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萧辉）1月26日，仅戴一个普通口罩的社区工作者张莉带着两名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的医务人员，在居民楼下等一对发烧的老年夫妻，准备送医。
当天上午，一名64岁的居民到社区服务站登记求助，他自1月17日开始发烧，到医院拍CT显示双肺感染，由于床位不足，医院只给打针，无法收治入院。1月23日武汉封城公共交通不便，老人没再去医院，呆在家里，到大年初二这天，夫妻俩一个发烧38度，一个发烧38.5度，向社区求救安排车去医院。
1月23日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封城令”下，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1月25日第九号通告又宣布，自1月26日0时始，除经许可的保供运输车、免费交通车、公务用车外，中心城区区域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发热和疑似新冠病患看病出行成了一个大难题。根据1月24日的第八号通告，全市紧急征招6000台巡游和网约出租车，作为应急用车分配给中心城区1159个社区，由社区居委会统一调度使用，供社区居民提供上门送菜、送药、送餐服务；发热疾病患者原则上只能通过卫生防疫部门专业交通工具运送，紧急情况确需应急车辆运送的，社区应立即报区卫生防疫部门为驾驶员采取必须的隔离防护措施。
社区书记也找不到救护车，打了三个小时电话，终于从别的社区卫生站借到一辆。张莉负责对接疑似病患和医疗人员，她仅有一个口罩，而且是喷洒酒精后重复使用的。“社区服务站这样的口罩马上就没了，更不用提防护服和护目镜。”张莉告诉财新记者，当她和全副武装的医疗人员站在一起接疑似病患，她觉得自己在“裸奔”。
张莉是武汉青山区某社区的网格员，她负责的网格内有900余户居民。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张莉的首要任务是对管辖网格内的住户进行发热情况排查。除夕那天，她挨家挨户上门登记排查情况，戴的就是这个普通口罩。
1月26日晚，张莉觉得喉咙疼，量体温37.5，她把当天所有的衣服清洗消毒，和家人隔离。张莉说，她对新冠病毒的了解都是从网络上学来的，并不比普通居民了解得更多。
张莉把她和医疗服务员同框的照片发到社区工作者群，引发社区工作者悲鸣。“我们在基层直接面对居民，处理各种紧急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接触感染病毒了。”
疫情防控关键时期，除了医院，社区是另一个不见硝烟的主战场，目前仍然有不少疑似患者和潜伏期而不自知的病人没有收治住院，散落在社区各个角落里。如何追踪防控疑似患者和密切接触者，也是防止疫情扩散的关键一环。
在1月27日国家卫健委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重点谈到了社区防控工作，“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包括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实行地毯式追踪网格化管理，将防控措施落实到户、到人，群防群控，稳防稳控”。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多次强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落实分级分类筛查的会议也都强调，要强化社区网格化防控措施，加强入户排查和流动人员登记，做好发热人员排查、诊断。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1月28日接受采访时指出，早发现、早隔离是应对传染病疫情最原始但也最有效的两条，而社区医疗和疾控工作，事关“内防扩散”的及早隔离，与疑似病患及早发现送医救治的大局。但财新记者在武汉多个社区调查了解到，社区工作站防护物资普遍紧缺，工作人员超负荷工作。
“政府说了居民有困难找社区，但社区缺少物资，缺少人手，我们也很无奈。”江岸区某社区书记郑玲告诉财新记者。
郑玲管辖的社区组织相当严密，社区23名工作人员，登记住户2000余户，划分为8个网格，每个网格员管200多户。郑玲介绍说，网格员对自己管理的户数情况基本了如指掌，组建微信群，发布通知，帮助居民办理低保、养老等等，社区工作一直有条不紊。“1月21日气氛突然变了。渐浓的年味突然被消毒水的刺激味道取代。街道下发给社区通知，要求全力做好疫情排查工作，同时还要兼顾社区稳定，照顾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的生活。”
1月23日武汉封城，公共交通停止，1月26日，市内交通禁行，居民基本都呆在家里。社区作为基层组织，应对的事务变得无比庞杂起来。
孤寡老人家里生活物资供应不上，工作人员要负责帮老人买水、买菜；一名尿毒症患者要去医院透析，社区要安排车……街道给社区配备了四辆出租车，用来困难群众的紧急情况。 “这些都还不难，最头疼的是如何处置发热和疑似新冠病患。”街道要求社区工作人员要挨家挨户上门登记排查发热患者的情况，早晚两次汇报居民发热情况。然而，没有护目镜，没有防护服，社区工作者仅戴一个口罩就入户排查。
