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0月2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宣布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为“不受欢迎的人”（persona non grata），并禁止其入境，只因其声明中仅呼吁了停火而却未谴责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导弹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这是以色列政府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又一次攻击”，同时还表示“不承认‘不受欢迎的人’可以用在联合国工作人员身上。”
以色列对联合国的偏见以及对联合国存在反犹太主义的指责，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但自从去年10 月 7 日爆发加沙危机后，二者之间的裂痕变得更深了。针锋相对的背后，我们不妨在这一关键节点总结一下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上的处境，以及联合国在加沙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 图源：联合国新闻
以色列开启潘多拉魔盒：代价是什么？ 众所周知，美西方所推崇的是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我国所倡导的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寥寥几个字的差别，背后却是大有不同，这也为以色列大胆践踏国际法提供了理论支撑。基于此，以色列对于现行国际规则只会作出有利于自身的解释，并进行选择性适用。然而，若是放任以色列继续这样“无法无天”的状态，以色列及其美西方盟友将不得不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
以色列把去年10月7日哈马斯的袭击定性为“恐怖主义”，并将该事件当作是一切的起点，顺势将此后以色列的所有武力使用行为解释为行使自卫权。然而，早在2004 年，国际法院就“关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发表的咨询意见中便认为以色列对于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恐怖袭击不享有自卫权。此外，行使自卫权还必须符合习惯国际法对于“必要性”和“相称性”的要求。以色列的大规模“自卫”行为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破坏，与其声称的自卫及解救人质的目的所必要的武力程度，显然并不相称。
可惜的是，一年时间过去了，在美西方盟友的帮助下，以色列的过度自卫并未及时得到应有的修正。其实自“9.11”事件以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就已经开始支持对使用武力自卫的权利进行扩大解释，以便他们随时随地对恐怖分子进行军事干预。该做法所带来的“寒蝉效应”是反恐怖主义与自卫权的定义和标准被泛化，其他国家会更为频繁地引用“反恐怖主义”和“自卫权”作为合法使用武力的借口，这也进一步意味着，武力的使用门槛将变得越来越低，武装冲突爆发的概率也将变得越来越大。可被泛化后的新标准同样也会成为飞向以色列及其他美西方国家自身的一枚回旋镖，他们在将来也有可能会被以同样的理由和标准成为攻击目标。同时，随意更改标准和规则也会使得这些国家在判断内部局势时变得提心吊胆，影响到它们的内部稳定。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日前便发布警告称该国10月7日可能存在极端主义分子的暴力活动，或许他们自己都难以分清“极端主义”的标准是什么了。
黎巴嫩的废墟 | 图源：联合国新闻
不仅如此，以色列军事上的捷报频传，伴随而来的是外交上的节节败退。短短一年时间，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国际声誉已经显著下降，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均连续下调了以色列的主权信用评级。除此之外，我们更为熟知的便是世界各地高校爆发的反对以色列的学生运动。声誉的下降会进一步影响以色列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例如国际冰球联合会和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组织方均宣布将禁止以色列代表团参赛。
在外交上，抛开中东地区内诸多阿拉伯国家及伊朗不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便多次直言不讳地抨击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南非一马当先将以色列诉至国际法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则呼吁制裁以色列官员，就连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开始呼吁各国停止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作战提供武器。在古特雷斯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后，安理会便立马声援秘书长，申明全力支持古特雷斯和整个联合国的重要作用。不难预见，若以色列还不采取措施积极管控加沙危机，其所失去的将不再仅仅是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未来还将失去全球南方、甚至是其美西方盟友的支持。
回顾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上的努力在谈到解决巴以问题的付出时，联合国真的就只是个摆设吗？笔者认为，我们需要辩证看待联合国所能发挥的作用。
一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并不仅仅是在大众眼里的手无实权的“吉祥物”。他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直言道：“联合国秘书长的权力非常有限，也几乎没有能力调动财政资源。但我还能做的事有两件，一是发声，二是召集善意人士来处理和解决问题。”换言之，古特雷斯一直在积极利用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便利，站在聚光灯下大声疾呼。作为国际社会各个成员之间的信息桥梁与沟通中介，他的间接影响力却是无法量化的。反过来说，以色列“制裁”古特雷斯也并不能堵住他的嘴巴，他无须入境以色列，以色列更是没资格阻拦他前往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可见，以色列此举看似嚣张，实则只是一步对自己弊大于利的臭棋。
图源：联合国新闻
