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各位好，这里是播客《新移民》，我是王允。今天要讲述的是黄女士的移民故事。
黄女士：我每天早上站在楼上，看着那个黑呼呼的天空，然后看着我楼下的这个街道上都是戴着口罩的孩子和家长，还有我的孩子，一个小小的身影走到马路对面的学校的时候，我觉得心情都挺压抑的。
【旁白】黄女士一家2016年移民美国。她说，当初决定移民的原因是为了她的女儿。
黄女士：就是那时候有看到一些网上的文章，也是涉及到中国的地下水污染，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我孩子的这个生活环境是不安全的，然后不健康，我觉得他的环境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一定要给她换一个环境。
【旁白】因为对居住地不满，黄女士便想到去移民，并且顺利实现了移民。这在2010年代似乎也是时代的红利。而黄女士一家的经历也是她那个年代赶上时代潮流的人群的一种缩影。
黄女士：好像我们70年代的这 一代人，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前面的几十年的这种运动我们没有赶上。然后，现在中国的这种因为体制的限制，它经济发展到头了，经济在往下衰落，我们也没有赶上。所以，应该说在那一个有限的窗口期里，我们这一代人挺幸运的。我们是天津的，我们在天津上的好的中学，然后又上了好的大学，我们毕了业之后呢，可以做一个自己的生意，我们到了外资企业，欧美企业。所以，我们应该是赚到了我们人生的那桶金吧。所以，做移民也是挺自然而然的，我总感觉好像就是水满了就可以溢出来了，因为那个桶它不适合装你和你的孩子，所以我们就出来了。
记者：所以你们主要是为了孩子。当时，你孩子是小学读几年级？
黄女士：我们移民的那一年，孩子是读五年级。
记者：环境污染是大家都面临的问题， 你为什么想到了移民，你当时为什么 没想过去南方，比如说深圳这种地方，它的环境也挺不错的，那为什么就想到一定要移民呢？
黄女士：当时呢，我是在欧洲企业在中国的分公司，我们主要生产各种各样的运动用品，休闲运动用品。这个公司主要在中国是搞代工的。我们也曾经检测过一些工厂，他们的毛巾看着非常洁白，非常颜色鲜亮，但是检测过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那个染料使用 不规范，是有些危险在里边的，不合格。所以我说我不想在这儿 呆，我就想给她换一个正常的环境，我觉得正常的孩子的生活环境不应该是这样， 那究竟哪儿是对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走出去。
记者：那为什么想来美国呢？
黄女士：冥冥之中吧，我一直对美国还是有憧憬！
【旁白】在整个2010年代，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数量都处于高峰。根据美国EB-5投资移民行业协会的数据，2016年，中国大陆居民向美国递交投资移民申请（EB5）的申请率以及通过率在所有申请国家中占比均超过80%，高居榜首。黄女士一家正是这80%中的一例。
记者：那这个过程顺利吗？我们知道，其实投资移民也存在一些风险的，当然也算一个比较有效、比较快速的通道吧。
黄女士：我逐渐在寻求信仰，所以我有的时候喜欢说感谢神。我觉得在这个移民的这条路上，我们走的还是挺幸运的。 我们找到的是一个比较大型的 移民机构。我们的这个案件就 一直非常的顺利。
记者：你们全家的这个投资移民总共花了多少钱，然后你们总共前后花多少时间？
黄女士：我们应该总共花了50万的投资移民款，我们是向中介交服务费，还有一些律师费等等的，加在一起，因为这些财物是我老公经手的，然后要我说的话，大约再增加十万美金吧，也就是60万美金。
记者：大概是2010年那段时间，我们知道有一大批的人移民，通过EB5，我在这边也看到一些这样的移民机构在做。除了你前面提到的，是因为你个人对孩子的生存环境的担忧，有没有受到这股移民潮的影响？比如说受到你周围的同事或朋友，就是你那个圈层的人的影响？
黄女士：更多的是我先生在职期间，他到北京读那个EMBA，就是去那个学院接受高等教育，就是在那个圈子里，他的朋友们就是考虑移民的和办理移民的非常多，然后美国的这个机会也是在那个圈子里出现的。我们就是很快的就抓住了它。然后我先生，当他把这事告诉我的时候，我可以说在几分钟之内，我迅速地就说，我要去，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可能是这种，不喜欢拖泥带水，我只要能说服我自己的话，我就没什么好犹豫的。所以，我当时的直觉就是马上做了这个决定，所以没有犹豫。我在当时和到现在都始终相信我的这个决定，对我家，特别是我家的下一代，必须是有利的，一定是有利的。
记者：但是，毕竟你们从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很舒服的地方，要迁居到外国，这个时候你们内心就没有犹豫和挣扎吗？
黄女士：真正说产生了一些犹豫的时候，是在我真正拿到了美国移民局批准的移民纸的时候，涉及到我什么时候可以带我的小孩去美国登陆、正式生活，那个时候我觉得大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挣扎吧。我有印象，当时我在这一个月期间，内心是非常挣扎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我觉得可能都希望在自己的安逸区里，然后面对挑战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退缩的。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你当时在天津这样一个优渥的生活条件让你有点犹豫的具体细节？
黄女士：我和我先生，我们都是在天津的名校毕业的， 毕了业之后，我们就 投入到外资进入中国的这个大潮里。所以，从我95年毕业，然后一直到我2016年从中国离开，我的从业生涯始终在欧美的外企里，而且那些年外资在 中国的经营是挺好的，政策也好，然后市场的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所以除掉薪资之外，给我们的bonus奖金，或者说各种福利吧，都是非常好。
记者：那您先生呢？
黄女士：他跟我挺相像的，当然他比我的职位，还有薪酬就高得多得多。
记者：你是否方便说一下，当时你们夫妻两个年薪能达到多少？
