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多数美国人称中国为敌人或不友好的对手。 POOL PHOTO BY FENG LI在两国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之际，拜登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再拒绝将其与冷战相提并论。
但修复关系的努力可能会遇到一个阻碍：公众舆论。民调显示，在上世纪40年代末的冷战前夕，美国人对苏联的敌视、悲观和穷兵黩武主义的看法与他们今天对中国的态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共同点不算太多，所处大环境也不一样，但这仍可能导致避免冷战式冲突的努力复杂化。
共同点
在两个不同的时代，美国人对苏联和中国的看法都是从相当积极的立场迅速恶化。
“二战”期间美苏是盟友关系，根据罗珀中心存档的民意调查，大多数美国人都认可两国在1945年大部分时间里的合作。但随着“二战”结束，苏联吞并了东欧部分地区，美国民意出现了反转。到1946年，四分之三的美国人都不再认同苏联的外交政策。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出现类似的急转直下。大约在2000年到2016年间，对中国持正反观点的美国人比例旗鼓相当。但这种情况在2018年发生了变化，当时前总统特朗普的反华言论和贸易战让许多美国人的观点急转为负面。新冠疫情、中国大规模拘禁穆斯林、对俄伙伴关系、拜登关于“美中竞争”的言论以及中国间谍气球事件都让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降至历史最低点。
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随着公众舆论恶化，不信任的情绪也与日俱增。1945年“二战”结束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苏联可能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一年后，大多数人对苏联的态度都“没那么友好”了。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要么是不友好，要么是敌对。
“这种转变的根源在于疏远，”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Robert Daly)表示。“这种疏远不仅有冷战的感觉，而且还是冷战的一个特征。”
1948年，当苏联封锁西柏林，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即便冒战争风险，美国也应该在当地驻军。如今，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比起搞好对华关系，更重要的是防止台湾被入侵，在它遭到中国入侵的情况下为其提供武器，并利用美国海军挫败封锁措施。1949年，近半数美国人认为美苏开战“只是时间问题”。现在，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在未来十年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
当然，两个年代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大多美国人赞成减少对华贸易，但两国的经济联系远比美苏之间更为紧密。在上世纪4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派遣军队保卫欧洲，以免落到苏联手中；但现在大部分美国人尚不支持向台湾派兵。美国人更忧心的仍是恐怖主义和其他外交政策议题，而非中国。目前，认为美中正在“竞争”（拜登政府更倾向的说法）的美国人远比认为美中处于冷战的美国人要多。
尽管如此，民众从美国领导人那里获得的关于中国的信息仍是极其负面的。“这种情绪已经渗透到普罗大众之中，”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国际关系和公众舆论的教授理查德·赫尔曼表示。
反馈循环
公众舆论的恶化反过来可能让美中关系更加糟糕。
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大多美国人并不太关注外交政策，因为这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往往相距甚远。但让他们上心的国际问题通常就是政客、专家和新闻媒体经常谈论的话题。一旦公众舆论对某一外交政策议题（就像愈发如此的中国问题）固化，政治领袖通常会予以关注。“这往往会对政策制定者出台什么样的政策设下护栏，”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迪娜·斯梅尔茨表示，该委员会就美国人的对华态度展开民调。
公众的敌意会激发领导人拿出好斗的措辞和行动，记者随后再将这种强硬姿态传递回大众之中。结果就造成了一个反馈循环，事件、领导人言行、媒体报道和公众舆论就在其中互相强化。
如果公众情绪跨越了党派界限，反馈循环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就像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一样，中国问题也愈发如此（不过自认为是共和党的人对中国的敌意还是高于民主党和独立人士）。“对华强硬似乎是华盛顿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能够达成共识的少数议题之一，”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约书亚·科泽在电子邮件中表示。
1968年，在宣布停止对越南的部分轰炸后不久，约翰逊总统（左）及顾问与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右）会面。 YOICHI R. OKAMOTO/L.B.J. LIBRARY COLLECTION
