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玄奘寺竟然供奉战犯排位？
刚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气愤，但查了一些信息后，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而这件事背后，还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首先，这不是寺院的供奉牌位，而是面向公众的超度牌位。
佛教徒发现了其中的玄机，浙江省天台山翠屏寺住持雪相法师特意撰文，其中提到，“所谓供奉战犯的牌位，根本不是什么长生牌位，而是超度孤魂野鬼的超度牌位。”
而这种超度牌位，是对公众开放的，在各个寺庙都很常见，也是寺庙收入的一部分。
寺庙牌位有两种，一种是红色的延生牌位，也叫祈福、长生牌位，这是为在世的活人立的，可以增福增寿，一般是立给恩人的。
另一种是黄色的往生牌位，也叫超度牌位，这是立给过世的亡灵的，可以立给父母师长，也可以立给冤亲债主，有恩于自己或伤害过自己的人。
我们不清楚立这个牌位的“吴啊萍”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是要消除这些战犯的业障，还是要把战犯当成亲人，这个需要找到本人才知道。
但不管这个“吴啊萍”是出于何种动机，这都是个人的，而不是寺院的。
到了寺院，不管是妖魔鬼怪，还是善男信女，都是要跪伏佛法的。在西游记中，各位菩萨收服的妖怪不少吧？
其次，佛法是普度的，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
佛教讲究普度众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管你是好人坏人，是贪官清官，到了佛教这里，都不会将你拒之门外的，但前提是，要弃恶扬善，放下欲望。
不过，这并不代表做的好事、坏事就会一笔勾销。
佛教讲究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六道中，天道、人道、阿修罗道，这三道被称为三善道；畜生、饿鬼、地狱，这三道被称为三恶道。
其实，不管这些战犯有没有在往生牌位上，他们必然是从饿鬼道堕入地狱道。
即便跪倒在佛祖面前，也无法消除那些恶业。
第三，佛教是爱国的，也是反战的。
拿传真法师出家的栖霞寺来说，就有一段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
在1937年日军侵入南京后，寂然法师等一种僧人自发组织起来，创办佛教难民收容所，先后援助和安置难民24000多人，许多僧人因此惨死。
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寂然法师等僧人仍然一边援助伤病难民，一边设法保护抗日军人，掩护他们安全过江，又冒着生命危险把记录着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证的胶片送出南京。
这一故事在2005年被搬上荧屏，影片名为《栖霞寺1937》。
而玄奘寺的主持传真法师既是编剧，又是制片人，为了拍摄这部电影，他还成立了南京三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到了2017年，该公司又出品了电影《三藏塔1942》。
影片讲述的是1942年初冬，日军在雨花台大报恩寺三藏塔遗址挖到一石函，函内供奉有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并记载了唐代高僧玄奘顶骨舍利来南京安葬的经过。
日军想占为己有，运回国内，但在一众僧人、学生的抗议下，归还了一部分。
1943年，为供奉这部分失而复得的玄奘大师顶骨舍利，在小九华山上建成了三藏塔。
2003年，在三藏塔基础上又建成了南京玄奘寺，传真法师便从栖霞寺监院转任南京玄奘寺主持。
我们想想，这样一个有爱国传统的寺庙，拍过两部抗战影片的传真法师，怎么可能供奉战犯牌位？
别说供奉，超度都不可能。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玄奘寺和传真法师对这件事不知情。
像田中军吉、谷寿夫、松井石根、野田毅这些名字，知名度不如东条英机、冈村宁次、山本五十六，可能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很陌生，尽管他们的罪行却广为人知，野田毅是杀人比赛的战犯，田中军吉屠杀了300多中国军民，松井石根、谷寿夫是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指挥官。
除了松井石根是在东京执行了绞刑，其余三位战犯都被押到南京雨花台枪决。
这些名字传真法师可能知道，但是管理牌位的小和尚未必清楚。
有没有这种可能，是有人想借牌位管理的漏洞，毁掉有抗战美名的玄奘寺和传播抗战事迹的传真法师？
如果在事实未清前就换掉传真法师，是不是正中了圈套？
第四，传真法师太爱说话，朋友圈过于复杂。
南方周末2015年曾有过一篇报道，《方丈的官员朋友圈》。
传真法师在其中讲述了和多位领导官员的交往故事，其中既有知名落马官员原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原南京市长季建业，也有不具名的国家领导人，这些细节只有传真法师在内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
这些事情曝光后，这些人的子女、下属会不会记恨传真法师呢？
何况，早在2015年，他的微信朋友圈就有六万人，聊天群四百个，和他交往的官员会不会担心自己的事情也被他说出去呢？
而且，传真法师还是南京市政协委员、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曾因要竞选南京市宗教局副局长引发轩然大波。
他名下还有六家公司，不管这些公司是不是为弘扬佛法服务，此刻也都成了他的原罪。
传真法师曾表示他出家前的理想是做一名记者，出家之后还以敢于说话而闻名，还是第一位亲身参与拍摄电影的佛教僧人，第一位敢于公开竞选宗教局副局长的僧人。
所谓“人红是非多”，分析下来，传真法师潜在的敌人实在太多。
他有考虑欠周的地方，比如，将和官员的交往轶事公之于众，要知道，僧人应该像心理咨询师而非记者，要为客户保密的，他也有敢为人先的地方，拍摄抗战电影、竞选宗教局长。
但从公众角度、从佛教角度来讲，这样的僧人是值得敬重的，这样的法师也是应该保护的。
所谓南京玄奘寺供奉战犯牌位，要么是一场针对个人的阴谋，要么是一场变态者的闹剧。所谓民族情绪、民族感情，都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