统计结果显示，郑玲的社区里有17名发热疑似病患，死亡两人。“社区工作人员没有经过专业知识培训，大家心里恐慌。”两名社区工作者出现发烧现象后，郑玲不敢再让工作人员入户排查，改为每天电话了解相关情况。
1月25日，大年初一晚上10点，社区一位82岁的疑似患者老人高烧去世，死者家属打电话要求社区处理遗体。疑似病患死亡，必须要经过深度消杀，殡仪馆才同意搬运遗体。郑玲当天晚上不停打电话给防疫部门、疾控中心、社区卫生院，电话要么占线，要么接通后说向上面反映，然后没了消息。
1月26日早上，患者家属情绪激动，声称再不处理就要把遗体抬到社区服务中心。郑玲又打了一上午电话给民政局、卫生局等各个部门反复沟通，到中午12点，社区卫生院才来给遗体消毒，然后殡仪馆来车拉走遗体。
死者家属认为社区处理太慢，打了投诉电话。“我们没有任何权力，头一次处理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要找哪些部门，给各部门打电话得到的回复一头雾水。”郑玲觉得有点委屈，“社区工作者和居民直接接触，居民只会把气撒在我们头上”。
同样物资短缺和超负荷工作的还有社区卫生院。1月24日，武汉市抗疫指挥部七号通告称，为解决发热病人筛选、分类和救治，社区收集发热病人信息后，报社区卫生院对病人进行筛选分类，初筛后不需要前往发热门诊的，社区落实在家观察，需要前往发热门诊就诊的，重症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系医疗救治组送达发热门诊。
基层社区卫生院要对居民进行发热初筛，基层医生要直面疑似患者，但他们的医疗物资同样紧缺。1月27日，财新记者走访江岸区宝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门诊看到两名医护人员仅戴着口罩，没有护目镜和防护衣。
该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杨庆红说，整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0名工作人员，只有一套防护服，用紫外线照射反复使用，谁接诊疑似病患谁穿。医生头戴的一次性帽子是反复使用，库存的口罩也马上要用完了。幸好当天快下班的时候，他们领到了35套防护服和一批口罩，但也得省着用。
杨庆红说，1月27日他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出诊，看了100名病人，其中30多位发烧患者，2例疑似重症患者，转诊去了发热门诊。
“维护社区稳定是我们的职责，无怨无悔，但我们也是普通的社区工作者，没有资源，冲锋在第一线，希望我们的安全能有所保障。”郑玲说。
社区工作者的困境也引起社会爱心人士的关注。财新记者了解到，1月27日，武汉志愿者上门送了3000个口罩给郑玲所在的社区。郑玲留下200个口罩，把2800个口罩分给周边的14个社区。（张莉、郑玲为化名）
（记者 萧辉）1月26日，仅戴一个普通口罩的社区工作者张莉带着两名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的医务人员，在居民楼下等一对发烧的老年夫妻，准备送医。
当天上午，一名64岁的居民到社区服务站登记求助，他自1月17日开始发烧，到医院拍CT显示双肺感染，由于床位不足，医院只给打针，无法收治入院。1月23日武汉封城公共交通不便，老人没再去医院，呆在家里，到大年初二这天，夫妻俩一个发烧38度，一个发烧38.5度，向社区求救安排车去医院。
1月23日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封城令”下，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1月25日第九号通告又宣布，自1月26日0时始，除经许可的保供运输车、免费交通车、公务用车外，中心城区区域实行机动车禁行管理。发热和疑似新冠病患看病出行成了一个大难题。根据1月24日的第八号通告，全市紧急征招6000台巡游和网约出租车，作为应急用车分配给中心城区1159个社区，由社区居委会统一调度使用，供社区居民提供上门送菜、送药、送餐服务；发热疾病患者原则上只能通过卫生防疫部门专业交通工具运送，紧急情况确需应急车辆运送的，社区应立即报区卫生防疫部门为驾驶员采取必须的隔离防护措施。
社区书记也找不到救护车，打了三个小时电话，终于从别的社区卫生站借到一辆。张莉负责对接疑似病患和医疗人员，她仅有一个口罩，而且是喷洒酒精后重复使用的。“社区服务站这样的口罩马上就没了，更不用提防护服和护目镜。”张莉告诉财新记者，当她和全副武装的医疗人员站在一起接疑似病患，她觉得自己在“裸奔”。
张莉是武汉青山区某社区的网格员，她负责的网格内有900余户居民。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张莉的首要任务是对管辖网格内的住户进行发热情况排查。除夕那天，她挨家挨户上门登记排查情况，戴的就是这个普通口罩。
1月26日晚，张莉觉得喉咙疼，量体温37.5，她把当天所有的衣服清洗消毒，和家人隔离。张莉说，她对新冠病毒的了解都是从网络上学来的，并不比普通居民了解得更多。
张莉把她和医疗服务员同框的照片发到社区工作者群，引发社区工作者悲鸣。“我们在基层直接面对居民，处理各种紧急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接触感染病毒了。”
