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中国外长秦刚今年3月7日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召开记者会，记者提问都经事先安排，提什么问题也需事先审核。
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当天，上海一位前记者告诉本台，众多和她同一年代新闻系毕业的同学，在最近十年内陆续转行，原因是不满新闻审查，另一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投身记者行业的老记者，受访时感叹新闻自由度在中国消失殆尽。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过去的几年中，在少数新闻报道受到当局限制的国家，有众多记者因报道内容不符合政府的要求而遭到绑架、囚禁，甚至杀害。本周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新闻自由是人权的命脉。但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新闻自由都在受到攻击"。
众多年轻记者转行企业公关或直播带货
上海一位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八零后”学生张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和她同期毕业的新闻系同学，在最近十年内陆续离开报社或电视台。她说：“现在就说我以前的那些新闻系的同学，还有我以前做记者时候所有的同事，全部都已经转行了。留在媒体继续工作的可能连1%都不到。”
张佳还说，这些年轻记者转入其它的行业，除了与收入减少，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记者不能自由报道：“一个是收入不行了，媒体已经没落了；第二就是他们现在所有的新闻自由度已经失去。转型后的记者一般去从事企业公关，或者企业市场部，或直播带货。”
法新社周二报道，古特雷斯当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上，透过视频发表致辞表示，“记者及媒体工作者从事他们重要工作时都直接成为攻击目标。记者们每天都受到骚扰、恐吓、逮捕和监禁”。而据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去年全球有55名记者和4名媒体合作者因公殉职。
民国和八十年代是中国新闻自由时期
贵州“老记者”赵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投入新闻工作，对比当年，赵先生感慨现在中国的新闻自由度为零。他对本台说，中国新闻从业者最佳年代是民国时期和八十年代：“我是八十年代干新闻的，初登新闻舞台，我觉得自己还是个角色，还敢说几句话。最好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改革开放中期、耀邦带头说真话时期，1989年以后就不行了，麻绳见水节节紧。那时候人们还敢说几句话，新闻记者好像是无冕之王，现在还是有冕好。”
赵先生曾是中国西部地区一家晚报的创办人之一，他说，在八九年之前，中央一度酝酿草拟《新闻法》，但是八九学运被镇压以后，局势大变：“那个时候政府反腐可以说没有力度，但是新闻报道有力度。现在不行了，两任总书记之后就没了，还不如民国时期，当年鲁迅每个月薪水400大洋，还敢骂国民党。”
中国官媒周三对“世界新闻自由日”的话题讳莫如深。而武汉公民记者方斌因为公开武汉疫情被以寻衅滋事罪秘密判刑3年，本周日刑满出狱后，却找不到立身之地。另外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报道疫情被以同样的罪名判刑四年，目前仍然身陷囹圄。
图为中国外长秦刚今年3月7日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召开记者会，记者提问都经事先安排，提什么问题也需事先审核。
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当天，上海一位前记者告诉本台，众多和她同一年代新闻系毕业的同学，在最近十年内陆续转行，原因是不满新闻审查，另一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投身记者行业的老记者，受访时感叹新闻自由度在中国消失殆尽。
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过去的几年中，在少数新闻报道受到当局限制的国家，有众多记者因报道内容不符合政府的要求而遭到绑架、囚禁，甚至杀害。本周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视频致辞中表示：“新闻自由是人权的命脉。但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新闻自由都在受到攻击"。
众多年轻记者转行企业公关或直播带货
上海一位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八零后”学生张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和她同期毕业的新闻系同学，在最近十年内陆续离开报社或电视台。她说：“现在就说我以前的那些新闻系的同学，还有我以前做记者时候所有的同事，全部都已经转行了。留在媒体继续工作的可能连1%都不到。”
张佳还说，这些年轻记者转入其它的行业，除了与收入减少，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记者不能自由报道：“一个是收入不行了，媒体已经没落了；第二就是他们现在所有的新闻自由度已经失去。转型后的记者一般去从事企业公关，或者企业市场部，或直播带货。”
法新社周二报道，古特雷斯当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上，透过视频发表致辞表示，“记者及媒体工作者从事他们重要工作时都直接成为攻击目标。记者们每天都受到骚扰、恐吓、逮捕和监禁”。而据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去年全球有55名记者和4名媒体合作者因公殉职。
民国和八十年代是中国新闻自由时期
贵州“老记者”赵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投入新闻工作，对比当年，赵先生感慨现在中国的新闻自由度为零。他对本台说，中国新闻从业者最佳年代是民国时期和八十年代：“我是八十年代干新闻的，初登新闻舞台，我觉得自己还是个角色，还敢说几句话。最好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也就是改革开放中期、耀邦带头说真话时期，1989年以后就不行了，麻绳见水节节紧。那时候人们还敢说几句话，新闻记者好像是无冕之王，现在还是有冕好。”
赵先生曾是中国西部地区一家晚报的创办人之一，他说，在八九年之前，中央一度酝酿草拟《新闻法》，但是八九学运被镇压以后，局势大变：“那个时候政府反腐可以说没有力度，但是新闻报道有力度。现在不行了，两任总书记之后就没了，还不如民国时期，当年鲁迅每个月薪水400大洋，还敢骂国民党。”
中国官媒周三对“世界新闻自由日”的话题讳莫如深。而武汉公民记者方斌因为公开武汉疫情被以寻衅滋事罪秘密判刑3年，本周日刑满出狱后，却找不到立身之地。另外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报道疫情被以同样的罪名判刑四年，目前仍然身陷囹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