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5月10日，李克强在人大闭幕式上举手投票选举新的中共共青团领导人。他在当年获选为共青团第一书记。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人大代表不投反对和弃权票是自愿还是不敢？》正文的第一句就是“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进入‘选’”程序之后，习近平不出预料地被宣布‘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之所以说是“不出预料”，是因为同样的“零反对”已经在五年前发生过了。
自习近平中共党魁的第二任开始之前，他即从二零一七年初开始接连是“全票当选”了十九大代表、十九届中央委员和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然后又是“全票当选”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票当选”了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
不过，如今这一次的“零反对”更恶劣，正如矢板明夫日前在脸书贴文指出，习近平这一次是破坏了“只能连任国家主席一次”的党内规矩、强行修改了宪法以后，才谋得连任。要知道，五年前的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虽然也是“零反对“，但在通过以将"坚持共产党领导"写入宪法正文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核心内容的习式宪法修正案时，毕竟还是出现了两张反对票和三张弃权票。在不是”零反对”的前提下，中共官方报道当然不会对外宣布非赞成票的具体数字，但好在在场的外媒或者港台记者还是被允许把会场上的选票统计结果招牌拍照并对外发布的。
矢板明夫先生认为， 习近平在人事任命上，只提拔自己的亲信。只要不是自己派系的，统统打入冷宫。在国家治理方面，也是乏善可陈。强制淸零政策严重破坏了老百姓的生活，再加上外交上四面树敌，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变成了过街老鼠。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对习近平有不满很正常。如果说2952名人大代表都打从心里支持习近平连任，是难以让人相信的。很多代表是出于内心的恐惧不得不投下赞成票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谁敢投弃权票，一定会被查出，到时候等着他的就是家破人亡的下场。
笔者没有具体的证据证明五年前用反对票或者弃权票对习近平的“修宪”表达不满的那几个人大代表已经遭到习近平的政治整肃，但正应了那句“要想人莫知，除非已莫为”的那句老话，相信每一个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心里都十分明白所谓的“无记名”投票，也就是不在自己填写过的那张选票上署上自己的名字，根本不可能保证当局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的人。
矢板明夫先生还在他的脸书贴文里说：三月十日的“选举”结果，表面上看来是习近平一统江湖、党内已经没有任何挑战者和反对者了，但实际上，只是把矛盾内部化、深层化了。二十年前的第十届人大会议上，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时，曾出现98张反对票、122张弃权票。那一次投票，和昨天的结果比起来，要“正常”得多。
确实，当时江泽民在连任两届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届满的前提下，仍要谋求继任国家军委主席，因此而获得的反对和弃权票数就比他此前五年连任第二届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时所获得的反对和弃权票数要高。
二十年前的三月十九日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曾刊登林保华先生的文章《两会选举：江泽民成了丑角和票房毒药》。这里的“两会”指的是二十年前的三月份召开的中共第十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
该文章说：“主席”的选举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选国家主席、副主席，胡锦涛在2944张投票数中，获2937票赞成，4张反对票，3张票弃权，得票率达99.8％，超过江泽民两任国家主席的得票率。被视为江泽民心腹的曾庆红，在国家副主席选举中，获2578赞成票，177票反对，190票弃权，得票率87%，比当年李鹏出任委员长的得票率还要少。第二阶段是选举国家军委主席，2946 人领取选票，江泽民得票数 2726 张，反对票98，弃权票122，得票之低出乎观察家的意外。
在另选中，有2票选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1票则要他降级担任副主席，会场上立刻传出窃笑声。但是选胡锦涛担任军委主席的有36人，大大打破以往另选人的得票数，说明对江泽民抢走胡锦涛的军委主席职务，有相当的反对意见，如果允许“非组织活动”，江泽民可能落选……
其实，除了如上林保华先生所说的那一次，事实上，中共政权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在人大和党代会上实行了无记名投票形式之后，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的“零反对”只是从五年前的习近平开始的。在他之前的胡锦涛，以及在胡锦涛之前的江泽民、赵紫阳、胡耀邦，以及与他们同时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好，国家层面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及国务院的一把手也好，均都在全国党代会和全国人大的选举过程中获得过或多或少的反对或者弃权票。
