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蒋彦永，浙江杭州人，中国外科医师。在2003年SARS事件中，蒋彦永是第一位向国际外界披露中国大陆严重疫情的医生，因此被誉为“SARS吹哨者”。此外，蒋彦永本人作为六四事件亲历者，长期呼吁平反六四事件，希望将其正名为爱国运动。2023年3月11日，蒋彦永于北京市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92岁。
《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一文写于2004年2月24日。同年6月1日，蒋彦永与妻子华仲尉在从住所前往301医院的途中被当局“带走”。华仲尉女士在被禁两周后获释，蒋彦永本人也于7月19日被释放，但此后一直被当局实行监视，处在软禁状态。2009年，蒋彦永曾致信胡锦涛政府，详细回顾了自己在2004年被拘禁、审查的经过，要求有关单位解除对他出国探亲的限制并向他道歉。
蒋彦永
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
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
1989年，北京学生针对当时的政府腐败，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廉政的正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京市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少数维护腐败的领导却采取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手段，用坦克、机枪等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疯狂镇压，造成了数白名无辜青年惨死北京街头和数千人民致伤致残。之后，当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得有口难张。15年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天安门事件称作「反革命暴乱」，后来就改称为「89年的政治风波」。这种对事件名称的更改，正说明肇事者的心虚。既然是风波，何以要动用数十万军队去镇压？怎么能用机枪坦克去残杀无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议，要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有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有4、5个儿子。当他们听到广播不让上街后，就告知孩子不准离家，全家都坐下来打麻将。到快10点了，老两口困了就准备睡了。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证书）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她的男友没有跟过来，于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著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我检查这位伤员，只在他左手臂内侧发现一个弹孔，但没有发现出去的弹孔。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因为心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这位女孩哭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个枪眼。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著我的腿，哭著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著大骂：「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著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们算帐」。后来她儿子的尸体被放在我们医院停尸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里，由解放军看守著。死者都被诬称为「暴徒」尸体是不准领走的。第二天，这位死者的家属要来领走尸体，未成。但他们是一位高级将领的亲戚，所以过不久就领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有下车就被子弹射伤。当时有几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辆平板车上，拉到我们的急诊室。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著他张大著嘴，挣扎著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约在12点时，送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军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这位军官告诉我们，他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发扫射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少，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他算是幸运的，只伤了一只胳膊。送他来的是一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当时就对在场的很多伤员和工作人员讲：我们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伤害。这次部队用机枪、坦克杀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难容。往后部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还有威信了。
午夜后，部队已通过301门口，就不再有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时我就去手术室查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它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
