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坐针毡的2个小时。
外卖电影《逆行人生》开场40多分钟了，没有任何情节点。眼前一桢一桢轮播着脸谱式的PPT串烧。整个影厅只有我一个人，冷气开得特别大。影院这种地方，人被困在椅子上，进不去电影里的世界，就会对现实世界和环境的感受特别敏锐。
当徐峥饰演的前大厂员工、新晋外卖骑手，因为送外卖凑不齐房贷而焦虑时，我蜷着的脚趾也在洞洞鞋里抠出了两室一厅。
01
花钱看了两小时PPT
每当剧情推动不下去时，暗调的滤镜、细碎夸张的剪辑和鼓点一样刻意的配乐就上来了。每隔一段时间，情节快断片时，画面里就会轮播一次骑手怼脸拍。
当类似的镜头，重复穿插到第三次短视频笑脸集锦时，我的不适上升到了愤怒——前面在笑的都是演员，后面不笑的才是真实的外卖员。
搞文艺的，先讲好一个故事吧。
开局《骆驼祥子》结尾《王者归来》。在《逆行人生》里观众只看到，生活的苦难，被一个个鸡汤和狗血，包装成了雕花的屎。戏剧冲突和矛盾，被偷换成了底层人民之间的“为难”和“压榨”。
整部电影没有实质上的剧情，没有鲜明人物，只有符号。把所有和大厂员工、外卖骑手人群相关的符号，一股脑的怼在一部PPT里了。
《逆行人生》这部电影，是对骑手群体实实在在的冒犯。
02
挥之不去的成功学气质
如果说，创作者剧作中不接地气的上帝视角和乱七八糟的剧作结构，是业务能力问题，那么影片最后的价值导向把外卖员群体奋斗目标定位在“成为单王”，这就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赤裸裸的坏了。
夜店冲击单王那几分钟，整个电影连成功学气质都出来了：月入过万，都有保险，打榜作战，更快更强。你的苦难在于你不够努力，在于没有开放心态和超越速度的觉悟。
——整个电影就是一场成功学的放下。
然而，生活比电影唏嘘。《逆行人生》上映热炒话题期间，骑手和保安之间的群体性冲突再次真实上演。8月13日，据杭州警方通报，某外卖平台外卖骑手在送餐过程中，与园区保安发生冲突后引发下跪，引发现场人员聚集。
冲突的视频画面中，有人指着园区保安制服的方向大喊：你再说一句外卖是狗？！都谁先骂的？另外一个人群聚集的画面中，穿着外卖员制服的人群爆发出情绪激烈、节奏感很强的呐喊“道歉，道歉。道歉。”
真实世界里发生的这一幕，跟电影《逆行人生》里大屏幕上尽带黄金甲的画面，倒是对上了：大面积的小黄把小蓝碾压，小蓝根本不是对手。
03
骑手根本逃不出系统
电影里，徐峥饰演的外卖骑手，通过开发了新的算法小程序，而成为系统里跑得更快的人。但在现实世界里，骑手要想绕开平台，搭建自主的配送系统，就只能被封号。
在外卖生态的上帝视角里，骑手不是“人”，而是平台“运力”的一部分。而作为“运力”的宿命，所有骑手总结出来的配送捷径，最终都会被算法归纳成常规时间。下一次算法驱动下的系统，会要求骑手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快”。
算法没有极限，但血肉之躯扛不住机器这么碾。
杭州骑手和保安的群体冲突本质，是平台对配送时间有要求，骑手为了交付系统要求的“更快”，会在线下场景各种找捷径而侵犯到保安的权益。这两个群体的冲突由来已久，可真正的问题在资本和收益面前是个悖论。最终成为埋在配送场景中的一个雷，隔三差五给社会添负担。
北大社会学系陈龙在《“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中发布了他的研究结论：资本控制系统的三要素（即指导工人工作、评估工人表现、和对工人实施奖惩）在外卖场景中经历了重新分配：在骑手的劳动过程中，负责指导骑手工作的是平台系统，负责对骑手的工作进行评估的是消费者，而最终对骑手进行奖惩的工作再由平台系统完成。
在控制权被重新分配后，劳资冲突的对象首先发生了转移。
04
消费者在无形中成为了替罪羊
消费者看似获得了监督与评价的“绝对权力”，却在不知不觉中和平台系统扮演的“管理者”角色中成了劳资冲突的“替罪羊”。
