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去年7月，中金公司家属晒“8万月薪”引发舆论热议。如今过去不到一年，有媒体统计，截止2023年4月下旬，在可比的26家上市券商中，有23家员工薪酬出现下滑。其中兴业证券和长城证券下滑幅度超过40%；招商证券与海通证券下滑30%；中金公司也未能幸免，降薪幅度也高达29.6%。
金融机构的薪酬，尤其是国资金融机构的薪酬，最近十多年一直是财政部和各大金融机构高度关注的问题。在去年5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就已经发布《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6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
唯一不同的是，财政部的通知针对的是国资金融机构，而证券业协会和基金业协会的薪酬指引，面对的是协会的成员机构。
但，无论是国资还是非国资的金融机构，都提到“薪酬制度中应当明确不通过包干、人员挂靠等方式开展业务，不通过直接按比例分成等独立考核方式实施过度激励，不将从业人员的薪酬收入与其承做或承揽的项目收入直接挂钩。”
真正被限薪的是国有金融机构，非私营部门
自2005年以来，在国家统计局的“非私营单位分行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统计表中，金融业一直名列三甲行业，因此被称为“多金行业”。
在这16年间，除了金融业在09-15年名列冠军，其他年份都是信息技术行业夺冠。
如前所述，证券业协会和基金业协会分别在2022年制定了本行业的薪酬指引，而早在2010年，银监会就印发《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2012年7月，保监会制定了《保险公司薪酬管理规范指引（试行）》。
真正被限薪的是国有金融机构。早2009年4月，财政部下发《关于国有金融机构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分配有关问题的通知》，2009年8月1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国务院国资委等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舆论称之为“央企高管限薪令”。2010年，财政部又印发了《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审核管理办法》。
以上的这些文件尽管对国有金融机构的薪酬作了各种规范，但是并未对国有金融机构高管薪酬产生大面积的冲击，真正的“限薪”始自2015年。
2014年8月29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通过，该方案于2015年年初开始实施。这个改革方案被视为是金融高管限薪的真正开始，此后四大国有银行的负责人都开始作正面回应。
在我看来，《方案》的核心就是分类管理：
由组织部门任命的国企高管的薪酬将包括基本薪酬和中长期激励两个部分，基本薪酬将参照公务员工资标准进行制定，并通过高管与普通员工相差的倍数，进行限高；非组织任命的职业经理人将根据市场化的办法确定其薪酬。
改革方案通过后，建行、工行、农行等多家银行的时任负责人均作正面回应，一些银行部署了降薪。在2014年的年报中，四大行的董事长、行长年薪基本是接近200万出头，到了2015年的年报，四大行负责人的年薪降至80万。
降薪之后还出现了另外一个现象，国有金融机构中薪酬最高的并不是负责人，而是一些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和一线员工。
至此，国有金融机构高管的天价薪资得到了初步遏制。
高薪行业不止一个，为何金融备受瞩目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高薪酬的行业很多，为什么国有金融机构会受到特殊的关注？同样是高收入行业，信息技术行业和金融业，公众的观感完全不同。
对于信息技术行业的高收入，公众通常是“羡慕”，而对于金融业的高收入，往往是“羡慕嫉妒恨”交织在一起，表情丰富。
迄今为止，我们在IT和互联网行业见识过无数创业英雄，他们因为给用户带来好的用户体验，给企业创造了价值而获得巨额回报——无论在股权还是在薪酬上。公众对于这样的创业英雄，羡慕之余，并不吝惜自己的赞赏。
但在金融业，被公众熟知且喜爱的人物并不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金融业是持牌经营的行业。薪资收入诚然有从业者个人的努力，但一定程度上不能否认牌照带来的价值。用一句大白话就是，这是平台的价值，而非个人。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拉古拉迈·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莱斯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用了小说《虚荣的野火》中一个场景来讲述金融从业者如何获得收入。朱迪·麦考伊，一个债券承销商，这样向自己的女儿坎贝尔解释他的工作：
“爸爸自己不去修公路，也不去盖医院，但是爸爸帮助别人去做这些事情，帮助那些需要钱来做这些事情的人发行债券。"
“债券?”
“对，债券就像是一块蛋糕。这个蛋糕不是你的，但是让你来把蛋糕分给别人。每次当你把蛋糕分给别人的时候，都有这么一小点儿蛋糕渣掉下来，这点儿蛋糕渣就可以留下来给你自己。”
坎贝尔笑了，她知道这是爸爸为了打比方而编的一个童话故事。
“蛋糕渣?”