另一方面，联合国体系内的各机构就巴以问题也开展了诸多行动。首先是安理会，其先后于今年3月和6月通过了要求在斋月期间实现停火的第2728号决议以及美国提出三阶段停火方案的第2735 号决议。其次，联合国大会也曾多次召开紧急特别会议讨论加沙局势并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呼吁停火、保护平民以及要求以色列离开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决议。此外，国际法院针对南非起诉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案发布临时措施，要求以色列“采取其权力范围内的一切措施”防止种族灭绝行为。而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指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并申请对他们签发逮捕令。最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卫组织以及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等机构奋斗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向加沙地带运送重要物资，包括食物、燃油、疫苗、医疗用品等。
饱受诟病的联合国仍不可或缺近几十年来，安理会作为联合国的核心权力机构，因其对巴以冲突的讨论呈现出相似的基本动态而饱受诟病：美国利用否决权阻止对以色列的批评，而阿拉伯国家则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保卫巴勒斯坦人民。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给联合国的国际信誉造成了极大的外交损害，也反映出安理会改革事宜的紧迫性。对于安理会改革，我国外交部长王毅的看法可以总结为三点：一是提高“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二是要锚定对非洲作出优先特殊安排的改革路径，三是要把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的主渠道设在联大框架下。
安理会改革任重道远，尽管遥遥无期，但加沙危机想要真正得到解决，仍然离不开联合国。刚卸任的前联大主席弗朗西斯曾表示，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像联合国一样，有能力召集193个国家，让它们“以理性、文明的方式”讨论各自的问题和关切，以寻求解决方案。就连以色列前任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也认为，哪怕存在诸多分歧，以色列也不会退出联合国这一难得的与持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进行对话交流的平台。
未来峰会开幕式 | 图源：联合国新闻
一方面，尽管大国间愈发难以达成共识，但倘若失去了联合国这讨论平台，世界只会走向更加支离破碎的未来。另一方面，联大第76/262号决议规定，如果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联大应在之后的10日内召开一次大会正式会议就投否决票所涉情势进行辩论。该决议使得联大能够曝光一切违反国际法或者双重标准的行为，让行为国接受国际社会的舆论监督和施压，对近乎沦为大国博弈工具的安理会进行反向修正。
在冲突频发的这些年，无论是对于古特雷斯还是对于整个联合国系统来说，都是最艰难的时刻。在这样严峻的背景下，刚落幕不久的“未来峰会”和会上通过的《未来契约》，以及新一轮的联大一般性辩论，都在传递出一个积极的信息：联合国始终在行动。
当地时间10月2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宣布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为“不受欢迎的人”（persona non grata），并禁止其入境，只因其声明中仅呼吁了停火而却未谴责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导弹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对此回应表示：“这是以色列政府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又一次攻击”，同时还表示“不承认‘不受欢迎的人’可以用在联合国工作人员身上。”
以色列对联合国的偏见以及对联合国存在反犹太主义的指责，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但自从去年10 月 7 日爆发加沙危机后，二者之间的裂痕变得更深了。针锋相对的背后，我们不妨在这一关键节点总结一下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上的处境，以及联合国在加沙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 图源：联合国新闻
以色列开启潘多拉魔盒：代价是什么？ 众所周知，美西方所推崇的是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我国所倡导的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寥寥几个字的差别，背后却是大有不同，这也为以色列大胆践踏国际法提供了理论支撑。基于此，以色列对于现行国际规则只会作出有利于自身的解释，并进行选择性适用。然而，若是放任以色列继续这样“无法无天”的状态，以色列及其美西方盟友将不得不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
以色列把去年10月7日哈马斯的袭击定性为“恐怖主义”，并将该事件当作是一切的起点，顺势将此后以色列的所有武力使用行为解释为行使自卫权。然而，早在2004 年，国际法院就“关于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发表的咨询意见中便认为以色列对于来自非国家行为体的恐怖袭击不享有自卫权。此外，行使自卫权还必须符合习惯国际法对于“必要性”和“相称性”的要求。以色列的大规模“自卫”行为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破坏，与其声称的自卫及解救人质的目的所必要的武力程度，显然并不相称。
可惜的是，一年时间过去了，在美西方盟友的帮助下，以色列的过度自卫并未及时得到应有的修正。其实自“9.11”事件以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就已经开始支持对使用武力自卫的权利进行扩大解释，以便他们随时随地对恐怖分子进行军事干预。该做法所带来的“寒蝉效应”是反恐怖主义与自卫权的定义和标准被泛化，其他国家会更为频繁地引用“反恐怖主义”和“自卫权”作为合法使用武力的借口，这也进一步意味着，武力的使用门槛将变得越来越低，武装冲突爆发的概率也将变得越来越大。可被泛化后的新标准同样也会成为飞向以色列及其他美西方国家自身的一枚回旋镖，他们在将来也有可能会被以同样的理由和标准成为攻击目标。同时，随意更改标准和规则也会使得这些国家在判断内部局势时变得提心吊胆，影响到它们的内部稳定。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日前便发布警告称该国10月7日可能存在极端主义分子的暴力活动，或许他们自己都难以分清“极端主义”的标准是什么了。
