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松蹊，提出了一个建议：
建议法定婚龄下调至18岁。
而目的则是：
提高生育人口基数，释放生育潜能。
前一天玩游戏还要防沉迷呢，第二天竟然可以领证结婚了；前一天还不许早恋，第二天竟然就可以和另一个异性上床了；这刺激，谁敢相信？
正如网友调侃的，“老师，我高考那天预产期，去不了了”、“未婚教师抓已婚学生早恋”，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很想笑。
砖家的口号喊得天花乱坠，只是有一个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18岁可以结婚，那孩子们几岁开始恋爱比较合适呢？
我看到观察者网发评论文章，标题就叫《下调法定婚龄的建议应被舆论严肃对待》，说法定婚龄下调至18岁的性质，在于将婚姻自主权完整交还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
人家砖家都毫不讳言，说这个建议是为了“提高生育人口基数，释放生育潜能”，观察者网却掩耳盗铃上价值，这就是欺负我们不识字了。
让我震惊的是，这个提议都不在乎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利了，竟然还妄图将婚姻自主权完整交还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
是的，如果这个建议成为了法律，那么导致的后果，必然是底层人群，尤其是底层女性的受教育机会被无情剥夺。
在理论上，法定结婚年龄确实不是必婚年龄，也不是最佳婚龄，可问题是，这个建议的提出，恰恰忽视了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逻辑。
在我们这个宗族观念深厚和生育观念至上的乡土社会，“合法”往往被异化为“正当”，“合法”往往就意味着“应该”，它起到一种强烈的导向作用。
我们那边的农村，如果谁要给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介绍对象，家长一般都会以“孩子还在上学，毕业了再说”为由推掉；
但如果18岁的结婚年龄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相当于向社会释放“允许高中毕业即结婚”的信号，上面那个推脱的理由都不存在了。
对于持有“读书无用论”观念的底层家庭，这将成为迫使女儿放弃高中学业的正当理由——毕竟“合法婚姻”比“不确定回报的教育投资”更符合短期利益。
我国《义务教育法》保障公民接受九年基础教育，但高中阶段教育尚未纳入强制范畴。在偏远农村及经济困难家庭中，女孩辍学率本就显著高于男孩，如此一来，女孩本来就缺乏保障的受教育权利，恐怕要岌岌可危了。
看似只是年龄的调整，但在在城乡发展失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语境下，犹如一把精准刺向底层女性的利刃。
这些本可继续求学的底层少女，在“合法早婚”的掩护下，被迫成为“生育资源”，和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具。
有人问，当18岁少年手持结婚证走进高考考场，他们的心智真能平衡学业与家庭？可这些能手持结婚证走进考场的人还算是幸运的，可能很多人连进考场的机会都不会有。
于是，过早婚育，会将底层女性钉在低收入岗位，形成“低学历-低收入-依附婚姻”的恶性循环。当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仍在接受高等教育时，农村少女可能已被困在育儿与家务中。
婚姻自主权确实应该完整地交还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但自主的前提，也得是拥有选择的能力吧？对于缺乏教育机会、经济自主权的底层女性，降低婚龄非但不能帮助她自主掌握婚姻和人生，反而可能成为家庭与社会合谋剥夺其发展权的帮凶。
这必然加剧性别与阶层的不平等，这根本不是婚育问题，而是社会公平的问题。
支持者最喜欢拿“和国际接轨”说事，可你不能光看人家外国的结婚年龄，也看看人家的高中普及率和职业教育体系啊。在我们这里，很多地方，现在说服家长让女儿读完高中都困难，政策落地后更难以想象。
诚然，现在很多农村地区，很多女孩子也不到20岁的结婚年龄就结婚了，但既然已经是这样了，就不要再以法律的形式，让现实每况愈下了。
我相信，提出这个建议的砖家，肯定不用面临自己的孩子18岁就要结婚的压力，所以他就可以打着大局的旗号，把弱势群体作为代价去牺牲。
但人不是予取予求的工具，把人当工具，随便牺牲的砖家，建议您少点建议！