通过这样的方式，政治领袖的决策既可以塑造公众舆论，也可以被公众舆论所塑造。早期的冷战就印证了这样的关系。1947年，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支持抵制“极权主义政权”的国家，这所谓的“杜鲁门主义”利用并加深了反苏敌意。肯尼迪则密切关注其他国家如何看待美苏军事力量平衡的民意调查，这促使他重启大气层核试验，加速了美国的太空计划。肯尼迪的继任者约翰逊向越南派兵，部分原因是担心共产党夺权所引发的政治后果。
上周，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会面。 POOL PHOTO BY LEAH MILLIS
拜登最近预测美中关系将要“解冻”，但他在上周称习近平是独裁者，随后还拒绝收回这一说法，因此激怒了中国。当国务卿布林肯本月访华试图缓和双方关系，遭到了共和党的猛烈抨击。2024年大选即将到来，拜登的共和党挑战者已经称他是对华软弱派了。“民意取向为期待中的解冻成果设定了上限，”康奈尔大学政治学者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表示。
公众舆论可能已经在质疑拜登的战略。在2021年至2022年担任国务院顾问期间，白洁曦主张建立一个“和平共处框架”，对中国应是威慑大于挑衅。但她表示，政府高级官员认为美国民众能接受的底线就是“负责任地管控竞争”，这是官员们用来描述当前政策的关键词。“我认为这就是民意取向——也就是公共话语，而不仅仅是民调——产生间接影响的一个例子，”她说。（白宫没有对她的言论置评。）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公众舆论对美国的态度同样转为消极强硬，这也可能阻碍两国关系的缓和。学术研究表明，即便是在政客不靠民选的国家，舆论依然会影响领导人的决策。“公众强烈要求领导人采取行动，”科泽说。“然后就会陷入这样的局面，一方的升级导致另一方的升级。”
“情况已经如此”
这是否意味着美中两国注定要以冷战姿态拉锯数十年？不一定。但是，冷淡关系可能会自我应验。两国的冷战思维更可能导致台湾问题的升级。“目前的舆情数据表明，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国内的反应将会非常激烈，”科泽说。这也可能损害美国盟友及依赖中国经济的企业的利益，导致合作与外交的终止。反华情绪似乎也助长了针对亚裔美国人的袭击事件增加。
还有人认为，冷战框架有助于防止紧张局势恶化。“我们已经卷入了与中国的全球竞争，”戴博说。“我不是在支持或预言冷战。我是在客观陈述，情况已经如此。”他还表示，承认这样的现实“既能鼓舞鹰派，也能给和平主义者带来动力”。
但如果外交摩擦和相互猜疑继续下去，关于话术的争论可能就会变得无关紧要了。“宏观层面的概念是，我们确实处于一场激烈竞争之中，”赫尔曼说。“公众已经认可了现状。你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让这艘船调转方向。”
如今，大多数美国人称中国为敌人或不友好的对手。 POOL PHOTO BY FENG LI在两国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之际，拜登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再拒绝将其与冷战相提并论。
但修复关系的努力可能会遇到一个阻碍：公众舆论。民调显示，在上世纪40年代末的冷战前夕，美国人对苏联的敌视、悲观和穷兵黩武主义的看法与他们今天对中国的态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共同点不算太多，所处大环境也不一样，但这仍可能导致避免冷战式冲突的努力复杂化。
共同点
在两个不同的时代，美国人对苏联和中国的看法都是从相当积极的立场迅速恶化。
“二战”期间美苏是盟友关系，根据罗珀中心存档的民意调查，大多数美国人都认可两国在1945年大部分时间里的合作。但随着“二战”结束，苏联吞并了东欧部分地区，美国民意出现了反转。到1946年，四分之三的美国人都不再认同苏联的外交政策。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出现类似的急转直下。大约在2000年到2016年间，对中国持正反观点的美国人比例旗鼓相当。但这种情况在2018年发生了变化，当时前总统特朗普的反华言论和贸易战让许多美国人的观点急转为负面。新冠疫情、中国大规模拘禁穆斯林、对俄伙伴关系、拜登关于“美中竞争”的言论以及中国间谍气球事件都让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降至历史最低点。
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随着公众舆论恶化，不信任的情绪也与日俱增。1945年“二战”结束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苏联可能是“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一年后，大多数人对苏联的态度都“没那么友好”了。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要么是不友好，要么是敌对。
“这种转变的根源在于疏远，”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Robert Daly)表示。“这种疏远不仅有冷战的感觉，而且还是冷战的一个特征。”
1948年，当苏联封锁西柏林，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即便冒战争风险，美国也应该在当地驻军。如今，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比起搞好对华关系，更重要的是防止台湾被入侵，在它遭到中国入侵的情况下为其提供武器，并利用美国海军挫败封锁措施。1949年，近半数美国人认为美苏开战“只是时间问题”。现在，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在未来十年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
