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举报电话，连着的是老百姓的安全感。近日，山东一问政电视节目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某市田庄镇有一个露天采坑正在非法作业。于是，记者通过电话，将情况举报给了该镇安监办。
十分钟后，一通蹊跷的电话打来：
记者：你哪位?
对方：我是平度的，你济南的是不?你有一个电话，说我在这个地方干活违法，是不是?
记者：对，我举报这个事。你是哪里?
对方：我是田庄这一块的，这个厂子就是我的。
记者：你怎么知道我这个电话的?
对方：你不用管我怎么知道的了。哈哈哈……我已经知道你的电话了。
“举报10分钟就接威胁电话”?此事一经曝光，迅速在舆论场上发酵。不少网民的评论，不约而同地用了四个字：细思恐极。
为什么这么说?约瑟夫·普利策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观察、审视并及时发出警报，是记者的“天职”，也应该是那档问政节目的本意——“以问题为导向动真碰硬，通过舆论监督倒逼干部履职尽责，督促部门担当作为、狠抓落实”。
但事情却走向了相反的剧情：
经调查，原来是该镇应急办主任于某，在接到举报电话后，将举报人的信息泄露给了涉事矿所在地的村支部书记秦承某，秦承某又将消息透露给了自己的亲兄弟，也就是矿主秦新某。前后不过10分钟时间，那通“威胁电话”就拨出了。
(图：涉事村支部书记秦承某。)
目前，三人均被警方控制，警方和纪委已经共同介入调查。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不少网民更担忧的是：记者尚且如此，作为平头百姓的举报人，能否免受“信息泄漏”的侵扰?自己可否放心大胆地做一名监督者?
要知道，人民群众才是监督的主体力量。一个地方有没有违法犯罪，人民群众最清楚。通常说，违法犯罪越突出的地方，往往是群众安全感最弱、最不满意的地方。群众既是违法犯罪的受害者，也是知情者，掌握着违法犯罪的“活情况”。
也正因为此，举报权是我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民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具有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里明确规定，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泄露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句话：有泄密之虞，老百姓只有“忍气吞声”;无后顾之忧，老百姓才敢“亮剑发声”。
2019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纵深推进的攻坚之年。在这一专项斗争中，对举报内容和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对打击举报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依法从严惩处——不仅是解除举报人“后顾之忧”的利器，多地还出台做法，对举报人给予现金奖励。
但严密法网之下，“威胁电话”何以出现?
在长安君看来，原因无外乎四点——
一是心态上抗拒“舆论监督”，二是现实中存在腐败利益链，三是思想上政纪法律意识淡漠，四是制度上“举报人保密”环节存在漏洞。
在有些公务人员看来，舆论监督就是“来者不善”。有些被监督者，未必会想着解决实际问题，而是想着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在有些公务人员身边，或许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利益链条。有些官员充当了一些非法行为的“保护伞”。一旦接到举报信息，通风报信、借机生财也就再正常不过。
在有些地方公职部门里，保密制度没有被严格落实。“脑袋里保密的东西，连帽子也不让知道”是起码的保密要求，但由于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力，保密制度只是“上墙”，没有“入心”。
……
(图：“威胁电话”事件后，山东省平度市市长表示要严厉追查。)
严格为举报人保密，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是维护举报人合法权益、鼓励个人和单位依法举报违法犯罪的重要举措，也是包括政法部门在内的相关部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推动执法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政府公职人员，在接到举报电话后，受理、核实、调查是基本的程序。
但是，一旦遇到上述情形之一，群众监督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可以想象，如果举报人随时面临身份被泄密，甚至被打击报复的危险，还有谁愿意举报和提供信息?
长安君也看到，在处理“威胁电话”时间上，山东的做法可圈可点。电视问政本就是“刀刃向内”之举，9月13日上午，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出督导组赶赴现场，对曝光问题进行现场督导。平度市市长也犀利质问，表示要严厉追查。调查程序在进行中，相信很快就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但是，反思不能只聚焦在于一人一地。
在去年召开的全国扫黑办第二次主任会议，“有些地方群众……不敢举报黑恶势力”被列为当前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着力破解的“十个问题”之一。
那么，如何打消老百姓顾虑，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扫黑除恶的积极性，激发人民群众举报违法犯罪的主动性?也许，这15个字值得尝试——
打好“惩”字拳，念好“奖”字经，织好“管”字网。
对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故意泄露举报人信息，已经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立案惩治，绝不姑息。
对有重大贡献的举报人，不仅有数十万元的物质奖励，还有颁发奖旗、奖状、奖章、证书等精神奖励。让举报人既通过成功举报获得了正义、良心、责任感，也能获得与风险成正比的物质收获。
对保密制度要建立健全，将保密职责入脑入心。一条短信，不露声色就足以提醒对方闪避;一个电话，三言两语就能为送去风险警告。对这些可能发生的通风报信行为，要从程序上形成刚性约束，让隐蔽的“保护伞”无处可藏。
什么是老百姓最放心的举报制度?“内鬼”不敢冒头，无“风”可透，无“信”可传!
