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嘉诚、何鸿燊、谢国民、林梧桐、陈永栽等香港、东南亚商业巨贾，人民总是充满崇拜质感，并称其为财富的“教父”，但是，他们的致富之道也许并没有这么光彩。《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一书便披露了他们“肮脏”的发家史和财富秘密，该书作者为乔.史塔威尔。
“香江第一健笔”林行止撰写评论称，本书不少内容，有待“教父”们自行澄清。
一、“白手起家”的真相
“华裔大亨多为白手起家”，这是一个谎言。真正白手起家者，最多只占其中五分之一。而多数大亨，均在某种程度上靠祖荫或父荫起家。该地区真正发达起来的商人，多为第二代而非第一代。
这些富豪要么本来就家庭出身优越，要么是做了优越家庭的女婿。当然这些富豪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财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这种努力主要是体现在，利用已有的财富做资本，进行政治寻租。
李嘉诚总是说自己小时候如何穷，怎么没机会读书，实际上，在他为富有的舅舅工作之前，他读过几年书，然后娶了表妹。他开始的生意得到丈人的经济支持。毫无疑问，李是一名商业天才，但他的天才在于他搞关系、做交易的能力。而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他并没有体现出多少投资、管理的能力。
史塔威尔指出，“教父”们最热衷标榜的“出身草根，童年过非人穷困日子”，说法太夸张、失实;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王教授为研究华侨社会权威，这句话揭穿了众多豪富为彰显自我奋斗，成功编造“感人故事”故意贬低出身不尽不实的说法。
史塔威尔还曾以此事质疑“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李爵士冲口而出，说白手兴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东，便是从无到有的典型巨贾。史塔威尔不以为然，他指出邵爵士为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霍英东确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获英国政府奖学金入名校(皇仁书院，因“二战”而辍学)就读——在殖民时代，入读名校学得英语，等于跳出草根阶层、迈出事业成功第一步!显而易见，在政权易手之际，南来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还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优势。
二、行垄断之实，不从事出口业
史塔威尔指出，亚洲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第一是他们大都不是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卡特尔，进而财源广进。
人们常有的一个错觉，以为香港是一个完全自由化的经济体(弗里德曼认为它是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区)。实际上，香港的对外经济(贸易)确实是最自由，但它的内部经济，却一点不自由，地产、公用事业、零售等各行各业都被寡头所垄断。为了阻击零售业的竞争，李嘉诚不让家乐福的运货车进入长江实业拥有的物业地区，打断水电供应。
如果扣除李嘉诚在垄断性资产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后，即使加上他售“橙”中获得的巨额收益，他在开放市场上的投资收益，并不比被动投资的收益高。(有意思的是，就像热衷“庄股”的内地股民一样，被李一次次玩弄的香港股民，始终对“超人概念”乐此不疲。)
三、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
有迹象显示，东南亚富豪们的财富地位，和他们的“去中国化”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与当地文化融合越深，地位越高。
当然，更准确地讲，他们的财富地位，与他们的“文化本质”并无太大关系，而是取决于他们的适应变化的能力。无论是早期的殖民统治者，后来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日本占领军，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够根据政治统治者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随着港澳回归，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强盛，越来越多的富豪成了“爱国人士”。
何赌王以二战时与日本人做贸易起家，现在则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一些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尽力要向国人体现自己“华人性”的富豪，实际上华语能力已经很糟糕。
四、选择性节俭
作者所提到的富豪们所极力要显示的“节俭”“勤奋”，也令人喟叹。全世界都知道李嘉诚戴西铁城手表，或者某富豪飞机只坐经济舱，等等。但同样是这些节俭的富豪，却拥有众多的豪宅、劳斯莱斯和女人。
“教父”们的节俭被称作“选择性节俭”，他们中不少仍住在数十年前购下的古旧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节俭的身教示之儿孙，洋记者忽略的还有不愿舍弃“发财宝地”的风水问题);有人买下大屋后拆建为数间较小的物业，然后把它们卖出或分租，保留一间“赚回来的”自住。他们中很多人支取比扫地杂工还低的工资，以示不计较收入“无偿为股东服务”。为此，史塔威尔指出香港有薪俸税而无股息税，揭穿了“低薪之谜”。在收股息方面，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虽从高位略为回落，然而，其“香港首富”地位应该保持，这二十年来，他仅从恒基地产收取的免税股息便可能高达三亿美元，唯数十亿港元在千多亿的身家中，小数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国拥有超过三万个物业单位，这些年来美国楼价翻数番，加上私人投资基金，他的个人财富真的不可估量!