北京的戒严是从5月19日开始的，当时进来的部队受沿途老百姓的阻拦，无法进到城内，就分别驻进沿复兴路的301医院、装甲兵、炮兵、通讯兵等部队单位。进驻301医院的部队，经过我院广大医护人员和他们的交谈，渐渐了解了学生运动的真相，于是明确表示，他们绝不会参加镇压学生的活动。那时，每天清早6点左右，从西郊机场有一架直升机沿复兴路由西向东慢慢飞过，与驻在各单位的部队负责人（在我们医院里是一位团长）进行联系，让部队随时做好出发准备。部队在这段时间里整装列队，等直升飞机飞来，那位团长用通讯设备与之联系：报告部队以随时做好准备。飞机一过去，官兵们就又分散和医院的同志交谈、聊天。就是因为这批部队已经不可能被用来镇压学生了，所以到5月底，6月初，这批部队就撤离了。据说后来参与镇压学生的部队，是紧急从山东等地调来的。那些部队中不少是去过越南战场的，在战场上和地方对峙，开过枪，打死过人。他们被运往北京时，在火车上没有报看，没有收音机听，完全是被蒙在鼓里。一到北京后，就被告知：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要他们去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无知的战士，听从命令，造成了六四的悲惨事件。
在6月3日晚上，我们医院的每一位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都万万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使正常人无法理解的惨事。我当时也以为不知是哪个部队的头头在胡来。我和当时到急诊室来参加抢救的廖院长说，是否可以和上面通电话，告诉他们在我们面前发生的意外情况，请上面赶快制止。廖院长也和我们一样，不断流泪，不知如何是好。6月4日上午有一辆坦克开到301医院门诊楼边，从车内抬下了两位昏迷的战士。我当时还在急诊室，从送来的人员那里了解到，两位战士大概是中毒昏迷。我和廖院长商量，我们对面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应该知道如何处理这类毒气伤。我们一面打电话联系，一面想办法把他们从地下通道转移到我们对面的307医院。我和廖院长等其他院里的同志，都为老百姓和战士受到这样的伤害，感到十分悲痛。
6月9日邓小平召集各单位领导讲了话，紧接著就开始了清查工作。有一天，我的同学、脑内科主任朱克教授找我，他说院里托他先找我谈，让我说清5月中旬和医院进修生上街去天安门的事。我告诉朱说：这事你不必管，院里谁管这事的来找我谈好了。不久，院政治部的一位同志来找我。他告诉我，上面从一份录像带上看到我和医院进修生进城，他们乘一辆卡车，打著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声援队的大旗，敲锣打鼓地驶在复兴路上；我在一侧骑自行车跟著他们进城，让我把此事说清楚。我告诉他，那天是星期三，我们科原定下午进城参加北京外科学会的学术活动，我已订好了车。当我们去车队时，被告知路上全是游行队伍，所以不能发车。此时，我看到在301大门内有不少进修生，他们都穿著白大褂，准备登车去天安门声援学生的行动。他们见到我后，请我和他们同去。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告诉我他们要安营扎寨。我就说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去，我骑了自行车，在他们卡车的一侧，一路走，一路聊。到礼士路，汽车已无法通行，他们下车步行进城，我继续骑车到了天安门。因为突然下起暴雨，我沿广场转了一圈，就赶快返回医院。我去天安门之事是谁都知道的，我的这个行动没有任何错误，和我谈心的同志就只好如实地去汇报。此后谈到六四的问题，我始终认为，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为此，在那年我本该调的级别被卡住了。
六四之后，一切事情都以对待六四的态度为标准来处理。如我们的兄弟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班子的调整。那时的院长秦伯益教授当上面领导来找他谈话时，很坦然地表示他对待六四问题没有不妥之处：如当时戒严部队无法进入城区，就分散进入沿途的一些军事单位，根据军事医学科学院担负的任务，秦伯益院长提出，如部队要进入，应担负起保卫该单位安全的任务，否则如部队驻入，老百姓就有可能跟进，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结果部队就没有驻入；关于给天安门绝食的学生送水的问题，当时院内群众要求去送水，秦也表示同意，并派了车，因为很多国家单位都那样做了，等等。考察的结果，秦的职务被免去了。一个副院长是我的同学唐佩弦教授，他和领导谈话时说，他在解放前参加了上海的学生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没有开枪镇压。而现在是人民的军队，却对学生运动用机枪、坦克，残杀了无数的学生和老百姓。这样做使人实在无法理解。于是，唐的副院长职务也被取消了。而另一位副院长，因为说了领导喜欢听的话，表态好，就被提升为正院长了。
六四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服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种假象。在这漫长的15年中，我不论在什么场合，从来都是明确地表明，我认为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我总希望这个错误有我们党自己下决心来纠正。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国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出来，由我们党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错误纠正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信任党了。那时我国的食品极其缺乏，什么都要凭票，但老百姓仍能和党一起来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在短短的20年内就大变样了。现在我们国家物资丰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况纠正六四的错误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愿。只要我们党的领导痛下决心，自己来纠正错误，我相信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一定不会乱。
