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京报》报道，英国“死亡集装箱”案情扑朔迷离，39名遇难者的国籍和身份尚不能确认。英国警方最初认为39名遇难者为中国籍，随后情况出现变化。最新消息，自英国埃塞克斯郡货车发现39人死亡以来，已有14个越南家庭报案，称家庭成员在英国失踪。目前越来越多信息显示，这批遇难者中以越南人为主。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就像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所说：“无论遇难者们来自哪里，我们的心都与他们同在。”
15年前，类似的惨案也在英国发生。2004年2月5日那天，23名中国人（其中22人是来自福建的非法偷渡客）在莫克姆湾拾贝时被潮水吞没身亡。
2007年，电影《鬼佬》在英国正式公映。它讲述的是2004年2月5日那天，23名中国人（其中22人是来自福建的非法偷渡客）在莫克姆湾拾贝时被潮水吞没的故事。
很不幸，提起在英国的福建人，人们首先想到两起震惊世界的惨案：2000年6月19日，在英国东南部的多佛港，海关官员在一辆货车里意外发现了58具尸体，其中多为20来岁的年轻人。警方经调查证实，他们都来自福建，向蛇头支付了2万英镑巨额费用，转站途中，藏在封闭的集装箱内，因为缺氧，除2人幸存外，其他人全部窒息而死；2004年2月5日夜间，英格兰中部莫克姆湾的一次突然涨潮，将23名拾贝者卷走，同样是30来岁的年轻生命，其中22人是来自福建的非法偷渡客。
记得莫克姆湾惨案被炒得沸沸扬扬之时，英国福建同乡会的创始人也是首任会长陈爱国曾对记者说，不要只报道这一件事，福建人在英国有很多奋斗的故事。那么，究竟有多少福建人在英国？他们是怎么来的？在怎样奋斗？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记者近日深入到生活在各层次的福建人中进行采访。
一、“早知这样，说什么也不来”
豆腐厂老板阿春，是福建人中比较能拼的典型之一。他喝了一瓶酒后，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阿春大约三十七八岁，福建福清人。他在国内就敢闯，开了一家乡镇小企业，后来生意不太顺，看别人出国赚钱很风光，就在1995年偷渡到英国。讲起当年的艰辛，阿春仍然很激动。他说，一到英国，蛇头让他们撕掉护照，扔掉所有行李，只背一个黑色垃圾袋，装着一点随身用品。当时什么都不懂，只学会一句英文“中国城”。出门时身上带的2000美金，一路下来，到英国时只剩1美元。没钱坐车，他就一路问着“中国城”走到了伦敦唐人街。
举目无亲，第一晚该住在哪儿都不知道。阿春想用仅有的钱给妈妈打电话，可钱放进公用电话机，还没说话就断了。后来有一个人收留他住了一晚，他至今感激这个人让他落了脚。第二天，这人给了他10英镑，帮他找到一家食品厂做工。
这是阿春在英国的第一份工作——切鸡爪，就是将餐馆做“凤爪”用的鸡爪，从中间劈开。他说，那个日子真是太辛苦了!从早8点干到晚8点，中间只有半小时吃饭休息，一天要切7箱鸡爪。做了两个星期，他实在受不了了，手上没力气不说，脚肿得路都走不了。说到这儿，阿春红着眼睛摇摇头，接着说：“两周共领到240英镑的薪水，交了50英镑介绍费后，第一件事就是花150英镑买了一个手机和电话卡，给妈妈打电话。我拿着电话在这头哭，妈妈在那头哭。我说，我要回去了，不然我要死了。”阿春说：“早知道到英国是干这个，说什么也不会来。”后来，阿春辞掉了那份工，到中餐馆去打杂。
当时伦敦的唐人街主要是香港人，因为不懂粤语，在餐馆里打工的福建人不仅工资低，还常挨骂。这一年，阿春一边在餐馆打杂、做搬运，一边拼命学粤语，并苦练大厨手艺。当时，大厨一晚能挣30英镑。
几年下来，阿春用攒下的积蓄，又四处借钱，用4万英镑买下了一家豆腐厂三成的股份。“做豆腐厂，说不清受了多少罪。”阿春讲起了自己创业的酸甜苦辣。就在他当上小老板上班的第一天，4个工人集体罢工，就是想给他个下马威。阿春偏不信这个邪，“你们不干我自己干”。他和另外一位老板关起门来试着从磨豆子做起。做豆腐是个技术活，他们只见过没做过，几次不行，就倒掉重来，反反复复，他们整整折腾了两天一夜，豆腐总算做成了。