当然，两个年代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大多美国人赞成减少对华贸易，但两国的经济联系远比美苏之间更为紧密。在上世纪4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派遣军队保卫欧洲，以免落到苏联手中；但现在大部分美国人尚不支持向台湾派兵。美国人更忧心的仍是恐怖主义和其他外交政策议题，而非中国。目前，认为美中正在“竞争”（拜登政府更倾向的说法）的美国人远比认为美中处于冷战的美国人要多。
尽管如此，民众从美国领导人那里获得的关于中国的信息仍是极其负面的。“这种情绪已经渗透到普罗大众之中，”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国际关系和公众舆论的教授理查德·赫尔曼表示。
反馈循环
公众舆论的恶化反过来可能让美中关系更加糟糕。
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大多美国人并不太关注外交政策，因为这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往往相距甚远。但让他们上心的国际问题通常就是政客、专家和新闻媒体经常谈论的话题。一旦公众舆论对某一外交政策议题（就像愈发如此的中国问题）固化，政治领袖通常会予以关注。“这往往会对政策制定者出台什么样的政策设下护栏，”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迪娜·斯梅尔茨表示，该委员会就美国人的对华态度展开民调。
公众的敌意会激发领导人拿出好斗的措辞和行动，记者随后再将这种强硬姿态传递回大众之中。结果就造成了一个反馈循环，事件、领导人言行、媒体报道和公众舆论就在其中互相强化。
如果公众情绪跨越了党派界限，反馈循环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就像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一样，中国问题也愈发如此（不过自认为是共和党的人对中国的敌意还是高于民主党和独立人士）。“对华强硬似乎是华盛顿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能够达成共识的少数议题之一，”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约书亚·科泽在电子邮件中表示。
1968年，在宣布停止对越南的部分轰炸后不久，约翰逊总统（左）及顾问与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右）会面。 YOICHI R. OKAMOTO/L.B.J. LIBRARY COLLECTION
通过这样的方式，政治领袖的决策既可以塑造公众舆论，也可以被公众舆论所塑造。早期的冷战就印证了这样的关系。1947年，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支持抵制“极权主义政权”的国家，这所谓的“杜鲁门主义”利用并加深了反苏敌意。肯尼迪则密切关注其他国家如何看待美苏军事力量平衡的民意调查，这促使他重启大气层核试验，加速了美国的太空计划。肯尼迪的继任者约翰逊向越南派兵，部分原因是担心共产党夺权所引发的政治后果。
上周，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会面。 POOL PHOTO BY LEAH MILLIS
拜登最近预测美中关系将要“解冻”，但他在上周称习近平是独裁者，随后还拒绝收回这一说法，因此激怒了中国。当国务卿布林肯本月访华试图缓和双方关系，遭到了共和党的猛烈抨击。2024年大选即将到来，拜登的共和党挑战者已经称他是对华软弱派了。“民意取向为期待中的解冻成果设定了上限，”康奈尔大学政治学者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表示。
公众舆论可能已经在质疑拜登的战略。在2021年至2022年担任国务院顾问期间，白洁曦主张建立一个“和平共处框架”，对中国应是威慑大于挑衅。但她表示，政府高级官员认为美国民众能接受的底线就是“负责任地管控竞争”，这是官员们用来描述当前政策的关键词。“我认为这就是民意取向——也就是公共话语，而不仅仅是民调——产生间接影响的一个例子，”她说。（白宫没有对她的言论置评。）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公众舆论对美国的态度同样转为消极强硬，这也可能阻碍两国关系的缓和。学术研究表明，即便是在政客不靠民选的国家，舆论依然会影响领导人的决策。“公众强烈要求领导人采取行动，”科泽说。“然后就会陷入这样的局面，一方的升级导致另一方的升级。”
“情况已经如此”
这是否意味着美中两国注定要以冷战姿态拉锯数十年？不一定。但是，冷淡关系可能会自我应验。两国的冷战思维更可能导致台湾问题的升级。“目前的舆情数据表明，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国内的反应将会非常激烈，”科泽说。这也可能损害美国盟友及依赖中国经济的企业的利益，导致合作与外交的终止。反华情绪似乎也助长了针对亚裔美国人的袭击事件增加。
还有人认为，冷战框架有助于防止紧张局势恶化。“我们已经卷入了与中国的全球竞争，”戴博说。“我不是在支持或预言冷战。我是在客观陈述，情况已经如此。”他还表示，承认这样的现实“既能鼓舞鹰派，也能给和平主义者带来动力”。
但如果外交摩擦和相互猜疑继续下去，关于话术的争论可能就会变得无关紧要了。“宏观层面的概念是，我们确实处于一场激烈竞争之中，”赫尔曼说。“公众已经认可了现状。你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让这艘船调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