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将军早就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看得很清楚。在朝鲜战争中，中共造成士兵活活冻死饿死和运用人海战术让士兵活活送死的战法让喜爱中华文化的麦克阿瑟将军大感震惊，这时他清楚地意识到，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他年轻时期所认知的有五千年文化传承的国度。它被崇尚权力和武力的不讲人性只讲党性的邪恶中共统治着。1951年4月19日，麦克阿瑟在国会发表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演说——《老兵不死》（Old Soldiers Never Die）。在演讲中他提及两点：“有些人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要姑息红色中共。他们对历史上清晰的教训视而不见，因为历史分毫无误地告诉我们：姑息只能导致下一场更血腥的战争。妥协带来的只是虚假的和平，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先例显示姑息和妥协会有好结局。”“共产主义的威胁是全球性的，它若在一个地区得逞侵蚀，就会威胁其他任何地区，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我们决不能姑息绥靖或是屈膝投降在亚洲的共产主义，否则，只会破坏甚至阻止我们在欧洲遏制其扩张的一切努力。”当年美国没有继续支持麦克阿瑟的战略，之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各地扩张，让数千万人死于非命，美国也因此继续面临了古巴飞弹危机、越战等等战役。如今的中共也在想要重蹈覆辙发动侵略战争在台湾扩张其专制统治, 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谋求世界霸权。
最近拜登和习近平举行的视频会议再次提醒我们，这两个大国掌握着我们世界的命运。
他们能协同合作吗？我们是否进入了一场新冷战？是否会演变成彻底的冲突？
两国集团（G2）很重要。无论是气候变化、国际贸易，还是世界和平的未来，美国和中国都举足轻重。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力比八国集团、20国集团、澳英美同盟（AUKUS）、四边安全集团（Quad）、东盟、亚太经合组织（APEC）或我们能想到的其他任何多边组织都要大。
不是要忽视这些机构和联盟的重要性，也不是要贬低各国的力量——尤其是俄罗斯、印度、日本、法国、德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但我们都被北京和华盛顿牵着走。
近年来，地缘政治的温度上升了：言论更加激烈，扬言威胁和放话反威胁，还有军事集结——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战争。
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时代？对许多人来说，答案存在于遥远的过去。
以史为镜 佐行未来
古希腊的两个大国，雅典和斯巴达，走向了战争——为什么？
普遍的认为是，斯巴达畏惧雅典不断上升的实力。当然，自从雅典和斯巴达联手击败波斯人之后，雅典人就变得很强大。
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推广普及了一种见解，那就是权力平衡的变化会点燃冲突的导火线。后世将这一想法称之为国际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当一个崛起的大国遇到一个衰落的大国时，战争就无法避免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如同今日的局面。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和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随着崛起的中国面对日渐衰落的美国，我们再一次听到了战鼓擂响的警告。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对华鹰派人士在谈论中渲染冲突时，往往压制了那些更谨慎、更为不同的声音。
但权力过渡并不比在古希腊那时候更能解释这个时代的复杂性。连修昔底德自己都说，并不清楚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爆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那时和现在一样，是为了经济和政治，也同样是为了身份和权力：到底是谁代表希腊精神和未来？
斯巴达也有自己的考量。它担心雅典式民主的传播会引发奴隶起义。当时已经有一些奴隶起义了。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斯巴达真的害怕一个更强大的雅典，它就会更早入侵。它当然足够强大。正如政治学家理查德·莱博（Richard Lebow）所说，斯巴达认为“它可以通过一场战斗就压倒雅典人”。
不同的视角
就像在古希腊一样，简单的答案在今日会产生误导。这比争夺权力更为复杂。我们并非注定要爆发战争。但有可能我们会说服自己进入一场战争。
那么，除了从无法避免的冲突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还能如何看待如今的时刻？古代中国是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古希腊不同的世界观？
莱博（Lebow）与中国国际关系分析师张锋联手，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寻找另一种方法来解读。在他们的《驯服中美竞争》（Taming Sino-American Rivalry）一书中，他们的目光超越了大国竞争。
他们认为，西方禁锢在权力过渡的思维模式中，这已成为“主导的参考框架”。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中国已经变得强大又好战，它正在威胁全球秩序。
就像斯巴达和雅典一样，美国和中国正处于冲突的轨迹。
莱博和张锋借鉴了中国的思想界学者，他们说这些人“对艾利森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述不以为然”。他们说，在中国，重点不在于权力过渡，而在于政治战略。
两位作者谈到了中国的王道概念——不是权力，而是影响力。王道是“人性化的权力”。封建王朝时期的中国并不寻求将其愿景强加给世界，而是要求臣服的国家向中国的力量致敬。
莱博和张锋说，这对双方都有利：“强者获得荣誉，而弱者获得保护和贸易优势。”
这个概念接近于中国的另一种概念——天下。政治哲学研究家赵汀阳重新审视了这个古老的概念，来重新定义当今的政治秩序。
赵汀阳说他不偏袒任何一方。他说，“天下”是基于“属于世界各国人民并为其服务的世界秩序”。他说，我们需要减少对单个国家的思考，而更多地对作为一个世界进行思考。
他说，“威慑、制裁、干涉、权力平衡、冷战甚至战争本身......这些敌对的战略使世界变得比以前更糟糕”。他说，“天下”将一个彼此敌意的世界变为殷勤好客。
这里没有外国人。没有敌人。它摒弃了导致混乱的竞争，而选择共存。这是一个与启蒙思想家康德提出的 “永久和平”概念相差无几的概念，是建立在共同的人性和世界性秩序之上的。
赵汀阳说，这是一种古老的中国秩序，将 “我们”置于“我”之上。他说，这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 “从未有政治自由主义和个人权利作为政治问题而产生”。
没有简单的答案
在习近平发出对台战争的警告并升级军事演习，同时增加中国的火力和核武库之际，这种关于王道和天下的说法听起来可能不可救药的浪漫，甚至是妄想。
威胁和恐吓那些挑战或反击中国不良干预或影响的国家和实体，人间的和平世界在哪里？关押维吾尔族穆斯林并镇压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人道的权威在哪里？
事实上，当习近平警告说东升西降时，他对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威胁说法的贡献不小于任何人。
然而至少从正式文件看来，中国的政策仍深受共存和寻求影响力而非权力的影响。中国2019年的《国防白皮书》重申了对“和平发展”的承诺。它说，中国的发展 “对世界是一个机遇”。
白皮书说，中国 “永远不会追随大国的脚步来寻求霸权”。习近平本人也谈到了“新型的大国关系”。他将自己称为全球化的倡导者，并概述了中美之间的“双赢”合作模式。
我们该听谁的？
习近平和拜登最近谈到了避免冲突的必要性，并淡化了新冷战的问题。中美两国正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了合作，一些人将此视为通向更大程度友好关系的一扇窗。
政治学家徐志群（Zhiqun Xu，音译）抓住了中国战略的复杂性。他说中国寻求为世界秩序而战，但是“不破坏”世界秩序。它希望得到认可而不是发动革命。他警告说，我们“不应把美中竞争看作是一场零和博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姜云最近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问与答》（Q+A）节目中哀叹在中国问题的意见上缺乏多样性。
她说，当前外交政策机构仍然被欧洲裔观点所主导。正如她所说，这些声音往往是“白人的”。
听听思想界华裔人士如何看待这种权力竞争，是值得的。我们从他们那里听到的还不够多。
当然，我们都是自身偏见和历史的俘获。
值得回顾的是，修昔底德自己所处的那个大国战争时代的世界：“大多数人实际上不会花心思去找到真相，而是更倾向于接受他们所听到的第一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