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可是一位中国跨性别行动者，她与伙伴们一同为遭遇家暴和社会隔绝的跨性别群体提供救助、庇护和自杀干预工作，亦承受着来自国家和跨儿受助者家庭的双重压力。2023年初，赖可决定出国，但在出境香港时遭到拘捕和关押。监狱之外，跨性别的救助行动仍在继续。无论是持续关注赖可的案件进度，或是紧急救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伙伴，或为自杀伙伴留下一份小小档案，每个个体于无助和痛苦之中寻得一丝光线或一根稻草，以此来对抗深渊。
注：为了保护仍在国内的工作者，部分人物使用化名。文中观点来自受访者。
提示：本文提及监狱里的压迫情况，以及跨性别个体的自杀事件，敬请读者留意。
声援，互助
香港，八月。
大气分子在行人身体表面的汗水间来回碰撞，原本拥挤致密的城市来到了更加窒息的边缘。一个身影从巴士走下，在两个方向之间来回试探几次后，开始尝试比着手势，用不甚流利的英语和行人展开对话。很快，她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案，转身向街角的另一个巴士站走去。
这是秋秋第一次来到香港。一个月前，她和朋友刚刚得知赖可的关押地点——一所叫“小榄”的精神病院。她匆匆地办理通行证，并预约了探视日期，终于在今天入境了这座城市。几经周转后，她抵达了小榄精神病院。但她未曾想到的是，工作人员告知赖可查无此人。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已经超过了她预约的探视时间。在无助之下，她向朋友拨出了一通国际长途电话。很快，她被朋友告知，赖可被关押的地点并非“小榄精神病院”，而是只有几字之差的“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前者是一家真正的精神病院，而后者在香港用来关押有精神障碍、需要心理治疗的囚犯，以及和赖可一样的跨性别者。不管怎么说，秋秋都错过了两周一次的探视机会。
荷兰，电话连接的另一端。 Emma是另一位声援赖可案的志愿工作者。这是她在这个月的第三次早上五点从床上爬起来，搭火车赶往200公里外的布鲁塞尔。在欧盟议会的附近不远，就是她过去几个月一直保持联系的人权机构的所在地。
在过去，中国的跨性别，尤其是跨性别活动者的遭遇几乎很少得到过国际人权机构的关注。Emma希望透过彩霞（见下文）与赖可的案子，让Ta们的处境能在国际人权的视角下被外界听到。另一方面，这些机构也会通过其自身在法律和NGO方面的专业性，向Emma提供支持案件的方法和知识。
和国际人权机构与媒体合作，这对中国的跨性别活动者来说并不是典型的工作方式。在LGBT社群和活动被官方严重打压的这些年，几乎所有的跨性别倡导组织都停止了活动。另一方面，为遭遇家暴和社会隔绝的跨性别群体提供救助、庇护和自杀干预工作的“草根”救助者，却正在地下生存、生长。 Ta们大多未受过专业的培训，对于救助方法也是通过不断摸索积累经验。但面对政治环境和传统文化结合的独特环境， Ta们的经验有时反而拥有更强的适应性。
这些救助者一般会拥有一些庇护场所，有时是专门用于救助的房子，有时是临时订的酒店房间，有时干脆是自己住的地方。当有人遭遇家暴或扭转治疗而逃离原先的住所，这些地方就会成为Ta们的临时住所。如果没有多余住所，救助者也会为Ta们提供一些路费。另外一些时候，救助者会和Ta们的家长、学校沟通，又或者帮Ta们找一些相对友好的工作。当遇到有人自杀，救助者也会展开紧急干预。
在过去，赖可和彩霞是中国国内仍在地下环境中坚持的许多草根救助者之一。赖可曾是Emma的救助对象，在赖可的状况慢慢好转后，她也开始救助别人；慢慢地，彩霞和秋秋也加入了进来。在一开始，她们更像是同事而非朋友，彼此的工作方式也各有不同。随着慢慢熟悉，她们开始找到理念一致的地方，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亲近。
很长一段时间里，秋秋和赖可的关系不算太好。一些原因是出于理念上的不合：秋秋是一位职业up主，她认为可持续的救助工作应该放在工作和生活的节奏空隙中，也不太支持容易和体制发生冲突的行动；而赖可则想用投入更多精力和更激进的方式参与救助。
2022年底，赖可的伴侣彩霞在在上海被警方带走，随后以聚众淫乱为罪名判处实刑，尽管检方用到的证据仅是一段并非她本人的视频和大量自相矛盾的口供。在那之后，赖可、Emma和秋秋等人组建起了志愿工作小组，一边在网络上声援募款，一边拿出自己的积蓄凑出律师费。
彩霞入狱后，秋秋改变了一些过去的想法。她像是被什么推着一样，不断地把生活的重心从工作向救助挚友上倾斜。当赖可在香港失联后，秋秋几乎变了一个人，开始全心全力地将一切精力都投入到赖可案中。为了方便经常到香港，她辞掉了在武汉的工作，搬到广州打起了短工。夏天的广州和香港酷热难耐，在户外稍作停留就容易中暑。第一次探望赖可时笨手笨脚、无疾而终的她，在几个月后已经能轻车熟路地穿梭于口岸两侧和香港街中。
困局，纠缠
在救助工作中，最让救助者头疼的情况是面对家长和公权力机关。很不幸的是，这两者在现实中经常通过复杂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中国官方对性别议题的叙事往往天然地与选择保守立场的家长站在一起，使得官方往往在实质上成为了跨性别迫害的帮凶，反过来恐吓、拘捕救助者。
一种常见的情况是，被救助者是有自主决定权的成年人，因为不堪家暴或担心被送去矫正机构而逃出家庭。但在家属报警时，只要向警方称孩子有精神病或强烈坚持自己的意见，孩子们往往会被送回自己刚刚逃离的家庭。另一些时候，救助者们花费千辛万苦举报关停一家矫正机构，机构负责人会很快在另一个地方开设另一家。救助者认为，这种肆无忌惮的背后很多时候都是来自官方的默许甚至支持。
更糟糕的情况是，一些家长拥有强大的人脉关系，或是当地公安或政府有来往。这时救助失败不仅意味着救助对象被带走，还意味着救助者的自身陷入危机。Emma曾在出国前被这样的家长威胁过，也目睹过他们托关系让特警跨省将孩子带回家。另外一些家长会拥有报复的心态——曾经，一个在南京运营多年的跨性别庇护所就曾因这家长举报而被迫关停。
