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左）与父亲习仲勋和弟弟习远平，摄于1958年。
1976年6月的一个晚上，一位邻居去习仲勋家探望，只见老人坐在黑暗中，正喝着廉价的白酒独自垂泪。习仲勋曾任副总理，被打倒后下放到中国中部的一家工厂。他向来者解释说，那天是儿子习近平的生日。老人对近平和其他家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吃了那么多苦感到内疚。
一个月后，刚过23岁生日的习近平去看望父亲。父亲让他背诵了毛泽东的两篇著名讲话：《矛盾论》和《实践论》。
那年秋天，随着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了。后来，习仲勋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担任国家领导人，以改革派形象著称。他的儿子习近平在2012年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制定了自毛泽东以来最专制的路线。
当代中国最持久的争论之一（对许多人来说，也是最大的失望之一）是，习近平为什么没有成为像他父亲那样的人。虽然父子俩都在毛泽东的专制统治下受过迫害，但为什么习近平成了统治者后效仿的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不是他父亲可能更偏爱的那种更为开放、更为制度化的方式治理国家呢？
中国问题学者唐志学(Joseph Torigian)在他新出版的习仲勋传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为我们了解中国做出重要贡献。这部考据严谨的著作讲述了一位在人性与党性间挣扎的人的故事，同时还揭示了中共运作的深层机制，以及塑造习仲勋之子执政风格和权力观念的人类苦难。
“有些人也许想知道，习近平为什么会对一个曾经严厉迫害父亲的组织如此之忠诚，”美国大学副教授、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唐志学写道。“更好的问题可能是：习近平怎么可能背叛父亲为之付出如此巨大牺牲的党呢？”
习近平与父亲、妻子彭丽媛和女儿习明泽，拍摄日期不详。
新书的名字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The Party’s Interests Come First），书中描绘了党内固有的矛盾，党的高层领导人过着扭曲的生活。在一个严苛的体制下，他们命中注定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
唐志学写道，写这本书（将在周二出版）不是要对习近平进行心理分析。但了解习仲勋的一生有助于揭示其子如今统治的中国所走过的道路。这位父亲的职业生涯充满矛盾，其中既有理想主义与精神创伤的交织，又含抱负与克制的角力，这在其子的治国之道中得以传承，既成为政治遗产，亦化作警示。
唐志学写道，在习近平的一生中，他始终忠于两个要求绝对服从的制度：党和家庭。据多方记载，他父亲对子女“严厉管教”。小时候，习近平在春节聚会上要给父亲磕头——姿势不对还会被打屁股。这个新年传统一直延续到长大成人。即使在习近平出名后，他也会恭敬地站在一旁，等父亲示意后才就坐。
“党和父亲，两者都是‘不公平’的严厉管教者，或许两者结合在一起可能激发了一种与预期相反的格外强烈的热情，”唐志学写道。
习仲勋1913年出生在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陕西的一个村庄，13岁时加入共产主义运动，32岁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46岁成为副总理。书中的人们形容他质朴无华、风度翩翩、平易近人、彬彬有礼。就连达赖喇嘛对习仲勋的回忆也是“和蔼可亲”，达赖喇嘛在20世纪50年代逃离西藏之前曾与习仲勋一起共事。
有时，习仲勋似乎真诚地关心普通百姓的生活。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毛泽东式的强人统治绝不应该重演。他帮助成立了深圳经济特区，那是中国对外开放初期的一个核心举措，他比大多数中国领导人都更容忍异见。
但正如唐志学观察的那样，“习仲勋的‘自由’情怀只是相对的，而且可能很快改变。”
1950年初，毛泽东对西北地区只有大约500名反革命分子被处决感到不满。当时负责该地区事务的习仲勋作出的回应是加大镇压力度，后来还誓言要“杀更多的人，以制造敬畏和恐惧”。
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的习近平（右），摄于1988年。
考虑到习仲勋有改革派的名声，许多中国人曾认为他对镇压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活动持反对态度。在20世纪80年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期间，他一直提倡法治和新闻自由，甚至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
然而，一旦党决定了行动方针，他就会支持，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是这样做的。“六四”大屠杀发生十天后，他探望了受伤的士兵，并把那次镇压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他的儿子习近平对学生们持更怀疑的态度。在习近平眼里，学生们的做法与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一样。“没有安定团结，一切都无从谈起！”习近平在流血事件发生几周前的一个讲话中说。他当时是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
直到今天，习近平仍不容忍异见，一直强调安定团结，他的维稳做法有时让一些人付出巨大代价。
所以从政治上看，他是父亲政治遗产的继承者呢，还是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毛泽东专制衣钵的继承人？