1997年我去吴祖光同志家探望他，他告诉我，他在那次全国政协会上要求发言，会议主持人要他先送发言稿，后来没让他作大会发言，他只在文艺组发言。他说：他先肯定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20年来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的这一功劳。接著指出邓小平在处理六四问题上是有错的；现在邓已病故，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六四。89年时邓已高龄，了解外面的情况主要靠别人反映。当时北京市的陈希同打了假报告，声称学生后面由国内外反动势力在煽动，所以邓是上了陈的当，受了陈的骗。现在陈已经是个贪污犯，主要罪责是陈，应该使六四恢复本来面目。吴告诉我，他发言后，到会的没有一人对他的意见表示反对（当然不会有人说出反对的理由），但是，会上没有一人附议。这使他伤透了心。因为他知道，在场的都是一些很有头脑的知识份子，在私下里都和他有相同的看法；但在会上却都不敢说心里话，这实在使他伤心透顶。他的夫人新凤霞和我说，她总是劝他不要再去提意见了，提了也没有用，而吴总是不听，一有机会就要提意见。吴对我说，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么用？和吴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我后来还去找了雷洁琼老师和吴阶平老师，他们都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师长，我把我在6月3日晚上在301医院抢救伤员时的所见，讲给他们听。他们都表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了解得那么具体，但都认为六四这事政府是大错了，他们现在无能为力，将来一定会解决的。
我在1998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国家领导人和人大、政协代表写信，建议重新评定六四。
1998年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向他汇报我去台湾的情况（杨是一直分工领导台湾问题的主要负责人），我谈了堂兄蒋彦士对两岸统一的一些看法。随后我告诉他，我是在六四时负责处理送到301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地告诉了他，还把我1998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杨尚昆同志的意见其实是许多老同志的共识。六四事件发生后，中顾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对于光远、杜润生、李锐、李昌四位老同志开了批判会，有人并打算做出不让他们四位党员重新登记的决定。但后来陈云同志给中顾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体中顾委委员宣读。大意是，这件事再不能这样做了，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教训已经很多，难道将来还要再给他们平反吗？薄读完信后说，这个问题算了，不再谈了，到此为止。陈云同志的这封信已很明确，他是反对六四这样处理的。我不知道陈云同志这一重要意见是否已向中央委员、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作过传达。
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17岁的热血青年的母亲，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到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他们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时交代不过去的。
我在上面写了不少，总的意思是：既然16大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新领导，在各种场合特别强调要贯彻宪法，要以人为本，那么，人大常委、政协常委、16届中共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就应该用国家的宪法和党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标准来重新审定六四。我们党犯的错误应该靠党自己来解决，解决得越早，越彻底越好。我相信，正确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决不会造成人心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多年来，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年复一年，并没有因为离六四越来越远这种不安就逐渐减轻，相反的是老百姓越来越失望和愤慨。
我经过反覆思考，觉得有必要写此信给各位领导。当然我也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要如实地把我的看法告诉各位。如果领导认为有必要，请抽空和我谈谈。
信如收到，请告我。
我的地址：万寿路朱各庄26号，5-1204
邮编：100036
电话：68134451
北京301医院外科 蒋彦永
2004年2月24日
[附一]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人大和政协的信
各位委员：
我们是一群老共产党员，我们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一封公开信（见附件），敦促他尽快平反“六.四”。这是全国人民都在日夜盼望的大事。
在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经济改革必须配之以政治改革，若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难以深入发展。当前很多现象已显示出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已快走入死胡同了。
平反“六.四”可作为进行政治改革的首步。走这一步是最得民心的一步。“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认为平反“六.四”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问题是由谁来打这张“王牌”。这张“王牌”理应由江总书记来打，但他若不愿意打，我们认为真正爱国，爱民，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的国家的有志之士，都可以拿起这张“王牌”。从我们接触到的各界人民，普通老百姓，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各层次的干部，包括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一致认为应及早平反“六.四”。“六.四”运动是北京的学生要求政府“反腐廉政”，得到全市和全国人民空前热情支持的爱国运动。“六.四”被镇压后，中国的贪污腐化日趋恶化。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世界上贪污腐化政权的顶端。平反“六.四”也可以为决心铲除腐化开辟一条道路，这是顺民心的必由之路。