即使是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份召开的十三大开始实行了无记名投票形式以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但从那一届及此后的历届党代会的投票过程因为是高度对外保密，所以我们只能从中共对外报道大会选举结果的回避态度，判断出无论是当年的胡耀邦、赵紫阳，还是日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都不是像中共十九大及二十大的习近平一样，“全票当选”。
笔者粗略查对了一下，在习近平被宣布“全票当选”十九大代表的二零一七年之前，在中共官方媒体中出现的“全票当选”字样，是十八大召开之前在报道中央领导人当选十八大代表的相关新闻中，说的是二零一二年六月份，中央直属机关票选十八大代表，在中直机关选出的一百零八名代表中，令计划全票当选。
另外，在当时的那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胡锦涛和周永康分别在江苏和新疆“全票当选”十八大代表、而相关报道中的温家宝在天津当选、李长春在四川当选、习近平在上海当选以及李克强在山东当选的新闻内容中，均未强调得票情况，仅用“当选”二字说明之。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中共政权治下的中国大陆的政治“小阳春”时代。但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导致了江泽民主导的对全党全国的政治大清查之后，无论是中共党代会的代表还是全国人大的代表及全国政协的委员们，在行使他们的投票和选举权时，政治顾忌也比三十年多年后的今天小得多。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乔石以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被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出任该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日参加投票的代表数为二千九百二十一名,有效票为二千九百十一八票,乔石得票数为二千八百五十票,距满票差六十八票。次日下午,在投票决定国务院总理人选时,唯一候选人李鹏得反对票和弃权票共计三百三十张。另外，投票反对李铁映出任国务委员的人数达七百二十二人,加上弃权票达八百五十九张。
当时这一事件经过被在现场采访的香港媒体报道之后，此前八九“六四”镇压亡命海外,长期从事中国大陆宪政改革研究的严家其先生曾非常乐观地认为:八届人大选举过程中李鹏大量丢失选票的事实已经证明,“在现有体制下,全国人大有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中共的‘橡皮图章’成为真正的‘议会’”。
严家其先生当时认为:为了使全国人大真正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符合现行宪法的前提下可以作以下几个步骤的改革:
第一步,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功能……。
第二步,改革提名制度。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院长由全国人大选举生产,总理由国家主席提名,全国人大决定任命,但宪法未规定具体制度。每一次全国人大都有权来决定这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在八届人大上,国家最高领导人“实行等额选举”,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实行“差额选举”,差额为七人,就是这次人大自己决定的办法。以后的全国人大当然也可以通过新的“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例如,把差额选举范围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到“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等。提名程序也可以公开化、制度化,如规定若干名全国人大代表可联合提出国家领导人的候选人。
严家其先生的设想还有第三步、第四步。而当时从乔石接掌全国人大之后的某些作为来看,严家其先生设想的第一步“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功能”,似乎同乔石不谋而合。而严先生设想的第二步中的关键内容,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一项,当时已经在基层开始试点，甚至已经在乔石的家乡浙江省人大选举中得到落实。
自三十年前的一九九三年一月之后,中国大陆省级领导班子换届过程中,接连过出现数次由省人大代表以票决方式否定中央组织部“建议”人选的“失控”现象,始作俑者便是乔石家乡浙江省的人大代表们。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旬,中共浙江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在杭州开幕。在此之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已经按照惯例派出数名官员前往坐镇,自然也带去了由中组部排定,并由中央政治局同意的一份省人大、省政府及省政协“‘建议’候选人名单”。同样按照惯例,这份名单同中共中央组织部提供给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领导换届名单一样,是早在一九九二年决定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选时就已经钦定好的。所以,当时给浙江省的名单上确定的正省长候选人葛洪升自然是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