(图：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于2018年8月16日主持召开全国扫黑办第二次主任会议。)
一通举报电话，连着的是老百姓的安全感。近日，山东一问政电视节目的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某市田庄镇有一个露天采坑正在非法作业。于是，记者通过电话，将情况举报给了该镇安监办。
十分钟后，一通蹊跷的电话打来：
记者：你哪位?
对方：我是平度的，你济南的是不?你有一个电话，说我在这个地方干活违法，是不是?
记者：对，我举报这个事。你是哪里?
对方：我是田庄这一块的，这个厂子就是我的。
记者：你怎么知道我这个电话的?
对方：你不用管我怎么知道的了。哈哈哈……我已经知道你的电话了。
“举报10分钟就接威胁电话”?此事一经曝光，迅速在舆论场上发酵。不少网民的评论，不约而同地用了四个字：细思恐极。
为什么这么说?约瑟夫·普利策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观察、审视并及时发出警报，是记者的“天职”，也应该是那档问政节目的本意——“以问题为导向动真碰硬，通过舆论监督倒逼干部履职尽责，督促部门担当作为、狠抓落实”。
但事情却走向了相反的剧情：
经调查，原来是该镇应急办主任于某，在接到举报电话后，将举报人的信息泄露给了涉事矿所在地的村支部书记秦承某，秦承某又将消息透露给了自己的亲兄弟，也就是矿主秦新某。前后不过10分钟时间，那通“威胁电话”就拨出了。
(图：涉事村支部书记秦承某。)
目前，三人均被警方控制，警方和纪委已经共同介入调查。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不少网民更担忧的是：记者尚且如此，作为平头百姓的举报人，能否免受“信息泄漏”的侵扰?自己可否放心大胆地做一名监督者?
要知道，人民群众才是监督的主体力量。一个地方有没有违法犯罪，人民群众最清楚。通常说，违法犯罪越突出的地方，往往是群众安全感最弱、最不满意的地方。群众既是违法犯罪的受害者，也是知情者，掌握着违法犯罪的“活情况”。
也正因为此，举报权是我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民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具有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里明确规定，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或者泄露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造成不良后果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句话：有泄密之虞，老百姓只有“忍气吞声”;无后顾之忧，老百姓才敢“亮剑发声”。
2019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面纵深推进的攻坚之年。在这一专项斗争中，对举报内容和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人身安全，对打击举报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依法从严惩处——不仅是解除举报人“后顾之忧”的利器，多地还出台做法，对举报人给予现金奖励。
但严密法网之下，“威胁电话”何以出现?
在长安君看来，原因无外乎四点——
一是心态上抗拒“舆论监督”，二是现实中存在腐败利益链，三是思想上政纪法律意识淡漠，四是制度上“举报人保密”环节存在漏洞。
在有些公务人员看来，舆论监督就是“来者不善”。有些被监督者，未必会想着解决实际问题，而是想着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在有些公务人员身边，或许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利益链条。有些官员充当了一些非法行为的“保护伞”。一旦接到举报信息，通风报信、借机生财也就再正常不过。
在有些地方公职部门里，保密制度没有被严格落实。“脑袋里保密的东西，连帽子也不让知道”是起码的保密要求，但由于没有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力，保密制度只是“上墙”，没有“入心”。
……
(图：“威胁电话”事件后，山东省平度市市长表示要严厉追查。)
严格为举报人保密，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是维护举报人合法权益、鼓励个人和单位依法举报违法犯罪的重要举措，也是包括政法部门在内的相关部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推动执法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作为政府公职人员，在接到举报电话后，受理、核实、调查是基本的程序。
但是，一旦遇到上述情形之一，群众监督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可以想象，如果举报人随时面临身份被泄密，甚至被打击报复的危险，还有谁愿意举报和提供信息?
长安君也看到，在处理“威胁电话”时间上，山东的做法可圈可点。电视问政本就是“刀刃向内”之举，9月13日上午，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出督导组赶赴现场，对曝光问题进行现场督导。平度市市长也犀利质问，表示要严厉追查。调查程序在进行中，相信很快就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但是，反思不能只聚焦在于一人一地。
在去年召开的全国扫黑办第二次主任会议，“有些地方群众……不敢举报黑恶势力”被列为当前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着力破解的“十个问题”之一。
那么，如何打消老百姓顾虑，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扫黑除恶的积极性，激发人民群众举报违法犯罪的主动性?也许，这15个字值得尝试——
打好“惩”字拳，念好“奖”字经，织好“管”字网。
对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故意泄露举报人信息，已经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立案惩治，绝不姑息。
对有重大贡献的举报人，不仅有数十万元的物质奖励，还有颁发奖旗、奖状、奖章、证书等精神奖励。让举报人既通过成功举报获得了正义、良心、责任感，也能获得与风险成正比的物质收获。
对保密制度要建立健全，将保密职责入脑入心。一条短信，不露声色就足以提醒对方闪避;一个电话，三言两语就能为送去风险警告。对这些可能发生的通风报信行为，要从程序上形成刚性约束，让隐蔽的“保护伞”无处可藏。
什么是老百姓最放心的举报制度?“内鬼”不敢冒头，无“风”可透，无“信”可传!
(图：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于2018年8月16日主持召开全国扫黑办第二次主任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