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用高压手段控制新闻及言论自由、打压吹哨者、驱逐美国记者和关押独立公民记者等作为，引起国际间对中国企图隐瞒疫情真相的声讨。
研究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利用其经济力量，尝试改写全球新闻及言论自由定义的企图，是国际社会一大隐忧。
失去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影响有多大？就中国压制国内言论，惩罚吹哨者，致使新冠病毒疫情扩散至世界各地而言，这个影响代表的是更多的人染病隔离，更多的生命因病死亡，全球的经济，工作与生活蒙受更大的损失。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问题研究员王亚秋(Yaqiu Wang)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情扩展成一个全球危机和中国政府在最初对言论自由的打压是很有关系的，现在李文亮是一个全世界知晓的名字，因为他是个医生，他只是在他的微信群里收了一些消息然后就被政府惩罚，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成为一个全球危机和中国对言论自由打压有关系。”
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说，这次疫情显示出，中国打压新闻及言论自由，已经不单是中国国内的问题。
艾玮昂说：“在这次大流行病之后，世界上没有人能说中国的新闻及言论审查影响的只是中国人民，世界上任何威权国家新闻及言论的审查问题，甚至是地球上任何民主体制内的审查制度都会变成全球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必须一起处理的问题。”
根据无国界记者今年4月公布的2020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接受评比的180个国家中名列第177，居于底部。与此同时，至少三名独立公民记者在武汉报道疫情时与外界失联，其中包括今年2月被警方带走的李泽华。他在失踪近两个月后，于4月中重新出现在个人网络平台。
人权观察的王亚秋说：“为了想要报道真实独立的情况,你只有作为一个公民记者自己去那里，没有任何机构的关系，谁也没有给你收入，这是一个很无奈的现象，这个现象是因为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所产生的，这几年的公民记者情况就是说越来越少了，比如说你到网上去说，就是部落客，这也是我觉得也是可以被称为公民记者，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被打压的很厉害，即使你说无偿的在网上发布消息，你有可能坐牢，然后这次疫情至少有三个公民记者他们去了武汉，然后都被关起来了，都被所谓的去隔离，李泽华重新出现了，另外两个人陈秋实和方斌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我们都什么都没有听到。”
而在疫情蔓延之际，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也难逃中国政府的压制，一些记者被驱逐出境，这让新闻自由状况雪上加霜。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兵谈到了他近年来在中国采访的经验。
他说：“在中国工作几年看到新闻自由空间不断收窄，外籍记者和新闻助理在一些地方被跟踪，骚扰，扣留，粗暴对待甚至殴打，采访器材被人损坏，采录内容被强行删除，在实地采访中我们有多次亲身体会，武汉爆发疫情以来，原来可以自由出入的北京居民小区和胡同都设了门杆处处设卡盘查，采访难度和干扰风险加大，近期一些美媒驻华记者及其中国助理，被阻止工作，多位美媒记者被驱离中国，美国之音记者的新闻助理被中国当局解雇，我的记者证有效期从一年缩短到六个月，最近又被降到三个月，尽管压力倍增，许多外媒记者坚持客观报道，以不同视角反映中国实事和现实，希望起到兼则明的作用。”
王亚秋说：“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媒体，然后他对自媒体的打压这几年是非常的厉害，所以唯一有点可以自由说话的就是在中国的外国媒体，一个是因为他们是职业的媒体人，就是有机构的保护，其次他们是外国人，就说中国政府要惩罚和抓外国人还是有点顾虑的，至少要比对抓国内的人要顾虑得多，所以说外国媒体这几年它起到的报道中国消息的真实情况的作用越来越大了，尤其是这些被驱逐的记者是几个最大的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他们是最有资源去做一些深度报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能得知中国的信息，准确信息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研究人员认为，中国企图用自身的经济实力，干涉其他国家的新闻与言论自由，是比其他专制国家更为危险的地方。
艾玮昂说：“因为世界上很多媒体还没有完全过渡到网路电子形式，他们面临经营上的困难，因此来自中国的投资一直是他们考虑接受的，但是中国当局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要掌控所有关于中国事物的叙述，还要重新改写新闻的定义。”
王亚秋说：“比如说一个最近的例子，欧盟要出一个关于中国假信息情况的报告，然后中国就是用一个很老的手段，就说如果你要批评我，我就不让你在中国卖东西，然后压制了欧盟的这个报告，欧盟后来修改了这个报告。所以你就想想看，欧盟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是一个民主自由的集体，中共都能有这样的影响，不用说小一点的国家像东南亚、南美洲之类的。”
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尔(Josep Borrell)否认报告写作人员因为屈从中国政府的压力而淡化了这份报告。“我们没有向任何人低头，”博雷尔4月30日在欧洲议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说。但是，一些欧洲议会成员不接受他的解释。
人权人士指出，如果这次疫情让世界汲取了一些经验教训，其中一课应该是牺牲新闻及言论自由，将会付出更惨痛的生命，生活与经济代价。
王亚秋说：“因为新闻自由是一个价值，我觉得像欧盟这个事情就是它没有坚持自己的价值，就是我有言论自由，我应该说真话这个价值，它不坚持这个价值是因为中国用市场作为一个威胁，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人们要开始坚持自己的价值，就是有些东西你是不可以妥协的，可能你需要做一些牺牲，但是这是你信仰的东西，你应该坚持。”
