回馈
可也恰因中印矛盾实则起源于数十年前的历史纠葛，随着印度在圣雄甘地、尼赫鲁、莫迪等领导人的代代努力之下，印度已然逐渐摆脱殖民时代被强加的国民身份，构建起一个现代的、得以凝聚全国民心的国家认同感。在面对外交问题时，今日的印度不再是昔日那个“需要展示强硬对外立场”的印度。而“英国因素”纵然还有其遗留的问题，却也不再是影响中印关系的因素——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印已经有了跨越所谓“中印分歧”的政治基本盘。
在面对边界纠纷的问题上，两国已经逐渐寻找到“搁置分歧”的方法：将可能爆发的“争端”维持在“事端”层面，以撤军和对话等技术手段处理。无论是新德里还是北京，都已经认识到中印关系对两国的重要战略意义，稳定两国关系是两国政府必须面对的一项挑战。这从习近平与莫迪今年10月的非正式会晤的安排便可见一斑。
考虑到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往中国领导人出访时都十分谨慎地连带着巴基斯坦和印度一起访问，可是习近平在两次出访印度的行程中，不仅没有采用连访，还在2018年的武汉非正式会晤后，逐渐形成了与莫迪非正式及正式访问交替的互访“机制”，2020年莫迪还将再次访华，举行第三次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
放眼中国外交，除了中俄的特殊双边关系有一定可比性以外，习近平和莫迪这种定期互访的非正式会晤机制是绝无仅有的。
10月14日，印度外交部在“金奈习莫会”的声明中概括：“双方领导人在友好氛围中就全球和地区的长期战略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彼此分享各自治国理政经验和国家发展大计，以积极姿态评估双边关系走向，讨论了如何在全球舞台深化两国关系互动，彰显重要作用”，两国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实现中印两大文明伟大复兴”。
过去数十年间，中印都相互将对方视为区域性大国，而当习莫两位领导人现在共同表示中印是仅有的两个人口超过10亿的大国，相互讨论国家发展大计和全球治理之时，两国都已经将对方放在了“超级大国”的水平。
从这个维度上思索，虽然“金奈习莫会”作为一个非正式会晤，没有具体成果，但两国却获得了更重要的战略共识，并且为未来几年打下了平稳的高层意见交换机制。虽然印度此次未加入RCEP，但亦是主要出于国内政治压力考量。中印或许也已然迈过了“龙象相争”的核心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