我们衷心希望各位能出以公心，深明大义，大胆，勇敢地拿起这张“王牌”，在本届人大，政协会上对此问题做出顺民心的决策，为中国政局的长治久安，为中国在世界各国大家庭中应有的光荣地位早一天实现，作出各位应有的贡献。
一群老共产党员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二]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
江泽民总书记：
我们一群老党员给你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很明确，即敦促你痛下决心，平反“六.四”。
去年三月，八届五次政协会议的文艺组会上，吴祖光先生无私无畏，首次公开提出应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六.四”的罪魁祸首是贪污腐化分子陈希同，是他编造了谎言，欺骗了小平同志，将陈希同的罪行公诸于众，就可为平反“六.四”找到保护小平同志的极好方案，但遗憾的是，他的忠言未被采纳。
去年九月，十五大开会前夕，赵紫阳同志给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同志的信，非常恳切地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这些中肯的建议又未被接受，再次失去了良好的时机。
“六.四”事件是世人皆知的，是共产党，人民军队血腥镇压了要求政府反贪廉政的无辜学生群众。这是中共建党以来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迫切地要求尽早平反“六.四”。全世界人民也时时不忘要敦促中国政府尽快平反“六.四”。你去年访美时在哈佛大学讲话时，学生就关切地向你提出了“六.四”问题。你只能含糊地表示，政府的工作总免不了会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相信你头脑中是非常清楚，“六.四”是应该平反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有良心的人，你能想象在一夜之间，你的妻子，儿女，父母或亲友，突然被罪恶的子弹杀害了，难道你能不愤恨，你能允许这种罪恶永不平反吗？
我们想你所以将此事拖下去，最大的顾虑是怕平反“六.四”会引起混乱，“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我们认为中国老百姓，广大的干部，广大的党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又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祖国的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明显改善，大家也希望国家的政局能稳定，但是怎么才能稳定呢？我们看到每年“六.四”前，我们的政府，尤其是北京政府，总是“草木皆兵”，极度紧张恐慌，生怕发生什么不测，这种情况能说是稳定吗？
赵紫阳同志提出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党在解放后各次运动中，犯过不少错误，都是由党主动来解决的。每平反一个问题，都是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增强了团结，并没有乱。如反右运动错划了数十万“右派”，胡耀邦同志当政时，将“右派”全平反了，几十万“右派”并没有闹，国家也没有乱。“人民公社”、“大跃进”，使成千万老百姓非正常死亡，彭德怀同志向毛主席进言惨遭迫害，现在全党全国都已肯定这是毛主席所犯的严重错误，但老百姓并没有因此而要闹，仍是拥护共产党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国家拖到崩溃的边缘，成亿的人民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苦难，小平同志将“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拥护共产党了，更拥护能大胆彻底纠正毛主席错误的小平同志。“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我党主动纠正错误，给予平反的，也没引起任何混乱。
目前我党对“六四”问题一直拖着，不主动去纠正错误，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一落千丈，可以说目前共产党的威信已降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地步。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主动解决了“六四”问题，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决不会造成混乱。况且主动解决“六四”问题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我国的国际信誉将大为改善，这样做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紫阳同志的意见确是极有远见的。
紫阳同志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六四”的问题拖着，在国内老百姓不会改变对党的不信任，国际上也会无时无刻不断以“六四”问题压迫我们的党和政府，越拖下去困难越大，当然是早解决比晚解决好。我们认为“六四”问题一平反，我们的领导就放下了一个千斤重的包袱，晚上睡觉也不怕鬼敲门了。
平反“六四”实际上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你江总书记可以用这张“王牌”来解决很多问题，别人包括现在政治局的各位同志，军队的各位领导，也都了解这张“王牌”的份量，大家心里都清楚，“六四”早晚要平反，有朝一日，他人抢去了这张“王牌”，甩了出去，我们想，你总书记本事再大也难以抵挡。所以我们认为你必须了解这一点，平反“六四”越早越好，否则夜长梦多，一旦失去了这个机会，你将变成为历史的罪人，那时悔之晚矣！
我们在给你发此信的同时，将此信分发给党中央领导及人大政协的领导，希望在本届人大和政协开会期间，能对此问题做出使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满意的决定。