在豆腐厂有一定规模后，为了开发新产品，阿春跑到曼城当学徒，即使只干活不要工钱，师傅也不肯收。阿春就给人家打扫卫生，埋头干活，终于用勤劳和真诚打动了师傅。当学徒的两个星期里，他白天卖力气给人干活，晚上换上西装住每晚120英镑的宾馆。就这样学会了油豆腐技术。有了豆腐还要有市场，首先要攻下唐人街的中餐馆，他形容道:那时每天说的好话真是比衣服上的针眼都多……
7年过去了，阿春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豆腐厂，每天的生产量从原来的400斤大豆增加到现在的1吨。他还创出了“江南豆腐”品牌，广受欢迎。
现在的阿春，已经在英国成了家，取得了英国国籍，也有了不少资产。他用不着亲自做工了，又在发展食品杂货贸易。热情豪爽的阿春文化水平不高，不喜欢出头露面，但愿意做些实事。他很尽力地帮助新来英国的福建人，给他们提供吃、住甚至车费。
二、拼命打工还巨债
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结识了一对来自福建长乐的夫妇，和阿春一样，他们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意，但和阿春不同，他们没有获得英国身份，而这也正是他们苦苦期待的。
妻子郑小妹快人快语，她说：“还不是为了趁年轻，给孩子们拼出个富裕日子吗?”他们原来在国内也开过两间餐馆，后来买了地皮开汽修厂，但失败了，欠了几十万的债。为了还债，他们决定到国外挣钱。郑小妹1996年先来到英国，丈夫吴国贵第二年过来，当时家里已有3个孩子，最小的只有4岁。两个人偷渡付给蛇头50多万元，借的都是2分利的高利贷，加上办厂欠的债大约有100万。
背着这么重的债，两人在英国真是拼命啊!郑小妹说，她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每天上下班不坐车，来回走路两个小时。后来丈夫来了，她仗着身体好，就找了两份餐馆的工，一份从中午11点到晚上11点，另一份从晚11点到凌晨4点。晚上下班回到家已近凌晨6点，睡上四五个小时，10点钟又要起来上班。这样下去，身体怎么吃得消?她眼睛红红地拉开衣领让记者看，她的脖子两边各有一条十多公分的疤痕。“后来得了一种瘤，这是开刀留下的，都是累的。”她声音颤抖地说，后来丈夫实在看不下去，跑到餐馆给我辞了工。他说：“你不能这么干了，要不会死的!”
吴国贵的脸色看上去不太好，话也一直很少。他说：“我们能开外卖店，全靠运气。”他们在英国银行开了一个账户，老老实实地入账出账。也许银行觉得他们信用不错，2000年时寄来一张贷款通知单，可以贷款3万英镑。虽然11厘的利息有点高，但对他们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他们就这样开了第一家外卖店。
“刚开店的时候，比打工还苦，”吴国贵说，“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赚到钱。因为是贷款，每月利息加上保险，赚不赚都要先交银行600英镑。我们两个人一家家发菜单，那时没有车，买的菜多，就把两个大袋子系在一块挎在肩膀上，每天干十五六个小时，从没有在1点以前睡过觉。差不多拼了两年，餐馆才算走上正轨。”3年前，他们又开了第二家外卖店。现在，他们的债都还清了，外卖店也做得顺手了，房子和车也买了，店里还雇了两个帮手。虽然不用像以前那么累，但仍然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年365天只在圣诞节休息一天。
郑小妹说:“现在就是想孩子，因为英国政府一直没批身份，我们苦等十来年了。不能回去看孩子，脑子里都是孩子小时候的印象。有时真想还是回去吧，不做了，但已经拼到这样，总觉得放不下。”
三、“一上路，就由不得你”
或许正是看到了“先行者”们在英国打下一片“江山”的荣耀，依然有不少福建人不顾路途的艰辛和磨难，偷渡到英国，并从最底层的打杂工开始做起。那天，接到了阿春打来的电话，问我愿不愿意见见还在打工的福建人，听听他们偷渡的艰辛?这正是求之不得的线索，记者欣然前往。
