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评论 最近围绕司马南和李嘉诚分别发生的两条新闻，虽然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关联，但却从某种程度体现习近平对于中国民企的态度和认知。 官方舆论声讨李嘉诚是习近平授意？图像来源: Bobby Yip/AP Photo/picture alliance 将司马南、李嘉诚、习近平这三个男人串起来，可能会让很多人有突兀之感，因为似乎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们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司马南是个有着几千万粉丝的网络大V；李嘉诚是香港的实业大亨，习近平就不用说了，全宇宙都知道其名。用如今的流行语，一个是自媒体顶流，一个是商界头部领袖，一个是国家大boss，除了都有名气这点相似外，其他没可比性了。 但之所以把三人放在一块讨论，是因为前两者最近都出事了，且和习有关。司马南突然间曝出有偷税漏税行为，被官方处以900万的罚金；李嘉诚的长江和记因为把旗下所有港口打包卖给美国的贝莱德集团，正遭受官方舆论谴责。两人所“犯”之事虽然风马牛不相及，可对他们的打压，都来自官方，而习正是官方的总代表，因此也可以认为是来自习，甚至从他们在各自领域的代表性和象征性来说，可以合理推测，发出这种打压指令的，也是习本人。习打压他们的动因及影响，又都和民营企业有关。 司马南等人围攻联想的往事 司马南被官方处以900万罚款，网民一片叫好，许多人尤其是中国的自由派，大有出了一口恶气的快感。民众对司马南被罚的拍手称快，并不仅仅是他偷税——说实话，之前官方对一些影星和带货直播主播的偷税行为的罚款，要比司马南重得多；而是觉得，这厮不是好人，良心大大的坏。对左派爱国群众来说，不能容忍司马南的是，他的“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态度，做着爱国生意，却和美帝眉来眼去，将家人安排在美国，高调炫耀接受驻华使馆邀请，参加其派对，和驻华大使合影。司马南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一个不合格的、虚伪的、骨子里自私自利的爱国贼形象。 对右派“恨国党”来说，司马南此人可恨的地方就更多了，他们对司马南是否反美并不在意，痛恨的是他对自由民主、对普世价值的长期诋毁，尤其是他对民企的攻击和敲竹杠的行为。2021年下半年，司马南伙同其他三人对联想进行围攻，指控联想初创时期的改制是瓜分国有资产，攻击联想领导层的高薪，污名化联想的技术发展路径，上纲上线，把联想批得一钱不值，迎合了大众中很多人对联想是一家“美帝良心企业”的刻板印象——这也是左派网络大V宣传的结果，对联想的声誉造成了极大影响。但是，从后来披露的情况看，司马南的目的并不在于让联想社会性死亡，而是通过这种围剿，让联想“出血”——这才是他真实的意图。 司马南对联想的攻击也为中国民营经济带来了一个负面效应，让民企感受萧萧寒风。本来2018年的“民企离场论”对民营经济构成了沉重打击，虽然官方在当年紧急召开民企座谈会救场，但还是未能打消民企的猜疑，这下倒好，司马南长达半年多对联想的围剿，进一步让民企寒意加剧，以致市场认为，这不是司马南几人的行为，而是得到了官方授意或者至少探听到了官方某种声音，才会这样起劲攻击一家知名民企，否则官方怎么会容忍他们如此长时间的放肆攻击？联想也不是吃素的，在上层也有很强关系，但看起来被司马南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因此，市场从这个案例中得出一个教训，即官方对民企尤其是被盯上民企的整治，恐怕还没完。这当然就吓跑了很多民营企业家，让中国经济进一步承压。 官方顺势敲打极左？ 那习近平这回是要拿司马南祭旗，表明他发展民营经济的决心，就如同他把马云请回参加民企座谈会一样？也许有这个意图。但官方显然也不想把司马南处理得太重，以免得罪他所代表的极左力量。从这个角度看，不排除是司马南的仇敌把他偷税的行为向官方举报，逼得官方去查处他，由于官方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扶持民企，于是也顺势敲打一下司马南，毕竟官方对极端民族主义也是忌惮的。可以说，官方以偷税为由处罚司马南，稳赚不赔，客观上顺从市场保护民企的呼声，只是司马南做了一回牺牲品。 李嘉诚会不会成为习的另一牺牲品？李氏父子可能未曾料到，他们的长江和记向贝莱德集团出售旗下港口竟会惹来这么大的麻烦。代表官方立场的港媒这些天一再发文批评李嘉诚的卖港口之举，港澳办官网转载批李文章，特首回应此事，都是在间接表达对李的不满，对这次交易施加压力。