在这背后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官方想要维护社会稳定，很多家长出于观念的原因会不择手段地“扭转”孩子的性别倾向，而一些时候这些家长身后还有某些特殊的“能量” 。三方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跨性别救助者的工作环境雪上加霜。 2022年末，彩霞的一位救助对象的家长报警并指控彩霞“拐卖、性侵”了他们未成年的“儿子” 。警方带走了彩霞和她的三位救助对象，并将其余三人视作彩霞的受害者，彩霞因此含冤入狱。至今，彩霞过去的救助对象仍然活在家长的掌控之中。
“现在一个趋势是，聚众淫乱罪正在变成一种针对性少数活动人士的口袋罪。中国的公权力对于我们的性倾向或性别认同会有一种推论，类似于性少数在性生活上面一定就是关系淫乱的，或者我们心理有问题、是精神病。很常见的罪名就是‘聚众淫乱’；跨性别还有‘非法贩卖药物’、‘非法行医’；到了救助工作和避难所这边，就是绑架、拐卖，如果是未成年人性质就会更严重。其实，哪怕你救助的不是性少数，而是被家暴逃出家庭的妇女，等着她的结局往往也是被警察送回亲手家暴她的丈夫手中。 ”Emma说。
在彩霞入狱后不久，声援她的志愿工作组就开始收到警察的威胁。她们或是被警告不要“随便说话”，或是被引诱作出对彩霞不利的口供。而这其中的赖可，在2023年初开始更频繁地察觉到警察的骚扰。有时是一通电话，有时是回家路上跟踪她的身影，还有时是被拆封过的快递。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工作组开始商讨让赖可出国的办法。
寻人，审判
5月2日这天，赖可在上海登上了前往香港的飞机。她将在香港短暂停留，之后转机前往加拿大。为了确保她的安全，远在荷兰的Emma一直开着电话通话，直到她安全登上飞机。5月3日凌晨6点30分，赖可对Emma说：“正在接受证件检查。不知道为什么。”8点30分，赖可向Emma发送了最后一条消息，之后便杳无音讯。
很久之后，Emma和志愿工作组的朋友们才了解到，当时是一名便衣警察从值机柜台旁的办公室出来拦住了赖可。在由两名男性警察对她搜身后，她被带进机场的审讯室。赖可当场提出了聘请律师的要求，但警察告诉赖可，除非她能当场背出一名香港律师的电话，否则就没有律师。当时，在机场的审讯一直持续到下午，已经一天没有睡觉的赖可频繁地陷入昏睡。这时警察就会狠狠地拍击桌子将她吵醒。直到下午审讯结束后，普通话传译员才来到现场。在赖可提出想要补充内容后，传译员也告诉她：“如果还想早点睡觉的话，就不要修改和补充了。”这时的赖可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思考，只能同意签字。
在赖可被香港警方带走的第二天，她的父母发现她手机关机，心里隐隐觉得不对的两人便找到了Emma 。赖可先前和家人的关系并不好。由于她特殊的性别身份，学校不允许她住在宿舍，且要求她家长必须在地陪读。家长的不理解再加上长期以来的矛盾，使得赖可决定搬出去和朋友住在一起，但父母仍然时常来电“监控”她的生活。赖可前往加拿大的整个计划都是瞒着父母偷偷准备的，打算到了国外后再告诉父母。
当Emma将事情原委告知她的父母后，两人变得愤慨而无措。他们年纪有些大，与年轻人沟通有种种困难，也无法理解案子的情况。但是，尽管并不了解赖可在做的跨性别救助工作，她父母也出于直觉相信孩子的案子有隐情。那段时间，无论是赖可的父母还是Emma等人都陷入了强烈的绝望。对于Emma来说，这种突然的人间蒸发并不陌生：“黄雪琴被带走的时候，她身边的人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整个人就突然失踪了，短则一两周，长则一两个月，完全不知道人在哪里。”而赖可的父母经常想到最坏的结果——也许她已经在某个地方遭遇了不测。他们一遍又一遍、一圈又一圈地向所有认识的朋友打听消息，但全部杳无音讯。
就这样，两个多月过去了。当外界所有人都接近希望破灭的时候，7月18号那天，赖可的父母收到了一通电话，另一头正是赖可本人。来不及惊喜，他们却得知了另一个消息：赖可被关进了一所名叫“小榄”的精神病院。那通电话很仓促，赖可来不及说出自己的囚犯编号和关押的原因就被挂断。后来Emma得知，即使是这通短短十分钟的电话，也是在她用狱中攒下的工资买来了电话卡才打通的。
第二天，赖可的父母又收到四川公安部门的电话，告知了他们赖可被香港警察带走以及她的囚犯编号。但是，公安仍然没有说出她被带走关押的理由。后来，赖可的父母回忆起那天说，知道赖可还活着，是那两个月来最高兴的时刻。
在志愿组工作的期间，一位香港跨性别活动者Christine参与对案情进行了许多分析研究。得知赖可的来电消息后，Christine立刻联系了一位相熟的律师前去探望。 Christine直觉认为，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赖可应该是仍在拘留的状态，案子也应该还在审讯中或未到审讯阶段。然而，仅仅一天后，律师将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消息带了出来——赖可已经被定罪了，刑期15个月。
狱中，身体
赖可被关押的地方叫作“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这是一个在香港被用来羁押精神异常或需要精神治疗的嫌疑人和囚犯的地方，既承担着收押所的功能，也承担着监狱的功能。与此同时，全香港的跨性别羁押者也都被羁押在这里。
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 / 受访者供图
2018年的时候，一名叫Navarro的菲律宾籍跨性别女性曾被关押在男监，后来她对香港惩教署提出诉讼，指控歧视和侵犯宪法赋予的人权。最终，高院原诉庭裁定没有歧视和违宪，但要求作出赔偿，并判决不得将跨性别人士关押在与自认性别不符的监室。 “小榄”作为特殊监狱，同时关押着男性和女性囚犯，且狱警也是不分性别的混在一起，于是在那之后就被同时用来关押跨性别囚犯。