六七个工人，都在一家华人的食品加工厂做工，活计虽然不轻，但比起阿春当年的处境已经好得多了。老板不计时，只计件，如果抓得紧，八九个小时就可以做完，一周的薪水有200英镑。肯拼一些的还来得及再打第二份工。他们都住在工厂的楼上，单身汉三四个人一间房，有两对夫妇，都有小单间。有公用的卫生间，可以冲澡。阿春说，这样的打工条件算比较好的。他们都是阿春的同乡，刚到英国时都受过阿春的帮助。
老何，40来岁，人收拾得很利落，头发梳得很有型。他今年3月才偷渡到英国，路上走了8个月。记者让他讲讲偷渡的经历，他摇着头说，都不记得了。直到阿春说，听说有些人路上喝的是公路上水坑里的水。他突然开了口:“怎么听说啊?我就是喝的那个水!汽车轮子压出的坑，积了一点雨水，黄黄的都是泥汤。没有水喝啊!一个面包要分好几天吃，都是睡在地上。”他走的路线是俄罗斯—乌克兰—斯洛伐克—捷克—法国—英国。在乌克兰要爬十几天的山，上去、下来，翻了4座大山，根本没有人烟。他们去年夏天从北京出境时，拿的是俄罗斯的签证，从北京到俄罗斯坐的火车，以后，油罐车、帆布蓬的卡车什么车都坐过。一路上为了躲避警察，经常走夜路。那个苦真是没法受。他说，到俄罗斯，一听说走乌克兰，他就不干了，跟蛇头说，我交2万块钱，让我回家吧。但蛇头不许，再不听就要挨打。他说，蛇头都是骗人的，只要一上了路，就由不得你了。
老林是2000年出来的，走的也是这条路线，因为出发时天已经冷了，有很多路段不能走，要等，所以他在路上走了一年。但一到英国就被警察抓了起来。最后，还是阿春把他保了出来。
个子高高的小林看上去很时尚，留着染了一半黄色的长发。他是2002年来的，说自己比他们幸运些，路上走了两个月。他先飞到南斯拉夫，然后到意大利。路上换了几次车，穿越意大利边境坐的是油罐车。谁料在半路被浙江蛇头截走了，与福建蛇头断了联系，耽误了十几天。放出来以后，他们很害怕，躲在树林里，下雨了也不敢出去找地方躲雨，就这么浇着。没想到一出树林，一大排意大利警察早等在路边了。结果又在拘留所关了8天。他想在意大利打工，但是一个月只能赚到两三千元人民币。最后几经辗转，小林从法国坐船到了英国。
阿春说，他见过很多刚偷渡来的福建人，很惨，每一次看到他们，心里都特别难受。一个老乡见到他时，说二十几天没饭吃，饿急了，草根、树皮都吃过。阿春立即买来两个一斤多的面包，还有肉和可乐，他一口气都吃了。有一个女孩，出门时还是姑娘，路上走了3年，到英国时，孩子都生了一个，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有的人脚冻伤直到烂掉，都没办法得到医治，最后只能把两条腿都锯掉。“那年多佛港死的58人被新闻报道出来了，大家知道了。可死在路上的还不知有多少人啊!”小林说，“走着走着人没了，是常有的事。”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出来冒这个险、受这份罪啊?老何说，我弟弟、叔叔、小舅子等十几个亲戚都在英国，看着人家盖新房，羡慕呀!他们不让我出来，说太苦了，但是我不相信，等出来才后悔了。可已经欠下几十万的债，不还怎么回去?小林看着去年刚过来的妻子说，连老婆都不相信你，非要来，好在我已经打了两年工，把钱寄回去，让她直接坐飞机过来的。一直闷头不说话的老林告诉记者，他想让孩子过来留学，半工半读，如果办不成，他也打算回去了。在英国挣钱太辛苦了。
阿春红着眼睛对记者说：“之所以把这些都讲出来，就是想让福建人明白，英国并不是遍地黄金，那些寄给家乡建房子的钱，都是用血汗挣来的。”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阿春一脸期待，”他说，“能不能有一个合适的办法，让他们合法来，不要再走偷渡的路。”
相比偷渡客，首批来英国的福建人是幸运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受过蛇头的盘剥，靠一双手打天下。如今他们都已获英国国籍或绿卡，全家在英国。陈成桂就是这样一位。他1990年作为劳工来到英国，把国内的生意都交给妻子打理。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来英国受苦?”他说，“可能是福建人的天性，敢闯，不满足”。如今，他已拥有3家外卖店，妻子和3个孩子都已经来到伦敦。作为同乡会现任会长，做事沉稳、不善言辞的陈成桂为福建老乡们默默地做着事。莫克姆惨案发生时，他每天在唐人街组织募捐，共筹到23万人民币，为每一位遇难者家里汇去1万元。