“习近平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拒绝父亲的政治遗产，也不认为自己是在走毛泽东的路线——至少不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路线，”唐志学在一次采访中对我说。“他似乎认为自己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既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极左，也不像改革开放时期那样自由。”
这也许能帮助解释习近平统治的矛盾之处。他已加强了国家安全和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这些优先事项往往阻碍了经济发展。尽管如此，他仍然关注经济增长。一些中国人把这种双重抱负称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唐志学这本书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它毫不掩饰地描绘了中共的残酷，它不仅对广大的中国公众如此，对党内的人也是如此。中共的历次清洗和运动造成数量巨大的死亡、监禁或迫害。
习仲勋被清洗是在1962年，毛泽东谴责他参与了反党阴谋。受这场苦难影响的远不止他的家人。据书中的说法，约有两万人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成员，遭受了迫害。至少有200人被打死、逼疯，或被打成重伤。习仲勋的秘书回忆说，这位老人甚至在多年时间里无法忍受听到“牵连”这个词。
习仲勋在西安发表讲话，摄于1949年6月。
后来，已经被下放到工厂的习仲勋又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带走，在所谓的批斗会上遭受羞辱和殴打。他被单独监禁，八年没有见过家人。习仲勋似乎出了精神问题，导致他经常哭。他有一个女儿自杀身亡。习仲勋与第一任妻子育有三个孩子，与第二任妻子育有四个孩子，其中包括习近平。
父亲被打倒时，习近平九岁。习近平本人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批斗会上受到迫害和羞辱，并两次被监禁。15岁时，他离开北京，到陕西省的一个贫困农村劳动，直到1975年才回北京入读清华大学。他后来会说自己“比大多数人吃过更多的苦”。
尽管父子俩都经历过深重的磨难，但他们对党的忠诚从未动摇。“在党内，磨难意味着‘锤炼’或增强一个人的意志力和奉献精神，”唐志学写道。
“锤炼”的主题贯穿全书，有助于解释习近平的毅力和盲点。
我不久前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特朗普总统对一个不怕让人民吃苦的领导人发动了贸易战。当中国的青年失业率2023年飙升时，习近平曾要求年轻人“自找苦吃”。
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腔调和思维方式与父亲如出一辙，沉浸于革命斗争、严格要求的艰苦，以及对党的道德权威坚定不移的信念。
问题是，吃苦对中国的年轻一代是否仍有意义。“习近平说，每代人需要打自己的仗，”唐志学说。“这究竟是战斗号角，还是对过去令人厌烦的附和，实在难以断言。”
习近平（左）与父亲习仲勋和弟弟习远平，摄于1958年。
1976年6月的一个晚上，一位邻居去习仲勋家探望，只见老人坐在黑暗中，正喝着廉价的白酒独自垂泪。习仲勋曾任副总理，被打倒后下放到中国中部的一家工厂。他向来者解释说，那天是儿子习近平的生日。老人对近平和其他家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吃了那么多苦感到内疚。
一个月后，刚过23岁生日的习近平去看望父亲。父亲让他背诵了毛泽东的两篇著名讲话：《矛盾论》和《实践论》。
那年秋天，随着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了。后来，习仲勋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担任国家领导人，以改革派形象著称。他的儿子习近平在2012年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制定了自毛泽东以来最专制的路线。
当代中国最持久的争论之一（对许多人来说，也是最大的失望之一）是，习近平为什么没有成为像他父亲那样的人。虽然父子俩都在毛泽东的专制统治下受过迫害，但为什么习近平成了统治者后效仿的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不是他父亲可能更偏爱的那种更为开放、更为制度化的方式治理国家呢？
中国问题学者唐志学(Joseph Torigian)在他新出版的习仲勋传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为我们了解中国做出重要贡献。这部考据严谨的著作讲述了一位在人性与党性间挣扎的人的故事，同时还揭示了中共运作的深层机制，以及塑造习仲勋之子执政风格和权力观念的人类苦难。
“有些人也许想知道，习近平为什么会对一个曾经严厉迫害父亲的组织如此之忠诚，”美国大学副教授、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唐志学写道。“更好的问题可能是：习近平怎么可能背叛父亲为之付出如此巨大牺牲的党呢？”
习近平与父亲、妻子彭丽媛和女儿习明泽，拍摄日期不详。
新书的名字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The Party’s Interests Come First），书中描绘了党内固有的矛盾，党的高层领导人过着扭曲的生活。在一个严苛的体制下，他们命中注定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
唐志学写道，写这本书（将在周二出版）不是要对习近平进行心理分析。但了解习仲勋的一生有助于揭示其子如今统治的中国所走过的道路。这位父亲的职业生涯充满矛盾，其中既有理想主义与精神创伤的交织，又含抱负与克制的角力，这在其子的治国之道中得以传承，既成为政治遗产，亦化作警示。
唐志学写道，在习近平的一生中，他始终忠于两个要求绝对服从的制度：党和家庭。据多方记载，他父亲对子女“严厉管教”。小时候，习近平在春节聚会上要给父亲磕头——姿势不对还会被打屁股。这个新年传统一直延续到长大成人。即使在习近平出名后，他也会恭敬地站在一旁，等父亲示意后才就坐。