但好处在于，这件事也让我们更了解那段历史，更了解佛法真义，更了解这位法师。
南京玄奘寺竟然供奉战犯排位？
刚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气愤，但查了一些信息后，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而这件事背后，还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首先，这不是寺院的供奉牌位，而是面向公众的超度牌位。
佛教徒发现了其中的玄机，浙江省天台山翠屏寺住持雪相法师特意撰文，其中提到，“所谓供奉战犯的牌位，根本不是什么长生牌位，而是超度孤魂野鬼的超度牌位。”
而这种超度牌位，是对公众开放的，在各个寺庙都很常见，也是寺庙收入的一部分。
寺庙牌位有两种，一种是红色的延生牌位，也叫祈福、长生牌位，这是为在世的活人立的，可以增福增寿，一般是立给恩人的。
另一种是黄色的往生牌位，也叫超度牌位，这是立给过世的亡灵的，可以立给父母师长，也可以立给冤亲债主，有恩于自己或伤害过自己的人。
我们不清楚立这个牌位的“吴啊萍”究竟是出于何种动机，是要消除这些战犯的业障，还是要把战犯当成亲人，这个需要找到本人才知道。
但不管这个“吴啊萍”是出于何种动机，这都是个人的，而不是寺院的。
到了寺院，不管是妖魔鬼怪，还是善男信女，都是要跪伏佛法的。在西游记中，各位菩萨收服的妖怪不少吧？
其次，佛法是普度的，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
佛教讲究普度众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管你是好人坏人，是贪官清官，到了佛教这里，都不会将你拒之门外的，但前提是，要弃恶扬善，放下欲望。
不过，这并不代表做的好事、坏事就会一笔勾销。
佛教讲究因果报应、六道轮回，六道中，天道、人道、阿修罗道，这三道被称为三善道；畜生、饿鬼、地狱，这三道被称为三恶道。
其实，不管这些战犯有没有在往生牌位上，他们必然是从饿鬼道堕入地狱道。
即便跪倒在佛祖面前，也无法消除那些恶业。
第三，佛教是爱国的，也是反战的。
拿传真法师出家的栖霞寺来说，就有一段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
在1937年日军侵入南京后，寂然法师等一种僧人自发组织起来，创办佛教难民收容所，先后援助和安置难民24000多人，许多僧人因此惨死。
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寂然法师等僧人仍然一边援助伤病难民，一边设法保护抗日军人，掩护他们安全过江，又冒着生命危险把记录着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证的胶片送出南京。
这一故事在2005年被搬上荧屏，影片名为《栖霞寺1937》。
而玄奘寺的主持传真法师既是编剧，又是制片人，为了拍摄这部电影，他还成立了南京三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到了2017年，该公司又出品了电影《三藏塔1942》。
影片讲述的是1942年初冬，日军在雨花台大报恩寺三藏塔遗址挖到一石函，函内供奉有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并记载了唐代高僧玄奘顶骨舍利来南京安葬的经过。
日军想占为己有，运回国内，但在一众僧人、学生的抗议下，归还了一部分。
1943年，为供奉这部分失而复得的玄奘大师顶骨舍利，在小九华山上建成了三藏塔。
2003年，在三藏塔基础上又建成了南京玄奘寺，传真法师便从栖霞寺监院转任南京玄奘寺主持。
我们想想，这样一个有爱国传统的寺庙，拍过两部抗战影片的传真法师，怎么可能供奉战犯牌位？
别说供奉，超度都不可能。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玄奘寺和传真法师对这件事不知情。
像田中军吉、谷寿夫、松井石根、野田毅这些名字，知名度不如东条英机、冈村宁次、山本五十六，可能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很陌生，尽管他们的罪行却广为人知，野田毅是杀人比赛的战犯，田中军吉屠杀了300多中国军民，松井石根、谷寿夫是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指挥官。
除了松井石根是在东京执行了绞刑，其余三位战犯都被押到南京雨花台枪决。
这些名字传真法师可能知道，但是管理牌位的小和尚未必清楚。
有没有这种可能，是有人想借牌位管理的漏洞，毁掉有抗战美名的玄奘寺和传播抗战事迹的传真法师？
如果在事实未清前就换掉传真法师，是不是正中了圈套？
第四，传真法师太爱说话，朋友圈过于复杂。
南方周末2015年曾有过一篇报道，《方丈的官员朋友圈》。
传真法师在其中讲述了和多位领导官员的交往故事，其中既有知名落马官员原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原南京市长季建业，也有不具名的国家领导人，这些细节只有传真法师在内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
这些事情曝光后，这些人的子女、下属会不会记恨传真法师呢？
何况，早在2015年，他的微信朋友圈就有六万人，聊天群四百个，和他交往的官员会不会担心自己的事情也被他说出去呢？
而且，传真法师还是南京市政协委员、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曾因要竞选南京市宗教局副局长引发轩然大波。
他名下还有六家公司，不管这些公司是不是为弘扬佛法服务，此刻也都成了他的原罪。
传真法师曾表示他出家前的理想是做一名记者，出家之后还以敢于说话而闻名，还是第一位亲身参与拍摄电影的佛教僧人，第一位敢于公开竞选宗教局副局长的僧人。
所谓“人红是非多”，分析下来，传真法师潜在的敌人实在太多。
他有考虑欠周的地方，比如，将和官员的交往轶事公之于众，要知道，僧人应该像心理咨询师而非记者，要为客户保密的，他也有敢为人先的地方，拍摄抗战电影、竞选宗教局长。
但从公众角度、从佛教角度来讲，这样的僧人是值得敬重的，这样的法师也是应该保护的。
所谓南京玄奘寺供奉战犯牌位，要么是一场针对个人的阴谋，要么是一场变态者的闹剧。所谓民族情绪、民族感情，都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
但好处在于，这件事也让我们更了解那段历史，更了解佛法真义，更了解这位法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