“对，你想想，就这么一丁点儿蛋糕屑。但是每个人都会留下这么一点儿蛋糕渣，如果你给很多很多人分蛋糕，最后把你自己留下的蛋糕渣加起来就足够做一个大蛋糕了。”
这个比喻很形象，债券拿走了蛋糕渣，基金、保险和信托等其他金融行业也与此类似。
作为和钱打交道的行业，金融机构的营收、资产规模和利润都远超一般行业。以至于时任民生银行行长洪琦在十年前的一场公开活动中表示，“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洪琦的这番话也代表了公众对金融业高收入的一个直觉认知。
也正是如此，才出现了上述有关部门的不断调整金融机构的薪资数额和结构。到了2019年，限薪的努力终于初见成效。
金融业将第二的位置让给了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位居第三。
其实，行业协会和相关监管机构并不认为“薪酬管理规范指引”属于“限薪”，就像原保监会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的：“《指引》基于保险监管部门的职责定位，从风险监管的目的出发，将保险公司的薪酬管理行为纳入公司治理监管框架来进行规范。”
换句话说，指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决定薪酬水平的高低，而是将薪酬纳入公司治理的框架之中，为了行业的持续发展。
作者｜傅蔚冈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去年7月，中金公司家属晒“8万月薪”引发舆论热议。如今过去不到一年，有媒体统计，截止2023年4月下旬，在可比的26家上市券商中，有23家员工薪酬出现下滑。其中兴业证券和长城证券下滑幅度超过40%；招商证券与海通证券下滑30%；中金公司也未能幸免，降薪幅度也高达29.6%。
金融机构的薪酬，尤其是国资金融机构的薪酬，最近十多年一直是财政部和各大金融机构高度关注的问题。在去年5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就已经发布《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6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
唯一不同的是，财政部的通知针对的是国资金融机构，而证券业协会和基金业协会的薪酬指引，面对的是协会的成员机构。
但，无论是国资还是非国资的金融机构，都提到“薪酬制度中应当明确不通过包干、人员挂靠等方式开展业务，不通过直接按比例分成等独立考核方式实施过度激励，不将从业人员的薪酬收入与其承做或承揽的项目收入直接挂钩。”
真正被限薪的是国有金融机构，非私营部门
自2005年以来，在国家统计局的“非私营单位分行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统计表中，金融业一直名列三甲行业，因此被称为“多金行业”。
在这16年间，除了金融业在09-15年名列冠军，其他年份都是信息技术行业夺冠。
如前所述，证券业协会和基金业协会分别在2022年制定了本行业的薪酬指引，而早在2010年，银监会就印发《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2012年7月，保监会制定了《保险公司薪酬管理规范指引（试行）》。
真正被限薪的是国有金融机构。早2009年4月，财政部下发《关于国有金融机构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分配有关问题的通知》，2009年8月1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监察部、财政部、审计署、国务院国资委等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舆论称之为“央企高管限薪令”。2010年，财政部又印发了《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审核管理办法》。
以上的这些文件尽管对国有金融机构的薪酬作了各种规范，但是并未对国有金融机构高管薪酬产生大面积的冲击，真正的“限薪”始自2015年。
2014年8月29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通过，该方案于2015年年初开始实施。这个改革方案被视为是金融高管限薪的真正开始，此后四大国有银行的负责人都开始作正面回应。
在我看来，《方案》的核心就是分类管理：
由组织部门任命的国企高管的薪酬将包括基本薪酬和中长期激励两个部分，基本薪酬将参照公务员工资标准进行制定，并通过高管与普通员工相差的倍数，进行限高；非组织任命的职业经理人将根据市场化的办法确定其薪酬。
改革方案通过后，建行、工行、农行等多家银行的时任负责人均作正面回应，一些银行部署了降薪。在2014年的年报中，四大行的董事长、行长年薪基本是接近200万出头，到了2015年的年报，四大行负责人的年薪降至80万。
降薪之后还出现了另外一个现象，国有金融机构中薪酬最高的并不是负责人，而是一些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和一线员工。
至此，国有金融机构高管的天价薪资得到了初步遏制。
高薪行业不止一个，为何金融备受瞩目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高薪酬的行业很多，为什么国有金融机构会受到特殊的关注？同样是高收入行业，信息技术行业和金融业，公众的观感完全不同。
对于信息技术行业的高收入，公众通常是“羡慕”，而对于金融业的高收入，往往是“羡慕嫉妒恨”交织在一起，表情丰富。
迄今为止，我们在IT和互联网行业见识过无数创业英雄，他们因为给用户带来好的用户体验，给企业创造了价值而获得巨额回报——无论在股权还是在薪酬上。公众对于这样的创业英雄，羡慕之余，并不吝惜自己的赞赏。
但在金融业，被公众熟知且喜爱的人物并不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金融业是持牌经营的行业。薪资收入诚然有从业者个人的努力，但一定程度上不能否认牌照带来的价值。用一句大白话就是，这是平台的价值，而非个人。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拉古拉迈·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莱斯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用了小说《虚荣的野火》中一个场景来讲述金融从业者如何获得收入。朱迪·麦考伊，一个债券承销商，这样向自己的女儿坎贝尔解释他的工作：
“爸爸自己不去修公路，也不去盖医院，但是爸爸帮助别人去做这些事情，帮助那些需要钱来做这些事情的人发行债券。"
“债券?”
“对，债券就像是一块蛋糕。这个蛋糕不是你的，但是让你来把蛋糕分给别人。每次当你把蛋糕分给别人的时候，都有这么一小点儿蛋糕渣掉下来，这点儿蛋糕渣就可以留下来给你自己。”
坎贝尔笑了，她知道这是爸爸为了打比方而编的一个童话故事。
“蛋糕渣?”
“对，你想想，就这么一丁点儿蛋糕屑。但是每个人都会留下这么一点儿蛋糕渣，如果你给很多很多人分蛋糕，最后把你自己留下的蛋糕渣加起来就足够做一个大蛋糕了。”
这个比喻很形象，债券拿走了蛋糕渣，基金、保险和信托等其他金融行业也与此类似。
作为和钱打交道的行业，金融机构的营收、资产规模和利润都远超一般行业。以至于时任民生银行行长洪琦在十年前的一场公开活动中表示，“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洪琦的这番话也代表了公众对金融业高收入的一个直觉认知。
也正是如此，才出现了上述有关部门的不断调整金融机构的薪资数额和结构。到了2019年，限薪的努力终于初见成效。
金融业将第二的位置让给了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位居第三。
其实，行业协会和相关监管机构并不认为“薪酬管理规范指引”属于“限薪”，就像原保监会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的：“《指引》基于保险监管部门的职责定位，从风险监管的目的出发，将保险公司的薪酬管理行为纳入公司治理监管框架来进行规范。”
换句话说，指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决定薪酬水平的高低，而是将薪酬纳入公司治理的框架之中，为了行业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