黄女士：我想想啊，我当时的年薪应该大约在40万人民币左右，然后我先生比我高得多，他应该是100万以上。
记者：然后，你们有几套房子呢？
黄女士：房子也不少。民用的住房我们有投资，应该是有四套以上吧。然后，我们还投资了商用的写字楼里面的办公房，我们也有两套。
记者：你们觉得那个时候移民是不是恰倒好处？是不是最适合移民的时候？
黄女士：我当时的考虑，初心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从我的女儿的角度，就是她最适合来到美国，能够最好地适应美国的语言等等的年龄，我知道她五年级的这个时间是挺好的。那就我自己和老公来说，事实上真的并不是离开中国最好的时间，虽然我知道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政府搞大型的投资，然后拉动了很多所谓的不是很必要的、产能过度的产业，中国的经济好像从2008年之后就开始更加的有隐患。但在2006年的时候，对我们两个人供职的外企和我们所在的那个产业、行业来说，我只看到了更多的来自于国内的竞争，这个是真的，但是呢，它整个的获利空间，还有它的这种发展的势头还是正常的。
记者：当时你们除了对这个环境，尤其是女儿所感受的生活环境不太满意之外，对中国社会整体的感觉还好吗？就是中国还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和国家吗？
黄女士：因为常年在中国，就是国内受到的那些教育，全部都看到的是“伟大、光荣、正确”，这些教育都是大好的河山，都是英明的领导。 在学校里呢，老师也都是权威。当时的那种教育和社会资讯的情况下，事实上我 是没有特别多地去获取一些和主流声音不一样的信息。但是偶尔看到的时候，我会看一些，比方说像北京的地下水污染的情况也挺触目惊心的。当时有 一些新闻报导，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在中国还是有一些调查记者，那时候社会的能见度还比现在要高一些。我当时最基本的判断是这个环境是不对的，就是一个国家，国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特别是我们下一代，因为民族的 未来就是下一代，我们的后代都生活在一个充满危险和有毒、有人在加害的这种环境中，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但是我知道这个社会病了。
【旁白】选择移民，也就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黄女士一家在经过短暂的纠结后，也开始了对这种新生活的适应。
记者：然后到了美国，当时有没有想过你们到美国之后，经济上如何立足呢？
黄女士：当时的想法是说，我可能会在最早的几年，先帮助我的女儿去适应社会，然后适应学校的学习。然后呢，如果我能够再慢慢脱离出来，并且我家有这种经济方面的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在时间上看一看有没有就职的机会。所以，当时就是这种情况。最后的情况就是，我始终就是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然后我的女儿，就是我帮助她，然后我们两个人在这里相依为命，就成了我过去这些年的一个主旋律。一直到我先生疫情前来。就等于是我家里一直是我先生在保持他的收入，而且收入非常好。所以，我们现在在美国就是以他为主来经营他的一些私人业务，然后我帮他做一些辅助工作。
记者：您先生辞职过来，主要还是因为家庭团聚么，而不是说他在那边的 事业有问题？
黄女士：都有。 确实是都有，一个就是家庭团聚，家里已经分开了好几年了，然后这种状况我们共同都觉得，最好还是找合适的时机结束（这种状况）。然后呢，确确实实在疫情前后的那个时期，习近平已经执政很多年了，当他执政的一些风格、方式也已经都显露端倪了，川普那个时候又开始发动了贸易战，中美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点剑拔弩张了。所以当时我先生的企业，还有包括我原来供职的企业，我后来听说到的，都在那个时候开始比较显著地有一个掉头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先生决定从公司辞职出来，因为他觉得公司最好的年代和他最好的年代都已经差不多了，结束了，可以是时候说再见了，所以就这样了。
记者：你在推特上给我发短信的时候，你第一句话就讲到“睁眼看世界”，并且“三观扭转”，这个能介绍一下吗？
黄女士：出了国之后，到了美国，我当时帮助我家的小孩，她要学一些历史，所以我会用Youtube这些网站帮助进行一些搜索；然后上面会有一些推送，而我自己主动搜索输入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周恩来，然后我 看到了很多很多有关他的视频，就是一些专家学者的，包括一些史实，这些在YouTube上都会有。然后“六四”也是我后来自主输入进去，想查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整个就是哇，世界完全被颠覆。
记者：这对您认识的变化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黄女士：我这人可能因为是个理工女，我比较在意的是我想看到事实，然后当我对于我所看到的事实有信心的时候，我才在这个之上做一些总结、结论之类的。所以，几年之内，在Youtube这些网站上面看了各种各样的内容，就是关于中国过去的建政，也包括建党以来的历史，然后也看一些专家、学者的评论，我逐渐形成了对于共产党的一个结论、一个评价吧。我觉得这个政党是一个通过谎言扭曲事实，而且更重要的它还会颠倒黑白，颠倒事实，然后对人民进行洗脑，（通过）教育一代一代地强化这些。他们对于互联网的管制也更加严格。所以他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保持人民对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忠诚度。那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像奴才一样，他没有对事实的认知，没有一些基本的、正常的思考的话，我觉得这样的民族可能从某种意义上它应该会消亡的，至少从文化上它会消亡。所以从一个民族延续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国民应该是要保持 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 比较开放的资讯，还有思辨等等这些个机会，这些环境。