“党和父亲，两者都是‘不公平’的严厉管教者，或许两者结合在一起可能激发了一种与预期相反的格外强烈的热情，”唐志学写道。
习仲勋1913年出生在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陕西的一个村庄，13岁时加入共产主义运动，32岁时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46岁成为副总理。书中的人们形容他质朴无华、风度翩翩、平易近人、彬彬有礼。就连达赖喇嘛对习仲勋的回忆也是“和蔼可亲”，达赖喇嘛在20世纪50年代逃离西藏之前曾与习仲勋一起共事。
有时，习仲勋似乎真诚地关心普通百姓的生活。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毛泽东式的强人统治绝不应该重演。他帮助成立了深圳经济特区，那是中国对外开放初期的一个核心举措，他比大多数中国领导人都更容忍异见。
但正如唐志学观察的那样，“习仲勋的‘自由’情怀只是相对的，而且可能很快改变。”
1950年初，毛泽东对西北地区只有大约500名反革命分子被处决感到不满。当时负责该地区事务的习仲勋作出的回应是加大镇压力度，后来还誓言要“杀更多的人，以制造敬畏和恐惧”。
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时的习近平（右），摄于1988年。
考虑到习仲勋有改革派的名声，许多中国人曾认为他对镇压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活动持反对态度。在20世纪80年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期间，他一直提倡法治和新闻自由，甚至建议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
然而，一旦党决定了行动方针，他就会支持，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是这样做的。“六四”大屠杀发生十天后，他探望了受伤的士兵，并把那次镇压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他的儿子习近平对学生们持更怀疑的态度。在习近平眼里，学生们的做法与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一样。“没有安定团结，一切都无从谈起！”习近平在流血事件发生几周前的一个讲话中说。他当时是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
直到今天，习近平仍不容忍异见，一直强调安定团结，他的维稳做法有时让一些人付出巨大代价。
所以从政治上看，他是父亲政治遗产的继承者呢，还是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毛泽东专制衣钵的继承人？
“习近平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拒绝父亲的政治遗产，也不认为自己是在走毛泽东的路线——至少不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路线，”唐志学在一次采访中对我说。“他似乎认为自己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既不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极左，也不像改革开放时期那样自由。”
这也许能帮助解释习近平统治的矛盾之处。他已加强了国家安全和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这些优先事项往往阻碍了经济发展。尽管如此，他仍然关注经济增长。一些中国人把这种双重抱负称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唐志学这本书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它毫不掩饰地描绘了中共的残酷，它不仅对广大的中国公众如此，对党内的人也是如此。中共的历次清洗和运动造成数量巨大的死亡、监禁或迫害。
习仲勋被清洗是在1962年，毛泽东谴责他参与了反党阴谋。受这场苦难影响的远不止他的家人。据书中的说法，约有两万人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成员，遭受了迫害。至少有200人被打死、逼疯，或被打成重伤。习仲勋的秘书回忆说，这位老人甚至在多年时间里无法忍受听到“牵连”这个词。
习仲勋在西安发表讲话，摄于1949年6月。
后来，已经被下放到工厂的习仲勋又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带走，在所谓的批斗会上遭受羞辱和殴打。他被单独监禁，八年没有见过家人。习仲勋似乎出了精神问题，导致他经常哭。他有一个女儿自杀身亡。习仲勋与第一任妻子育有三个孩子，与第二任妻子育有四个孩子，其中包括习近平。
父亲被打倒时，习近平九岁。习近平本人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批斗会上受到迫害和羞辱，并两次被监禁。15岁时，他离开北京，到陕西省的一个贫困农村劳动，直到1975年才回北京入读清华大学。他后来会说自己“比大多数人吃过更多的苦”。
尽管父子俩都经历过深重的磨难，但他们对党的忠诚从未动摇。“在党内，磨难意味着‘锤炼’或增强一个人的意志力和奉献精神，”唐志学写道。
“锤炼”的主题贯穿全书，有助于解释习近平的毅力和盲点。
我不久前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写道，特朗普总统对一个不怕让人民吃苦的领导人发动了贸易战。当中国的青年失业率2023年飙升时，习近平曾要求年轻人“自找苦吃”。
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腔调和思维方式与父亲如出一辙，沉浸于革命斗争、严格要求的艰苦，以及对党的道德权威坚定不移的信念。
问题是，吃苦对中国的年轻一代是否仍有意义。“习近平说，每代人需要打自己的仗，”唐志学说。“这究竟是战斗号角，还是对过去令人厌烦的附和，实在难以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