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松蹊，提出了一个建议：
建议法定婚龄下调至18岁。
而目的则是：
提高生育人口基数，释放生育潜能。
前一天玩游戏还要防沉迷呢，第二天竟然可以领证结婚了；前一天还不许早恋，第二天竟然就可以和另一个异性上床了；这刺激，谁敢相信？
正如网友调侃的，“老师，我高考那天预产期，去不了了”、“未婚教师抓已婚学生早恋”，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很想笑。
砖家的口号喊得天花乱坠，只是有一个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18岁可以结婚，那孩子们几岁开始恋爱比较合适呢？
我看到观察者网发评论文章，标题就叫《下调法定婚龄的建议应被舆论严肃对待》，说法定婚龄下调至18岁的性质，在于将婚姻自主权完整交还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
人家砖家都毫不讳言，说这个建议是为了“提高生育人口基数，释放生育潜能”，观察者网却掩耳盗铃上价值，这就是欺负我们不识字了。
让我震惊的是，这个提议都不在乎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利了，竟然还妄图将婚姻自主权完整交还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
是的，如果这个建议成为了法律，那么导致的后果，必然是底层人群，尤其是底层女性的受教育机会被无情剥夺。
在理论上，法定结婚年龄确实不是必婚年龄，也不是最佳婚龄，可问题是，这个建议的提出，恰恰忽视了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逻辑。
在我们这个宗族观念深厚和生育观念至上的乡土社会，“合法”往往被异化为“正当”，“合法”往往就意味着“应该”，它起到一种强烈的导向作用。
我们那边的农村，如果谁要给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介绍对象，家长一般都会以“孩子还在上学，毕业了再说”为由推掉；
但如果18岁的结婚年龄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相当于向社会释放“允许高中毕业即结婚”的信号，上面那个推脱的理由都不存在了。
对于持有“读书无用论”观念的底层家庭，这将成为迫使女儿放弃高中学业的正当理由——毕竟“合法婚姻”比“不确定回报的教育投资”更符合短期利益。
我国《义务教育法》保障公民接受九年基础教育，但高中阶段教育尚未纳入强制范畴。在偏远农村及经济困难家庭中，女孩辍学率本就显著高于男孩，如此一来，女孩本来就缺乏保障的受教育权利，恐怕要岌岌可危了。
看似只是年龄的调整，但在在城乡发展失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语境下，犹如一把精准刺向底层女性的利刃。
这些本可继续求学的底层少女，在“合法早婚”的掩护下，被迫成为“生育资源”，和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具。
有人问，当18岁少年手持结婚证走进高考考场，他们的心智真能平衡学业与家庭？可这些能手持结婚证走进考场的人还算是幸运的，可能很多人连进考场的机会都不会有。
于是，过早婚育，会将底层女性钉在低收入岗位，形成“低学历-低收入-依附婚姻”的恶性循环。当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仍在接受高等教育时，农村少女可能已被困在育儿与家务中。
婚姻自主权确实应该完整地交还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但自主的前提，也得是拥有选择的能力吧？对于缺乏教育机会、经济自主权的底层女性，降低婚龄非但不能帮助她自主掌握婚姻和人生，反而可能成为家庭与社会合谋剥夺其发展权的帮凶。
这必然加剧性别与阶层的不平等，这根本不是婚育问题，而是社会公平的问题。
支持者最喜欢拿“和国际接轨”说事，可你不能光看人家外国的结婚年龄，也看看人家的高中普及率和职业教育体系啊。在我们这里，很多地方，现在说服家长让女儿读完高中都困难，政策落地后更难以想象。
诚然，现在很多农村地区，很多女孩子也不到20岁的结婚年龄就结婚了，但既然已经是这样了，就不要再以法律的形式，让现实每况愈下了。
我相信，提出这个建议的砖家，肯定不用面临自己的孩子18岁就要结婚的压力，所以他就可以打着大局的旗号，把弱势群体作为代价去牺牲。
但人不是予取予求的工具，把人当工具，随便牺牲的砖家，建议您少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