记者：您得到这些结论，您觉得跟您搬迁到美国之后，您所看到的、经历的，甚至是你女儿学到的一些东西有关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看到的华裔 社区有些家长就说，他们很多时候是跟着他们的儿子、女儿在学习。我很感兴趣，您是否觉得您从您女儿受教育的过程当中也受益了。
黄女士：确实是，我女儿的这个成长是我成长的主线的一部分，比方说，我需要帮我的女儿学习语言，学习历史，在跟她学习的过程中，我就了解到了，比方说美国的独立战争，然后美国的立宪，然后无代表不纳税等等。我 都逐渐的在看到，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的画轴， 就是通过我女儿在美国的学习，这个大的画轴在我眼前逐渐的展开，而且越展开越大，然后我发觉这个世界真的是太有意思了。过去在中国受了几十年的教育，在 历史方面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朝代更替的历史，这个朝代结束，另一个朝代开始，然后每个朝代结束的原因就是因为官逼民反、民不聊生，然后人民就起来造反，一直到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事实上是不是站起来了？我严重认为是让中国人民全部都趴在地上。但是，它的整个历史的叙事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些年做学生的时候， 我对历史非常不感兴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这么单调。
【旁白】在帮助女儿学习历史的过程中，黄女士不仅自己的历史思考得到了启蒙，同时，她也窥见到了中美不同的教育方式对青年人的影响。
黄女士：另外，我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在中国， 老师相对来说对学生就是权威，同时我的作用就是要把我权威所理解的内容全部灌输到你的那个身体里面、你的头脑里。可是在美国呢，从五年级一直到上了高中，我小孩今年上了大学一年级，他们的那种教学的方式更多是开放式的，让你开放式地进行小组讨论，让你从五年级就可以做一些题目的科研。人都是有才华的，每个人可能都有才华，如何能够激发出这种才华来呢？我确实觉得自由的环境是一个基础，反而在一个压制的，一个密不透风、严丝合缝的一个体系，看似很稳妥的，实际上就是灌输了一些知识，这个对青年人的创新、火花我觉得可能用处就太有限了。
记者：您之前提到了和国内父母、家人交流受挫后重建亲情，刚才您也提到，和您父亲在交流的时候，说到你出国，或者在历史问题上可能有一些不同（观点），那这影响到了亲情的状况吗？
黄女士：事实上就是，很早的时候这些交流就受到了阻碍，他根本不爱听这些事，而且他的脾气很容易......，就是平时温和，说到这些事的时候就会暴躁了，那后来呢，就不再说这些事了。这之后呢，就陆续发生了很多的一些社会热点话题，真的就是在逐渐撕裂我和我家里人，还包括我先生和 我的家里人。比方说，那时候发生过香港的反送中，后来还发生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在我的脑海里，就这几个经典的事儿，是我和我先生，特别是我先生和我的家里人产生分歧，就是挺激动、挺冲突的时候。我的老父亲在电话里把我痛骂了一通。有的时候他就挺党化的，他说你到了美国，你就是美国的蓬佩奥。至于说我和我家里人这种关系的重建，应该说在那些年里，我们始终处于一个都很敏感的状态，然后我不想再多说这些伤害他们老年人情绪的话了。所以这一年半期间，我和妈妈就始终保持非常好的这种嘘寒问暖等等的这种交流。我觉得我就是通过这些年，我看到中国共产党在他建政的历史上，它不断在不同的年代里造成各种家庭的撕裂，各种族群的撕裂。但是，我不想让共产党一手导致的这个结果在我家里，在我的身上再出现。
记者：这八年当中，你所看到的美国社会，这个自由社会当中，或者说你说 的开放社会当中，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事例，让你觉得和中国产生了很强烈的 对比？
黄女士：那我想就是，如果我举一个例子的话，我跟您说，我经历了那一年的哈维飓风。因为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小区，相对来说离水库比较近，然后会有泄洪的可能性。所以也会有这种官方的网站给你发布你离那个洪水区域的边界在哪里，你家的位置是在什么样的风险位置上。然后呢，另外我也能够看到，就是我们按计划泄洪的那个水库，它的那个水位是涨到了什么样的位置。而且呢，也有我们每一家门口所处的这种海拔的位置，和这个放水的水库现在的警戒水位的位置，它都有一个对比，然后这些个都是在当时哈维飓风的时候就不断更新。后来就开始有军人上门了，跟你说你现在需要撤离了。所以，当时我们在那天早上，我和小区的邻居们都撤离了，撤离的时候，我们脚下都是齐大腿深水。 这一路上，大家互相致意，虽然那时候心情都很沉重，但是大家都是互相会说一些个安慰呀，还有就是祷告的话。然后等到水退了之后，真正就开始灾区重建的时候，因为当时很多的义工他们在进进出出。这些义工的作用就是谁家如果有淹水，然后他们这些义工就组织起来，派上两个人，三个 人，到这家去，把他那个墙壁的下侧淹水的地方去给他打开。所以这些个义工们就是在做这些事。当我看到这些义工非常诚恳的，沉默的 进进出出工作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时刻，就是那个共情的感觉非常非常的 深，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是值得爱的人。然后在这种大灾的过程中，就是有教会，有学校，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包括社区里这些义工们，大家邻里守望， 互相帮助，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