但是，“小榄”并没有真的解决跨性别的关押问题。比如每次赖可去法庭“过堂”时，都会与当天“过堂”的男性一起被男性警察搜身。监狱内洗澡的地方在走廊的尽头也是公共浴室，仅仅是洗澡时承受男性囚犯的好奇目光，就已经会带给人巨大的精神压力。
更重要的问题是，“小榄”的内部仍然分男女囚室。为了搞清跨性别囚犯关押的房间，Christine曾向监狱方提出过申请，但对方回复出于保安理由拒绝公开信息。于是，Christine只好通过NGO探访和在里面的人的描述，才基本确定了内部的关押情况。
根据她的资料，“小榄”的跨性别羁押者并不会和其余顺性别羁押者关在一起，而是按照“自认男/女、是/否手术”的四种组合情况独立关押。但是因为跨性别羁押者的数量本身就很少，这会直接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Ta们大部分时候都处于单独监禁的状态。
单独监禁对人的心理伤害十分严重，甚至可能是永久性的，它也是一种违反人权的行为。作为联合国囚犯待遇最限度低标准的《曼德拉规则》在第45条指出，单独监禁只应作为在例外情形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时间能短则短，并应受独立审查，而且只能依据主管机关的核准。同时根据香港的《监狱条例》第63条，隔离囚禁只能被用作一种特殊的惩罚手段，且期限不得超过28天。而在赖可的刑期中，她被单独关押的时间超过80%。
“小榄”内部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新人病房（AOU）用来关押刚刚入监的囚犯，条件类似禁闭室——完全封闭、呈不规则的多边形，有的房间甚至没有床和厕所。在AOU所在的建筑中，其他区域是普通牢房，一般只有三张行军床左右的大小。而在另一栋建筑中是被称作“Ward-D”的区域，用来关押残疾人和老年人——每个房间中分散地摆放8-9张病床，金属马桶，绿色或白色的墙壁，大多数房间有一个小透气口。
在十个月的关押中，赖可在不同区域之间移动过多次。在有多个跨性别囚犯的时候，她会和其他人被移动到残疾人和老年人居多的Ward-D区域，而其他的多数时候则待在普通牢房或新人病房（AOU）。
“在AOU中，有些房间什么都没有：没有床、没有厕所、也没有水。哪怕在有水的房间，水闸也会经常被关掉。每天早晨和晚上，送餐的囚犯会推着送饭车过来，我将纸杯子递给他们，他们接满水，再递给我。中午的时候有粥，有时候是白米粥，有时候是红豆或绿豆粥。口渴的时候，我会通过门缝向他们求助，但很多时候也会被他们无视。”
赖可在“小榄”期间，大约有六个月被关在AOU中。在那里，她不能放风、没有书、生病时无法得到必须的药物。甚至，在她们洗漱时，所有人只能共用一个牙刷。刚进入AOU的时候，赖可经历了严重的腹泻。无法得到卫生纸的她，只能用换下来的衣服擦拭。
“后来，我问他们，我该怎么上厕所，他们就给了我瓦楞纸做的便盆。每天早上，送餐的囚犯会把瓦楞纸便盆拿去倒掉。大概在刑期过了一半的时候，我有一次陷入了崩溃，就吞了肥皂。那之后他们才把我放回AOU另一个有水的房间。”
十二月的时候，Christine一见面就看到赖可的眼睛发炎，其中一边的眼睛肿成乒乓球那么大。她问赖可有没有看医生，赖可说她一直在要求，但惩教署那边说医生放假，就这样一直拖着。直到次年一月底Christine再去看她，她已经自己康复了，而且直到最后也没有见到医生。
至于荷尔蒙药物，尽管赖可在每个羁押场所都向医生提出过需求，但每次都被医生无视。直到七月底她才终于开到了雌激素，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开到抗雄药物。不仅是她，整个“小榄”关押的每一个跨性别女性都无法获得抗雄药物。
与雌激素不同，抗雄药物被未经睾丸切除术的跨性别女性服用，用来抑制胡须、体毛、油脂分泌、自然勃起等男性性征，突然停止抗雄药物会导致出现“反雄”、内分泌失调和严重的情绪波动等。可以说，抗雄药物断药的后果对跨性别女性而言几乎是致命的。
Christine说，每次去探望赖可，都能看到她因没有药物产生的转变。 “胡子会慢慢长出来，而她在拘留期间也没有刮胡刀。在刚开始的两个月，监狱完全不给她任何药物，那两个月的反雄是最严重的。它的影响不只在生理上，那段时间她的精神状态……我只能说不是很好。”
在最初关押的两个月，赖可向外写了许多封信。狱警最初向她保证这些信绝对能寄出去，但最后没有一封来到她朋友的手中。有的信被狱警当面销毁，有的信则彻底消失，而这也是在赖可与外界重新取得联系后才得以确认的。在那之后，赖可逐渐摸索出了监狱的态度：信中不能反应她受到的不公待遇，也不能描述监狱的环境。于是，她开始凭借自己的诗词格律学知识，用古诗和古汉语的方式隐晦地传达自己的狱中生活。
赖可于狱中所写的七言近体诗（其中两首） （原作已遭销毁，图为抄写稿。阅读顺序自上至下、由左至右） / 受访者供图
程序，罪名
2023年12月底，赖可向律师投诉了监狱中没有激素药物的情况。而后，她被狱警关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小黑屋”。她在出来后向狱警问为什么要关押她，狱警却用不屑、嘲讽、自以为幽默的语气回答：“因为外星人侵略地球”。
在那之后，赖可和她的律师开始认真地准备提起民事诉讼。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份证据是监狱方的记录，其中包括纪录赖可每天的羁押地点。但是，当赖可拿到惩教署递给她的小信封时，却发现她需要的那部分证据恰好不翼而飞。甚至，赖可被关“小黑屋”的那些天，她的记录仍被填进平时睡觉的房间。
如此一来，赖可面临的抉择就是，要继续向惩教署申请，还是要直接开始法律诉讼。 “曾经也有一些司法案例，遇到所谓‘不见了’的文件，法官是可以做出一个对监狱不利的假设。但如果缺失的文件太多，我们可能连提告的机会都没有了。 ”Christine说。
相比起赖可的遭遇，2022年底入狱的彩霞经历了更为严重的不公。十一月底，彩霞在被超期羁押了20天后，被转入看守所。赖可等人上门拜访彩霞的父母，提出想要看一下彩霞的拘留通知书，但她的父母观念保守，始终态度强硬地拒绝。他们既不信任作为彩霞的跨性别同伴的志愿小组，甚至也不相信任何律师。几经周转之后，志愿组拿到彩霞在看守所中签下的律师委托书，然而为时已晚。仅仅几天后，彩霞被检察院批捕。