更加讽刺的是，在消费者和骑手相互抱怨的时候，外卖平台公司反倒成了他们之间冲突的“调停者”，因为消费者会通过平台系统向公司投诉骑手，而骑手也只能通过平台系统向公司申诉。
骑手这个行业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这是一个将被遮蔽了的劳动过程和生产场景，完全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的行业。此前《逆行人生》还没上映就因为耗资2亿，预售仅167万被骂。上映后宣传了温情和感动的调，但很快被“消费苦难”风评反扑。
也充分说明外卖骑手这一群体离普通观众和真实生活太近了，容不得作假，一作假就失真。
现在的观众，已经不那么好骗了。
骑手的职业跑单场景是公开的，但把人变成机器的算法始终是个黑盒。社会学研究者陈龙还在《“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中表示：“不难预测，“数字控制”与骑手自主性的较量总会以“数字控制”获胜而结束。因为前者通过对后者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数字控制”的过程也是骑手自主性空间被不断蚕食的过程。
最后，尽管平台系统用于管理骑手的数据是客观的，但其背后存在利益导向。技术不管再怎么飞跃，本质上依然服务于资本。而对技术神话的盲目推崇时常让人们放松对幕后操作的警惕。
近年来，围绕外卖配送最后一公里，冲突不断。增加派单费用，高层步梯加费用，都能解决问题，缓解矛盾。需要步行的小区，增加时间，也能优化用户体验。
但这些机制，在外卖的系统里迭代了这么多年，骑手的空间被逼到了当街飞车。到了需要资本让利的部分，就没有然后了。本身这个矛盾冲突的由平台不合理机制引发，但最后大家只会记住保安和外卖骑手两个职业的冲突。
05
系统背后的残酷真实
2018年5月，34岁的巴勃罗•阿文达诺（Pablo Avendano）骑着自行车在费城为硅谷投资的食品配送应用程序Caviar工作时，被一辆汽车撞死。巴勃罗的家人和朋友认为，“零工经济杀死了巴勃罗。”
按照硅谷初创公司的惯例，Caviar认为阿文达诺是合同工，他没有资格获得公司的医疗保险和工会保护，他死后，他的家人也无法享受任何福利。
在英国作家杰米·K.麦卡伦的《过劳悲歌》一书中，记录了巴勃罗的朋友们在线筹集丧葬费的全过程。他的朋友在GoFundMe网站上声称，他死的时候“从事一项因物质鼓励而在危险和恶劣天气骑自行车的零工经济工作”。他最好的朋友乔治•西卡列洛•马厄说阿文达诺被撞的那天，他已经在恶劣天气中骑行了好几个小时。”
当站在人的视角看到的场景是危险时，作为资本和外送平台的Caviar看到的却是机会。此前一天，这家公司给外卖配送员发了一条充满表情符号的鼓励短信——
“下雨的时候，Caviar也订单如雨！
……快来上网赚钱吧！”
06
导弹视角的电影是一种赤裸裸的恶
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少有骑手能真正赚到钱。不管他们工作多长时间，或者骑车速度有多快。
在2014年之前，Caviar公司的配送员每次送货的收众接近10美元。然后该公司改用了另一种算法，摩根大通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算法的优化，Caviar公司的利润飙升，但服务于这家公司的外卖配送员，每次送货的工资却下降到远远不及10美元了。
电影《逆行人生》之所以让人感受到冒犯和愤怒，是因为电影里故事的主线人物虽然是外卖员，但创作的视角，在大量失真的符号化感动碎片之外，用视听语言掰开了揉碎了去解释平台，并把骑手困境的源头，指向了和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需求和服务。避重就轻，把责任推给消费者，暴露了创作者选择的视角和价值定位——始终是聚焦在算法、平台、甚至是上帝之上的。
历史上，最震撼、最冲击的战争画面，是搭载在导弹上面拍摄的。
这就是我讨厌外卖电影《逆行人生》的全部理由。