记者：其实我们觉得在大灾的时候，中国老百姓也能够表现出相似的一些行动，比如说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其实也是八方支援啊，大家也很愿意伸出援手，这看起来好像美国和中国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差别。
黄女士：那我觉得还是有些差别。第一个，我感觉就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说中国的这种公民社会还是有一定空间的，所以那时候我知道有像艾未未，包括像韩红啊等等，反正就是各种各样身份的人都是可以某种形式出现在灾区，以某种形式做出自己的一些贡献。但是，在最近的这些年里， 至少从媒体上能够看到，能够深深地感觉到中国公民社会被压缩的程度可以说是太大了，几乎就是被压缩的快没有了。尤其以疫情为样板的话，所有的居民，成千上万、上亿的居民，你都同样受到一个大白的指挥。就是我没感到有这种自己组织的力量。但是，在美国的话，整个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社会基层的那种自我组织力量非常活跃，非常有经验，所以包括教会、学校、机构，然后包括邻里，很多吧，我感觉整个这个社会的救灾体系，多少有一些给我感觉像一个网状的结构，就是一个人他从上面落下来的时候，这个网不知道哪一个位置上会抓住你，或者说是承接一下你，不至于让你狠狠的摔到地上。但是呢，越到近年来，当我看到中国的那些情况的 时候，我觉得不太存在这种情况。
记者：你在给我的信息当中，你提到一句入籍，然后说涉猎总统大选，这一点对你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也让你产生了和中国的一个对比？
黄女士：我是去年年初入籍的，到现在将近两年吧。我可以在这个社会里经历、可以体验，然后最最重要的是我的孩子，我的下一代，她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里，她可以自由独立的，成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 最大的一个祈求，应该是我最大的一个盼望。那我们既然是这样的一个路径，那我们就归化成为美国公民，我觉得这 也应该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因为我认同美国社会倡导的这些价值观，我也感恩美国社会给我们提供的这些环境和基础。
记者：所以，可不可以说，你入籍更重要的是你认可了他的价值观？
黄女士：是的，我感恩这个社会，然后我也认可他的价值观，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心里就会说，我对我的所谓的那个故乡到底有多少的眷恋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现在的那个故乡，他整个的那个样貌，确确实实不是我心目中应该的故乡。我记得余英时先生曾经就说，这个中国应该是一个文化中国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所谓地理疆域的概念，所以他就认为他身上有这些个中华文化的传承，他走到哪里，他就是中国。我当时就觉得这句话对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我现在回头看我自己的这个故国的话，当我想到这种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在那片土地上都已经被消失、摧毁，面目全非的 时候，我确实觉得那个不是文化中国，那也不是我心里非常值得留恋的那个中国。所以我在价值观上，在感恩上，我愿意切换我自己的归属，我觉得我 还挺自然的，心里也没有什么不好承受的。
记者：你认同的美国价值观，你能用几个简单的词来概括吗？
黄女士：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权、友爱、宽容，我觉得是这些吧， 都包括在这里吧。
记者：您说涉猎总统大选，是指你参与到总统大选的竞选当中，帮助竞选的过程当中吗？
黄女士：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去年初入籍的，然后我觉得我当时在公民宣誓的时候，我知道美国公民是有比方说服兵役的义务、有纳税的义务，参与选举的义务，所以我想当我宣誓的时候，就是我宣誓了这些东西，我希望在 我以后的时候，就是要把它实现出来，我希望参与，然后也希望发出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声音，然后，我也希望借此能够给我的下一代，能够建立一个比较正面的华人家长的样子，而不是说政治不谈不谈，然后社区的这些活动不参加不参加，我不希望是这样，我希望我能够多多少少去涉猎这些，然后让我的孩子在下一代，他们也会更多的去投入这些事儿。所以，我们今年就会参加总统的投票选举。
【旁白】2023年似乎是黄女士生命中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她们一家不但入籍美国，同时，她也发现自己生病了。
记者：您提到说您生病了，然后去年开始你就在治疗当中，你又提到你在寻求信仰。这两件事情有关系吗？
黄女士：我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被确诊是乳腺癌的。当我追求信仰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生病了，然后我才去信仰的。我这个信仰的来源呢，其实是 来自于我在孩子五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帮她涉猎美国历史、世界历史的时候，然后也在逐渐关注我们过去生活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逐渐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因为我发觉这个世界上和历史的进程，推动它的因素真的是非常多，宗教真的是特别主干的一个推动力量。
【旁白】黄女士说了好几次“价值观”。对她来说，移民所改变的不仅是生活的国度，还有她的价值观，包括宗教信仰。
黄女士：当我依靠了我的这个宗教信仰的时候，我现在回头再想的时候，我 首先总是在干的是我在数算恩典。我数算，我虽然现在得了这个病，但是神给了我各种各样的恩典，包括我非常好的家庭，然后包括神在冥冥之中指导 我，指引我，从那样的地方，来到正常的一个国家。