“回过头看，如果当时她父母从一开始就明确和我们讲拒绝请律师，那我们会立刻改变策略，往其他地方做工作。但是，他们表现出的态度始终是模棱两可，一会说要再去咨询一下，一会说需要时间，一会说自己已经找到律师了，甚至说好签字的时间但临时反悔，就这样一直反复地拖下去。于是，我们一直没请到律师。 ”
2023年6月19日，彩霞被下达了一审判决。法庭上，检方多次故意提起彩霞身边自杀的朋友，暗示是彩霞导致了她们的自杀。在检方的描述中，彩霞变成了一个道德败坏、教唆他人滥用药物、私生活淫乱乃至诱导未成年人自杀的“男同性恋”。而至于彩霞的起诉罪名“聚众淫乱”的证据，只有几份时间地点对不上的口供和一段不包含彩霞在内的视频。
“彩霞这个案子的程序有如此多的问题。它意味着以后，公权力可以对任何一个性少数救助者重复一模一样的流程，将Ta们关进监狱。在这么荒诞的流程之下，即使再清白的人也会被判刑。”
直到现在，彩霞的家属依然在使用完全消极的态度与志愿工作组沟通。她们无从得知彩霞关押的监狱，也无从安排探望。
哀悼，延续
在Emma的个人主页上，记载着一篇对好友飞猫离世一周年的悼念。其中的一段描述写着：
“仍记得飞猫那时和我说，她在空间里发的‘要飞起来了啊’是预告自己的死亡，然而这份预告迟来了一年又半，在我未曾真正预期的时刻。奇怪到没有时间告别，但又感到并不意外，毕竟这就是飞猫啊，这就是飞猫。”
聊起一年前好友的离去，Emma已经能平静而坚定地讲出那段回忆。飞猫过世的时候，她第一时间打电话给飞猫的大学确认，然而，学校拒绝向她提供任何信息，甚至不愿告诉她飞猫是否被送去医院。 Emma为了给他们证明她和飞猫是多年的好友，就一点点讲出和飞猫过去相识的细节。但是，他们还没听完就挂断了电话。
“哪怕他们有一丁点的同情心，都会做得稍微有人性一点、得体一点。但在我的感受中丝毫没有，甚至像是以激怒我们为目的一样，高高在上又敷衍了事地回答问题。我说是飞猫的辅导员，而这是他面对自己天天接触的学生死去时的反应。飞猫的家长也非常愤慨，但是不敢声张。”
飞猫离世的具体原因已经无从知悉。但Emma知道的是，在她决定自杀的一周前，警方刚刚带走了飞猫的异地伴侣。在警察局，他们通过其手机向飞猫发送钓鱼短信，问她“要不要出来吸毒”。飞猫察觉出异常，没有回复那条消息。志愿工作组立即为飞猫找了律师，但没想到，那成了她们见到飞猫的最后一面。至今，飞猫的伴侣仍然无法走出这段创伤。
飞猫并不是她们的共同好友中第一位自杀的人。九月底的时候，彩霞的挚友天心自杀离世；十一月，秋秋和赖可的挚友紫风自杀离世。这样的自杀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经常一个接一个地传染开来。在无助和痛苦作为普遍情绪存在的圈子中，不少人将互相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而当稻草折断的时候，活着的人将只剩下深渊可以面对。
有几次，秋秋问Emma，为什么她身边的人都走了，只有她自己还活着。
在紫风离世前不久，赖可刚刚寄了一封信出来。信里问了彩霞的现状，又问了她三位好友的现状，其中就包括已经去世的天心和紫风。收到信后，Christine挣扎了很久该不该告诉赖可真相：“对我来说真的很难。赖可已经身在监狱，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而我又要把她朋友一个接一个去世的消息告诉她。但后来我想，既然她已经问到了，那我还是应该说出来。我在给她的回信里简短的说，那两位朋友已经离开了。去探望她的时候又对她说了一遍。我跟她都沉默了一会，然后都在叹气。我不想气氛那么沉重，就对她说，我们聊点别的吧。”
Christine不知道的是，赖可为紫风写了一篇长长的悼文。不幸的是，那篇悼文最终也被监狱扣押，没能送到外面。 “我们当时觉得，妳（赖可）那么好的朋友没了，妳应该会为她写一些东西的。实际上赖可确实写了，但我们直到现在才知道它被销毁了。那篇悼文很长，而且是用那么沉痛的心情在写，所以赖可不可能再一次重新背出里面的内容。但是，它就这么没了。这件事是不可原谅的。”
问起Emma，是什么在支持她们将救援和声援的工作做到现在，她说具体到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每个人都有某种属于自己的精神支柱。这些支柱对国内的公益工作者不可或缺，当在最灰暗的时候想到它，就仍然会有做下去的动力。
比如，秋秋是出于对彩霞的爱情。因为彩霞曾带她看到的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对秋秋来说，那个以前从未见过的世界就成了秋秋的一切动力。 “至于我自己，我的性格让我总是强烈的感受到他人生活在无能为力中的痛苦。对于自己曾经受过的创伤和痛苦，我不想看到在任何人身上重复。”Emma如此回答。
“很多人说，性少数群体，尤其是跨性别和非二元的人，我们跟正常人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我们从未度过正常人的生活，所以我们对他们来说如此不可理喻。但是，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份使我们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是因为我们受到的所有正常人不会受到的种种歧视。我们是被逼着拖入这里的，如果可以，我们并不想参与意识形态和充满偏见的斗争当中，但我们最终只能为了生存而挣扎。”
“我是一个很有特权的人，我可以成功逃离那个危险的环境，在荷兰安顿了下来。我经常会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些，而是在和那些已经离开的人一起。我要替Ta们继续看着这个世界，替Ta们学所有不能学的，替Ta们做所有不能做的。我就是Ta们的喉舌，是Ta们的眼睛。他们可以杀死一条具体的生命，但不能杀死我们这样的存在。既然我现在还没有死，我就会作为这样的一份子，继续活下去尽我自己的义务。”