疫情防控关键时期，除了医院，社区是另一个不见硝烟的主战场，目前仍然有不少疑似患者和潜伏期而不自知的病人没有收治住院，散落在社区各个角落里。如何追踪防控疑似患者和密切接触者，也是防止疫情扩散的关键一环。
在1月27日国家卫健委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重点谈到了社区防控工作，“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充分发挥基层社区包括农村社区的动员能力，实行地毯式追踪网格化管理，将防控措施落实到户、到人，群防群控，稳防稳控”。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多次强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落实分级分类筛查的会议也都强调，要强化社区网格化防控措施，加强入户排查和流动人员登记，做好发热人员排查、诊断。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1月28日接受采访时指出，早发现、早隔离是应对传染病疫情最原始但也最有效的两条，而社区医疗和疾控工作，事关“内防扩散”的及早隔离，与疑似病患及早发现送医救治的大局。但财新记者在武汉多个社区调查了解到，社区工作站防护物资普遍紧缺，工作人员超负荷工作。
“政府说了居民有困难找社区，但社区缺少物资，缺少人手，我们也很无奈。”江岸区某社区书记郑玲告诉财新记者。
郑玲管辖的社区组织相当严密，社区23名工作人员，登记住户2000余户，划分为8个网格，每个网格员管200多户。郑玲介绍说，网格员对自己管理的户数情况基本了如指掌，组建微信群，发布通知，帮助居民办理低保、养老等等，社区工作一直有条不紊。“1月21日气氛突然变了。渐浓的年味突然被消毒水的刺激味道取代。街道下发给社区通知，要求全力做好疫情排查工作，同时还要兼顾社区稳定，照顾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的生活。”
1月23日武汉封城，公共交通停止，1月26日，市内交通禁行，居民基本都呆在家里。社区作为基层组织，应对的事务变得无比庞杂起来。
孤寡老人家里生活物资供应不上，工作人员要负责帮老人买水、买菜；一名尿毒症患者要去医院透析，社区要安排车……街道给社区配备了四辆出租车，用来困难群众的紧急情况。 “这些都还不难，最头疼的是如何处置发热和疑似新冠病患。”街道要求社区工作人员要挨家挨户上门登记排查发热患者的情况，早晚两次汇报居民发热情况。然而，没有护目镜，没有防护服，社区工作者仅戴一个口罩就入户排查。
统计结果显示，郑玲的社区里有17名发热疑似病患，死亡两人。“社区工作人员没有经过专业知识培训，大家心里恐慌。”两名社区工作者出现发烧现象后，郑玲不敢再让工作人员入户排查，改为每天电话了解相关情况。
1月25日，大年初一晚上10点，社区一位82岁的疑似患者老人高烧去世，死者家属打电话要求社区处理遗体。疑似病患死亡，必须要经过深度消杀，殡仪馆才同意搬运遗体。郑玲当天晚上不停打电话给防疫部门、疾控中心、社区卫生院，电话要么占线，要么接通后说向上面反映，然后没了消息。
1月26日早上，患者家属情绪激动，声称再不处理就要把遗体抬到社区服务中心。郑玲又打了一上午电话给民政局、卫生局等各个部门反复沟通，到中午12点，社区卫生院才来给遗体消毒，然后殡仪馆来车拉走遗体。
死者家属认为社区处理太慢，打了投诉电话。“我们没有任何权力，头一次处理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要找哪些部门，给各部门打电话得到的回复一头雾水。”郑玲觉得有点委屈，“社区工作者和居民直接接触，居民只会把气撒在我们头上”。
同样物资短缺和超负荷工作的还有社区卫生院。1月24日，武汉市抗疫指挥部七号通告称，为解决发热病人筛选、分类和救治，社区收集发热病人信息后，报社区卫生院对病人进行筛选分类，初筛后不需要前往发热门诊的，社区落实在家观察，需要前往发热门诊就诊的，重症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系医疗救治组送达发热门诊。
基层社区卫生院要对居民进行发热初筛，基层医生要直面疑似患者，但他们的医疗物资同样紧缺。1月27日，财新记者走访江岸区宝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门诊看到两名医护人员仅戴着口罩，没有护目镜和防护衣。
该卫生服务中心医生杨庆红说，整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0名工作人员，只有一套防护服，用紫外线照射反复使用，谁接诊疑似病患谁穿。医生头戴的一次性帽子是反复使用，库存的口罩也马上要用完了。幸好当天快下班的时候，他们领到了35套防护服和一批口罩，但也得省着用。
杨庆红说，1月27日他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出诊，看了100名病人，其中30多位发烧患者，2例疑似重症患者，转诊去了发热门诊。
“维护社区稳定是我们的职责，无怨无悔，但我们也是普通的社区工作者，没有资源，冲锋在第一线，希望我们的安全能有所保障。”郑玲说。
社区工作者的困境也引起社会爱心人士的关注。财新记者了解到，1月27日，武汉志愿者上门送了3000个口罩给郑玲所在的社区。郑玲留下200个口罩，把2800个口罩分给周边的14个社区。（张莉、郑玲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