按照当时中共中央钦定的浙江省政府换届“候选人名单”,正省长是等额选举,即只提出一名候选人,而副省长则是差额选举,即候选人比应选出副省长人数多两名。但在正式选举开始后,突然有十名代表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候选人名额一般应多于应选人名额。所以,应该增加正省长的候选人名额。接着,这十名代表即将副省长候选人中的万学远推出作省长候选人。
据介绍,这位万学远本是上海的青年团干部出身,一九八八年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本来也是中组部准备重用的干部人选之一。但是,由于本人能力实在有限,所以自他当了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后,虽然已经先后有四个副市长因调任或因病免职,可官运仍然还没有轮到他头上。一九九二年八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突然通知万氏出任浙江省副省长,他立刻明白这实际上是让他去充当中共标榜“社会主义民主”的替死鬼。
原来,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每次安排省级领导换届选举候选人名单前,都要玩这样一套把戏,即把一两名本来无意提拔的干部突然提升,然后把他们安排进差额选举的副省级候选人名单中,为中组部希望当选的其他人垫底。
万学远既然心里明白这套把戏,所以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乖乖地接受了调令,到了浙江后,根本就没有正式上任,只是静等着省人大召开大会时让人大代表们把他当猴耍。而当时的浙江省人大代表们为了发泄对中共高层历来对地方人事安排,从来不尊重地方人大的强烈不满,所以很可能是明明知道中共高层本来连万学远当选副省长都不情愿,所以就故意投他当正省长的票。选票统计下来后,万学远得票数竟比葛洪升高出近三分之一。
据报道,选举结果统计出来后,中共浙江省委一时傻眼,紧急电告中共高层,得到中南海的认可之后,才下令将选举结果向已经等得心焦的全体代表公布。结果,代表们热烈的掌声把万学远吓得喏喏连声,不知该做何反应是好。
这是中共政权自一九四九年建政之后，第一次发生由中央“建议”的省长候选人落选，同时由人大代表自发动议提名的候选人当选事件。在当时的中共政坛引起很大的震动。详细的经过及后续的故事，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
1993年5月10日，李克强在人大闭幕式上举手投票选举新的中共共青团领导人。他在当年获选为共青团第一书记。
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人大代表不投反对和弃权票是自愿还是不敢？》正文的第一句就是“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进入‘选’”程序之后，习近平不出预料地被宣布‘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之所以说是“不出预料”，是因为同样的“零反对”已经在五年前发生过了。
自习近平中共党魁的第二任开始之前，他即从二零一七年初开始接连是“全票当选”了十九大代表、十九届中央委员和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以及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然后又是“全票当选”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票当选”了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
不过，如今这一次的“零反对”更恶劣，正如矢板明夫日前在脸书贴文指出，习近平这一次是破坏了“只能连任国家主席一次”的党内规矩、强行修改了宪法以后，才谋得连任。要知道，五年前的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虽然也是“零反对“，但在通过以将"坚持共产党领导"写入宪法正文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核心内容的习式宪法修正案时，毕竟还是出现了两张反对票和三张弃权票。在不是”零反对”的前提下，中共官方报道当然不会对外宣布非赞成票的具体数字，但好在在场的外媒或者港台记者还是被允许把会场上的选票统计结果招牌拍照并对外发布的。
矢板明夫先生认为， 习近平在人事任命上，只提拔自己的亲信。只要不是自己派系的，统统打入冷宫。在国家治理方面，也是乏善可陈。强制淸零政策严重破坏了老百姓的生活，再加上外交上四面树敌，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变成了过街老鼠。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对习近平有不满很正常。如果说2952名人大代表都打从心里支持习近平连任，是难以让人相信的。很多代表是出于内心的恐惧不得不投下赞成票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谁敢投弃权票，一定会被查出，到时候等着他的就是家破人亡的下场。