赖可是一位中国跨性别行动者，她与伙伴们一同为遭遇家暴和社会隔绝的跨性别群体提供救助、庇护和自杀干预工作，亦承受着来自国家和跨儿受助者家庭的双重压力。2023年初，赖可决定出国，但在出境香港时遭到拘捕和关押。监狱之外，跨性别的救助行动仍在继续。无论是持续关注赖可的案件进度，或是紧急救援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伙伴，或为自杀伙伴留下一份小小档案，每个个体于无助和痛苦之中寻得一丝光线或一根稻草，以此来对抗深渊。
注：为了保护仍在国内的工作者，部分人物使用化名。文中观点来自受访者。
提示：本文提及监狱里的压迫情况，以及跨性别个体的自杀事件，敬请读者留意。
声援，互助
香港，八月。
大气分子在行人身体表面的汗水间来回碰撞，原本拥挤致密的城市来到了更加窒息的边缘。一个身影从巴士走下，在两个方向之间来回试探几次后，开始尝试比着手势，用不甚流利的英语和行人展开对话。很快，她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案，转身向街角的另一个巴士站走去。
这是秋秋第一次来到香港。一个月前，她和朋友刚刚得知赖可的关押地点——一所叫“小榄”的精神病院。她匆匆地办理通行证，并预约了探视日期，终于在今天入境了这座城市。几经周转后，她抵达了小榄精神病院。但她未曾想到的是，工作人员告知赖可查无此人。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已经超过了她预约的探视时间。在无助之下，她向朋友拨出了一通国际长途电话。很快，她被朋友告知，赖可被关押的地点并非“小榄精神病院”，而是只有几字之差的“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前者是一家真正的精神病院，而后者在香港用来关押有精神障碍、需要心理治疗的囚犯，以及和赖可一样的跨性别者。不管怎么说，秋秋都错过了两周一次的探视机会。
荷兰，电话连接的另一端。 Emma是另一位声援赖可案的志愿工作者。这是她在这个月的第三次早上五点从床上爬起来，搭火车赶往200公里外的布鲁塞尔。在欧盟议会的附近不远，就是她过去几个月一直保持联系的人权机构的所在地。
在过去，中国的跨性别，尤其是跨性别活动者的遭遇几乎很少得到过国际人权机构的关注。Emma希望透过彩霞（见下文）与赖可的案子，让Ta们的处境能在国际人权的视角下被外界听到。另一方面，这些机构也会通过其自身在法律和NGO方面的专业性，向Emma提供支持案件的方法和知识。
和国际人权机构与媒体合作，这对中国的跨性别活动者来说并不是典型的工作方式。在LGBT社群和活动被官方严重打压的这些年，几乎所有的跨性别倡导组织都停止了活动。另一方面，为遭遇家暴和社会隔绝的跨性别群体提供救助、庇护和自杀干预工作的“草根”救助者，却正在地下生存、生长。 Ta们大多未受过专业的培训，对于救助方法也是通过不断摸索积累经验。但面对政治环境和传统文化结合的独特环境， Ta们的经验有时反而拥有更强的适应性。
这些救助者一般会拥有一些庇护场所，有时是专门用于救助的房子，有时是临时订的酒店房间，有时干脆是自己住的地方。当有人遭遇家暴或扭转治疗而逃离原先的住所，这些地方就会成为Ta们的临时住所。如果没有多余住所，救助者也会为Ta们提供一些路费。另外一些时候，救助者会和Ta们的家长、学校沟通，又或者帮Ta们找一些相对友好的工作。当遇到有人自杀，救助者也会展开紧急干预。
在过去，赖可和彩霞是中国国内仍在地下环境中坚持的许多草根救助者之一。赖可曾是Emma的救助对象，在赖可的状况慢慢好转后，她也开始救助别人；慢慢地，彩霞和秋秋也加入了进来。在一开始，她们更像是同事而非朋友，彼此的工作方式也各有不同。随着慢慢熟悉，她们开始找到理念一致的地方，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亲近。
很长一段时间里，秋秋和赖可的关系不算太好。一些原因是出于理念上的不合：秋秋是一位职业up主，她认为可持续的救助工作应该放在工作和生活的节奏空隙中，也不太支持容易和体制发生冲突的行动；而赖可则想用投入更多精力和更激进的方式参与救助。
2022年底，赖可的伴侣彩霞在在上海被警方带走，随后以聚众淫乱为罪名判处实刑，尽管检方用到的证据仅是一段并非她本人的视频和大量自相矛盾的口供。在那之后，赖可、Emma和秋秋等人组建起了志愿工作小组，一边在网络上声援募款，一边拿出自己的积蓄凑出律师费。
彩霞入狱后，秋秋改变了一些过去的想法。她像是被什么推着一样，不断地把生活的重心从工作向救助挚友上倾斜。当赖可在香港失联后，秋秋几乎变了一个人，开始全心全力地将一切精力都投入到赖可案中。为了方便经常到香港，她辞掉了在武汉的工作，搬到广州打起了短工。夏天的广州和香港酷热难耐，在户外稍作停留就容易中暑。第一次探望赖可时笨手笨脚、无疾而终的她，在几个月后已经能轻车熟路地穿梭于口岸两侧和香港街中。
困局，纠缠
在救助工作中，最让救助者头疼的情况是面对家长和公权力机关。很不幸的是，这两者在现实中经常通过复杂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中国官方对性别议题的叙事往往天然地与选择保守立场的家长站在一起，使得官方往往在实质上成为了跨性别迫害的帮凶，反过来恐吓、拘捕救助者。
一种常见的情况是，被救助者是有自主决定权的成年人，因为不堪家暴或担心被送去矫正机构而逃出家庭。但在家属报警时，只要向警方称孩子有精神病或强烈坚持自己的意见，孩子们往往会被送回自己刚刚逃离的家庭。另一些时候，救助者们花费千辛万苦举报关停一家矫正机构，机构负责人会很快在另一个地方开设另一家。救助者认为，这种肆无忌惮的背后很多时候都是来自官方的默许甚至支持。
更糟糕的情况是，一些家长拥有强大的人脉关系，或是当地公安或政府有来往。这时救助失败不仅意味着救助对象被带走，还意味着救助者的自身陷入危机。Emma曾在出国前被这样的家长威胁过，也目睹过他们托关系让特警跨省将孩子带回家。另外一些家长会拥有报复的心态——曾经，一个在南京运营多年的跨性别庇护所就曾因这家长举报而被迫关停。