最后再次希望总书记深思，切勿错过良机！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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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蒋彦永，浙江杭州人，中国外科医师。在2003年SARS事件中，蒋彦永是第一位向国际外界披露中国大陆严重疫情的医生，因此被誉为“SARS吹哨者”。此外，蒋彦永本人作为六四事件亲历者，长期呼吁平反六四事件，希望将其正名为爱国运动。2023年3月11日，蒋彦永于北京市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92岁。
《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一文写于2004年2月24日。同年6月1日，蒋彦永与妻子华仲尉在从住所前往301医院的途中被当局“带走”。华仲尉女士在被禁两周后获释，蒋彦永本人也于7月19日被释放，但此后一直被当局实行监视，处在软禁状态。2009年，蒋彦永曾致信胡锦涛政府，详细回顾了自己在2004年被拘禁、审查的经过，要求有关单位解除对他出国探亲的限制并向他道歉。
蒋彦永
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
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
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
1989年，北京学生针对当时的政府腐败，提出反腐败，反官倒，要廉政的正义要求。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北京市和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少数维护腐败的领导却采取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手段，用坦克、机枪等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进行疯狂镇压，造成了数白名无辜青年惨死北京街头和数千人民致伤致残。之后，当局随即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编制谎言，并用高压手段使全国人民变得有口难张。15年过去了，当局希望人们会渐渐淡忘：过去把天安门事件称作「反革命暴乱」，后来就改称为「89年的政治风波」。这种对事件名称的更改，正说明肇事者的心虚。既然是风波，何以要动用数十万军队去镇压？怎么能用机枪坦克去残杀无辜的百姓？所以我建议，要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
有几个死者使我终身难忘。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有4、5个儿子。当他们听到广播不让上街后，就告知孩子不准离家，全家都坐下来打麻将。到快10点了，老两口困了就准备睡了。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证书）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那位女同志就回头跑了，并喊她的男友赶快返回。她跑了不多远，发现她的男友没有跟过来，于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动。周围的群众立马上前，有三、五人托著他，送到我们的急诊室。护士给他测血压，测不到；做心电图，是直线。我检查这位伤员，只在他左手臂内侧发现一个弹孔，但没有发现出去的弹孔。他的女友求我们给他抢救，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因为心电图直线说明心脏已停止跳动，估计是子弹射入了心脏。这位女孩哭疯了，但她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亲请来。母亲到后，趴在她儿子的身上左右翻检，只见到一个枪眼。随后她跪倒在我的脚前，双手拉著我的腿，哭著求我救救她的儿子。我当时也泪流满面，无言以答。我蹲在这位伤透了心的母亲的身旁，如实地告诉她，他的心脏已被打碎，已无可能救活。这位母亲稍稍安静一些后，就哭著大骂：「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著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们算帐」。后来她儿子的尸体被放在我们医院停尸房的地上，所有的死者均放在那里，由解放军看守著。死者都被诬称为「暴徒」尸体是不准领走的。第二天，这位死者的家属要来领走尸体，未成。但他们是一位高级将领的亲戚，所以过不久就领走了。
另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有下车就被子弹射伤。当时有几位老百姓把他放在一辆平板车上，拉到我们的急诊室。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著他张大著嘴，挣扎著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约在12点时，送来了一位少校军官（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军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这位军官告诉我们，他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发扫射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少，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他算是幸运的，只伤了一只胳膊。送他来的是一位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他当时就对在场的很多伤员和工作人员讲：我们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支左工作，曾使自己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受到很大伤害。这次部队用机枪、坦克杀害自己的老百姓，更是天理难容。往后部队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再也不可能还有威信了。
午夜后，部队已通过301门口，就不再有伤员送到我们医院来了。这时我就去手术室查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它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