自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用高压手段控制新闻及言论自由、打压吹哨者、驱逐美国记者和关押独立公民记者等作为，引起国际间对中国企图隐瞒疫情真相的声讨。
研究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利用其经济力量，尝试改写全球新闻及言论自由定义的企图，是国际社会一大隐忧。
失去新闻与言论自由的影响有多大？就中国压制国内言论，惩罚吹哨者，致使新冠病毒疫情扩散至世界各地而言，这个影响代表的是更多的人染病隔离，更多的生命因病死亡，全球的经济，工作与生活蒙受更大的损失。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问题研究员王亚秋(Yaqiu Wang)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情扩展成一个全球危机和中国政府在最初对言论自由的打压是很有关系的，现在李文亮是一个全世界知晓的名字，因为他是个医生，他只是在他的微信群里收了一些消息然后就被政府惩罚，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成为一个全球危机和中国对言论自由打压有关系。”
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édric Alviani)说，这次疫情显示出，中国打压新闻及言论自由，已经不单是中国国内的问题。
艾玮昂说：“在这次大流行病之后，世界上没有人能说中国的新闻及言论审查影响的只是中国人民，世界上任何威权国家新闻及言论的审查问题，甚至是地球上任何民主体制内的审查制度都会变成全球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必须一起处理的问题。”
根据无国界记者今年4月公布的2020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接受评比的180个国家中名列第177，居于底部。与此同时，至少三名独立公民记者在武汉报道疫情时与外界失联，其中包括今年2月被警方带走的李泽华。他在失踪近两个月后，于4月中重新出现在个人网络平台。
人权观察的王亚秋说：“为了想要报道真实独立的情况,你只有作为一个公民记者自己去那里，没有任何机构的关系，谁也没有给你收入，这是一个很无奈的现象，这个现象是因为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所产生的，这几年的公民记者情况就是说越来越少了，比如说你到网上去说，就是部落客，这也是我觉得也是可以被称为公民记者，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被打压的很厉害，即使你说无偿的在网上发布消息，你有可能坐牢，然后这次疫情至少有三个公民记者他们去了武汉，然后都被关起来了，都被所谓的去隔离，李泽华重新出现了，另外两个人陈秋实和方斌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我们都什么都没有听到。”
而在疫情蔓延之际，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也难逃中国政府的压制，一些记者被驱逐出境，这让新闻自由状况雪上加霜。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兵谈到了他近年来在中国采访的经验。
他说：“在中国工作几年看到新闻自由空间不断收窄，外籍记者和新闻助理在一些地方被跟踪，骚扰，扣留，粗暴对待甚至殴打，采访器材被人损坏，采录内容被强行删除，在实地采访中我们有多次亲身体会，武汉爆发疫情以来，原来可以自由出入的北京居民小区和胡同都设了门杆处处设卡盘查，采访难度和干扰风险加大，近期一些美媒驻华记者及其中国助理，被阻止工作，多位美媒记者被驱离中国，美国之音记者的新闻助理被中国当局解雇，我的记者证有效期从一年缩短到六个月，最近又被降到三个月，尽管压力倍增，许多外媒记者坚持客观报道，以不同视角反映中国实事和现实，希望起到兼则明的作用。”
王亚秋说：“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媒体，然后他对自媒体的打压这几年是非常的厉害，所以唯一有点可以自由说话的就是在中国的外国媒体，一个是因为他们是职业的媒体人，就是有机构的保护，其次他们是外国人，就说中国政府要惩罚和抓外国人还是有点顾虑的，至少要比对抓国内的人要顾虑得多，所以说外国媒体这几年它起到的报道中国消息的真实情况的作用越来越大了，尤其是这些被驱逐的记者是几个最大的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他们是最有资源去做一些深度报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能得知中国的信息，准确信息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研究人员认为，中国企图用自身的经济实力，干涉其他国家的新闻与言论自由，是比其他专制国家更为危险的地方。
艾玮昂说：“因为世界上很多媒体还没有完全过渡到网路电子形式，他们面临经营上的困难，因此来自中国的投资一直是他们考虑接受的，但是中国当局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要掌控所有关于中国事物的叙述，还要重新改写新闻的定义。”
王亚秋说：“比如说一个最近的例子，欧盟要出一个关于中国假信息情况的报告，然后中国就是用一个很老的手段，就说如果你要批评我，我就不让你在中国卖东西，然后压制了欧盟的这个报告，欧盟后来修改了这个报告。所以你就想想看，欧盟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是一个民主自由的集体，中共都能有这样的影响，不用说小一点的国家像东南亚、南美洲之类的。”
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尔(Josep Borrell)否认报告写作人员因为屈从中国政府的压力而淡化了这份报告。“我们没有向任何人低头，”博雷尔4月30日在欧洲议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说。但是，一些欧洲议会成员不接受他的解释。
人权人士指出，如果这次疫情让世界汲取了一些经验教训，其中一课应该是牺牲新闻及言论自由，将会付出更惨痛的生命，生活与经济代价。
王亚秋说：“因为新闻自由是一个价值，我觉得像欧盟这个事情就是它没有坚持自己的价值，就是我有言论自由，我应该说真话这个价值，它不坚持这个价值是因为中国用市场作为一个威胁，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人们要开始坚持自己的价值，就是有些东西你是不可以妥协的，可能你需要做一些牺牲，但是这是你信仰的东西，你应该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