这些富豪经常称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但不要忘记，他们所说的工作可不是一般企业主所说的研究客户需求，开发新的产品，监督生产流程，而是指使下属，陪重要人物吃饭，打高尔夫球，和其他的娱乐节目。
五、官商一体
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巨富，官商一体(不只勾结这么简单)及裙带关系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项背，他们中不少行为真的有点像Mario Puzo笔下(也是后来的同名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头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苏哈托的次子汤米，其行径与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无异。
他于2000年(其父于1998年下台)因受贿、盗窃国家财产(欠印尼央行十余亿美元)及非法侵占国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个月徒刑，在狱中指挥“门客”，成功暗杀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无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开路捣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杂志Tempo并殴伤多名记者(此事闹上国际法庭，却因没有人敢做目击证人而不了了之)。汤米其后“上诉得直”，已于2006年10月“有条件”获释……把其他纯商业大亨和这类借父荫强取豪夺的流氓型人物并列，不加引号是不合理的。
不过，在中国，“关系”会变得很复杂。即使你搞定了表面上的决策人，但一个小小科员的作梗，都可能让你面临麻烦。
作者举的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在苏州搞的新城。尽管李光耀是关系高手，搞定了中央政府，但苏州当地政府的不同意见，导致计划的失败。真正的关系王国就是东南亚：如果你搞定了当权者，就可以把国库当自己的ATM机，直接从中央银行提钱。
六、地域的原罪
虽然人们把新加坡、香港视为发展的模范，但实际上，这两个城市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被腐败、低效的国家所包围，而他们把自己定位为这些国家提供洗钱、走私服务的中心。
新、港两地，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虽然差别很大，但人均GDP却没有大的区别。这意味着，他们的根本优势，还是在于地理位置和市场定位。
为什么一贯强调儒家道德的新加坡会开赌场，据说对卖淫态度也比较宽松：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洗钱中心，是经济罪犯的天堂，许多被印尼所追捕的经济罪犯都生活在此，新加坡的相当大部分金融资产来自印尼富豪。近几年新加坡金融业发展很快的一个原因，在于欧洲的反洗钱法规越来越严，很多不愿见光的资金从瑞士转了过来。
在导致谢国忠从摩根斯坦利辞职的邮件中，他写道：“新加坡一直标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来自为印度尼西亚贪官及商人洗黑钱，现时印度尼西亚已经无黑钱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盖赌场，以便吸引他国的贪污资金。”
而香港的起家源自走私，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
对李嘉诚、何鸿燊、谢国民、林梧桐、陈永栽等香港、东南亚商业巨贾，人民总是充满崇拜质感，并称其为财富的“教父”，但是，他们的致富之道也许并没有这么光彩。《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一书便披露了他们“肮脏”的发家史和财富秘密，该书作者为乔.史塔威尔。
“香江第一健笔”林行止撰写评论称，本书不少内容，有待“教父”们自行澄清。
一、“白手起家”的真相
“华裔大亨多为白手起家”，这是一个谎言。真正白手起家者，最多只占其中五分之一。而多数大亨，均在某种程度上靠祖荫或父荫起家。该地区真正发达起来的商人，多为第二代而非第一代。
这些富豪要么本来就家庭出身优越，要么是做了优越家庭的女婿。当然这些富豪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财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这种努力主要是体现在，利用已有的财富做资本，进行政治寻租。
李嘉诚总是说自己小时候如何穷，怎么没机会读书，实际上，在他为富有的舅舅工作之前，他读过几年书，然后娶了表妹。他开始的生意得到丈人的经济支持。毫无疑问，李是一名商业天才，但他的天才在于他搞关系、做交易的能力。而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他并没有体现出多少投资、管理的能力。
史塔威尔指出，“教父”们最热衷标榜的“出身草根，童年过非人穷困日子”，说法太夸张、失实;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王教授为研究华侨社会权威，这句话揭穿了众多豪富为彰显自我奋斗，成功编造“感人故事”故意贬低出身不尽不实的说法。
史塔威尔还曾以此事质疑“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李爵士冲口而出，说白手兴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东，便是从无到有的典型巨贾。史塔威尔不以为然，他指出邵爵士为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霍英东确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获英国政府奖学金入名校(皇仁书院，因“二战”而辍学)就读——在殖民时代，入读名校学得英语，等于跳出草根阶层、迈出事业成功第一步!显而易见，在政权易手之际，南来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还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优势。
二、行垄断之实，不从事出口业
史塔威尔指出，亚洲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第一是他们大都不是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卡特尔，进而财源广进。