如坐针毡的2个小时。
外卖电影《逆行人生》开场40多分钟了，没有任何情节点。眼前一桢一桢轮播着脸谱式的PPT串烧。整个影厅只有我一个人，冷气开得特别大。影院这种地方，人被困在椅子上，进不去电影里的世界，就会对现实世界和环境的感受特别敏锐。
当徐峥饰演的前大厂员工、新晋外卖骑手，因为送外卖凑不齐房贷而焦虑时，我蜷着的脚趾也在洞洞鞋里抠出了两室一厅。
01
花钱看了两小时PPT
每当剧情推动不下去时，暗调的滤镜、细碎夸张的剪辑和鼓点一样刻意的配乐就上来了。每隔一段时间，情节快断片时，画面里就会轮播一次骑手怼脸拍。
当类似的镜头，重复穿插到第三次短视频笑脸集锦时，我的不适上升到了愤怒——前面在笑的都是演员，后面不笑的才是真实的外卖员。
搞文艺的，先讲好一个故事吧。
开局《骆驼祥子》结尾《王者归来》。在《逆行人生》里观众只看到，生活的苦难，被一个个鸡汤和狗血，包装成了雕花的屎。戏剧冲突和矛盾，被偷换成了底层人民之间的“为难”和“压榨”。
整部电影没有实质上的剧情，没有鲜明人物，只有符号。把所有和大厂员工、外卖骑手人群相关的符号，一股脑的怼在一部PPT里了。
《逆行人生》这部电影，是对骑手群体实实在在的冒犯。
02
挥之不去的成功学气质
如果说，创作者剧作中不接地气的上帝视角和乱七八糟的剧作结构，是业务能力问题，那么影片最后的价值导向把外卖员群体奋斗目标定位在“成为单王”，这就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赤裸裸的坏了。
夜店冲击单王那几分钟，整个电影连成功学气质都出来了：月入过万，都有保险，打榜作战，更快更强。你的苦难在于你不够努力，在于没有开放心态和超越速度的觉悟。
——整个电影就是一场成功学的放下。
然而，生活比电影唏嘘。《逆行人生》上映热炒话题期间，骑手和保安之间的群体性冲突再次真实上演。8月13日，据杭州警方通报，某外卖平台外卖骑手在送餐过程中，与园区保安发生冲突后引发下跪，引发现场人员聚集。
冲突的视频画面中，有人指着园区保安制服的方向大喊：你再说一句外卖是狗？！都谁先骂的？另外一个人群聚集的画面中，穿着外卖员制服的人群爆发出情绪激烈、节奏感很强的呐喊“道歉，道歉。道歉。”
真实世界里发生的这一幕，跟电影《逆行人生》里大屏幕上尽带黄金甲的画面，倒是对上了：大面积的小黄把小蓝碾压，小蓝根本不是对手。
03
骑手根本逃不出系统
电影里，徐峥饰演的外卖骑手，通过开发了新的算法小程序，而成为系统里跑得更快的人。但在现实世界里，骑手要想绕开平台，搭建自主的配送系统，就只能被封号。
在外卖生态的上帝视角里，骑手不是“人”，而是平台“运力”的一部分。而作为“运力”的宿命，所有骑手总结出来的配送捷径，最终都会被算法归纳成常规时间。下一次算法驱动下的系统，会要求骑手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快”。
算法没有极限，但血肉之躯扛不住机器这么碾。
杭州骑手和保安的群体冲突本质，是平台对配送时间有要求，骑手为了交付系统要求的“更快”，会在线下场景各种找捷径而侵犯到保安的权益。这两个群体的冲突由来已久，可真正的问题在资本和收益面前是个悖论。最终成为埋在配送场景中的一个雷，隔三差五给社会添负担。
北大社会学系陈龙在《“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中发布了他的研究结论：资本控制系统的三要素（即指导工人工作、评估工人表现、和对工人实施奖惩）在外卖场景中经历了重新分配：在骑手的劳动过程中，负责指导骑手工作的是平台系统，负责对骑手的工作进行评估的是消费者，而最终对骑手进行奖惩的工作再由平台系统完成。
在控制权被重新分配后，劳资冲突的对象首先发生了转移。
04
消费者在无形中成为了替罪羊
消费者看似获得了监督与评价的“绝对权力”，却在不知不觉中和平台系统扮演的“管理者”角色中成了劳资冲突的“替罪羊”。
更加讽刺的是，在消费者和骑手相互抱怨的时候，外卖平台公司反倒成了他们之间冲突的“调停者”，因为消费者会通过平台系统向公司投诉骑手，而骑手也只能通过平台系统向公司申诉。
