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需要我讲普通话还是广东话？”
上周日，香港国际机场候机楼，一位免税店服务员忽然问上海女孩周晓。这位在港沪漂先是一愣，然后哑然失笑。“这大概也算是国泰事件的余波吧”。
上月底曝出国泰航空歧视内地旅客后，特区政府高官、国泰管理层接连表达歉意，涉事人员也被企业除名。那么，生活在香港的上海人如何看待此事，日常生活会为此产生变化吗？
不希望进一步激化两地矛盾
这段时间，周晓和不少内地朋友一样，选择乘坐其他航司的航班往返香港与内地。在她看来，用脚投票是最直接、最朴素的抗议方式。
周晓以前坐过几次国泰航班，感受到企业“重英文、轻中文”文化。她坦言，国泰的企业传统、运行模式决定了讲英语是员工“下意识”的第一选择，但是，员工多讲英文和歧视普通话旅客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经历了这场大风波后，相信国泰高层会对往返内地航班运作模式作出调整。”
事实也是如此。事件发生后，有旅客注意到，国泰航空香港飞成都的航班上，机上广播已悄然变为普通话、粤语、英语三语播放。数据显示，2022年国泰航空67.51%的营业收入来自内地及港台地区，内地已成为企业的第一大客源地。
在微信通话中，周晓直言，不希望事件被上纲上线，甚至进一步激化两地矛盾。在她看来，2019年修例风波加之疫情封关3年，内地与香港间的物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客观上都是被拉远了，如今终于等到两地恢复正常往来，如果因为这事被无限放大让两地关系再度紧张，其实蛮可惜的。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出现这种不友好的事情，与是哪里的人关系不太大，与人本身的素质关系较大。”周晓自问自答，“如果因此就给一座城市贴上个负面标签，会不会对所有市民不太公平？”
在港中资企业工作的上海人高康注意到，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就此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歧视行为绝不能接受，但也有部分网民反应过激”。
“其实内地人与香港人都是一家人，我们互相需要对方，应该彼此体谅及包容。如此一来大家才可以更好相处，内地和香港都有更好发展。”高康很认同叶刘淑仪的这段话。
外人融入香港难不难？
2019年，高康携妻女来到香港工作。国泰事件后，身边家人朋友很好奇，是不是像网上所说，外人融入香港社会非常难。
在高康看来，这要从有形与无形的“墙”分开讨论。有形的“墙”，最明显的是语言，但这似乎越来越不是个大问题。“就我个人亲历，不说粤语也能在香港生活。”高康说。他刚来香港工作时靠普通话、英语甚至手势来交流，多数本地年轻人听得懂普通话，即便讲得不太好，也能有点费劲地表达出意思，“实在不行，那还有那么多AI翻译软件呢”。
高康还纠正了外界一个误解，绝大多数港人不会用英语作日常交流，只是会在粤语中夹杂些英文词汇。
2017年，大学毕业的沈梦婷来香港工作，抵港第二天就去书店买了几本粤语教材自学。“想要更好融入当地社会，主动学习语言是一条捷径”，她不担心露怯，愿意用新学来的粤语去交流。有意思的是，对方一听她那洋泾浜的粤语，有时反而会主动转为普通话交流。
形势逼人强。沈梦婷还提到，如今香港和内地间往来更紧密，那么必然促使更多香港人愿学普通话、讲好普通话。
更复杂的，或许是无形的“墙”，背后则是历史背景、文化观念与教育背景的不同。沈梦婷坦言，每个城市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社交圈与生活半径。作为在港沪漂，他们最初打交道的肯定是在港上海社团、中资企业、内地朋友及与内地有交往的港人，与这些人打成一片，难度不大。
但是，越来越多的港漂希望走出“同温层”，进入本地社区、和本地人交朋友，这时一定会遇到文化碰撞。沈梦婷举例，香港朋友公与私就分得特别清楚——工作上的事会用公司通信软件、单位电话及工作邮箱交流，私事会用“whatsapp”交流。这不像在内地，公事私事全部一股脑儿打包用微信交流。