人们常有的一个错觉，以为香港是一个完全自由化的经济体(弗里德曼认为它是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区)。实际上，香港的对外经济(贸易)确实是最自由，但它的内部经济，却一点不自由，地产、公用事业、零售等各行各业都被寡头所垄断。为了阻击零售业的竞争，李嘉诚不让家乐福的运货车进入长江实业拥有的物业地区，打断水电供应。
如果扣除李嘉诚在垄断性资产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后，即使加上他售“橙”中获得的巨额收益，他在开放市场上的投资收益，并不比被动投资的收益高。(有意思的是，就像热衷“庄股”的内地股民一样，被李一次次玩弄的香港股民，始终对“超人概念”乐此不疲。)
三、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
有迹象显示，东南亚富豪们的财富地位，和他们的“去中国化”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与当地文化融合越深，地位越高。
当然，更准确地讲，他们的财富地位，与他们的“文化本质”并无太大关系，而是取决于他们的适应变化的能力。无论是早期的殖民统治者，后来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日本占领军，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够根据政治统治者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随着港澳回归，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强盛，越来越多的富豪成了“爱国人士”。
何赌王以二战时与日本人做贸易起家，现在则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一些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尽力要向国人体现自己“华人性”的富豪，实际上华语能力已经很糟糕。
四、选择性节俭
作者所提到的富豪们所极力要显示的“节俭”“勤奋”，也令人喟叹。全世界都知道李嘉诚戴西铁城手表，或者某富豪飞机只坐经济舱，等等。但同样是这些节俭的富豪，却拥有众多的豪宅、劳斯莱斯和女人。
“教父”们的节俭被称作“选择性节俭”，他们中不少仍住在数十年前购下的古旧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节俭的身教示之儿孙，洋记者忽略的还有不愿舍弃“发财宝地”的风水问题);有人买下大屋后拆建为数间较小的物业，然后把它们卖出或分租，保留一间“赚回来的”自住。他们中很多人支取比扫地杂工还低的工资，以示不计较收入“无偿为股东服务”。为此，史塔威尔指出香港有薪俸税而无股息税，揭穿了“低薪之谜”。在收股息方面，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虽从高位略为回落，然而，其“香港首富”地位应该保持，这二十年来，他仅从恒基地产收取的免税股息便可能高达三亿美元，唯数十亿港元在千多亿的身家中，小数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国拥有超过三万个物业单位，这些年来美国楼价翻数番，加上私人投资基金，他的个人财富真的不可估量!
这些富豪经常称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但不要忘记，他们所说的工作可不是一般企业主所说的研究客户需求，开发新的产品，监督生产流程，而是指使下属，陪重要人物吃饭，打高尔夫球，和其他的娱乐节目。
五、官商一体
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巨富，官商一体(不只勾结这么简单)及裙带关系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项背，他们中不少行为真的有点像Mario Puzo笔下(也是后来的同名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头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苏哈托的次子汤米，其行径与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无异。
他于2000年(其父于1998年下台)因受贿、盗窃国家财产(欠印尼央行十余亿美元)及非法侵占国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个月徒刑，在狱中指挥“门客”，成功暗杀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无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开路捣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杂志Tempo并殴伤多名记者(此事闹上国际法庭，却因没有人敢做目击证人而不了了之)。汤米其后“上诉得直”，已于2006年10月“有条件”获释……把其他纯商业大亨和这类借父荫强取豪夺的流氓型人物并列，不加引号是不合理的。
不过，在中国，“关系”会变得很复杂。即使你搞定了表面上的决策人，但一个小小科员的作梗，都可能让你面临麻烦。
作者举的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在苏州搞的新城。尽管李光耀是关系高手，搞定了中央政府，但苏州当地政府的不同意见，导致计划的失败。真正的关系王国就是东南亚：如果你搞定了当权者，就可以把国库当自己的ATM机，直接从中央银行提钱。
六、地域的原罪
虽然人们把新加坡、香港视为发展的模范，但实际上，这两个城市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被腐败、低效的国家所包围，而他们把自己定位为这些国家提供洗钱、走私服务的中心。
新、港两地，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虽然差别很大，但人均GDP却没有大的区别。这意味着，他们的根本优势，还是在于地理位置和市场定位。
为什么一贯强调儒家道德的新加坡会开赌场，据说对卖淫态度也比较宽松：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洗钱中心，是经济罪犯的天堂，许多被印尼所追捕的经济罪犯都生活在此，新加坡的相当大部分金融资产来自印尼富豪。近几年新加坡金融业发展很快的一个原因，在于欧洲的反洗钱法规越来越严，很多不愿见光的资金从瑞士转了过来。
在导致谢国忠从摩根斯坦利辞职的邮件中，他写道：“新加坡一直标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来自为印度尼西亚贪官及商人洗黑钱，现时印度尼西亚已经无黑钱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盖赌场，以便吸引他国的贪污资金。”
而香港的起家源自走私，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