这个事情已经在中国舆论场炸锅，李氏父子的行为被相当多的中国网民骂为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一时间大有被人人喊打的架势，也让长江和记在资本市场损失惨重。 目前不知道李嘉诚到底是因出售港口的行为本身，还是因事前没有告知、征得北京同意，才招致官方不满；也不知道官方仅仅是要表达一种不满的姿态，让香港企业记住在中美冲突的大背景下，海外布局要有国家利益观念，站在中国立场，还是接下来有进一步的处罚。但总之，对长江和记、对香港企业的压力已经形成，而这会对香港企业接下来对北京的态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进一步的亲近还是疏离，可以继续观察。 李嘉诚的政治选择 然而，官方的舆论讨伐显然也引发了香港和内地很多人的反感，这种反感除了对官方抬出的国家民族大义不以为然，也聚焦于对官方这一轮刻意营造的保护和扶持民企的做法，会产生负作用。一些人就认为，李嘉诚的举动乃在商言商，规避地缘政治风险，无可厚非，国家不能因为自己没能力应对美国打压，而把一家民企往前推，迫使企业去扛国家的责任，这和官方口口声声宣称的保护民企是抵触的，破坏了习近平在两会前后构筑的将民企视为自家人的氛围。 坦率地说，像长和这样的香港大企业，特别是李嘉诚本人的高度象征性，在目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企业的决策要想避免完全卷入大国地缘政治冲突，特别是不被外界解读成没有地缘政治考虑，很难。事实上，李氏父子的出售港口行为也是在特朗普对巴拿马运河发出威胁之后，而且出售对象也是和特朗普政府关系良好的美资公司，这本身就是地缘政治利益考量的避险动作。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李嘉诚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这么做，理应对北京的不满是有所预期。 所以，不宜从“在商言商”的角度为李嘉诚辩护，或者说，李的“在商言商”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是要和北京刻意保持距离。 那么，是否可以由官媒对李出售行为的批评，以及官方的间接不满，推论习这回对民企的重视，要保护民企利益的说辞是假的，违背了他自己的承诺？恐怕不能这么直接划等号。虽然政府的政策具体体现在对一个个个案的态度，但是此案有它的特殊性。长和虽是香港民企，可又不是普通的民企，它在香港有独特的地位，港口更是关系国家利益的重要基础设施，而这桩出售行为确实也涉及地缘政治纷争，官方尤其担心如果交易完成，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在特朗普的胁迫下将海外资产剥离给美企。故政府进行适当干预，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国家都会去做的，这跟政府怎么对待民企是两回事。很多人也是从这个角度为官方辩护的。 习近平领悟打压民企的后果 从官方去年下半年以来针对民企推出的一系列动作看，很难说它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权宜之计，口是心非。虽然前不久的两会没有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让一些人士颇感失望，但与其说官方诚意不够，不想立法保护民企，不如说这部法律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还存有争议。事实上，对民企的重视，并非取决官方的主管愿望，而由客观现实决定。现在的现实就是，民营经济在中国已经取得重要地位，离开民营经济，寸步难行。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萧条，已经惩罚了习，让他明白限制打压民企的后果。除非他不想尽快让中国经济恢复正常增长，早点实现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否则，必须重视民企。《求是》日前将他过去10多年有关民营经济的言论辑成文章，以重要文章的形式发表，这个动作，加上对司马南的处罚，都是要打消外界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对扶持和发展民营经济的疑虑。 虽然官方对待民企不是玩假的，但官媒对李嘉诚的声讨也确实产生了某些后遗症，所以这提醒官方，在市场对官方的信心还很脆弱的状态下，不能随意拿国家利益的大帽子去扣在某些知名民企头上。还好，对司马南偷税的处罚对冲了这种不利影响，这当然不是官方有意这样安排的，纯粹是偶然，但由此也反映出在民企的问题上，通过司马南、李嘉诚这两个案例，现实正迫使习近平重视民企的诉求，在此意义上，这三个男人无意中正在搭一台戏。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邓聿文评论