【旁白】在谈话的最后，黄女士告诉我，她的病在今年已经停止了靶向治疗，正在进入监测期。
【开场白】各位好，这里是播客《新移民》，我是王允。今天要讲述的是黄女士的移民故事。
黄女士：我每天早上站在楼上，看着那个黑呼呼的天空，然后看着我楼下的这个街道上都是戴着口罩的孩子和家长，还有我的孩子，一个小小的身影走到马路对面的学校的时候，我觉得心情都挺压抑的。
【旁白】黄女士一家2016年移民美国。她说，当初决定移民的原因是为了她的女儿。
黄女士：就是那时候有看到一些网上的文章，也是涉及到中国的地下水污染，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我孩子的这个生活环境是不安全的，然后不健康，我觉得他的环境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一定要给她换一个环境。
【旁白】因为对居住地不满，黄女士便想到去移民，并且顺利实现了移民。这在2010年代似乎也是时代的红利。而黄女士一家的经历也是她那个年代赶上时代潮流的人群的一种缩影。
黄女士：好像我们70年代的这 一代人，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前面的几十年的这种运动我们没有赶上。然后，现在中国的这种因为体制的限制，它经济发展到头了，经济在往下衰落，我们也没有赶上。所以，应该说在那一个有限的窗口期里，我们这一代人挺幸运的。我们是天津的，我们在天津上的好的中学，然后又上了好的大学，我们毕了业之后呢，可以做一个自己的生意，我们到了外资企业，欧美企业。所以，我们应该是赚到了我们人生的那桶金吧。所以，做移民也是挺自然而然的，我总感觉好像就是水满了就可以溢出来了，因为那个桶它不适合装你和你的孩子，所以我们就出来了。
记者：所以你们主要是为了孩子。当时，你孩子是小学读几年级？
黄女士：我们移民的那一年，孩子是读五年级。
记者：环境污染是大家都面临的问题， 你为什么想到了移民，你当时为什么 没想过去南方，比如说深圳这种地方，它的环境也挺不错的，那为什么就想到一定要移民呢？
黄女士：当时呢，我是在欧洲企业在中国的分公司，我们主要生产各种各样的运动用品，休闲运动用品。这个公司主要在中国是搞代工的。我们也曾经检测过一些工厂，他们的毛巾看着非常洁白，非常颜色鲜亮，但是检测过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的那个染料使用 不规范，是有些危险在里边的，不合格。所以我说我不想在这儿 呆，我就想给她换一个正常的环境，我觉得正常的孩子的生活环境不应该是这样， 那究竟哪儿是对的，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走出去。
记者：那为什么想来美国呢？
黄女士：冥冥之中吧，我一直对美国还是有憧憬！
【旁白】在整个2010年代，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数量都处于高峰。根据美国EB-5投资移民行业协会的数据，2016年，中国大陆居民向美国递交投资移民申请（EB5）的申请率以及通过率在所有申请国家中占比均超过80%，高居榜首。黄女士一家正是这80%中的一例。
记者：那这个过程顺利吗？我们知道，其实投资移民也存在一些风险的，当然也算一个比较有效、比较快速的通道吧。
黄女士：我逐渐在寻求信仰，所以我有的时候喜欢说感谢神。我觉得在这个移民的这条路上，我们走的还是挺幸运的。 我们找到的是一个比较大型的 移民机构。我们的这个案件就 一直非常的顺利。
记者：你们全家的这个投资移民总共花了多少钱，然后你们总共前后花多少时间？
黄女士：我们应该总共花了50万的投资移民款，我们是向中介交服务费，还有一些律师费等等的，加在一起，因为这些财物是我老公经手的，然后要我说的话，大约再增加十万美金吧，也就是60万美金。
记者：大概是2010年那段时间，我们知道有一大批的人移民，通过EB5，我在这边也看到一些这样的移民机构在做。除了你前面提到的，是因为你个人对孩子的生存环境的担忧，有没有受到这股移民潮的影响？比如说受到你周围的同事或朋友，就是你那个圈层的人的影响？
黄女士：更多的是我先生在职期间，他到北京读那个EMBA，就是去那个学院接受高等教育，就是在那个圈子里，他的朋友们就是考虑移民的和办理移民的非常多，然后美国的这个机会也是在那个圈子里出现的。我们就是很快的就抓住了它。然后我先生，当他把这事告诉我的时候，我可以说在几分钟之内，我迅速地就说，我要去，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可能是这种，不喜欢拖泥带水，我只要能说服我自己的话，我就没什么好犹豫的。所以，我当时的直觉就是马上做了这个决定，所以没有犹豫。我在当时和到现在都始终相信我的这个决定，对我家，特别是我家的下一代，必须是有利的，一定是有利的。
记者：但是，毕竟你们从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很舒服的地方，要迁居到外国，这个时候你们内心就没有犹豫和挣扎吗？
黄女士：真正说产生了一些犹豫的时候，是在我真正拿到了美国移民局批准的移民纸的时候，涉及到我什么时候可以带我的小孩去美国登陆、正式生活，那个时候我觉得大约有一个月左右的挣扎吧。我有印象，当时我在这一个月期间，内心是非常挣扎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我觉得可能都希望在自己的安逸区里，然后面对挑战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退缩的。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你当时在天津这样一个优渥的生活条件让你有点犹豫的具体细节？
黄女士：我和我先生，我们都是在天津的名校毕业的， 毕了业之后，我们就 投入到外资进入中国的这个大潮里。所以，从我95年毕业，然后一直到我2016年从中国离开，我的从业生涯始终在欧美的外企里，而且那些年外资在 中国的经营是挺好的，政策也好，然后市场的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所以除掉薪资之外，给我们的bonus奖金，或者说各种福利吧，都是非常好。
记者：那您先生呢？
黄女士：他跟我挺相像的，当然他比我的职位，还有薪酬就高得多得多。
记者：你是否方便说一下，当时你们夫妻两个年薪能达到多少？
