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读了罗帅宇父亲和家属所发对湖南“联合调查组”通报的反驳。客观说，在如今的互联网上，失去孩子的父亲与官方调查组如果发生冲突并辩论，家属一方是比较容易获得更多同情的。互联网天然对弱势一方更共情，更愿意倾听，这是社会正义追求平衡的一种方式。
但是，我要客观谈自己的感受：我依然觉得湖南联合调查组的通报更加可信，而且湖南联合调查组不能被认为是“自己查自己”。联合调查组由多方人员组成，虽然他们中可能包括中南大学和湖南卫健委，但结论必须联合做出，而且湖南省在用整个政府的权威为该结论背书，这个级别已经是非常高的，一般的疑案也就能到达这种水平。
家属和一些支持者提出要“由国家卫健委、国家监察委、公安部组成独立联合调查组介入全面彻查”。我个人认为家属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社会不应该支持家属这样提要求。由全国最高资源调查一个说不上非常复杂的事件，大家设想看，如果每出一个案件，家属就要求达到国家监察委、公安部和国家卫健委这样联合调查组级别的介入，我们社会承受得起这样的成本吗？湖南省6500多万人口，这在世界上属于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这个大省动用最大资源处理一个争议事件，这个态度已经是非常认真的。
我觉得罗父和家属的反驳信中，有一些比较情绪化的地方，而那样的地方往往不够严谨。我只举一个例子，反驳信中有一段话说：“3名室友三天都不在宿舍，合理吗？那么三名室友三天当时都去了哪里呢？都住在哪里呢？都不睡觉吗？”
请注意，通报说的是罗帅宇从5月6日下午进入宿舍后，直到5月8日事发前，未离开，然后说的是 “3名室友在罗某宇坠楼时段均未在该小区内”，说的不是3天时间里都不在小区内。所以家属的追问并不合理，但是很多人可能不会细看到这种程度，很可能被家属的几个情绪化问号带节奏。
中国是个超级人口大国，现在对成为互联网热点事件的调查和通报已经提级了。我认为，这是互联网时代政府走群众路线的一种方式，应当鼓励。比如，罗帅宇事件在前互联网时代大概率形不成湖南省联合调查组的处理级别。但是提级调查也不应随便使用，更不应轻易要求国家搞最高级别的联合调查组。当事人家属有这种愿望可以理解，但国家不太可能轻易做出响应。家属并不对国家实施最高级别调查所花费的各种成本负责，那么我认为，他们应该在动员舆论向政府施加压力方面做出必要的克制。
客观说，在互联网上如果使劲争吵，就相当于在一个众声喧哗的广场上争吵。人们在广场上很难进行充分理性的思考，情绪更能主导广场的氛围。所以说，如果争吵细节，它会无穷无尽，而且情况很容易是对某一方的说法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其实，这几年互联网上出现过几起对自杀事件的反复追问，那些质疑融入了人们对基层各种不公正现象的联想和反感，因此形成的情绪规模很大，但是最终官方调查的结果往往证明，那些最极端的质疑存在较大偏差。经验是，当质疑发酵成“广场”级别的激烈情绪时，至少一定程度的偏差很难避免。
我们还是应当对各地的联合调查组结论保持基本信任感，否则，我们真的要陷入广场上永无休止的争吵了，你提一个问题，我做回答，然后你在我的提问中再寻找新的质疑点，越回答疑问越多，越争论情绪越激烈。
我希望，互联网还是要保持终极理性。我们要相信，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一个省就焦点事件组织联合调查组时，他们受到党纪国法和众目睽睽等各种压力的规约，他们既缺少造假的集体动机，也基本没有那样做的现实空间。造一个假通报出来，他们图的是什么？如果换成你和我进入那个联合调查组，组长要求我们造假，我们会同意吗？而且拖家带口的我们敢同意并且配合那样作孽吗？
反正老胡是决不会，也决不敢参与那样造假的。