在这背后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官方想要维护社会稳定，很多家长出于观念的原因会不择手段地“扭转”孩子的性别倾向，而一些时候这些家长身后还有某些特殊的“能量” 。三方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跨性别救助者的工作环境雪上加霜。 2022年末，彩霞的一位救助对象的家长报警并指控彩霞“拐卖、性侵”了他们未成年的“儿子” 。警方带走了彩霞和她的三位救助对象，并将其余三人视作彩霞的受害者，彩霞因此含冤入狱。至今，彩霞过去的救助对象仍然活在家长的掌控之中。
“现在一个趋势是，聚众淫乱罪正在变成一种针对性少数活动人士的口袋罪。中国的公权力对于我们的性倾向或性别认同会有一种推论，类似于性少数在性生活上面一定就是关系淫乱的，或者我们心理有问题、是精神病。很常见的罪名就是‘聚众淫乱’；跨性别还有‘非法贩卖药物’、‘非法行医’；到了救助工作和避难所这边，就是绑架、拐卖，如果是未成年人性质就会更严重。其实，哪怕你救助的不是性少数，而是被家暴逃出家庭的妇女，等着她的结局往往也是被警察送回亲手家暴她的丈夫手中。 ”Emma说。
在彩霞入狱后不久，声援她的志愿工作组就开始收到警察的威胁。她们或是被警告不要“随便说话”，或是被引诱作出对彩霞不利的口供。而这其中的赖可，在2023年初开始更频繁地察觉到警察的骚扰。有时是一通电话，有时是回家路上跟踪她的身影，还有时是被拆封过的快递。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工作组开始商讨让赖可出国的办法。
寻人，审判
5月2日这天，赖可在上海登上了前往香港的飞机。她将在香港短暂停留，之后转机前往加拿大。为了确保她的安全，远在荷兰的Emma一直开着电话通话，直到她安全登上飞机。5月3日凌晨6点30分，赖可对Emma说：“正在接受证件检查。不知道为什么。”8点30分，赖可向Emma发送了最后一条消息，之后便杳无音讯。
很久之后，Emma和志愿工作组的朋友们才了解到，当时是一名便衣警察从值机柜台旁的办公室出来拦住了赖可。在由两名男性警察对她搜身后，她被带进机场的审讯室。赖可当场提出了聘请律师的要求，但警察告诉赖可，除非她能当场背出一名香港律师的电话，否则就没有律师。当时，在机场的审讯一直持续到下午，已经一天没有睡觉的赖可频繁地陷入昏睡。这时警察就会狠狠地拍击桌子将她吵醒。直到下午审讯结束后，普通话传译员才来到现场。在赖可提出想要补充内容后，传译员也告诉她：“如果还想早点睡觉的话，就不要修改和补充了。”这时的赖可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思考，只能同意签字。
在赖可被香港警方带走的第二天，她的父母发现她手机关机，心里隐隐觉得不对的两人便找到了Emma 。赖可先前和家人的关系并不好。由于她特殊的性别身份，学校不允许她住在宿舍，且要求她家长必须在地陪读。家长的不理解再加上长期以来的矛盾，使得赖可决定搬出去和朋友住在一起，但父母仍然时常来电“监控”她的生活。赖可前往加拿大的整个计划都是瞒着父母偷偷准备的，打算到了国外后再告诉父母。
当Emma将事情原委告知她的父母后，两人变得愤慨而无措。他们年纪有些大，与年轻人沟通有种种困难，也无法理解案子的情况。但是，尽管并不了解赖可在做的跨性别救助工作，她父母也出于直觉相信孩子的案子有隐情。那段时间，无论是赖可的父母还是Emma等人都陷入了强烈的绝望。对于Emma来说，这种突然的人间蒸发并不陌生：“黄雪琴被带走的时候，她身边的人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整个人就突然失踪了，短则一两周，长则一两个月，完全不知道人在哪里。”而赖可的父母经常想到最坏的结果——也许她已经在某个地方遭遇了不测。他们一遍又一遍、一圈又一圈地向所有认识的朋友打听消息，但全部杳无音讯。
就这样，两个多月过去了。当外界所有人都接近希望破灭的时候，7月18号那天，赖可的父母收到了一通电话，另一头正是赖可本人。来不及惊喜，他们却得知了另一个消息：赖可被关进了一所名叫“小榄”的精神病院。那通电话很仓促，赖可来不及说出自己的囚犯编号和关押的原因就被挂断。后来Emma得知，即使是这通短短十分钟的电话，也是在她用狱中攒下的工资买来了电话卡才打通的。
第二天，赖可的父母又收到四川公安部门的电话，告知了他们赖可被香港警察带走以及她的囚犯编号。但是，公安仍然没有说出她被带走关押的理由。后来，赖可的父母回忆起那天说，知道赖可还活着，是那两个月来最高兴的时刻。
在志愿组工作的期间，一位香港跨性别活动者Christine参与对案情进行了许多分析研究。得知赖可的来电消息后，Christine立刻联系了一位相熟的律师前去探望。 Christine直觉认为，只有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赖可应该是仍在拘留的状态，案子也应该还在审讯中或未到审讯阶段。然而，仅仅一天后，律师将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消息带了出来——赖可已经被定罪了，刑期15个月。
狱中，身体
赖可被关押的地方叫作“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这是一个在香港被用来羁押精神异常或需要精神治疗的嫌疑人和囚犯的地方，既承担着收押所的功能，也承担着监狱的功能。与此同时，全香港的跨性别羁押者也都被羁押在这里。
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 / 受访者供图
2018年的时候，一名叫Navarro的菲律宾籍跨性别女性曾被关押在男监，后来她对香港惩教署提出诉讼，指控歧视和侵犯宪法赋予的人权。最终，高院原诉庭裁定没有歧视和违宪，但要求作出赔偿，并判决不得将跨性别人士关押在与自认性别不符的监室。 “小榄”作为特殊监狱，同时关押着男性和女性囚犯，且狱警也是不分性别的混在一起，于是在那之后就被同时用来关押跨性别囚犯。