四、2006年在英国的福建人达到约8万人
采访结束后，记者对福建人在英国的情况基本有了一幅清晰的图像。
2006年在英国的福建人达到约8万人，是英国30-40万华人中仅次于香港、广东人的最大群体，最集中的地点在伦敦、曼彻斯特和伯明翰。
福建人在英国的历史不长，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一、1990年前后，第一批福建拓荒者来到英国，他们多是以留学或工作身份合法入境;二、1993年，第一批福建偷渡者进入英国;三、1995-2000年，是偷渡进入英国的高潮，目前在英国的福建人大部分是这期间登陆的。由于突然到来的人多，就业机会短缺，出现了较混乱的情况。四、2000年多佛惨案以后，偷渡潮逐渐降温。与此同时，英国边境管理有所加强，难民申请也更难了。五、新的流动方向。一部分拿到合法身份的，开始办家属来英团聚;一部分觉得拿身份无望的，积攒一笔钱后就回国了。
从农村通过蛇头偷渡出来——做中餐馆底层杂工2-3年——大厨3-5年——外卖店，然后再图新的发展，这是90%英国福建人发展的模式。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不懂外语，基本生活在福建人的圈子里，但普遍非常肯干、能吃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多数福建人已经度过了做餐馆杂工的阶段。相当一部分进入收入稳定的大厨阶段，唐人街的行情显示，福建人已经不是最低工资一族。据同乡会估计，8万福建人中，做到外卖店以上的人已近30%。目前福建人已经掌握了英国2/3的中餐外卖店，并且还在发展。华人的室内装修行业也以福建人为主，但福建人只是打工，最多做到分包项目的小工头，真正工头是香港或马来西亚华人
编者按：《新京报》报道，英国“死亡集装箱”案情扑朔迷离，39名遇难者的国籍和身份尚不能确认。英国警方最初认为39名遇难者为中国籍，随后情况出现变化。最新消息，自英国埃塞克斯郡货车发现39人死亡以来，已有14个越南家庭报案，称家庭成员在英国失踪。目前越来越多信息显示，这批遇难者中以越南人为主。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就像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所说：“无论遇难者们来自哪里，我们的心都与他们同在。”
15年前，类似的惨案也在英国发生。2004年2月5日那天，23名中国人（其中22人是来自福建的非法偷渡客）在莫克姆湾拾贝时被潮水吞没身亡。
2007年，电影《鬼佬》在英国正式公映。它讲述的是2004年2月5日那天，23名中国人（其中22人是来自福建的非法偷渡客）在莫克姆湾拾贝时被潮水吞没的故事。
很不幸，提起在英国的福建人，人们首先想到两起震惊世界的惨案：2000年6月19日，在英国东南部的多佛港，海关官员在一辆货车里意外发现了58具尸体，其中多为20来岁的年轻人。警方经调查证实，他们都来自福建，向蛇头支付了2万英镑巨额费用，转站途中，藏在封闭的集装箱内，因为缺氧，除2人幸存外，其他人全部窒息而死；2004年2月5日夜间，英格兰中部莫克姆湾的一次突然涨潮，将23名拾贝者卷走，同样是30来岁的年轻生命，其中22人是来自福建的非法偷渡客。
记得莫克姆湾惨案被炒得沸沸扬扬之时，英国福建同乡会的创始人也是首任会长陈爱国曾对记者说，不要只报道这一件事，福建人在英国有很多奋斗的故事。那么，究竟有多少福建人在英国？他们是怎么来的？在怎样奋斗？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记者近日深入到生活在各层次的福建人中进行采访。
一、“早知这样，说什么也不来”
豆腐厂老板阿春，是福建人中比较能拼的典型之一。他喝了一瓶酒后，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阿春大约三十七八岁，福建福清人。他在国内就敢闯，开了一家乡镇小企业，后来生意不太顺，看别人出国赚钱很风光，就在1995年偷渡到英国。讲起当年的艰辛，阿春仍然很激动。他说，一到英国，蛇头让他们撕掉护照，扔掉所有行李，只背一个黑色垃圾袋，装着一点随身用品。当时什么都不懂，只学会一句英文“中国城”。出门时身上带的2000美金，一路下来，到英国时只剩1美元。没钱坐车，他就一路问着“中国城”走到了伦敦唐人街。