最近围绕司马南和李嘉诚分别发生的两条新闻，虽然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关联，但却从某种程度体现习近平对于中国民企的态度和认知。
官方舆论声讨李嘉诚是习近平授意？图像来源: Bobby Yip/AP Photo/picture alliance
将司马南、李嘉诚、习近平这三个男人串起来，可能会让很多人有突兀之感，因为似乎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们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司马南是个有着几千万粉丝的网络大V；李嘉诚是香港的实业大亨，习近平就不用说了，全宇宙都知道其名。用如今的流行语，一个是自媒体顶流，一个是商界头部领袖，一个是国家大boss，除了都有名气这点相似外，其他没可比性了。
但之所以把三人放在一块讨论，是因为前两者最近都出事了，且和习有关。司马南突然间曝出有偷税漏税行为，被官方处以900万的罚金；李嘉诚的长江和记因为把旗下所有港口打包卖给美国的贝莱德集团，正遭受官方舆论谴责。两人所“犯”之事虽然风马牛不相及，可对他们的打压，都来自官方，而习正是官方的总代表，因此也可以认为是来自习，甚至从他们在各自领域的代表性和象征性来说，可以合理推测，发出这种打压指令的，也是习本人。习打压他们的动因及影响，又都和民营企业有关。
司马南等人围攻联想的往事
司马南被官方处以900万罚款，网民一片叫好，许多人尤其是中国的自由派，大有出了一口恶气的快感。民众对司马南被罚的拍手称快，并不仅仅是他偷税——说实话，之前官方对一些影星和带货直播主播的偷税行为的罚款，要比司马南重得多；而是觉得，这厮不是好人，良心大大的坏。对左派爱国群众来说，不能容忍司马南的是，他的“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态度，做着爱国生意，却和美帝眉来眼去，将家人安排在美国，高调炫耀接受驻华使馆邀请，参加其派对，和驻华大使合影。司马南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一个不合格的、虚伪的、骨子里自私自利的爱国贼形象。
对右派“恨国党”来说，司马南此人可恨的地方就更多了，他们对司马南是否反美并不在意，痛恨的是他对自由民主、对普世价值的长期诋毁，尤其是他对民企的攻击和敲竹杠的行为。2021年下半年，司马南伙同其他三人对联想进行围攻，指控联想初创时期的改制是瓜分国有资产，攻击联想领导层的高薪，污名化联想的技术发展路径，上纲上线，把联想批得一钱不值，迎合了大众中很多人对联想是一家“美帝良心企业”的刻板印象——这也是左派网络大V宣传的结果，对联想的声誉造成了极大影响。但是，从后来披露的情况看，司马南的目的并不在于让联想社会性死亡，而是通过这种围剿，让联想“出血”——这才是他真实的意图。
司马南对联想的攻击也为中国民营经济带来了一个负面效应，让民企感受萧萧寒风。本来2018年的“民企离场论”对民营经济构成了沉重打击，虽然官方在当年紧急召开民企座谈会救场，但还是未能打消民企的猜疑，这下倒好，司马南长达半年多对联想的围剿，进一步让民企寒意加剧，以致市场认为，这不是司马南几人的行为，而是得到了官方授意或者至少探听到了官方某种声音，才会这样起劲攻击一家知名民企，否则官方怎么会容忍他们如此长时间的放肆攻击？联想也不是吃素的，在上层也有很强关系，但看起来被司马南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因此，市场从这个案例中得出一个教训，即官方对民企尤其是被盯上民企的整治，恐怕还没完。这当然就吓跑了很多民营企业家，让中国经济进一步承压。
官方顺势敲打极左？
那习近平这回是要拿司马南祭旗，表明他发展民营经济的决心，就如同他把马云请回参加民企座谈会一样？也许有这个意图。但官方显然也不想把司马南处理得太重，以免得罪他所代表的极左力量。从这个角度看，不排除是司马南的仇敌把他偷税的行为向官方举报，逼得官方去查处他，由于官方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扶持民企，于是也顺势敲打一下司马南，毕竟官方对极端民族主义也是忌惮的。可以说，官方以偷税为由处罚司马南，稳赚不赔，客观上顺从市场保护民企的呼声，只是司马南做了一回牺牲品。
李嘉诚会不会成为习的另一牺牲品？李氏父子可能未曾料到，他们的长江和记向贝莱德集团出售旗下港口竟会惹来这么大的麻烦。代表官方立场的港媒这些天一再发文批评李嘉诚的卖港口之举，港澳办官网转载批李文章，特首回应此事，都是在间接表达对李的不满，对这次交易施加压力。这个事情已经在中国舆论场炸锅，李氏父子的行为被相当多的中国网民骂为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一时间大有被人人喊打的架势，也让长江和记在资本市场损失惨重。