但是，“小榄”并没有真的解决跨性别的关押问题。比如每次赖可去法庭“过堂”时，都会与当天“过堂”的男性一起被男性警察搜身。监狱内洗澡的地方在走廊的尽头也是公共浴室，仅仅是洗澡时承受男性囚犯的好奇目光，就已经会带给人巨大的精神压力。
更重要的问题是，“小榄”的内部仍然分男女囚室。为了搞清跨性别囚犯关押的房间，Christine曾向监狱方提出过申请，但对方回复出于保安理由拒绝公开信息。于是，Christine只好通过NGO探访和在里面的人的描述，才基本确定了内部的关押情况。
根据她的资料，“小榄”的跨性别羁押者并不会和其余顺性别羁押者关在一起，而是按照“自认男/女、是/否手术”的四种组合情况独立关押。但是因为跨性别羁押者的数量本身就很少，这会直接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Ta们大部分时候都处于单独监禁的状态。
单独监禁对人的心理伤害十分严重，甚至可能是永久性的，它也是一种违反人权的行为。作为联合国囚犯待遇最限度低标准的《曼德拉规则》在第45条指出，单独监禁只应作为在例外情形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时间能短则短，并应受独立审查，而且只能依据主管机关的核准。同时根据香港的《监狱条例》第63条，隔离囚禁只能被用作一种特殊的惩罚手段，且期限不得超过28天。而在赖可的刑期中，她被单独关押的时间超过80%。
“小榄”内部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新人病房（AOU）用来关押刚刚入监的囚犯，条件类似禁闭室——完全封闭、呈不规则的多边形，有的房间甚至没有床和厕所。在AOU所在的建筑中，其他区域是普通牢房，一般只有三张行军床左右的大小。而在另一栋建筑中是被称作“Ward-D”的区域，用来关押残疾人和老年人——每个房间中分散地摆放8-9张病床，金属马桶，绿色或白色的墙壁，大多数房间有一个小透气口。
在十个月的关押中，赖可在不同区域之间移动过多次。在有多个跨性别囚犯的时候，她会和其他人被移动到残疾人和老年人居多的Ward-D区域，而其他的多数时候则待在普通牢房或新人病房（AOU）。
“在AOU中，有些房间什么都没有：没有床、没有厕所、也没有水。哪怕在有水的房间，水闸也会经常被关掉。每天早晨和晚上，送餐的囚犯会推着送饭车过来，我将纸杯子递给他们，他们接满水，再递给我。中午的时候有粥，有时候是白米粥，有时候是红豆或绿豆粥。口渴的时候，我会通过门缝向他们求助，但很多时候也会被他们无视。”
赖可在“小榄”期间，大约有六个月被关在AOU中。在那里，她不能放风、没有书、生病时无法得到必须的药物。甚至，在她们洗漱时，所有人只能共用一个牙刷。刚进入AOU的时候，赖可经历了严重的腹泻。无法得到卫生纸的她，只能用换下来的衣服擦拭。
“后来，我问他们，我该怎么上厕所，他们就给了我瓦楞纸做的便盆。每天早上，送餐的囚犯会把瓦楞纸便盆拿去倒掉。大概在刑期过了一半的时候，我有一次陷入了崩溃，就吞了肥皂。那之后他们才把我放回AOU另一个有水的房间。”
十二月的时候，Christine一见面就看到赖可的眼睛发炎，其中一边的眼睛肿成乒乓球那么大。她问赖可有没有看医生，赖可说她一直在要求，但惩教署那边说医生放假，就这样一直拖着。直到次年一月底Christine再去看她，她已经自己康复了，而且直到最后也没有见到医生。
至于荷尔蒙药物，尽管赖可在每个羁押场所都向医生提出过需求，但每次都被医生无视。直到七月底她才终于开到了雌激素，但是自始至终都没有开到抗雄药物。不仅是她，整个“小榄”关押的每一个跨性别女性都无法获得抗雄药物。
与雌激素不同，抗雄药物被未经睾丸切除术的跨性别女性服用，用来抑制胡须、体毛、油脂分泌、自然勃起等男性性征，突然停止抗雄药物会导致出现“反雄”、内分泌失调和严重的情绪波动等。可以说，抗雄药物断药的后果对跨性别女性而言几乎是致命的。
Christine说，每次去探望赖可，都能看到她因没有药物产生的转变。 “胡子会慢慢长出来，而她在拘留期间也没有刮胡刀。在刚开始的两个月，监狱完全不给她任何药物，那两个月的反雄是最严重的。它的影响不只在生理上，那段时间她的精神状态……我只能说不是很好。”
在最初关押的两个月，赖可向外写了许多封信。狱警最初向她保证这些信绝对能寄出去，但最后没有一封来到她朋友的手中。有的信被狱警当面销毁，有的信则彻底消失，而这也是在赖可与外界重新取得联系后才得以确认的。在那之后，赖可逐渐摸索出了监狱的态度：信中不能反应她受到的不公待遇，也不能描述监狱的环境。于是，她开始凭借自己的诗词格律学知识，用古诗和古汉语的方式隐晦地传达自己的狱中生活。
赖可于狱中所写的七言近体诗（其中两首） （原作已遭销毁，图为抄写稿。阅读顺序自上至下、由左至右） / 受访者供图
程序，罪名
2023年12月底，赖可向律师投诉了监狱中没有激素药物的情况。而后，她被狱警关了整整一个星期的“小黑屋”。她在出来后向狱警问为什么要关押她，狱警却用不屑、嘲讽、自以为幽默的语气回答：“因为外星人侵略地球”。
在那之后，赖可和她的律师开始认真地准备提起民事诉讼。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份证据是监狱方的记录，其中包括纪录赖可每天的羁押地点。但是，当赖可拿到惩教署递给她的小信封时，却发现她需要的那部分证据恰好不翼而飞。甚至，赖可被关“小黑屋”的那些天，她的记录仍被填进平时睡觉的房间。
如此一来，赖可面临的抉择就是，要继续向惩教署申请，还是要直接开始法律诉讼。 “曾经也有一些司法案例，遇到所谓‘不见了’的文件，法官是可以做出一个对监狱不利的假设。但如果缺失的文件太多，我们可能连提告的机会都没有了。 ”Christine说。
相比起赖可的遭遇，2022年底入狱的彩霞经历了更为严重的不公。十一月底，彩霞在被超期羁押了20天后，被转入看守所。赖可等人上门拜访彩霞的父母，提出想要看一下彩霞的拘留通知书，但她的父母观念保守，始终态度强硬地拒绝。他们既不信任作为彩霞的跨性别同伴的志愿小组，甚至也不相信任何律师。几经周转之后，志愿组拿到彩霞在看守所中签下的律师委托书，然而为时已晚。仅仅几天后，彩霞被检察院批捕。