举目无亲，第一晚该住在哪儿都不知道。阿春想用仅有的钱给妈妈打电话，可钱放进公用电话机，还没说话就断了。后来有一个人收留他住了一晚，他至今感激这个人让他落了脚。第二天，这人给了他10英镑，帮他找到一家食品厂做工。
这是阿春在英国的第一份工作——切鸡爪，就是将餐馆做“凤爪”用的鸡爪，从中间劈开。他说，那个日子真是太辛苦了!从早8点干到晚8点，中间只有半小时吃饭休息，一天要切7箱鸡爪。做了两个星期，他实在受不了了，手上没力气不说，脚肿得路都走不了。说到这儿，阿春红着眼睛摇摇头，接着说：“两周共领到240英镑的薪水，交了50英镑介绍费后，第一件事就是花150英镑买了一个手机和电话卡，给妈妈打电话。我拿着电话在这头哭，妈妈在那头哭。我说，我要回去了，不然我要死了。”阿春说：“早知道到英国是干这个，说什么也不会来。”后来，阿春辞掉了那份工，到中餐馆去打杂。
当时伦敦的唐人街主要是香港人，因为不懂粤语，在餐馆里打工的福建人不仅工资低，还常挨骂。这一年，阿春一边在餐馆打杂、做搬运，一边拼命学粤语，并苦练大厨手艺。当时，大厨一晚能挣30英镑。
几年下来，阿春用攒下的积蓄，又四处借钱，用4万英镑买下了一家豆腐厂三成的股份。“做豆腐厂，说不清受了多少罪。”阿春讲起了自己创业的酸甜苦辣。就在他当上小老板上班的第一天，4个工人集体罢工，就是想给他个下马威。阿春偏不信这个邪，“你们不干我自己干”。他和另外一位老板关起门来试着从磨豆子做起。做豆腐是个技术活，他们只见过没做过，几次不行，就倒掉重来，反反复复，他们整整折腾了两天一夜，豆腐总算做成了。
在豆腐厂有一定规模后，为了开发新产品，阿春跑到曼城当学徒，即使只干活不要工钱，师傅也不肯收。阿春就给人家打扫卫生，埋头干活，终于用勤劳和真诚打动了师傅。当学徒的两个星期里，他白天卖力气给人干活，晚上换上西装住每晚120英镑的宾馆。就这样学会了油豆腐技术。有了豆腐还要有市场，首先要攻下唐人街的中餐馆，他形容道:那时每天说的好话真是比衣服上的针眼都多……
7年过去了，阿春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豆腐厂，每天的生产量从原来的400斤大豆增加到现在的1吨。他还创出了“江南豆腐”品牌，广受欢迎。
现在的阿春，已经在英国成了家，取得了英国国籍，也有了不少资产。他用不着亲自做工了，又在发展食品杂货贸易。热情豪爽的阿春文化水平不高，不喜欢出头露面，但愿意做些实事。他很尽力地帮助新来英国的福建人，给他们提供吃、住甚至车费。
二、拼命打工还巨债
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结识了一对来自福建长乐的夫妇，和阿春一样，他们也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意，但和阿春不同，他们没有获得英国身份，而这也正是他们苦苦期待的。
妻子郑小妹快人快语，她说：“还不是为了趁年轻，给孩子们拼出个富裕日子吗?”他们原来在国内也开过两间餐馆，后来买了地皮开汽修厂，但失败了，欠了几十万的债。为了还债，他们决定到国外挣钱。郑小妹1996年先来到英国，丈夫吴国贵第二年过来，当时家里已有3个孩子，最小的只有4岁。两个人偷渡付给蛇头50多万元，借的都是2分利的高利贷，加上办厂欠的债大约有100万。
背着这么重的债，两人在英国真是拼命啊!郑小妹说，她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每天上下班不坐车，来回走路两个小时。后来丈夫来了，她仗着身体好，就找了两份餐馆的工，一份从中午11点到晚上11点，另一份从晚11点到凌晨4点。晚上下班回到家已近凌晨6点，睡上四五个小时，10点钟又要起来上班。这样下去，身体怎么吃得消?她眼睛红红地拉开衣领让记者看，她的脖子两边各有一条十多公分的疤痕。“后来得了一种瘤，这是开刀留下的，都是累的。”她声音颤抖地说，后来丈夫实在看不下去，跑到餐馆给我辞了工。他说：“你不能这么干了，要不会死的!”