黄女士：我想想啊，我当时的年薪应该大约在40万人民币左右，然后我先生比我高得多，他应该是100万以上。
记者：然后，你们有几套房子呢？
黄女士：房子也不少。民用的住房我们有投资，应该是有四套以上吧。然后，我们还投资了商用的写字楼里面的办公房，我们也有两套。
记者：你们觉得那个时候移民是不是恰倒好处？是不是最适合移民的时候？
黄女士：我当时的考虑，初心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从我的女儿的角度，就是她最适合来到美国，能够最好地适应美国的语言等等的年龄，我知道她五年级的这个时间是挺好的。那就我自己和老公来说，事实上真的并不是离开中国最好的时间，虽然我知道2008年奥运会之后，中国政府搞大型的投资，然后拉动了很多所谓的不是很必要的、产能过度的产业，中国的经济好像从2008年之后就开始更加的有隐患。但在2006年的时候，对我们两个人供职的外企和我们所在的那个产业、行业来说，我只看到了更多的来自于国内的竞争，这个是真的，但是呢，它整个的获利空间，还有它的这种发展的势头还是正常的。
记者：当时你们除了对这个环境，尤其是女儿所感受的生活环境不太满意之外，对中国社会整体的感觉还好吗？就是中国还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和国家吗？
黄女士：因为常年在中国，就是国内受到的那些教育，全部都看到的是“伟大、光荣、正确”，这些教育都是大好的河山，都是英明的领导。 在学校里呢，老师也都是权威。当时的那种教育和社会资讯的情况下，事实上我 是没有特别多地去获取一些和主流声音不一样的信息。但是偶尔看到的时候，我会看一些，比方说像北京的地下水污染的情况也挺触目惊心的。当时有 一些新闻报导，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在中国还是有一些调查记者，那时候社会的能见度还比现在要高一些。我当时最基本的判断是这个环境是不对的，就是一个国家，国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特别是我们下一代，因为民族的 未来就是下一代，我们的后代都生活在一个充满危险和有毒、有人在加害的这种环境中，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但是我知道这个社会病了。
【旁白】选择移民，也就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黄女士一家在经过短暂的纠结后，也开始了对这种新生活的适应。
记者：然后到了美国，当时有没有想过你们到美国之后，经济上如何立足呢？
黄女士：当时的想法是说，我可能会在最早的几年，先帮助我的女儿去适应社会，然后适应学校的学习。然后呢，如果我能够再慢慢脱离出来，并且我家有这种经济方面的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在时间上看一看有没有就职的机会。所以，当时就是这种情况。最后的情况就是，我始终就是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然后我的女儿，就是我帮助她，然后我们两个人在这里相依为命，就成了我过去这些年的一个主旋律。一直到我先生疫情前来。就等于是我家里一直是我先生在保持他的收入，而且收入非常好。所以，我们现在在美国就是以他为主来经营他的一些私人业务，然后我帮他做一些辅助工作。
记者：您先生辞职过来，主要还是因为家庭团聚么，而不是说他在那边的 事业有问题？
黄女士：都有。 确实是都有，一个就是家庭团聚，家里已经分开了好几年了，然后这种状况我们共同都觉得，最好还是找合适的时机结束（这种状况）。然后呢，确确实实在疫情前后的那个时期，习近平已经执政很多年了，当他执政的一些风格、方式也已经都显露端倪了，川普那个时候又开始发动了贸易战，中美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点剑拔弩张了。所以当时我先生的企业，还有包括我原来供职的企业，我后来听说到的，都在那个时候开始比较显著地有一个掉头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先生决定从公司辞职出来，因为他觉得公司最好的年代和他最好的年代都已经差不多了，结束了，可以是时候说再见了，所以就这样了。
记者：你在推特上给我发短信的时候，你第一句话就讲到“睁眼看世界”，并且“三观扭转”，这个能介绍一下吗？
黄女士：出了国之后，到了美国，我当时帮助我家的小孩，她要学一些历史，所以我会用Youtube这些网站帮助进行一些搜索；然后上面会有一些推送，而我自己主动搜索输入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周恩来，然后我 看到了很多很多有关他的视频，就是一些专家学者的，包括一些史实，这些在YouTube上都会有。然后“六四”也是我后来自主输入进去，想查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整个就是哇，世界完全被颠覆。
记者：这对您认识的变化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黄女士：我这人可能因为是个理工女，我比较在意的是我想看到事实，然后当我对于我所看到的事实有信心的时候，我才在这个之上做一些总结、结论之类的。所以，几年之内，在Youtube这些网站上面看了各种各样的内容，就是关于中国过去的建政，也包括建党以来的历史，然后也看一些专家、学者的评论，我逐渐形成了对于共产党的一个结论、一个评价吧。我觉得这个政党是一个通过谎言扭曲事实，而且更重要的它还会颠倒黑白，颠倒事实，然后对人民进行洗脑，（通过）教育一代一代地强化这些。他们对于互联网的管制也更加严格。所以他用各种各样的手段，保持人民对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忠诚度。那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像奴才一样，他没有对事实的认知，没有一些基本的、正常的思考的话，我觉得这样的民族可能从某种意义上它应该会消亡的，至少从文化上它会消亡。所以从一个民族延续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国民应该是要保持 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 比较开放的资讯，还有思辨等等这些个机会，这些环境。