笔者没有具体的证据证明五年前用反对票或者弃权票对习近平的“修宪”表达不满的那几个人大代表已经遭到习近平的政治整肃，但正应了那句“要想人莫知，除非已莫为”的那句老话，相信每一个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心里都十分明白所谓的“无记名”投票，也就是不在自己填写过的那张选票上署上自己的名字，根本不可能保证当局不知道自己就是那个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的人。
矢板明夫先生还在他的脸书贴文里说：三月十日的“选举”结果，表面上看来是习近平一统江湖、党内已经没有任何挑战者和反对者了，但实际上，只是把矛盾内部化、深层化了。二十年前的第十届人大会议上，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时，曾出现98张反对票、122张弃权票。那一次投票，和昨天的结果比起来，要“正常”得多。
确实，当时江泽民在连任两届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届满的前提下，仍要谋求继任国家军委主席，因此而获得的反对和弃权票数就比他此前五年连任第二届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时所获得的反对和弃权票数要高。
二十年前的三月十九日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曾刊登林保华先生的文章《两会选举：江泽民成了丑角和票房毒药》。这里的“两会”指的是二十年前的三月份召开的中共第十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
该文章说：“主席”的选举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选国家主席、副主席，胡锦涛在2944张投票数中，获2937票赞成，4张反对票，3张票弃权，得票率达99.8％，超过江泽民两任国家主席的得票率。被视为江泽民心腹的曾庆红，在国家副主席选举中，获2578赞成票，177票反对，190票弃权，得票率87%，比当年李鹏出任委员长的得票率还要少。第二阶段是选举国家军委主席，2946 人领取选票，江泽民得票数 2726 张，反对票98，弃权票122，得票之低出乎观察家的意外。
在另选中，有2票选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1票则要他降级担任副主席，会场上立刻传出窃笑声。但是选胡锦涛担任军委主席的有36人，大大打破以往另选人的得票数，说明对江泽民抢走胡锦涛的军委主席职务，有相当的反对意见，如果允许“非组织活动”，江泽民可能落选……
其实，除了如上林保华先生所说的那一次，事实上，中共政权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先后在人大和党代会上实行了无记名投票形式之后，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层面的“零反对”只是从五年前的习近平开始的。在他之前的胡锦涛，以及在胡锦涛之前的江泽民、赵紫阳、胡耀邦，以及与他们同时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好，国家层面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及国务院的一把手也好，均都在全国党代会和全国人大的选举过程中获得过或多或少的反对或者弃权票。
即使是从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份召开的十三大开始实行了无记名投票形式以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但从那一届及此后的历届党代会的投票过程因为是高度对外保密，所以我们只能从中共对外报道大会选举结果的回避态度，判断出无论是当年的胡耀邦、赵紫阳，还是日后的江泽民和胡锦涛，都不是像中共十九大及二十大的习近平一样，“全票当选”。
笔者粗略查对了一下，在习近平被宣布“全票当选”十九大代表的二零一七年之前，在中共官方媒体中出现的“全票当选”字样，是十八大召开之前在报道中央领导人当选十八大代表的相关新闻中，说的是二零一二年六月份，中央直属机关票选十八大代表，在中直机关选出的一百零八名代表中，令计划全票当选。
另外，在当时的那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胡锦涛和周永康分别在江苏和新疆“全票当选”十八大代表、而相关报道中的温家宝在天津当选、李长春在四川当选、习近平在上海当选以及李克强在山东当选的新闻内容中，均未强调得票情况，仅用“当选”二字说明之。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是中共政权治下的中国大陆的政治“小阳春”时代。但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镇压导致了江泽民主导的对全党全国的政治大清查之后，无论是中共党代会的代表还是全国人大的代表及全国政协的委员们，在行使他们的投票和选举权时，政治顾忌也比三十年多年后的今天小得多。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乔石以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被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出任该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日参加投票的代表数为二千九百二十一名,有效票为二千九百十一八票,乔石得票数为二千八百五十票,距满票差六十八票。次日下午,在投票决定国务院总理人选时,唯一候选人李鹏得反对票和弃权票共计三百三十张。另外，投票反对李铁映出任国务委员的人数达七百二十二人,加上弃权票达八百五十九张。