仔细读了罗帅宇父亲和家属所发对湖南“联合调查组”通报的反驳。客观说，在如今的互联网上，失去孩子的父亲与官方调查组如果发生冲突并辩论，家属一方是比较容易获得更多同情的。互联网天然对弱势一方更共情，更愿意倾听，这是社会正义追求平衡的一种方式。
但是，我要客观谈自己的感受：我依然觉得湖南联合调查组的通报更加可信，而且湖南联合调查组不能被认为是“自己查自己”。联合调查组由多方人员组成，虽然他们中可能包括中南大学和湖南卫健委，但结论必须联合做出，而且湖南省在用整个政府的权威为该结论背书，这个级别已经是非常高的，一般的疑案也就能到达这种水平。
家属和一些支持者提出要“由国家卫健委、国家监察委、公安部组成独立联合调查组介入全面彻查”。我个人认为家属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社会不应该支持家属这样提要求。由全国最高资源调查一个说不上非常复杂的事件，大家设想看，如果每出一个案件，家属就要求达到国家监察委、公安部和国家卫健委这样联合调查组级别的介入，我们社会承受得起这样的成本吗？湖南省6500多万人口，这在世界上属于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这个大省动用最大资源处理一个争议事件，这个态度已经是非常认真的。
我觉得罗父和家属的反驳信中，有一些比较情绪化的地方，而那样的地方往往不够严谨。我只举一个例子，反驳信中有一段话说：“3名室友三天都不在宿舍，合理吗？那么三名室友三天当时都去了哪里呢？都住在哪里呢？都不睡觉吗？”
请注意，通报说的是罗帅宇从5月6日下午进入宿舍后，直到5月8日事发前，未离开，然后说的是 “3名室友在罗某宇坠楼时段均未在该小区内”，说的不是3天时间里都不在小区内。所以家属的追问并不合理，但是很多人可能不会细看到这种程度，很可能被家属的几个情绪化问号带节奏。
中国是个超级人口大国，现在对成为互联网热点事件的调查和通报已经提级了。我认为，这是互联网时代政府走群众路线的一种方式，应当鼓励。比如，罗帅宇事件在前互联网时代大概率形不成湖南省联合调查组的处理级别。但是提级调查也不应随便使用，更不应轻易要求国家搞最高级别的联合调查组。当事人家属有这种愿望可以理解，但国家不太可能轻易做出响应。家属并不对国家实施最高级别调查所花费的各种成本负责，那么我认为，他们应该在动员舆论向政府施加压力方面做出必要的克制。
客观说，在互联网上如果使劲争吵，就相当于在一个众声喧哗的广场上争吵。人们在广场上很难进行充分理性的思考，情绪更能主导广场的氛围。所以说，如果争吵细节，它会无穷无尽，而且情况很容易是对某一方的说法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其实，这几年互联网上出现过几起对自杀事件的反复追问，那些质疑融入了人们对基层各种不公正现象的联想和反感，因此形成的情绪规模很大，但是最终官方调查的结果往往证明，那些最极端的质疑存在较大偏差。经验是，当质疑发酵成“广场”级别的激烈情绪时，至少一定程度的偏差很难避免。
我们还是应当对各地的联合调查组结论保持基本信任感，否则，我们真的要陷入广场上永无休止的争吵了，你提一个问题，我做回答，然后你在我的提问中再寻找新的质疑点，越回答疑问越多，越争论情绪越激烈。
我希望，互联网还是要保持终极理性。我们要相信，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一个省就焦点事件组织联合调查组时，他们受到党纪国法和众目睽睽等各种压力的规约，他们既缺少造假的集体动机，也基本没有那样做的现实空间。造一个假通报出来，他们图的是什么？如果换成你和我进入那个联合调查组，组长要求我们造假，我们会同意吗？而且拖家带口的我们敢同意并且配合那样作孽吗？
反正老胡是决不会，也决不敢参与那样造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