“我不想过多评价内地与香港观念差异，更不会去讨论孰优孰劣。”沈梦婷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对于认为香港合理化的部分，她会尽量去改变、去适应，而对于自己不认同的那一部分，则会保持起码的尊重。
理解香港社会多元与立体
周晓手机上有不少在港内地人微信聊天群。这段时间，大家纷纷吐槽国泰航空，但很少有人提出要离开香港，更没听说谁付诸行动。
“不少人提到了香港人的界限感，给外人以冷冰冰的感觉。这或许是所有大城市的共性——打工人很多时候只是不愿被打扰，然后将心比心为别人营造出不被打扰的私人空间。”周晓说，如果在香港待久了，会认识并理解香港社会的多元与立体，看到市民善良、友好、可爱的一面。
她举个例子，几天前她租的房子灯泡坏了，按租约规定，这类小件不归房东负责，但上周五跟房东提了句后，第二天这位香港土著就上门了。“他开车去老远地方帮我买新灯泡，还向物业借个梯子爬上去换”，临走前，房东关照以后有这类事随时call他。
高康也有同感。他推婴儿车上地铁时，边上乘客总会搭一把手；进商店时，顾客或者服务员会帮忙推门；在小区附近遛娃时，还会有本地家长和他聊天分享育儿经，一边是上海人讲着并不流利的广东话，一边是香港人讲着并不流利的普通话，一点也不违和。
但高康也不否认，香港确实有些人对内地人存在不满，一听到普通话、一看到内地人就会横挑鼻子竖挑眼，“那我们就离这种人远远的，少跟他们打交道”。但他也相信，随着香港与内地交流更加密切，一些文化隔阂会减少，彼此间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两地必然会越走越近。从这一点上讲，外界对香港的期待，不妨可以再多一些耐心。
“我们常常呼吁香港人要多了解内地，但实际上，内地朋友也要多了解香港，互相了解才能消除误会。”周晓补充。
用高康的话说，香港肯定不是座百分百完美的城市，但只要不带着偏见去耐心去细细观察，依旧能感觉出这座城市的善良与温度。
“你需要我讲普通话还是广东话？”
上周日，香港国际机场候机楼，一位免税店服务员忽然问上海女孩周晓。这位在港沪漂先是一愣，然后哑然失笑。“这大概也算是国泰事件的余波吧”。
上月底曝出国泰航空歧视内地旅客后，特区政府高官、国泰管理层接连表达歉意，涉事人员也被企业除名。那么，生活在香港的上海人如何看待此事，日常生活会为此产生变化吗？
不希望进一步激化两地矛盾
这段时间，周晓和不少内地朋友一样，选择乘坐其他航司的航班往返香港与内地。在她看来，用脚投票是最直接、最朴素的抗议方式。
周晓以前坐过几次国泰航班，感受到企业“重英文、轻中文”文化。她坦言，国泰的企业传统、运行模式决定了讲英语是员工“下意识”的第一选择，但是，员工多讲英文和歧视普通话旅客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经历了这场大风波后，相信国泰高层会对往返内地航班运作模式作出调整。”
事实也是如此。事件发生后，有旅客注意到，国泰航空香港飞成都的航班上，机上广播已悄然变为普通话、粤语、英语三语播放。数据显示，2022年国泰航空67.51%的营业收入来自内地及港台地区，内地已成为企业的第一大客源地。
在微信通话中，周晓直言，不希望事件被上纲上线，甚至进一步激化两地矛盾。在她看来，2019年修例风波加之疫情封关3年，内地与香港间的物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客观上都是被拉远了，如今终于等到两地恢复正常往来，如果因为这事被无限放大让两地关系再度紧张，其实蛮可惜的。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出现这种不友好的事情，与是哪里的人关系不太大，与人本身的素质关系较大。”周晓自问自答，“如果因此就给一座城市贴上个负面标签，会不会对所有市民不太公平？”
在港中资企业工作的上海人高康注意到，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就此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歧视行为绝不能接受，但也有部分网民反应过激”。