北京的戒严是从5月19日开始的，当时进来的部队受沿途老百姓的阻拦，无法进到城内，就分别驻进沿复兴路的301医院、装甲兵、炮兵、通讯兵等部队单位。进驻301医院的部队，经过我院广大医护人员和他们的交谈，渐渐了解了学生运动的真相，于是明确表示，他们绝不会参加镇压学生的活动。那时，每天清早6点左右，从西郊机场有一架直升机沿复兴路由西向东慢慢飞过，与驻在各单位的部队负责人（在我们医院里是一位团长）进行联系，让部队随时做好出发准备。部队在这段时间里整装列队，等直升飞机飞来，那位团长用通讯设备与之联系：报告部队以随时做好准备。飞机一过去，官兵们就又分散和医院的同志交谈、聊天。就是因为这批部队已经不可能被用来镇压学生了，所以到5月底，6月初，这批部队就撤离了。据说后来参与镇压学生的部队，是紧急从山东等地调来的。那些部队中不少是去过越南战场的，在战场上和地方对峙，开过枪，打死过人。他们被运往北京时，在火车上没有报看，没有收音机听，完全是被蒙在鼓里。一到北京后，就被告知：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要他们去镇压。在这种情况下，无知的战士，听从命令，造成了六四的悲惨事件。
在6月3日晚上，我们医院的每一位参加抢救的医护人员都万万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使正常人无法理解的惨事。我当时也以为不知是哪个部队的头头在胡来。我和当时到急诊室来参加抢救的廖院长说，是否可以和上面通电话，告诉他们在我们面前发生的意外情况，请上面赶快制止。廖院长也和我们一样，不断流泪，不知如何是好。6月4日上午有一辆坦克开到301医院门诊楼边，从车内抬下了两位昏迷的战士。我当时还在急诊室，从送来的人员那里了解到，两位战士大概是中毒昏迷。我和廖院长商量，我们对面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应该知道如何处理这类毒气伤。我们一面打电话联系，一面想办法把他们从地下通道转移到我们对面的307医院。我和廖院长等其他院里的同志，都为老百姓和战士受到这样的伤害，感到十分悲痛。
6月9日邓小平召集各单位领导讲了话，紧接著就开始了清查工作。有一天，我的同学、脑内科主任朱克教授找我，他说院里托他先找我谈，让我说清5月中旬和医院进修生上街去天安门的事。我告诉朱说：这事你不必管，院里谁管这事的来找我谈好了。不久，院政治部的一位同志来找我。他告诉我，上面从一份录像带上看到我和医院进修生进城，他们乘一辆卡车，打著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声援队的大旗，敲锣打鼓地驶在复兴路上；我在一侧骑自行车跟著他们进城，让我把此事说清楚。我告诉他，那天是星期三，我们科原定下午进城参加北京外科学会的学术活动，我已订好了车。当我们去车队时，被告知路上全是游行队伍，所以不能发车。此时，我看到在301大门内有不少进修生，他们都穿著白大褂，准备登车去天安门声援学生的行动。他们见到我后，请我和他们同去。我问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告诉我他们要安营扎寨。我就说我不能和他们一起去，我骑了自行车，在他们卡车的一侧，一路走，一路聊。到礼士路，汽车已无法通行，他们下车步行进城，我继续骑车到了天安门。因为突然下起暴雨，我沿广场转了一圈，就赶快返回医院。我去天安门之事是谁都知道的，我的这个行动没有任何错误，和我谈心的同志就只好如实地去汇报。此后谈到六四的问题，我始终认为，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为此，在那年我本该调的级别被卡住了。
六四之后，一切事情都以对待六四的态度为标准来处理。如我们的兄弟单位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班子的调整。那时的院长秦伯益教授当上面领导来找他谈话时，很坦然地表示他对待六四问题没有不妥之处：如当时戒严部队无法进入城区，就分散进入沿途的一些军事单位，根据军事医学科学院担负的任务，秦伯益院长提出，如部队要进入，应担负起保卫该单位安全的任务，否则如部队驻入，老百姓就有可能跟进，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结果部队就没有驻入；关于给天安门绝食的学生送水的问题，当时院内群众要求去送水，秦也表示同意，并派了车，因为很多国家单位都那样做了，等等。考察的结果，秦的职务被免去了。一个副院长是我的同学唐佩弦教授，他和领导谈话时说，他在解放前参加了上海的学生运动，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没有开枪镇压。而现在是人民的军队，却对学生运动用机枪、坦克，残杀了无数的学生和老百姓。这样做使人实在无法理解。于是，唐的副院长职务也被取消了。而另一位副院长，因为说了领导喜欢听的话，表态好，就被提升为正院长了。
六四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服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种假象。在这漫长的15年中，我不论在什么场合，从来都是明确地表明，我认为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我总希望这个错误有我们党自己下决心来纠正。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国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出来，由我们党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错误纠正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信任党了。那时我国的食品极其缺乏，什么都要凭票，但老百姓仍能和党一起来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在短短的20年内就大变样了。现在我们国家物资丰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况纠正六四的错误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愿。只要我们党的领导痛下决心，自己来纠正错误，我相信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一定不会乱。