记者：您得到这些结论，您觉得跟您搬迁到美国之后，您所看到的、经历的，甚至是你女儿学到的一些东西有关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看到的华裔 社区有些家长就说，他们很多时候是跟着他们的儿子、女儿在学习。我很感兴趣，您是否觉得您从您女儿受教育的过程当中也受益了。
黄女士：确实是，我女儿的这个成长是我成长的主线的一部分，比方说，我需要帮我的女儿学习语言，学习历史，在跟她学习的过程中，我就了解到了，比方说美国的独立战争，然后美国的立宪，然后无代表不纳税等等。我 都逐渐的在看到，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的画轴， 就是通过我女儿在美国的学习，这个大的画轴在我眼前逐渐的展开，而且越展开越大，然后我发觉这个世界真的是太有意思了。过去在中国受了几十年的教育，在 历史方面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朝代更替的历史，这个朝代结束，另一个朝代开始，然后每个朝代结束的原因就是因为官逼民反、民不聊生，然后人民就起来造反，一直到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事实上是不是站起来了？我严重认为是让中国人民全部都趴在地上。但是，它的整个历史的叙事就是这样的。所以那些年做学生的时候， 我对历史非常不感兴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这么单调。
【旁白】在帮助女儿学习历史的过程中，黄女士不仅自己的历史思考得到了启蒙，同时，她也窥见到了中美不同的教育方式对青年人的影响。
黄女士：另外，我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在中国， 老师相对来说对学生就是权威，同时我的作用就是要把我权威所理解的内容全部灌输到你的那个身体里面、你的头脑里。可是在美国呢，从五年级一直到上了高中，我小孩今年上了大学一年级，他们的那种教学的方式更多是开放式的，让你开放式地进行小组讨论，让你从五年级就可以做一些题目的科研。人都是有才华的，每个人可能都有才华，如何能够激发出这种才华来呢？我确实觉得自由的环境是一个基础，反而在一个压制的，一个密不透风、严丝合缝的一个体系，看似很稳妥的，实际上就是灌输了一些知识，这个对青年人的创新、火花我觉得可能用处就太有限了。
记者：您之前提到了和国内父母、家人交流受挫后重建亲情，刚才您也提到，和您父亲在交流的时候，说到你出国，或者在历史问题上可能有一些不同（观点），那这影响到了亲情的状况吗？
黄女士：事实上就是，很早的时候这些交流就受到了阻碍，他根本不爱听这些事，而且他的脾气很容易......，就是平时温和，说到这些事的时候就会暴躁了，那后来呢，就不再说这些事了。这之后呢，就陆续发生了很多的一些社会热点话题，真的就是在逐渐撕裂我和我家里人，还包括我先生和 我的家里人。比方说，那时候发生过香港的反送中，后来还发生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在我的脑海里，就这几个经典的事儿，是我和我先生，特别是我先生和我的家里人产生分歧，就是挺激动、挺冲突的时候。我的老父亲在电话里把我痛骂了一通。有的时候他就挺党化的，他说你到了美国，你就是美国的蓬佩奥。至于说我和我家里人这种关系的重建，应该说在那些年里，我们始终处于一个都很敏感的状态，然后我不想再多说这些伤害他们老年人情绪的话了。所以这一年半期间，我和妈妈就始终保持非常好的这种嘘寒问暖等等的这种交流。我觉得我就是通过这些年，我看到中国共产党在他建政的历史上，它不断在不同的年代里造成各种家庭的撕裂，各种族群的撕裂。但是，我不想让共产党一手导致的这个结果在我家里，在我的身上再出现。
记者：这八年当中，你所看到的美国社会，这个自由社会当中，或者说你说 的开放社会当中，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事例，让你觉得和中国产生了很强烈的 对比？
黄女士：那我想就是，如果我举一个例子的话，我跟您说，我经历了那一年的哈维飓风。因为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小区，相对来说离水库比较近，然后会有泄洪的可能性。所以也会有这种官方的网站给你发布你离那个洪水区域的边界在哪里，你家的位置是在什么样的风险位置上。然后呢，另外我也能够看到，就是我们按计划泄洪的那个水库，它的那个水位是涨到了什么样的位置。而且呢，也有我们每一家门口所处的这种海拔的位置，和这个放水的水库现在的警戒水位的位置，它都有一个对比，然后这些个都是在当时哈维飓风的时候就不断更新。后来就开始有军人上门了，跟你说你现在需要撤离了。所以，当时我们在那天早上，我和小区的邻居们都撤离了，撤离的时候，我们脚下都是齐大腿深水。 这一路上，大家互相致意，虽然那时候心情都很沉重，但是大家都是互相会说一些个安慰呀，还有就是祷告的话。然后等到水退了之后，真正就开始灾区重建的时候，因为当时很多的义工他们在进进出出。这些义工的作用就是谁家如果有淹水，然后他们这些义工就组织起来，派上两个人，三个 人，到这家去，把他那个墙壁的下侧淹水的地方去给他打开。所以这些个义工们就是在做这些事。当我看到这些义工非常诚恳的，沉默的 进进出出工作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时刻，就是那个共情的感觉非常非常的 深，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是值得爱的人。然后在这种大灾的过程中，就是有教会，有学校，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构，包括社区里这些义工们，大家邻里守望， 互相帮助，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
记者：其实我们觉得在大灾的时候，中国老百姓也能够表现出相似的一些行动，比如说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其实也是八方支援啊，大家也很愿意伸出援手，这看起来好像美国和中国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差别。