“回过头看，如果当时她父母从一开始就明确和我们讲拒绝请律师，那我们会立刻改变策略，往其他地方做工作。但是，他们表现出的态度始终是模棱两可，一会说要再去咨询一下，一会说需要时间，一会说自己已经找到律师了，甚至说好签字的时间但临时反悔，就这样一直反复地拖下去。于是，我们一直没请到律师。 ”
2023年6月19日，彩霞被下达了一审判决。法庭上，检方多次故意提起彩霞身边自杀的朋友，暗示是彩霞导致了她们的自杀。在检方的描述中，彩霞变成了一个道德败坏、教唆他人滥用药物、私生活淫乱乃至诱导未成年人自杀的“男同性恋”。而至于彩霞的起诉罪名“聚众淫乱”的证据，只有几份时间地点对不上的口供和一段不包含彩霞在内的视频。
“彩霞这个案子的程序有如此多的问题。它意味着以后，公权力可以对任何一个性少数救助者重复一模一样的流程，将Ta们关进监狱。在这么荒诞的流程之下，即使再清白的人也会被判刑。”
直到现在，彩霞的家属依然在使用完全消极的态度与志愿工作组沟通。她们无从得知彩霞关押的监狱，也无从安排探望。
哀悼，延续
在Emma的个人主页上，记载着一篇对好友飞猫离世一周年的悼念。其中的一段描述写着：
“仍记得飞猫那时和我说，她在空间里发的‘要飞起来了啊’是预告自己的死亡，然而这份预告迟来了一年又半，在我未曾真正预期的时刻。奇怪到没有时间告别，但又感到并不意外，毕竟这就是飞猫啊，这就是飞猫。”
聊起一年前好友的离去，Emma已经能平静而坚定地讲出那段回忆。飞猫过世的时候，她第一时间打电话给飞猫的大学确认，然而，学校拒绝向她提供任何信息，甚至不愿告诉她飞猫是否被送去医院。 Emma为了给他们证明她和飞猫是多年的好友，就一点点讲出和飞猫过去相识的细节。但是，他们还没听完就挂断了电话。
“哪怕他们有一丁点的同情心，都会做得稍微有人性一点、得体一点。但在我的感受中丝毫没有，甚至像是以激怒我们为目的一样，高高在上又敷衍了事地回答问题。我说是飞猫的辅导员，而这是他面对自己天天接触的学生死去时的反应。飞猫的家长也非常愤慨，但是不敢声张。”
飞猫离世的具体原因已经无从知悉。但Emma知道的是，在她决定自杀的一周前，警方刚刚带走了飞猫的异地伴侣。在警察局，他们通过其手机向飞猫发送钓鱼短信，问她“要不要出来吸毒”。飞猫察觉出异常，没有回复那条消息。志愿工作组立即为飞猫找了律师，但没想到，那成了她们见到飞猫的最后一面。至今，飞猫的伴侣仍然无法走出这段创伤。
飞猫并不是她们的共同好友中第一位自杀的人。九月底的时候，彩霞的挚友天心自杀离世；十一月，秋秋和赖可的挚友紫风自杀离世。这样的自杀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经常一个接一个地传染开来。在无助和痛苦作为普遍情绪存在的圈子中，不少人将互相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而当稻草折断的时候，活着的人将只剩下深渊可以面对。
有几次，秋秋问Emma，为什么她身边的人都走了，只有她自己还活着。
在紫风离世前不久，赖可刚刚寄了一封信出来。信里问了彩霞的现状，又问了她三位好友的现状，其中就包括已经去世的天心和紫风。收到信后，Christine挣扎了很久该不该告诉赖可真相：“对我来说真的很难。赖可已经身在监狱，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而我又要把她朋友一个接一个去世的消息告诉她。但后来我想，既然她已经问到了，那我还是应该说出来。我在给她的回信里简短的说，那两位朋友已经离开了。去探望她的时候又对她说了一遍。我跟她都沉默了一会，然后都在叹气。我不想气氛那么沉重，就对她说，我们聊点别的吧。”
Christine不知道的是，赖可为紫风写了一篇长长的悼文。不幸的是，那篇悼文最终也被监狱扣押，没能送到外面。 “我们当时觉得，妳（赖可）那么好的朋友没了，妳应该会为她写一些东西的。实际上赖可确实写了，但我们直到现在才知道它被销毁了。那篇悼文很长，而且是用那么沉痛的心情在写，所以赖可不可能再一次重新背出里面的内容。但是，它就这么没了。这件事是不可原谅的。”
问起Emma，是什么在支持她们将救援和声援的工作做到现在，她说具体到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每个人都有某种属于自己的精神支柱。这些支柱对国内的公益工作者不可或缺，当在最灰暗的时候想到它，就仍然会有做下去的动力。
比如，秋秋是出于对彩霞的爱情。因为彩霞曾带她看到的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对秋秋来说，那个以前从未见过的世界就成了秋秋的一切动力。 “至于我自己，我的性格让我总是强烈的感受到他人生活在无能为力中的痛苦。对于自己曾经受过的创伤和痛苦，我不想看到在任何人身上重复。”Emma如此回答。
“很多人说，性少数群体，尤其是跨性别和非二元的人，我们跟正常人是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的。我们从未度过正常人的生活，所以我们对他们来说如此不可理喻。但是，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份使我们不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是因为我们受到的所有正常人不会受到的种种歧视。我们是被逼着拖入这里的，如果可以，我们并不想参与意识形态和充满偏见的斗争当中，但我们最终只能为了生存而挣扎。”
“我是一个很有特权的人，我可以成功逃离那个危险的环境，在荷兰安顿了下来。我经常会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些，而是在和那些已经离开的人一起。我要替Ta们继续看着这个世界，替Ta们学所有不能学的，替Ta们做所有不能做的。我就是Ta们的喉舌，是Ta们的眼睛。他们可以杀死一条具体的生命，但不能杀死我们这样的存在。既然我现在还没有死，我就会作为这样的一份子，继续活下去尽我自己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