黎巴嫩的废墟 | 图源：联合国新闻
不仅如此，以色列军事上的捷报频传，伴随而来的是外交上的节节败退。短短一年时间，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国际声誉已经显著下降，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均连续下调了以色列的主权信用评级。除此之外，我们更为熟知的便是世界各地高校爆发的反对以色列的学生运动。声誉的下降会进一步影响以色列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例如国际冰球联合会和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组织方均宣布将禁止以色列代表团参赛。
在外交上，抛开中东地区内诸多阿拉伯国家及伊朗不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便多次直言不讳地抨击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南非一马当先将以色列诉至国际法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则呼吁制裁以色列官员，就连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开始呼吁各国停止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作战提供武器。在古特雷斯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后，安理会便立马声援秘书长，申明全力支持古特雷斯和整个联合国的重要作用。不难预见，若以色列还不采取措施积极管控加沙危机，其所失去的将不再仅仅是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未来还将失去全球南方、甚至是其美西方盟友的支持。
回顾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上的努力在谈到解决巴以问题的付出时，联合国真的就只是个摆设吗？笔者认为，我们需要辩证看待联合国所能发挥的作用。
一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并不仅仅是在大众眼里的手无实权的“吉祥物”。他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直言道：“联合国秘书长的权力非常有限，也几乎没有能力调动财政资源。但我还能做的事有两件，一是发声，二是召集善意人士来处理和解决问题。”换言之，古特雷斯一直在积极利用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便利，站在聚光灯下大声疾呼。作为国际社会各个成员之间的信息桥梁与沟通中介，他的间接影响力却是无法量化的。反过来说，以色列“制裁”古特雷斯也并不能堵住他的嘴巴，他无须入境以色列，以色列更是没资格阻拦他前往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可见，以色列此举看似嚣张，实则只是一步对自己弊大于利的臭棋。
图源：联合国新闻
另一方面，联合国体系内的各机构就巴以问题也开展了诸多行动。首先是安理会，其先后于今年3月和6月通过了要求在斋月期间实现停火的第2728号决议以及美国提出三阶段停火方案的第2735 号决议。其次，联合国大会也曾多次召开紧急特别会议讨论加沙局势并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呼吁停火、保护平民以及要求以色列离开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决议。此外，国际法院针对南非起诉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案发布临时措施，要求以色列“采取其权力范围内的一切措施”防止种族灭绝行为。而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指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并申请对他们签发逮捕令。最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卫组织以及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等机构奋斗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向加沙地带运送重要物资，包括食物、燃油、疫苗、医疗用品等。
饱受诟病的联合国仍不可或缺近几十年来，安理会作为联合国的核心权力机构，因其对巴以冲突的讨论呈现出相似的基本动态而饱受诟病：美国利用否决权阻止对以色列的批评，而阿拉伯国家则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保卫巴勒斯坦人民。美国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给联合国的国际信誉造成了极大的外交损害，也反映出安理会改革事宜的紧迫性。对于安理会改革，我国外交部长王毅的看法可以总结为三点：一是提高“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二是要锚定对非洲作出优先特殊安排的改革路径，三是要把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的主渠道设在联大框架下。
安理会改革任重道远，尽管遥遥无期，但加沙危机想要真正得到解决，仍然离不开联合国。刚卸任的前联大主席弗朗西斯曾表示，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像联合国一样，有能力召集193个国家，让它们“以理性、文明的方式”讨论各自的问题和关切，以寻求解决方案。就连以色列前任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也认为，哪怕存在诸多分歧，以色列也不会退出联合国这一难得的与持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进行对话交流的平台。
未来峰会开幕式 | 图源：联合国新闻
一方面，尽管大国间愈发难以达成共识，但倘若失去了联合国这讨论平台，世界只会走向更加支离破碎的未来。另一方面，联大第76/262号决议规定，如果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联大应在之后的10日内召开一次大会正式会议就投否决票所涉情势进行辩论。该决议使得联大能够曝光一切违反国际法或者双重标准的行为，让行为国接受国际社会的舆论监督和施压，对近乎沦为大国博弈工具的安理会进行反向修正。
在冲突频发的这些年，无论是对于古特雷斯还是对于整个联合国系统来说，都是最艰难的时刻。在这样严峻的背景下，刚落幕不久的“未来峰会”和会上通过的《未来契约》，以及新一轮的联大一般性辩论，都在传递出一个积极的信息：联合国始终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