1997年我去吴祖光同志家探望他，他告诉我，他在那次全国政协会上要求发言，会议主持人要他先送发言稿，后来没让他作大会发言，他只在文艺组发言。他说：他先肯定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20年来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的这一功劳。接著指出邓小平在处理六四问题上是有错的；现在邓已病故，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六四。89年时邓已高龄，了解外面的情况主要靠别人反映。当时北京市的陈希同打了假报告，声称学生后面由国内外反动势力在煽动，所以邓是上了陈的当，受了陈的骗。现在陈已经是个贪污犯，主要罪责是陈，应该使六四恢复本来面目。吴告诉我，他发言后，到会的没有一人对他的意见表示反对（当然不会有人说出反对的理由），但是，会上没有一人附议。这使他伤透了心。因为他知道，在场的都是一些很有头脑的知识份子，在私下里都和他有相同的看法；但在会上却都不敢说心里话，这实在使他伤心透顶。他的夫人新凤霞和我说，她总是劝他不要再去提意见了，提了也没有用，而吴总是不听，一有机会就要提意见。吴对我说，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么用？和吴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我后来还去找了雷洁琼老师和吴阶平老师，他们都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师长，我把我在6月3日晚上在301医院抢救伤员时的所见，讲给他们听。他们都表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了解得那么具体，但都认为六四这事政府是大错了，他们现在无能为力，将来一定会解决的。
我在1998年曾和部分同志以一批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国家领导人和人大、政协代表写信，建议重新评定六四。
1998年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向他汇报我去台湾的情况（杨是一直分工领导台湾问题的主要负责人），我谈了堂兄蒋彦士对两岸统一的一些看法。随后我告诉他，我是在六四时负责处理送到301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地告诉了他，还把我1998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杨尚昆同志的意见其实是许多老同志的共识。六四事件发生后，中顾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对于光远、杜润生、李锐、李昌四位老同志开了批判会，有人并打算做出不让他们四位党员重新登记的决定。但后来陈云同志给中顾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体中顾委委员宣读。大意是，这件事再不能这样做了，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教训已经很多，难道将来还要再给他们平反吗？薄读完信后说，这个问题算了，不再谈了，到此为止。陈云同志的这封信已很明确，他是反对六四这样处理的。我不知道陈云同志这一重要意见是否已向中央委员、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作过传达。
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17岁的热血青年的母亲，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到他们的愿望──要求政府对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他们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时交代不过去的。
我在上面写了不少，总的意思是：既然16大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新领导，在各种场合特别强调要贯彻宪法，要以人为本，那么，人大常委、政协常委、16届中共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就应该用国家的宪法和党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标准来重新审定六四。我们党犯的错误应该靠党自己来解决，解决得越早，越彻底越好。我相信，正确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决不会造成人心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稳定。多年来，每到六四前夕，有的人真是如坐针毡，草木皆兵，不知要动员多少力量来防止发生事情；年复一年，并没有因为离六四越来越远这种不安就逐渐减轻，相反的是老百姓越来越失望和愤慨。
我经过反覆思考，觉得有必要写此信给各位领导。当然我也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要如实地把我的看法告诉各位。如果领导认为有必要，请抽空和我谈谈。
信如收到，请告我。
我的地址：万寿路朱各庄26号，5-1204
邮编：100036
电话：68134451
北京301医院外科 蒋彦永
2004年2月24日
[附一]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人大和政协的信
各位委员：
我们是一群老共产党员，我们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一封公开信（见附件），敦促他尽快平反“六.四”。这是全国人民都在日夜盼望的大事。
在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建设的发展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经济改革必须配之以政治改革，若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难以深入发展。当前很多现象已显示出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已快走入死胡同了。
平反“六.四”可作为进行政治改革的首步。走这一步是最得民心的一步。“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认为平反“六.四”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问题是由谁来打这张“王牌”。这张“王牌”理应由江总书记来打，但他若不愿意打，我们认为真正爱国，爱民，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的国家的有志之士，都可以拿起这张“王牌”。从我们接触到的各界人民，普通老百姓，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各层次的干部，包括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一致认为应及早平反“六.四”。“六.四”运动是北京的学生要求政府“反腐廉政”，得到全市和全国人民空前热情支持的爱国运动。“六.四”被镇压后，中国的贪污腐化日趋恶化。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世界上贪污腐化政权的顶端。平反“六.四”也可以为决心铲除腐化开辟一条道路，这是顺民心的必由之路。