吴国贵的脸色看上去不太好，话也一直很少。他说：“我们能开外卖店，全靠运气。”他们在英国银行开了一个账户，老老实实地入账出账。也许银行觉得他们信用不错，2000年时寄来一张贷款通知单，可以贷款3万英镑。虽然11厘的利息有点高，但对他们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他们就这样开了第一家外卖店。
“刚开店的时候，比打工还苦，”吴国贵说，“我们不知道能不能赚到钱。因为是贷款，每月利息加上保险，赚不赚都要先交银行600英镑。我们两个人一家家发菜单，那时没有车，买的菜多，就把两个大袋子系在一块挎在肩膀上，每天干十五六个小时，从没有在1点以前睡过觉。差不多拼了两年，餐馆才算走上正轨。”3年前，他们又开了第二家外卖店。现在，他们的债都还清了，外卖店也做得顺手了，房子和车也买了，店里还雇了两个帮手。虽然不用像以前那么累，但仍然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年365天只在圣诞节休息一天。
郑小妹说:“现在就是想孩子，因为英国政府一直没批身份，我们苦等十来年了。不能回去看孩子，脑子里都是孩子小时候的印象。有时真想还是回去吧，不做了，但已经拼到这样，总觉得放不下。”
三、“一上路，就由不得你”
或许正是看到了“先行者”们在英国打下一片“江山”的荣耀，依然有不少福建人不顾路途的艰辛和磨难，偷渡到英国，并从最底层的打杂工开始做起。那天，接到了阿春打来的电话，问我愿不愿意见见还在打工的福建人，听听他们偷渡的艰辛?这正是求之不得的线索，记者欣然前往。
六七个工人，都在一家华人的食品加工厂做工，活计虽然不轻，但比起阿春当年的处境已经好得多了。老板不计时，只计件，如果抓得紧，八九个小时就可以做完，一周的薪水有200英镑。肯拼一些的还来得及再打第二份工。他们都住在工厂的楼上，单身汉三四个人一间房，有两对夫妇，都有小单间。有公用的卫生间，可以冲澡。阿春说，这样的打工条件算比较好的。他们都是阿春的同乡，刚到英国时都受过阿春的帮助。
老何，40来岁，人收拾得很利落，头发梳得很有型。他今年3月才偷渡到英国，路上走了8个月。记者让他讲讲偷渡的经历，他摇着头说，都不记得了。直到阿春说，听说有些人路上喝的是公路上水坑里的水。他突然开了口:“怎么听说啊?我就是喝的那个水!汽车轮子压出的坑，积了一点雨水，黄黄的都是泥汤。没有水喝啊!一个面包要分好几天吃，都是睡在地上。”他走的路线是俄罗斯—乌克兰—斯洛伐克—捷克—法国—英国。在乌克兰要爬十几天的山，上去、下来，翻了4座大山，根本没有人烟。他们去年夏天从北京出境时，拿的是俄罗斯的签证，从北京到俄罗斯坐的火车，以后，油罐车、帆布蓬的卡车什么车都坐过。一路上为了躲避警察，经常走夜路。那个苦真是没法受。他说，到俄罗斯，一听说走乌克兰，他就不干了，跟蛇头说，我交2万块钱，让我回家吧。但蛇头不许，再不听就要挨打。他说，蛇头都是骗人的，只要一上了路，就由不得你了。
老林是2000年出来的，走的也是这条路线，因为出发时天已经冷了，有很多路段不能走，要等，所以他在路上走了一年。但一到英国就被警察抓了起来。最后，还是阿春把他保了出来。
个子高高的小林看上去很时尚，留着染了一半黄色的长发。他是2002年来的，说自己比他们幸运些，路上走了两个月。他先飞到南斯拉夫，然后到意大利。路上换了几次车，穿越意大利边境坐的是油罐车。谁料在半路被浙江蛇头截走了，与福建蛇头断了联系，耽误了十几天。放出来以后，他们很害怕，躲在树林里，下雨了也不敢出去找地方躲雨，就这么浇着。没想到一出树林，一大排意大利警察早等在路边了。结果又在拘留所关了8天。他想在意大利打工，但是一个月只能赚到两三千元人民币。最后几经辗转，小林从法国坐船到了英国。