黄女士：那我觉得还是有些差别。第一个，我感觉就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说中国的这种公民社会还是有一定空间的，所以那时候我知道有像艾未未，包括像韩红啊等等，反正就是各种各样身份的人都是可以某种形式出现在灾区，以某种形式做出自己的一些贡献。但是，在最近的这些年里， 至少从媒体上能够看到，能够深深地感觉到中国公民社会被压缩的程度可以说是太大了，几乎就是被压缩的快没有了。尤其以疫情为样板的话，所有的居民，成千上万、上亿的居民，你都同样受到一个大白的指挥。就是我没感到有这种自己组织的力量。但是，在美国的话，整个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社会基层的那种自我组织力量非常活跃，非常有经验，所以包括教会、学校、机构，然后包括邻里，很多吧，我感觉整个这个社会的救灾体系，多少有一些给我感觉像一个网状的结构，就是一个人他从上面落下来的时候，这个网不知道哪一个位置上会抓住你，或者说是承接一下你，不至于让你狠狠的摔到地上。但是呢，越到近年来，当我看到中国的那些情况的 时候，我觉得不太存在这种情况。
记者：你在给我的信息当中，你提到一句入籍，然后说涉猎总统大选，这一点对你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也让你产生了和中国的一个对比？
黄女士：我是去年年初入籍的，到现在将近两年吧。我可以在这个社会里经历、可以体验，然后最最重要的是我的孩子，我的下一代，她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里，她可以自由独立的，成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 最大的一个祈求，应该是我最大的一个盼望。那我们既然是这样的一个路径，那我们就归化成为美国公民，我觉得这 也应该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因为我认同美国社会倡导的这些价值观，我也感恩美国社会给我们提供的这些环境和基础。
记者：所以，可不可以说，你入籍更重要的是你认可了他的价值观？
黄女士：是的，我感恩这个社会，然后我也认可他的价值观，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心里就会说，我对我的所谓的那个故乡到底有多少的眷恋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现在的那个故乡，他整个的那个样貌，确确实实不是我心目中应该的故乡。我记得余英时先生曾经就说，这个中国应该是一个文化中国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所谓地理疆域的概念，所以他就认为他身上有这些个中华文化的传承，他走到哪里，他就是中国。我当时就觉得这句话对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我现在回头看我自己的这个故国的话，当我想到这种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在那片土地上都已经被消失、摧毁，面目全非的 时候，我确实觉得那个不是文化中国，那也不是我心里非常值得留恋的那个中国。所以我在价值观上，在感恩上，我愿意切换我自己的归属，我觉得我 还挺自然的，心里也没有什么不好承受的。
记者：你认同的美国价值观，你能用几个简单的词来概括吗？
黄女士：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权、友爱、宽容，我觉得是这些吧， 都包括在这里吧。
记者：您说涉猎总统大选，是指你参与到总统大选的竞选当中，帮助竞选的过程当中吗？
黄女士：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去年初入籍的，然后我觉得我当时在公民宣誓的时候，我知道美国公民是有比方说服兵役的义务、有纳税的义务，参与选举的义务，所以我想当我宣誓的时候，就是我宣誓了这些东西，我希望在 我以后的时候，就是要把它实现出来，我希望参与，然后也希望发出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声音，然后，我也希望借此能够给我的下一代，能够建立一个比较正面的华人家长的样子，而不是说政治不谈不谈，然后社区的这些活动不参加不参加，我不希望是这样，我希望我能够多多少少去涉猎这些，然后让我的孩子在下一代，他们也会更多的去投入这些事儿。所以，我们今年就会参加总统的投票选举。
【旁白】2023年似乎是黄女士生命中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她们一家不但入籍美国，同时，她也发现自己生病了。
记者：您提到说您生病了，然后去年开始你就在治疗当中，你又提到你在寻求信仰。这两件事情有关系吗？
黄女士：我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被确诊是乳腺癌的。当我追求信仰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生病了，然后我才去信仰的。我这个信仰的来源呢，其实是 来自于我在孩子五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帮她涉猎美国历史、世界历史的时候，然后也在逐渐关注我们过去生活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逐渐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因为我发觉这个世界上和历史的进程，推动它的因素真的是非常多，宗教真的是特别主干的一个推动力量。
【旁白】黄女士说了好几次“价值观”。对她来说，移民所改变的不仅是生活的国度，还有她的价值观，包括宗教信仰。
黄女士：当我依靠了我的这个宗教信仰的时候，我现在回头再想的时候，我 首先总是在干的是我在数算恩典。我数算，我虽然现在得了这个病，但是神给了我各种各样的恩典，包括我非常好的家庭，然后包括神在冥冥之中指导 我，指引我，从那样的地方，来到正常的一个国家。
【旁白】在谈话的最后，黄女士告诉我，她的病在今年已经停止了靶向治疗，正在进入监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