我们衷心希望各位能出以公心，深明大义，大胆，勇敢地拿起这张“王牌”，在本届人大，政协会上对此问题做出顺民心的决策，为中国政局的长治久安，为中国在世界各国大家庭中应有的光荣地位早一天实现，作出各位应有的贡献。
一群老共产党员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二]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
江泽民总书记：
我们一群老党员给你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很明确，即敦促你痛下决心，平反“六.四”。
去年三月，八届五次政协会议的文艺组会上，吴祖光先生无私无畏，首次公开提出应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六.四”的罪魁祸首是贪污腐化分子陈希同，是他编造了谎言，欺骗了小平同志，将陈希同的罪行公诸于众，就可为平反“六.四”找到保护小平同志的极好方案，但遗憾的是，他的忠言未被采纳。
去年九月，十五大开会前夕，赵紫阳同志给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同志的信，非常恳切地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这些中肯的建议又未被接受，再次失去了良好的时机。
“六.四”事件是世人皆知的，是共产党，人民军队血腥镇压了要求政府反贪廉政的无辜学生群众。这是中共建党以来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迫切地要求尽早平反“六.四”。全世界人民也时时不忘要敦促中国政府尽快平反“六.四”。你去年访美时在哈佛大学讲话时，学生就关切地向你提出了“六.四”问题。你只能含糊地表示，政府的工作总免不了会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相信你头脑中是非常清楚，“六.四”是应该平反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有良心的人，你能想象在一夜之间，你的妻子，儿女，父母或亲友，突然被罪恶的子弹杀害了，难道你能不愤恨，你能允许这种罪恶永不平反吗？
我们想你所以将此事拖下去，最大的顾虑是怕平反“六.四”会引起混乱，“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我们认为中国老百姓，广大的干部，广大的党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又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祖国的经济建设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明显改善，大家也希望国家的政局能稳定，但是怎么才能稳定呢？我们看到每年“六.四”前，我们的政府，尤其是北京政府，总是“草木皆兵”，极度紧张恐慌，生怕发生什么不测，这种情况能说是稳定吗？
赵紫阳同志提出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我党在解放后各次运动中，犯过不少错误，都是由党主动来解决的。每平反一个问题，都是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增强了团结，并没有乱。如反右运动错划了数十万“右派”，胡耀邦同志当政时，将“右派”全平反了，几十万“右派”并没有闹，国家也没有乱。“人民公社”、“大跃进”，使成千万老百姓非正常死亡，彭德怀同志向毛主席进言惨遭迫害，现在全党全国都已肯定这是毛主席所犯的严重错误，但老百姓并没有因此而要闹，仍是拥护共产党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国家拖到崩溃的边缘，成亿的人民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苦难，小平同志将“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拥护共产党了，更拥护能大胆彻底纠正毛主席错误的小平同志。“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我党主动纠正错误，给予平反的，也没引起任何混乱。
目前我党对“六四”问题一直拖着，不主动去纠正错误，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一落千丈，可以说目前共产党的威信已降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地步。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主动解决了“六四”问题，一定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决不会造成混乱。况且主动解决“六四”问题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我国的国际信誉将大为改善，这样做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紫阳同志的意见确是极有远见的。
紫阳同志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六四”的问题拖着，在国内老百姓不会改变对党的不信任，国际上也会无时无刻不断以“六四”问题压迫我们的党和政府，越拖下去困难越大，当然是早解决比晚解决好。我们认为“六四”问题一平反，我们的领导就放下了一个千斤重的包袱，晚上睡觉也不怕鬼敲门了。
平反“六四”实际上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你江总书记可以用这张“王牌”来解决很多问题，别人包括现在政治局的各位同志，军队的各位领导，也都了解这张“王牌”的份量，大家心里都清楚，“六四”早晚要平反，有朝一日，他人抢去了这张“王牌”，甩了出去，我们想，你总书记本事再大也难以抵挡。所以我们认为你必须了解这一点，平反“六四”越早越好，否则夜长梦多，一旦失去了这个机会，你将变成为历史的罪人，那时悔之晚矣！
我们在给你发此信的同时，将此信分发给党中央领导及人大政协的领导，希望在本届人大和政协开会期间，能对此问题做出使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满意的决定。
最后再次希望总书记深思，切勿错过良机！
一群老共产党员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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