当时这一事件经过被在现场采访的香港媒体报道之后，此前八九“六四”镇压亡命海外,长期从事中国大陆宪政改革研究的严家其先生曾非常乐观地认为:八届人大选举过程中李鹏大量丢失选票的事实已经证明,“在现有体制下,全国人大有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中共的‘橡皮图章’成为真正的‘议会’”。
严家其先生当时认为:为了使全国人大真正成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符合现行宪法的前提下可以作以下几个步骤的改革:
第一步,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功能……。
第二步,改革提名制度。宪法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院院长由全国人大选举生产,总理由国家主席提名,全国人大决定任命,但宪法未规定具体制度。每一次全国人大都有权来决定这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在八届人大上,国家最高领导人“实行等额选举”,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实行“差额选举”,差额为七人,就是这次人大自己决定的办法。以后的全国人大当然也可以通过新的“选举和决定任命办法”,例如,把差额选举范围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到“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等。提名程序也可以公开化、制度化,如规定若干名全国人大代表可联合提出国家领导人的候选人。
严家其先生的设想还有第三步、第四步。而当时从乔石接掌全国人大之后的某些作为来看,严家其先生设想的第一步“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功能”,似乎同乔石不谋而合。而严先生设想的第二步中的关键内容,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一项,当时已经在基层开始试点，甚至已经在乔石的家乡浙江省人大选举中得到落实。
自三十年前的一九九三年一月之后,中国大陆省级领导班子换届过程中,接连过出现数次由省人大代表以票决方式否定中央组织部“建议”人选的“失控”现象,始作俑者便是乔石家乡浙江省的人大代表们。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旬,中共浙江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在杭州开幕。在此之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已经按照惯例派出数名官员前往坐镇,自然也带去了由中组部排定,并由中央政治局同意的一份省人大、省政府及省政协“‘建议’候选人名单”。同样按照惯例,这份名单同中共中央组织部提供给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领导换届名单一样,是早在一九九二年决定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人选时就已经钦定好的。所以,当时给浙江省的名单上确定的正省长候选人葛洪升自然是中共十四届中央委员。
按照当时中共中央钦定的浙江省政府换届“候选人名单”,正省长是等额选举,即只提出一名候选人,而副省长则是差额选举,即候选人比应选出副省长人数多两名。但在正式选举开始后,突然有十名代表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候选人名额一般应多于应选人名额。所以,应该增加正省长的候选人名额。接着,这十名代表即将副省长候选人中的万学远推出作省长候选人。
据介绍,这位万学远本是上海的青年团干部出身,一九八八年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本来也是中组部准备重用的干部人选之一。但是,由于本人能力实在有限,所以自他当了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后,虽然已经先后有四个副市长因调任或因病免职,可官运仍然还没有轮到他头上。一九九二年八月,中共中央组织部突然通知万氏出任浙江省副省长,他立刻明白这实际上是让他去充当中共标榜“社会主义民主”的替死鬼。
原来,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每次安排省级领导换届选举候选人名单前,都要玩这样一套把戏,即把一两名本来无意提拔的干部突然提升,然后把他们安排进差额选举的副省级候选人名单中,为中组部希望当选的其他人垫底。
万学远既然心里明白这套把戏,所以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乖乖地接受了调令,到了浙江后,根本就没有正式上任,只是静等着省人大召开大会时让人大代表们把他当猴耍。而当时的浙江省人大代表们为了发泄对中共高层历来对地方人事安排,从来不尊重地方人大的强烈不满,所以很可能是明明知道中共高层本来连万学远当选副省长都不情愿,所以就故意投他当正省长的票。选票统计下来后,万学远得票数竟比葛洪升高出近三分之一。
据报道,选举结果统计出来后,中共浙江省委一时傻眼,紧急电告中共高层,得到中南海的认可之后,才下令将选举结果向已经等得心焦的全体代表公布。结果,代表们热烈的掌声把万学远吓得喏喏连声,不知该做何反应是好。
这是中共政权自一九四九年建政之后，第一次发生由中央“建议”的省长候选人落选，同时由人大代表自发动议提名的候选人当选事件。在当时的中共政坛引起很大的震动。详细的经过及后续的故事，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