“其实内地人与香港人都是一家人，我们互相需要对方，应该彼此体谅及包容。如此一来大家才可以更好相处，内地和香港都有更好发展。”高康很认同叶刘淑仪的这段话。
外人融入香港难不难？
2019年，高康携妻女来到香港工作。国泰事件后，身边家人朋友很好奇，是不是像网上所说，外人融入香港社会非常难。
在高康看来，这要从有形与无形的“墙”分开讨论。有形的“墙”，最明显的是语言，但这似乎越来越不是个大问题。“就我个人亲历，不说粤语也能在香港生活。”高康说。他刚来香港工作时靠普通话、英语甚至手势来交流，多数本地年轻人听得懂普通话，即便讲得不太好，也能有点费劲地表达出意思，“实在不行，那还有那么多AI翻译软件呢”。
高康还纠正了外界一个误解，绝大多数港人不会用英语作日常交流，只是会在粤语中夹杂些英文词汇。
2017年，大学毕业的沈梦婷来香港工作，抵港第二天就去书店买了几本粤语教材自学。“想要更好融入当地社会，主动学习语言是一条捷径”，她不担心露怯，愿意用新学来的粤语去交流。有意思的是，对方一听她那洋泾浜的粤语，有时反而会主动转为普通话交流。
形势逼人强。沈梦婷还提到，如今香港和内地间往来更紧密，那么必然促使更多香港人愿学普通话、讲好普通话。
更复杂的，或许是无形的“墙”，背后则是历史背景、文化观念与教育背景的不同。沈梦婷坦言，每个城市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社交圈与生活半径。作为在港沪漂，他们最初打交道的肯定是在港上海社团、中资企业、内地朋友及与内地有交往的港人，与这些人打成一片，难度不大。
但是，越来越多的港漂希望走出“同温层”，进入本地社区、和本地人交朋友，这时一定会遇到文化碰撞。沈梦婷举例，香港朋友公与私就分得特别清楚——工作上的事会用公司通信软件、单位电话及工作邮箱交流，私事会用“whatsapp”交流。这不像在内地，公事私事全部一股脑儿打包用微信交流。
“我不想过多评价内地与香港观念差异，更不会去讨论孰优孰劣。”沈梦婷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对于认为香港合理化的部分，她会尽量去改变、去适应，而对于自己不认同的那一部分，则会保持起码的尊重。
理解香港社会多元与立体
周晓手机上有不少在港内地人微信聊天群。这段时间，大家纷纷吐槽国泰航空，但很少有人提出要离开香港，更没听说谁付诸行动。
“不少人提到了香港人的界限感，给外人以冷冰冰的感觉。这或许是所有大城市的共性——打工人很多时候只是不愿被打扰，然后将心比心为别人营造出不被打扰的私人空间。”周晓说，如果在香港待久了，会认识并理解香港社会的多元与立体，看到市民善良、友好、可爱的一面。
她举个例子，几天前她租的房子灯泡坏了，按租约规定，这类小件不归房东负责，但上周五跟房东提了句后，第二天这位香港土著就上门了。“他开车去老远地方帮我买新灯泡，还向物业借个梯子爬上去换”，临走前，房东关照以后有这类事随时call他。
高康也有同感。他推婴儿车上地铁时，边上乘客总会搭一把手；进商店时，顾客或者服务员会帮忙推门；在小区附近遛娃时，还会有本地家长和他聊天分享育儿经，一边是上海人讲着并不流利的广东话，一边是香港人讲着并不流利的普通话，一点也不违和。
但高康也不否认，香港确实有些人对内地人存在不满，一听到普通话、一看到内地人就会横挑鼻子竖挑眼，“那我们就离这种人远远的，少跟他们打交道”。但他也相信，随着香港与内地交流更加密切，一些文化隔阂会减少，彼此间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两地必然会越走越近。从这一点上讲，外界对香港的期待，不妨可以再多一些耐心。
“我们常常呼吁香港人要多了解内地，但实际上，内地朋友也要多了解香港，互相了解才能消除误会。”周晓补充。
用高康的话说，香港肯定不是座百分百完美的城市，但只要不带着偏见去耐心去细细观察，依旧能感觉出这座城市的善良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