阿春说，他见过很多刚偷渡来的福建人，很惨，每一次看到他们，心里都特别难受。一个老乡见到他时，说二十几天没饭吃，饿急了，草根、树皮都吃过。阿春立即买来两个一斤多的面包，还有肉和可乐，他一口气都吃了。有一个女孩，出门时还是姑娘，路上走了3年，到英国时，孩子都生了一个，却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有的人脚冻伤直到烂掉，都没办法得到医治，最后只能把两条腿都锯掉。“那年多佛港死的58人被新闻报道出来了，大家知道了。可死在路上的还不知有多少人啊!”小林说，“走着走着人没了，是常有的事。”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出来冒这个险、受这份罪啊?老何说，我弟弟、叔叔、小舅子等十几个亲戚都在英国，看着人家盖新房，羡慕呀!他们不让我出来，说太苦了，但是我不相信，等出来才后悔了。可已经欠下几十万的债，不还怎么回去?小林看着去年刚过来的妻子说，连老婆都不相信你，非要来，好在我已经打了两年工，把钱寄回去，让她直接坐飞机过来的。一直闷头不说话的老林告诉记者，他想让孩子过来留学，半工半读，如果办不成，他也打算回去了。在英国挣钱太辛苦了。
阿春红着眼睛对记者说：“之所以把这些都讲出来，就是想让福建人明白，英国并不是遍地黄金，那些寄给家乡建房子的钱，都是用血汗挣来的。”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阿春一脸期待，”他说，“能不能有一个合适的办法，让他们合法来，不要再走偷渡的路。”
相比偷渡客，首批来英国的福建人是幸运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受过蛇头的盘剥，靠一双手打天下。如今他们都已获英国国籍或绿卡，全家在英国。陈成桂就是这样一位。他1990年作为劳工来到英国，把国内的生意都交给妻子打理。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来英国受苦?”他说，“可能是福建人的天性，敢闯，不满足”。如今，他已拥有3家外卖店，妻子和3个孩子都已经来到伦敦。作为同乡会现任会长，做事沉稳、不善言辞的陈成桂为福建老乡们默默地做着事。莫克姆惨案发生时，他每天在唐人街组织募捐，共筹到23万人民币，为每一位遇难者家里汇去1万元。
四、2006年在英国的福建人达到约8万人
采访结束后，记者对福建人在英国的情况基本有了一幅清晰的图像。
2006年在英国的福建人达到约8万人，是英国30-40万华人中仅次于香港、广东人的最大群体，最集中的地点在伦敦、曼彻斯特和伯明翰。
福建人在英国的历史不长，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一、1990年前后，第一批福建拓荒者来到英国，他们多是以留学或工作身份合法入境;二、1993年，第一批福建偷渡者进入英国;三、1995-2000年，是偷渡进入英国的高潮，目前在英国的福建人大部分是这期间登陆的。由于突然到来的人多，就业机会短缺，出现了较混乱的情况。四、2000年多佛惨案以后，偷渡潮逐渐降温。与此同时，英国边境管理有所加强，难民申请也更难了。五、新的流动方向。一部分拿到合法身份的，开始办家属来英团聚;一部分觉得拿身份无望的，积攒一笔钱后就回国了。
从农村通过蛇头偷渡出来——做中餐馆底层杂工2-3年——大厨3-5年——外卖店，然后再图新的发展，这是90%英国福建人发展的模式。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不懂外语，基本生活在福建人的圈子里，但普遍非常肯干、能吃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多数福建人已经度过了做餐馆杂工的阶段。相当一部分进入收入稳定的大厨阶段，唐人街的行情显示，福建人已经不是最低工资一族。据同乡会估计，8万福建人中，做到外卖店以上的人已近30%。目前福建人已经掌握了英国2/3的中餐外卖店，并且还在发展。华人的室内装修行业也以福建人为主，但福建人只是打工，最多做到分包项目的小工头，真正工头是香港或马来西亚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