骑手这个行业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这是一个将被遮蔽了的劳动过程和生产场景，完全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的行业。此前《逆行人生》还没上映就因为耗资2亿，预售仅167万被骂。上映后宣传了温情和感动的调，但很快被“消费苦难”风评反扑。
也充分说明外卖骑手这一群体离普通观众和真实生活太近了，容不得作假，一作假就失真。
现在的观众，已经不那么好骗了。
骑手的职业跑单场景是公开的，但把人变成机器的算法始终是个黑盒。社会学研究者陈龙还在《“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中表示：“不难预测，“数字控制”与骑手自主性的较量总会以“数字控制”获胜而结束。因为前者通过对后者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做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数字控制”的过程也是骑手自主性空间被不断蚕食的过程。
最后，尽管平台系统用于管理骑手的数据是客观的，但其背后存在利益导向。技术不管再怎么飞跃，本质上依然服务于资本。而对技术神话的盲目推崇时常让人们放松对幕后操作的警惕。
近年来，围绕外卖配送最后一公里，冲突不断。增加派单费用，高层步梯加费用，都能解决问题，缓解矛盾。需要步行的小区，增加时间，也能优化用户体验。
但这些机制，在外卖的系统里迭代了这么多年，骑手的空间被逼到了当街飞车。到了需要资本让利的部分，就没有然后了。本身这个矛盾冲突的由平台不合理机制引发，但最后大家只会记住保安和外卖骑手两个职业的冲突。
05
系统背后的残酷真实
2018年5月，34岁的巴勃罗•阿文达诺（Pablo Avendano）骑着自行车在费城为硅谷投资的食品配送应用程序Caviar工作时，被一辆汽车撞死。巴勃罗的家人和朋友认为，“零工经济杀死了巴勃罗。”
按照硅谷初创公司的惯例，Caviar认为阿文达诺是合同工，他没有资格获得公司的医疗保险和工会保护，他死后，他的家人也无法享受任何福利。
在英国作家杰米·K.麦卡伦的《过劳悲歌》一书中，记录了巴勃罗的朋友们在线筹集丧葬费的全过程。他的朋友在GoFundMe网站上声称，他死的时候“从事一项因物质鼓励而在危险和恶劣天气骑自行车的零工经济工作”。他最好的朋友乔治•西卡列洛•马厄说阿文达诺被撞的那天，他已经在恶劣天气中骑行了好几个小时。”
当站在人的视角看到的场景是危险时，作为资本和外送平台的Caviar看到的却是机会。此前一天，这家公司给外卖配送员发了一条充满表情符号的鼓励短信——
“下雨的时候，Caviar也订单如雨！
……快来上网赚钱吧！”
06
导弹视角的电影是一种赤裸裸的恶
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少有骑手能真正赚到钱。不管他们工作多长时间，或者骑车速度有多快。
在2014年之前，Caviar公司的配送员每次送货的收众接近10美元。然后该公司改用了另一种算法，摩根大通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算法的优化，Caviar公司的利润飙升，但服务于这家公司的外卖配送员，每次送货的工资却下降到远远不及10美元了。
电影《逆行人生》之所以让人感受到冒犯和愤怒，是因为电影里故事的主线人物虽然是外卖员，但创作的视角，在大量失真的符号化感动碎片之外，用视听语言掰开了揉碎了去解释平台，并把骑手困境的源头，指向了和消费者权益相关的需求和服务。避重就轻，把责任推给消费者，暴露了创作者选择的视角和价值定位——始终是聚焦在算法、平台、甚至是上帝之上的。
历史上，最震撼、最冲击的战争画面，是搭载在导弹上面拍摄的。
这就是我讨厌外卖电影《逆行人生》的全部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