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世界报的评论员阿兰·弗拉雄（Alain Frachon）在其专栏文章中表示，获得第三个任期的中国国家主席要把他对世界事务的愿景强加于人。
相关的文章写道，刚刚获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三个五年任期的习近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是“天之子”（皇帝），他想要把他对世界事务的看法强加于人。这一勃勃雄心是中国国家主席的最优先事项。
那么，在习近平看来，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阿兰·弗拉雄表示，如果习近平不是国家元首的话，这个问题就应该是个学术问题，但是，习近平周围是一群完全忠实于他的官僚，习近平的权力比任何外国元首都多。澳大利亚前总理、汉学家陆克文（Kevin Rudd）十月底在英国日报《金融时报》上（10月22日至23日）上写道，习近平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是政治压倒经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在习近平的讲话中经常出现的“斗争”之类的术语，是中国政策的发动机。
和谁斗争、和谁战斗呢？作者表示，习近平已经把敌人指出来了，这就是：西方的思想。根据习近平，西方的思想会破坏国家之间的关系，会破坏国际体系，同时也会损害中国的内部稳定。习近平加强“国家安全”的目标，意味着要改变由美国塑造的、减慢北京成为最大强国步伐的国际秩序。
阿兰·弗拉雄继续表示，在这场政治意识形态之战中，日益衰落的俄罗斯站在中国的一边。他们共同瞄准的是1945年诞生的国际体系的参照物--“自由秩序”。其实，北京质疑的并不是国际机构，北京是欣然接受国际机构的，北京质疑的，是国际机构背后的“价值观”。
删除人权，将联合国系统“中国化”
北京认为，“国际自由秩序”往往既不自由，也不是真正的国际秩序。它的创建文件--《联合国宪章》和随后的《世界人权宣言》，是文化的产物--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也是战后这个时代的产物。经历了大屠杀和大规模杀戮的美国人和欧洲人把他们理解的个人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和意识自由—放置到了国际生活的中心。
北京当局不承认这些“价值观”的普遍性，并强调它们是由经常并不忠实于这些价值观的西方人提出的。10月15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的标题是：“中国想要的世界”。这一期的周刊表示，中国“拒绝一切以共同普世价值观为指导的国际秩序”。中国谴责说这是西方的发明，目的是为了制止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因此，习近平认为，必须要“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改革”。也即是说，要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删除人权。
因此，习近平的外交是不评判一个政府的性质。它尊重现有的国家政府。中国与所有的政权都打交道，虽然中国还是掩饰不住自己对专制政权更偏好。北京建议非洲国家要从中国的经验中汲取灵感。北京讨厌“颜色革命”，也讨厌“阿拉伯之春”。习近平认为，世界应该尽可能少动。
阿兰·弗拉雄还表示，自称是毛主义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不是革命者。他要的是在现有的机构内行动。中国从1945年美国建立的秩序中受益匪浅，至少从1976年中国开始经济复苏以来是这样。对联合国安理会，中国是无话可说的，与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一样，中国是该机构的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在联合国的专业机构里，北京发挥着主导作用，是主要的财政捐助国之一。尽管中国反对美元霸权，但中国热爱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中国希望的是，将联合国系统“中国化”。
法国世界报的评论员阿兰·弗拉雄（Alain Frachon）在其专栏文章中表示，获得第三个任期的中国国家主席要把他对世界事务的愿景强加于人。
相关的文章写道，刚刚获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三个五年任期的习近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是“天之子”（皇帝），他想要把他对世界事务的看法强加于人。这一勃勃雄心是中国国家主席的最优先事项。
那么，在习近平看来，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阿兰·弗拉雄表示，如果习近平不是国家元首的话，这个问题就应该是个学术问题，但是，习近平周围是一群完全忠实于他的官僚，习近平的权力比任何外国元首都多。澳大利亚前总理、汉学家陆克文（Kevin Rudd）十月底在英国日报《金融时报》上（10月22日至23日）上写道，习近平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是政治压倒经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在习近平的讲话中经常出现的“斗争”之类的术语，是中国政策的发动机。
和谁斗争、和谁战斗呢？作者表示，习近平已经把敌人指出来了，这就是：西方的思想。根据习近平，西方的思想会破坏国家之间的关系，会破坏国际体系，同时也会损害中国的内部稳定。习近平加强“国家安全”的目标，意味着要改变由美国塑造的、减慢北京成为最大强国步伐的国际秩序。
阿兰·弗拉雄继续表示，在这场政治意识形态之战中，日益衰落的俄罗斯站在中国的一边。他们共同瞄准的是1945年诞生的国际体系的参照物--“自由秩序”。其实，北京质疑的并不是国际机构，北京是欣然接受国际机构的，北京质疑的，是国际机构背后的“价值观”。
删除人权，将联合国系统“中国化”
北京认为，“国际自由秩序”往往既不自由，也不是真正的国际秩序。它的创建文件--《联合国宪章》和随后的《世界人权宣言》，是文化的产物--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也是战后这个时代的产物。经历了大屠杀和大规模杀戮的美国人和欧洲人把他们理解的个人权利--特别是言论自由和意识自由—放置到了国际生活的中心。
北京当局不承认这些“价值观”的普遍性，并强调它们是由经常并不忠实于这些价值观的西方人提出的。10月15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的标题是：“中国想要的世界”。这一期的周刊表示，中国“拒绝一切以共同普世价值观为指导的国际秩序”。中国谴责说这是西方的发明，目的是为了制止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因此，习近平认为，必须要“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改革”。也即是说，要从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删除人权。
因此，习近平的外交是不评判一个政府的性质。它尊重现有的国家政府。中国与所有的政权都打交道，虽然中国还是掩饰不住自己对专制政权更偏好。北京建议非洲国家要从中国的经验中汲取灵感。北京讨厌“颜色革命”，也讨厌“阿拉伯之春”。习近平认为，世界应该尽可能少动。
阿兰·弗拉雄还表示，自称是毛主义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不是革命者。他要的是在现有的机构内行动。中国从1945年美国建立的秩序中受益匪浅，至少从1976年中国开始经济复苏以来是这样。对联合国安理会，中国是无话可说的，与美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一样，中国是该机构的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在联合国的专业机构里，北京发挥着主导作用，是主要的财政捐助国之一。尽管中国反对美元霸权，但中国热爱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中国希望的是，将联合国系统“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