目前不知道李嘉诚到底是因出售港口的行为本身，还是因事前没有告知、征得北京同意，才招致官方不满；也不知道官方仅仅是要表达一种不满的姿态，让香港企业记住在中美冲突的大背景下，海外布局要有国家利益观念，站在中国立场，还是接下来有进一步的处罚。但总之，对长江和记、对香港企业的压力已经形成，而这会对香港企业接下来对北京的态度，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进一步的亲近还是疏离，可以继续观察。
李嘉诚的政治选择
然而，官方的舆论讨伐显然也引发了香港和内地很多人的反感，这种反感除了对官方抬出的国家民族大义不以为然，也聚焦于对官方这一轮刻意营造的保护和扶持民企的做法，会产生负作用。一些人就认为，李嘉诚的举动乃在商言商，规避地缘政治风险，无可厚非，国家不能因为自己没能力应对美国打压，而把一家民企往前推，迫使企业去扛国家的责任，这和官方口口声声宣称的保护民企是抵触的，破坏了习近平在两会前后构筑的将民企视为自家人的氛围。
坦率地说，像长和这样的香港大企业，特别是李嘉诚本人的高度象征性，在目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企业的决策要想避免完全卷入大国地缘政治冲突，特别是不被外界解读成没有地缘政治考虑，很难。事实上，李氏父子的出售港口行为也是在特朗普对巴拿马运河发出威胁之后，而且出售对象也是和特朗普政府关系良好的美资公司，这本身就是地缘政治利益考量的避险动作。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李嘉诚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这么做，理应对北京的不满是有所预期。
所以，不宜从“在商言商”的角度为李嘉诚辩护，或者说，李的“在商言商”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是要和北京刻意保持距离。
那么，是否可以由官媒对李出售行为的批评，以及官方的间接不满，推论习这回对民企的重视，要保护民企利益的说辞是假的，违背了他自己的承诺？恐怕不能这么直接划等号。虽然政府的政策具体体现在对一个个个案的态度，但是此案有它的特殊性。长和虽是香港民企，可又不是普通的民企，它在香港有独特的地位，港口更是关系国家利益的重要基础设施，而这桩出售行为确实也涉及地缘政治纷争，官方尤其担心如果交易完成，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在特朗普的胁迫下将海外资产剥离给美企。故政府进行适当干预，多数国家包括西方国家都会去做的，这跟政府怎么对待民企是两回事。很多人也是从这个角度为官方辩护的。
习近平领悟打压民企的后果
从官方去年下半年以来针对民企推出的一系列动作看，很难说它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权宜之计，口是心非。虽然前不久的两会没有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让一些人士颇感失望，但与其说官方诚意不够，不想立法保护民企，不如说这部法律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还存有争议。事实上，对民企的重视，并非取决官方的主管愿望，而由客观现实决定。现在的现实就是，民营经济在中国已经取得重要地位，离开民营经济，寸步难行。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萧条，已经惩罚了习，让他明白限制打压民企的后果。除非他不想尽快让中国经济恢复正常增长，早点实现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否则，必须重视民企。《求是》日前将他过去10多年有关民营经济的言论辑成文章，以重要文章的形式发表，这个动作，加上对司马南的处罚，都是要打消外界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对扶持和发展民营经济的疑虑。
虽然官方对待民企不是玩假的，但官媒对李嘉诚的声讨也确实产生了某些后遗症，所以这提醒官方，在市场对官方的信心还很脆弱的状态下，不能随意拿国家利益的大帽子去扣在某些知名民企头上。还好，对司马南偷税的处罚对冲了这种不利影响，这当然不是官方有意这样安排的，纯粹是偶然，但由此也反映出在民企的问题上，通过司马南、李嘉诚这两个案例，现实正迫使习近平重视民企的诉求，在此意义上，这三个男人无意中正在搭一台戏。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